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欣与羊氏文化[上]

“一语天然，神传书圣跳龙卧虎；千寻白练，笔启艺林回雪流风。”（笔者为纪念羊欣诞辰1632年书法展题联）

在群星璀灿的晋代书坛上，继二王（羲之、献之）之后，又出现了一位被誉为“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的书法名家——羊欣。


羊欣（370—442），字敬元，泰山新泰（今山东新泰）人※。历仕晋宋，官至新安、义兴太守，中散大夫，居官以“简惠”著称。其书法承王献之真传，在隶、行、草各体上均取得较高造诣，后人将他与孔琳之并列为二王之后世难比肩的两大书家。南朝宋王僧虔《论书》中言：“羊欣……亲授于子敬，欣书见重一时，行草尤善。”又《传授笔法人名》说：“蔡邕授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唐人张怀瓘《书议》云：“子敬殁后，羊、薄（绍之）嗣之，宋、齐之间，此体弥尚。”其《书断》又云：“师资大令（王献之），时亦众矣，……若亲承妙旨，入于室者，惟独此公（羊欣）。亦犹颜回之与夫子，有步骤之近。摵若严霜之林，婉似流风之雪，惊禽走兽，络绎飞驰，亦可谓王之荩臣，朝之元老。”羊欣还是一位书法史家和理论家，他所编撰的《采古来能书人名》为最早的书家评传著作，在书法史上居有重要地位。


羊欣所取得的丰硕成绩，与他所出身的泰山羊氏家族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家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正如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术之因袭。故士族家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重要之影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谓“家传之学业”与“优美之门风”，包括传承数代的家学、家风、家教和家法等内容，这是民族文化在一个家族中的具体表现。泰山羊氏在时代演进之中，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家族文化，尤其是在经学、文学、书法、宗教等领域，更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出土于新泰羊流的《羊烈墓志》（原石藏新泰市博物馆）便以墓主继承家风而无比自豪：“我膺世业，果袭家风。”正是羊氏这一“不同于凡庶”的“优美门风”的濡染，使羊欣在各个领域皆取得一定成就，成为流芳艺坛的一代名家。




（1）羊欣与羊氏家族




《宋书》卷六十二《羊欣传》称：“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晋徐州刺史。祖权，黄门郎。父不疑，桂阳太守。”羊欣出身的这一家族，乃是汉晋之际“当朝一流门第”（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第六章），泰山第一望族的泰山羊氏。羊欣的政治际遇，与这一家族兴衰密迩相关。所以日本学者谷口铁雄在《羊欣の传记とその书论》文中，首节便以《羊欣の家系》立题，对此加以探讨。


按泰山羊氏，最早出自春秋晋国公族羊舌氏，至秦末徙居泰山，历经百年，至东汉时期已“七世二千石、卿、校”，发展成举朝瞩目的天下甲族。羊侵，于汉安帝时为司隶校尉；其子儒，桓帝时为太常。儒子续（141—189），为灵帝时名臣，历官南阳太守，为政清廉，其悬鱼拒贿被传为佳话。宗人羊陟，历官河南尹，禁止豪强，刚直不阿，为一时清流领袖，最后在党锢之祸中遭禁锢而死。


入魏之后，羊氏族人以佐命之功（羊祜叔父羊秘为与司马懿一同劝进之重臣），行爵出禄，历践华阶。羊续三子之中，长子秘，京兆太守；次子衜，上党太守；三子耽，官太常。羊族还与曹魏权臣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羊衜之女徽瑜，为司马师之妻；羊氏（平阳乡君）与其夫王肃所生之女，为司马昭之妻、司马炎之母。在司马氏集团代魏更替中，羊祜、羊琇等人立下了汗马之功。及晋立，羊氏“宠遇甚厚”。徽瑜之弟羊祜（221—278），初为相国从事中郎，参与司马昭机密，晋泰始中为尚书左仆射、卫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后授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坐镇襄阳十年，江汉归心，为攻取东吴、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祜卒后二年，吴平，晋武帝称“此羊太傅之功也”。（参看马东盈：《羊祜年谱》〔稿〕）祜从弟琇曾任征西参军，躬预灭蜀之役。琇少与晋武帝有通门之好，力助其巩固世子之位。武帝即晋王位，擢为左卫将军，封甘露亭侯，累迁中护军，加散骑长侍。其他族人如羊祉，官魏郡太守；羊繇，车骑掾；羊发，都督淮北护军；羊瑾；尚书左仆射；羊亮，大鸿胪；羊忱，徐州刺史、太傅长史、蒙阴侯、侍中；羊伦，散骑常侍、高阳相；羊暨，阳平太守；羊伊，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羊篇，嗣钜平侯，散骑常侍；羊玄之，光禄大夫、兴晋侯。至此羊氏势力达到极盛。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中曾举出羊祜等十人，称他们“或以国之耆老，特蒙优礼；或以参与魏晋递嬗之际的秘策密谋，任掌机要，或以联姻皇室，……为晋爪牙虎臣。门阀专政的典型时期，实形成于这一时期。”武帝死后，西晋宫廷斗争激烈复杂，羊氏卷入其中，其命运沉浮不定。羊玄之之女献容被立为晋惠帝后，在八王之乱中遭五废五立，最后在汉灭西晋之役中，为刘曜所虏，立为皇后（前赵献文皇后）。


