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平：(生卒年待考)，淮阴人(今江苏淮阴)。著名宋末元初画家。

擅画人物，喜作墨鬼，尤以钟馗像最著名，有“扫荡凶邪”之意。



龚鼎孳：(公元1616～1673年)，字孝升，号芝麓；庐州府合肥籍(今安徽合肥)，江西临川人(今江西抚州)。著名明朝学者。

为人旷达不拘俗礼，博学能文，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

龚鼎孳是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进学，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中举，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联捷成进士时年仅十八岁。是年停馆选，筮得湖广蕲水(今湖北浠水)知县。

其时，扫地王等部农民军在两湖一带穿梭往来，攻城掠地。龚鼎孳下车伊始，即“增城浚壕以守”，以孤城坚守强围中七年无恙，“蕲人德之，立生祠祀焉”。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秋，以“大计卓异”行取入京，翌年授兵科给事中。龚鼎孳以青年居言路，耿直无畏，尝有“一月书凡十七上”的纪录。在兵科十个月，即有“大奸本乎大贪之疏，政本关系安危、已误不容再误之疏、纠论怙恶之疏……庇贪误国”之疏等著名谏章，两弹首辅周延儒、陈演，并阻延儒一党的原大学士王应熊东山再起，直声满于朝垣，然在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农历10月，乃因连参陈新甲、吕大器、陈演等权臣而忤旨，罪“冒昧无当”被系入狱，翌年农历2月方获释。

农历3月，闯军入城，龚鼎孳与小妾顾媚阖门投井，未死，为闯军俘，受拷掠，旋受直指使之职，巡视北城。农历5月降清，以原官任，升吏科右给事中，复升礼科都给事中。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农历9月，龚鼎孳以参审冯铨案开罪多尔衮，仍迁太常寺少卿。清顺治三年农历6月丁父忧，请赐恤典，工科给事中孙垍龄严劾他“明朝罪人，流贼御史……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名妓顾眉生……淫纵之状，哄笑长安，已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讣，而歌饮流连，依然如故，亏行灭伦，独冀邀非分之典，夸耀乡里，欲大肆其武断把持之焰。”疏上，部议降二级，遇恩诏免，复原官。

此后五年，龚鼎孳里居守制。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回京以原官供职，以文才敏捷得世祖“真才子”之褒奖。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升吏部右侍郎，次年连迁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此为龚鼎孳入清后仕途上的第一个高峰。

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农历10月，他以对法司审理各案“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不思尽心报国”被降八级调用，复以所荐顺天巡抚顾仁贪污伏法再降三级。翌年农历4月，补上林蕃育署署丞，并奉命出使广东。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复谪至国子监助教。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丁继母忧，奉诏在任守制。

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服阙，仍补左都御史，次年迁刑部尚书，折狱至谨，为人所称。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改兵部，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转礼部，并于清康熙九年、十二年两任会试主考，得士甚众。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农历9月，被允准休致，未几病逝，谥端毅。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诏夺其谥。

对于龚鼎孳在明朝时期的事迹，后世论者或回避不谈，或采李清《三垣笔记》所载，语多贬斥。孟森《横波夫人考》云：“龚于平世，虽沈溺声色，要犹瞰名好客，自附清流。其所纠弹，未尝不符公论”，稍稍平允，但亦有所保留。不妨先看《三垣笔记》中有关龚氏之记载：“两公(谓龚与曹良直)皆险刻，每逢早朝，则自大僚以至台谏，咸啧啧附耳，或曰曹纠某某，或曰龚纠某某，皆畏之如虎。龚给谏鼎孳居言路，日事罗织。鼎孳出疏纠劾(周延儒)，胪列六十余款，又密疏一封，力言王应熊为延儒私交，疏上皆留中。周辅之逮与应熊他日之至而旋斥皆由此。噫！密疏已非礼，又延儒行时，鼎孳远送，伛偻舆前，叵测又如此。”

