屈原是战国后期的楚国人，生活于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时代。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被誉为中华民族气节的典型，一直受到后世推崇并为国人景仰，至今流传的端午节就是国人为弘扬其爱国主义精神而设立的。屈原又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大诗人，他一生创作了很多诗赋作品，《汉书•艺文志》称《屈原赋》25篇，《天问》就是其中一篇代表作。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炳正先生在《论屈原》中说：“屈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变法革新的政治家、抗敌救国的外交家、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屈原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而加以纪念，使我们对屈原的研究超出了国界。屈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屈原的一生具有多重形象，现简析如下：

    一  屈原曾是楚怀王的重臣，也是楚国的“大巫”
    在楚怀王当政时期，屈原先后担任过三闾大夫和左徒之职，楚国的左徒乃仅次于令尹（相当于宰相）之要职。屈原任左徒后曾深受楚怀王的信任，《史记•屈原列传》中谓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与宾客，应聘对诸侯，王甚任之”；他还受怀王的委托“造为宪令”，即重新制造有关法治的令典。由此可见，屈原曾是楚怀王的重臣，并一度掌握过楚国的朝政大权，对当时楚国的内政和外交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历代学者对屈原曾为楚怀王“重臣”之说是认同的，后来，闻一多先生又提出这样一个看法，认为屈原系楚怀王手下的“文学弄臣”。多数学者不赞同也讳言“弄臣”之说，认为这种提法不正确，是对屈原形象的贬损；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则借“弄臣”之说来否定屈原，将屈原与上官大夫等人的政治斗争说成是“弄臣”之间的争宠吃醋。其实，所谓“文学弄臣”即“文化伶人”，由于楚国的“伶人”与“巫”是合一的，因此说屈原系“弄臣”即指屈原是“巫”。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古代“巫”的概念。
    在先民时代的部族社会中，普遍存在有一个“巫”的阶层，在先民心目中，“巫”乃是部族里最有学问、最具权威的人。“巫”的主要职能是主管部族的祭祀，故须挑选部族内有思想、有文化的精英人士来担任此职。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人类的第一批知识阶层就是“巫”，先民部族的“巫”乃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批专家学者，因此说屈原是“文学弄臣”或“巫”并无贬损之意。
    春秋战国时的楚国，其文化类型仍与殷商文化类似，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祭祀比战争还要重要，故屈原与商代的伊尹、伊涉、巫咸等“亦官亦巫”者相同，既是朝廷重臣又是主管国家祭祀的“巫”。“巫”有大小之分，楚国的“大巫”乃是国家最高学术权威，被视为“国宝”级人物，楚人王孙圉就曾将“大巫”观射父论为楚国的第一“国宝”（见《国语•王孙圉论楚宝》）。若论屈原的学问和见识，不仅在当时的楚国，就是在战国各国中也是最高的，西汉太史公司马迁曾盛赞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见《史记•屈原列传》），东汉校书郎王逸则赞屈原“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见王逸《楚辞章句》）等。由此可见，屈原绝非普通的“小巫”，而是当时楚国的“大巫”，他那“言博识远”的学识和“上下求索”的精神就充分体现了一个“大巫”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