晋室南渡，中原冠盖相随，羊氏一些族人亦纷纷渡江，仕于东晋。羊曼，晋元帝以为镇东参军，累迁丹阳尹；羊聃，累官庐江太守；羊鉴，累迁太子左卫率；羊楷，尚书都官郎；羊权，黄门郎；羊绥，中书侍郎；羊贲，官秘书郎，尚晋明帝南郡悼公主；羊不疑，桂阳太守；羊法兴，袭钜平侯。东晋各家士族争夺门户权力的斗争异常激烈，羊氏诸人立场各不相同，结局亦自迥异。羊曼效忠晋廷，初不附王敦，后苏峻之乱，曼复率兵御之，兵败遇害；羊鉴讨灭苏峻，以功封丰城县侯；羊法兴倚附桓玄，玄兵败后被晋所诛。


晋末刘裕势力崛起，羊族中的羊徽、羊穆之都成为刘裕麾下的重要人物。刘裕镇守京口时，延羊欣之弟羊徽为记室；宋立，迁中书郎，屡掌机要。羊穆之率部参加刘裕北伐南燕之役，灭燕后任青州刺史，为刘部之名将。羊欣从弟玄保，初为刘裕镇军参军，深为礼重，后历官丹阳尹、会稽太守、吴郡太守，廉素寡欲，去后常见思。大明中进位光禄大夫，迁散骑常侍特进。其弈技绝妙，为南朝公认的围棋圣手。玄保子戎，官通直郎。玄保兄之子希，官宁朔将军、广州刺史，泰始四年（468）在任上为叛将刘思道攻杀。由于宋齐两朝皆重用素族，压制士族，故南朝羊氏势力在此时期一度衰落。


南北分裂之后，泰山羊氏起初一直是追随南朝汉族政权，其后北魏太武帝南伐，羊琇之六世孙羊规之降于魏，被封为钜平子，由是羊琇一系仕于北朝，簪缨不绝；而南朝羊门则渐次衰微，羊族重心遂转入北方。


羊族家世背景，对羊欣的政治抉择深有影响。羊族与晋室渊源甚深，同时与大族桓氏关系密切。羊欣从兄羊孚为桓玄记室参军，被玄倚为心臂，但对玄代晋自立的密谋坚决反对，屡屡劝谏。羊欣政治主张与羊孚一致，史载：“桓玄辅政，领平西将军，以欣为平西参军，仍转主簿，参预机要。欣欲自疏，时漏密事，玄觉其此意，愈重之，以为楚台殿中郎。……欣拜职少日，称病自免，屏居里巷，十余年不出。”显示了不愿同桓玄合作的态度。刘裕代晋，羊欣则因出身高门，以裕出寒族，不相亲附，虽数度被召任职，都“以不堪拜伏，辞不朝觐，高祖（刘裕），太祖（刘义隆）并恨不识之”。羊欣在晋宋之际的出处，反映了羊门主流在当时的政治取向。




（2）羊欣与羊氏经学




《宋书•羊欣传》称欣“少靖默，无竞于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览经籍。”羊欣对经学的学习，缘于羊族一门的儒学传统。


汉魏经学多以家族为重心。早在西汉初期，齐鲁一带便出现世代习经的家族，他们抱守一经，“世世相传”（《汉书•儒林传》），逐渐形成家学。许多家族还通过研习经学，赢得社会声誉，进而获取政治地位，并子孙袭业，仕宦不绝，发展成当地名族。泰山羊氏便是此时出现的传经世家。