其“险刻”、“罗织”、“叵测”数语，是很能为龚鼎孳定性的。李清在明末以不傍门户，不事偏欹著称，全祖望更称其《三垣笔记》“和平”、“仁恕”，以故人无不信。然而不傍门户未必便言皆准的，不事偏欹也未必全无歪曲。李映碧是老成忠厚之人，与龚鼎孳私交不睦，看不惯他风发蹈厉的作派，这是可以理解的，加上后来映碧以遗民终，而龚鼎孳降清为大僚，也可能促使李清在直秉史笔之际多遣贬词。

明末党争之误国是，至崇祯一朝而极。分辨孰是孰非乃是明清史学一大关目，不宜讨论。李映碧的“十七疏”中论徐石麒不当去国，论杨廷麟、钱谦益、方震孺等不宜终老岩穴，又论黄道周直谏得罪之冤抑，这均是“符公论”的有识之见。另一方面，被龚氏纠弹的首辅周延儒系《明史.奸臣传》的上榜人物，虽有一二引进正人之举，却不足掩其“庸驽无材略，且性贪”、“一无所谋划”之大旨。陈演，《明史》列传称其“既庸且刻”，“工结纳”也系实情。二者均有可弹之道。龚鼎孳以二十五岁为“才华重白下”之新进才俊，居天子之近，必然意气豪迈，欲大展其用世宏图，故而针对混暗朽坏的朝野势态，不避威权，不惮凶险，切实为朝廷谋划。他以一个七品言官，十个月间两弹首辅，其胆识卓绝，古今盖不多见。怎可以“险刻”、“罗织”之辞入之于罪？

然而龚鼎孳也还有通脱或曰软弱的一面，进退之际往往为自己预留地步。这一种特征在吴伟业、曹溶等当时“直声振朝右”、后来变节为二臣者身上均有，是性格原因，亦是当时政局翻云覆雨、“龙颜”喜怒无常之情势下可以想见的反应。周延儒罢后，原大学士王应熊营求继任，龚鼎孳上疏曰：“陛下召应熊，必因其秉国之日，众口交攻，以为孤立无党，孰知其同年密契，肺腑深联，恃延儒在也。臣去年入都，闻延儒对众大言：‘至尊欲起巴县。’巴县者，应熊也。未几诏命果下。以政本重地，私相援引，是延儒虽去未去，天下事已误何堪再误？”

这道辞气酣畅、意致淋漓的奏折即是李清称为“非礼”的那道“密疏”。“非礼”容或有之，但与远送周延儒一样，皆系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防止可能的反噬。这是官场的正常反应，今人不能要求每一位“诤臣”都如海瑞般抬棺上书，也不能因龚氏与自己心目中大义凛然、横眉冷对的“直臣”形象不同，便也认同李氏“叵测”之结论。应该看到，于“万口同喑此一时”、“九埏烽火正仓皇”之际，青年谏官龚鼎孳确是满怀忧时报国之心，期待着“宣室应虚前席待”、“孤臣心敢望天知”的，其行为和思路尽管不能脱尽党争习气，且微杂诡伪，大要则无可非议。孟森讽其“沈溺声色”、“瞰名好客”、“自附清流”，或系风流举止，或自爱惜羽毛，也皆不应苛责的。

关于龚鼎孳之为“双料贰臣”的个案剖析，先罗列数条史料：严正矩《大宗伯龚端毅公传》：“寇陷都城，公阖门投井，为居民救苏。”龚鼎孳在《怀方密之诗序》中言道：“甫及乎都门而都城难作，余以罪臣名不挂朝籍，万分一得脱，可稍需以观时变，遂易姓名，杂小家佣保间……既抵贼所，怒张甚，问：‘若何为者，不谒宰相选，乃亡匿为？’余持说如前。复索金，余曰：‘死则死耳，一年贫谏官，忤宰相意，系狱又半年，安得金？’贼益怒，椎杵俱下，继以五木。”顾景星《白茅堂集》卷十三《和龚公怀方密之诗序》：“龚述遭难状甚悉……谓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不可使知吾者不知……又十五年壬寅，遇药地禅师，言与公合。药地，即以智也。”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二：“至已死而未死者……龚给谏孝升……君子犹当谅其志焉。”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四《答龚孝升五首时在都门以诗投我》：“有怀安用深相愧，无路何妨各自行。元直曾云方寸乱，子长终为故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