羊氏家族的经学渊源可以追溯到秦代羊子（羊千），《汉书•艺文志》“子部儒家类”著录《羊子》一书，凡百章，可见其人是一著述甚富的名儒。羊氏移居泰山，对其家族儒学传统的形成，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泰山在齐鲁封内，这里原本是先秦时期儒家策源之地，到了汉初儒学获得恢复和发展，齐鲁地区更取得了非凡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五经七家八位传经大师，其中泰山人居其二，“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可见泰山一地已是举国儒学重镇之一。泰山两大经师之中，高堂生与羊氏同居平阳（新泰），其礼学思想自对羊族有所濡染，羊氏数世“太常典礼”（《羊烈墓志》语），或与高堂之学相关；而胡毋生一派，更是羊氏经学思想的渊源之一。


胡毋氏与羊氏为姻家（见夏侯湛《羊太常辛夫人传》），东汉末期的羊弼便是一位师承胡毋公羊之学的名儒。羊弼入仕为博士，精研《公羊》，卓然一家。任城人何休师从羊弼，成为其入室弟子。后何休更将羊弼之学发扬光大，《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载：“（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东汉今文博士）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羊族中除羊弼以经学显声，在此前后的羊侵、羊陟、羊续等人亦均以“学行”被征辟入仕，历任要职。羊氏由经学世家逐渐获得高位，演变为门阀士族。


羊氏与其他几个经学世家世为姻娅，关系密切。汉末曲阜孔族中的孔融与陈留蔡族中的蔡邕先后将女儿嫁于羊衜。蔡邕为“熹平石经”的写定者，曾长期寄寓羊氏，对羊族经学研习大有裨益。羊氏族人在幼年开始，便接受极其严格的经学教育，羊祜在《诫子书》回忆其早年的受学经历：“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岁，便诲以《诗》、《书》。”因之羊祜在经学上颇有造诣，早岁便已知名，时人有“当世颜子”的美誉。羊祜居官后虽在戎马倥偬之中，仍时时以教化为念，其镇守荆襄之时，“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即使弥留之中，仍念念不忘敦请晋武帝“混一六合，以兴文教”。故晋人孙楚在《故太傅羊祜碑》（据《山左碑目》，是碑立于新泰）中称颂羊祜兴学之功：“（祜）虽研精军政，用思灭敌，然兼立学校，阐扬典训，是以缙绅之士，鳞集仰化，云翔衡门，虽《泮宫》之咏鲁侯，《菁莪》之美育才，无以过也。”可见羊祜对晋代文教的重振实有肇始启端的作用。另外羊祜在处世、从政、治军上所表现出来的谦逊、公廉、恭慎、尚节的美德风范，都与羊氏家学修养密不可分。而他坚定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反对分裂，更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集中体现。


羊氏家学不仅传之男嗣，连女性成员亦深受濡染。羊祜堂姊羊姬便是一位经学教育家，羊门妇女传经成为晋儒学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羊姬为羊耽之女，其母辛宪英，为魏晋间颇具政治远见的一代女杰。羊姬及笄后，嫁与兖州刺史夏侯威之子夏侯庄，生子夏侯湛。后湛在《昆弟诰》中回忆其母：“厥乃我龀齿，则受厥教于书学，不遑惟宁。敦《诗》、《书》、《礼》、《乐》，孳孳弗倦。……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冠带，实母氏是凭。”（《全晋文》卷六十八）羊姬向其子女亲授《诗》、《书》，说明她有着很高的经学修养。魏晋时期，女子深通经学者并不多见，从这点正可看出羊氏深厚的文化传统与族人所具的文化素养。在羊姬的辛勤教诲之下，夏侯湛成为一代著名学者。


进入南北朝后，不仅播徙江左、出仕南朝的羊欣等人“泛览经籍”，延续着其经学文化一脉；留居北方的羊氏族人也以经学自守，在大动荡中维家学于不坠。由于北方地区学术传统的固有影响，北朝儒学持续发展势头，人才辈出，如羊族之中羊深“学涉经史”；其弟羊侃“雅爱文史，博涉书记，尤喜《左氏春秋》”，羊敦“学涉书史”；从弟羊烈更有“学穷贾（逵）郑（玄）”之誉。其中羊祉在出牧梁秦时期，曾“一敷善化，□庠载序”（《羊祉墓志》），有兴办州学之举。其子羊深曾上书魏废帝，请求重振太学，后世视此为北朝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从上面列举的羊氏诸人来看，其家族确是一典型的世守儒经、家学相延之传经高门，羊欣“泛览经籍”渊源有自，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陈寅恪先生魏晋以还“学在家族”这一精辟之见。

羊欣与羊氏文化[中]

羊欣的书法艺术，更是植根于羊氏书法文化这一方沃土。晋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大高峰时期，而推动这一时期书法艺术重大发展的，又缘于多个以家族为单位的群体。此点正如王汝涛先生所指出：“远在东汉时，便有代代相继的传经世家出现。……书法本是儒者必修的六艺之一，魏晋两代便有不少代代以书法名家的世家或称世族出现。……这些世家，由于精习书法，往往有长期悟出的书诀、笔法、书势等辅助书艺进步的著作，传之子孙。传衍过程中，有改革，有突破，有青出于蓝；书法的变迁便由发生、萌芽、定体以至于成熟。”（《翰墨书圣王羲之世家•序言》）书法本是一门重传统、重继承的艺术，其在家族之中父子相传，兄弟争胜，有利于一种风格流派的形成。这使书法在门阀制度下，得到快速的发展。当时涌现的书法世家，除了众所周知的王、谢、郗、卫等大族，泰山羊氏也是引人瞩目的一个群体。


羊氏书法渊源于汉末书家蔡邕。陈留蔡氏与泰山羊族世为姻娅，蔡邕为避宦竖迫害，曾往依泰山羊氏十二年之久，并将女儿贞姬嫁给羊续之子羊衜。蔡邕工于隶书，结体方正，为世所重，更为羊族所崇尚。今传晋初羊迅所书《孙夫人碑》，书法史家谓其书深得蔡氏八分法度：“《孙夫人碑》极似《石经》，复似《孔羡》，羊蔡婚姻，文、字皆袭蔡体。”（民国•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七）羊氏书法，至西晋羊祜而专门名家。羊祜之母即是蔡邕之女蔡贞姬，蔡族女性率皆工书，如贞姬同父姊妹蔡文姬，即精通八分书学；同适羊门的羊衡母蔡夫人，亦工正书及行草，唐人韦续《墨薮•九品书人论》将其列入上之中品。推想蔡贞姬也自无例外。羊祜父早卒，其执笔之法应主要得之母教。后羊祜戎马之暇，仍挥翰不绝。南梁庾肩吾《书品》称羊祜之书“动成楷则，殆逼前良，见希后彦”，列入下之上品。羊祜书迹后世尚有流传，元人陈绎曾《翰林要诀》所录法书中便有羊叔子《遗教序》真书。可惜今已难觅传本。


继羊祜之后，羊祜从子羊忱，也以书法独步江左。羊忱幼年便以异才受到羊祜激赏，及长“性能草书，亦善行隶”，其书挥洒自若，连绵回旋，气势磅礴。与他同时的羊固“善草行，著名一时”（《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明帝东宫僚属名》），《书品》称其书“遗迹见珍，余芳可折，诚以驱驰并驾，不逮前锋，而中权后殿，各尽其美”。至此羊氏书法基本形成以行草见长的艺术风格。后羊忱之孙羊孚及同时之羊真，亦均以书艺知名（分别见《古事苑》、《式古堂书画汇考》）。史称自羊忱之后，“诸羊后多知书”，临池含毫渐成羊族文化传统。


书法至东晋，出现了一代书圣王羲之，将书法艺术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羊王两族不仅关系亲密而有姻眷之谊：羊祜为王衍从舅，羊鉴是王敦之舅，羊辅为王氏之甥。王羲之书帖中多处提及的“羊参军”，乃羊曼之弟羊聃；又羲之兰亭修禊，与会者有“行将军羊模”（据刘茂辰等《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又羊欣之女，嫁与王弘之之子王罗云。羊欣本人更是王氏笔法的嫡系传人，早年亲炙于王献之（献之为羊欣从舅），得其家法。《宋书》本传记载：“（欣父）不疑初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尝夏月入县，欣著新绢裙昼寝，献之书裙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宋人米芾将这段故事绘为《练裙图》，元人王廓有《题羊欣练裙图》诗云：“棐几霜明麝墨辉，练裙冰缟笔尤奇。不知梦近天门否，却怪龙蛇绕足飞。”（《元诗选癸集》）


梁人沈约称：“敬元（羊欣）尤善于隶书（今楷），子敬（献之）之后可以独步。”时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张怀瓘《书断》）之说，意思是求购王献之的书迹未成，而能得到羊欣的作品，也不会令人失望。同时他在行、草上也成就较高，更对章草的发展起过重要推动。当代书家高二适所书章草钤印有“江东羊薄”之文，可见其对羊欣章草的推崇。只是羊欣虽深得王体精髓，却继承有余，创新无多，即昔人所谓“学其奇而不变”（明•项穆《书法雅言》），是其书法之不足。羊欣的王体书法，在元嘉一朝,“世共宗之”(《南齐书•刘休传》),范晔、萧思话等皆师法羊欣,为传承王氏书艺作出贡献。羊欣书帖，今传有《暮春帖》、《闲旷帖》、《移屋帖》等，保存在《淳化阁帖》等典册中，受到后人珍视。另外《曹娥碑》也相传出自羊欣手笔。


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采录秦至晋代历朝书家六十九人，历叙籍贯、师承及所长书体，叙事雅洁。书中尤对二王书法极力推崇，谓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誉之为“古今莫二”；又论献之“善隶、草，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展示了其宗承二王的理论体系。羊欣对王羲之的高度推崇,为羲之在书法史上至圣独尊地位的确立,起了巨大的作用。而羊欣在倡导的“天然”（与“功夫”相对应）的书法理念，

亦成为后世书法评论的一大基准。


南北朝时期，南朝之羊玄保（羊欣之弟）以挥鋩闻于宋；与其同时之羊谘，也以草书擅名一时，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曾对其人有所论列。北朝之羊规之、羊祉、羊深、羊侃诸人虽无书名，但诸人皆“雅喜文史”，自当留意毫翰。出土于新泰的诸羊墓志，楷隶质朴刚健，内中《羊祉妻墓志》一方可知出自羊允之手外，其他志石虽无书者之名，但其笔法都应是羊氏所尚书风的体现。迨至李唐，羊氏习书之风未息，著名者有羊朝、羊士谔等。


羊欣家族世代习书的风气，还带动了泰山一带书法艺术的发展，使这一时期在泰山涌现出了不少书法名作。正如今人所论：“泰山周围出现的泰山经石峪、徂徕山摩崖、邹县铁山摩崖等佛经石刻，皆以羊家书擅长的隶书为主，气韵兼资真草，波磔而流畅，雄朴却媚婉，其中透出的与羊家书的渊源关系，更是明显可见。这种看似巧合的历史现象，却恰恰表现了书法发展传承嬗递的必然联系。”（袁爱国《羊欣家族与泰山南北朝书法》，载《泰安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

羊欣与羊氏文化[下]

据《隋书•经籍志》载：羊欣有集九卷。惜今不传。《全宋文》卷二十二采入其《暮春》一帖，为羊欣传世的惟一完篇。从萧疏淡然的笔触中，可略窥羊欣的散文风格。


泰山羊氏不仅是经学世家，同时也是文学世家，在这一族系之中，曾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诗人与文家，羊欣工于文辞并非偶然。


西汉时期的辞赋家羊胜，是羊族中较早跻身文坛的作家，作品有《屏风赋》传世。羊胜肆力文翰，开启了羊氏家族的文学传统，到了晋代，终出现羊祜等文学名家。


《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称祜“既长，博学能属文”，可见他在青年时代便表现出超群的创作才能。当时魏帝高贵乡公雅爱诗赋，时召文士为文酒之会，羊祜便列名其中。在出镇襄阳、与吴对垒期间，羊祜的文学创作亦十分活跃，本传上称其“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所谓言咏，一是指吟颂前人的诗作，一是指自制诗歌。羊祜岘山之游，必然创作出不少诗作，可惜今已散逸。法国学者侯思孟（Donald
Holzman）据此指出：羊祜是专注于欣赏山水自然风光的第一人，他的行为鼓励了一种新时尚，对此后山水诗的涌现起到了重大作用（见所著《山水诗的产生》第五章）。羊祜还写过一篇《雁赋》，其赋以雁自喻，借雁抒情，通过写鸿雁，表达了作者“当其赴节，则万里不能足其路”的远大政治抱负。明代文学家杨慎评价此作：“词旨超迈，高于词人一等。”羊祜诗歌，则传有《四先生诗》一题。羊祜尝以扬雄、王褒、严遵、司马相如四贤虽去数百年，览其遗综，风流文采，宛然如在，疑其典型不泯，范法尚存，遂追赋《四先生诗》。


在长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羊祜还写作了大量的奏疏、表、章、信、札，其中不乏声情并茂的佳作。泰始八年（272），晋武帝封羊祜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羊祜坚辞不受，并上《让开府表》自陈心迹。其表文首先陈述自己无功于国，惟托于机缘而蒙受厚恩，自感愧惭之情，随之申论野有遗贤、朝有高臣，益感己身实不足以当开府之封，最后披露自己“誓心守节，无苛进之志”的坦荡心迹。通篇文章情辞恳切，结构紧凑严密、顿挫有致。东晋文学家李充在《翰林论》中论及汉魏以来的文赋时说：“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他认为《让开府表》文情并茂，与诸葛亮之《出师表》同为不朽之作。南梁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亦称誉此文：“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羊祜此表被纳入卷中。另外羊祜作于咸宁初年的《请伐吴疏》，议论稳健，言语简捷有力，表现了作者对统一趋势的清醒认识及作为一个军事家的敏锐眼光和胆略，亦为晋文之名作。


由于羊祜文学创作上的显人成绩，为其赢得了“文为辞宗”（晋文学家孙楚语）的盛誉。羊氏家族其他成员受祜之熏陶，在文学上也多有成就，其中东晋羊孚咏雪之作被誉为绝妙好辞；羊松龄与大诗人陶渊明情深莫逆，渊明曾赋诗酬和；南朝宋羊璿之与诗人谢灵运“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羊徽以才识被誉为“一时美器”，今存其《赠傅长猷》及《答丘渊之》两诗（《全晋诗》卷七）。可惜除羊徽、羊孚两人之外，其余诸氏的作品均已散佚。


仕于北朝的羊氏族人在文学上也不逊色：羊深“好文章”，曾受命监修《起居注》；其弟羊侃，更是兼资文武的全才，他自北投南，梁武帝召见于乐游苑，制《武宴诗》三十韵示侃，羊侃即席应诏酬和。武帝读后赞叹不绝。羊侃还擅长音律，史称其“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乐府诗集》卷五十所收《张静婉采莲曲》一题，即为羊侃所创（张静婉为羊侃歌妓）；羊深之子羊肃，以文采显于北齐，曾参加重要类书《修文殿御览》的纂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羊门之中，还出现了一位女辞赋家，此人生于晋代，因嫁与王伦，故史称其为“王伦妻羊氏”。她工于赋体，所作《安石榴赋》，今尚传下两句残文：“振绿叶于柔柯，垂彤子之累房。”（见《太平御览》卷九七○）其作观察细致，描摹生动，其人自是谢道韫、左芬一流人物。可惜因其全赋久佚，已难详作考察。


文学史家指出：魏晋时期文学家族化十分突出，不少家族一门能文，数代文才绍绪，他们以家学渊源与文人化的创作形态，为“文学自觉”时代的文坛增添了新的活力，并以家族世代相传的文学经验，为文学发展的链条增加了连续性（参看田彩仙《魏晋时期的文学家族》，载《文史知识》2001年第1期）。通观隋唐《经籍志》、《艺文志》，除了羊欣有集九卷之外，著录六朝羊氏族人的著作还有：羊祜（集二卷）、羊徽（集九卷）、羊戎（集十卷）、羊崇（集十卷）。当时临沂王氏被称为“爵位相继，人人有集”（《梁书•王筠传》）。羊氏虽尚不足与临沂王族媲美，但其文学世绩，在六朝士族中也颇突出。




（5）羊欣与羊氏信仰




陈寅恪先生曾谓：“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而日本谷口铁雄先生也指出：羊氏家族的宗教信仰，对于羊欣思想的形成以及其书论均有着重要的影响（《羊欣传记及其书论》）。故讨论羊欣书法，必需同时照观其家族信仰这一文化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佛道宗教的兴盛时期，羊氏家族受时代风气影响，不少族人信奉佛教与道教，“世崇玄佛”成为羊族文化特色之一。


早在晋代，羊族中便盛传着羊祜转世认金环的故事，认为李家的亡儿便是羊祜的前身。据考证：羊祜探环轶事的原型系出佛典中的鹤勒那尊者的故事（参看徐朔方《汤显祖评传》页25）。“前身何处认？遗事说金环”——这段充满佛家轮回观念的羊祜故事，使得羊族染上浓厚的宗教色彩。


历史上的羊祜是一位外儒而内道的政治家。他以儒学建立功业，而以道家修养内心，尝著《老子传》一书，研讨道经精微。据唐人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著录：注解《老子》诸家中有“晋仆射太山羊祜（原注：字叔子，注为四卷）”，其文“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可见羊祜研论老子，仍是同国家的治理相联系，其书成为老子诸注中一个有特色的本子。


羊祜虽然崇尚道家虚无，却并不同于魏晋崇道名士的越名任心与放荡不羁，试观其登岘山所触发之感慨：“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邈远怀想之中，正体现了他探寻宇宙永恒价值的宏远追求，这是与著《老子传》而专注于“理家理国”之道一脉相承的。


羊祜后人之中，亦有多人修奉道教，如羊欣之祖羊权好道术，相传他曾遇仙女萼绿华；羊欣本人笃好黄老，他本擅长医术，并撰有《药方》十卷，但却奉道弥诚，以至于“常手自书章，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宋书》卷六十二《羊欣传》）。另外，晋朝羊玄之、羊同之、南朝羊穆之、北朝羊规之皆以“之”命名，同临沂王氏中“王羲之”、“王献之”取名一样，都是当时崇道世家的一个标志。学者谷口铁雄更睿智地提出：羊权等人笃好降灵受诰，由干这种类似扶箕活动所留下的书迹，

是人们在逾越正常意识的精神状态下，
按照所谓“灵告”，
超越人工而自动书成，
所以往往具有不同于传统书法的风神气象——即所谓的天然之趣。这对书法家的艺术创造颇有启迪。王献之在汲取后汉张芝草书精意的同时，又借鉴了道家的降灵字体，

创造出“一笔书”。
而继承王氏书体的羊欣，
又基于道教信仰的家世背景，
进而在书论中提出“天然”这一书学概念（见所撰《羊欣传记及其书论——关于“天然”之概念的产生》）。


与道教相比，羊氏与佛教的渊源更为深厚。自西晋开始，羊族中已有人信奉佛教，有的更受戒为僧尼。其中有两位羊族女性，在当时佛教中有巨大声望。这两位著名女性，一位是竺道馨，另一位是僧念，均为比丘尼。竺道馨所兴起的女子讲经之风气，实具有开启先河的意义。从这一点上可看出羊族在佛教史上作出的非凡贡献。


羊氏名尼主要活动于东晋与南朝，而留居故里、出仕北朝的羊族也礼佛不衰。山东汶上县水牛山《文殊般若碑》经主亦为羊姓人物，据[宣统]《再续汶上县志•古迹志》记载：“太白山巅文殊碑，

……题名一行，
云：‘经主卫立将军东阳平太守羊中（应为锺）、羊用，

奉朝请羊叔子书。’”为北朝时所书刻。又1983年11月在新泰光华寺遗址出土“一佛二菩萨三尊像”，背面有铭文：“维泰和三年（479）四月壬寅朔八日己酉，清信女佛弟子羊银光造像一躯，所愿从心。”又《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二著录有隋《羊钟葵等造像》。这些佛教文物，反映了羊氏信仰之一班。


北齐名臣羊烈，更是一位精研佛典的大家，《北齐书》本传上称他“能言名理，以玄学知名”。而《羊烈墓志》对此更有详细载录：“入老室以炼神，安庄领以全朴，睿若冲壑，豫若涉川，遂注佛道二经七十余卷。”羊烈信仰兼具释道，与六朝时玄学同佛教般若一派日趋合流、玄佛并用蔚为风气密迩相关，故他注经同研释道，正体现了这一学派的特色。


由于泰山首门羊氏的大力提倡，佛教在泰山地区盛极一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名山刻经，最为著名的有徂徕山、梁父山、汶上及经石峪刻经。其中汶上刻经明确记明经主为羊氏。而镌刻在泰山之阳的经石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纵横数亩，规模宏大，但其经主与书者，由于未见著录，长期成为悬案。若度之情理，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刻经，非极有势力者不能为，而泰山在北朝倍受崇祀，将石经设置在泰山，除了说明经主非寻常人物，更说明其与泰山有密切关系，这自然使人联想起泰山甲族、且又极度崇佛的羊氏一门。另外《金刚般若经》与玄学思想颇有相通之处，这与羊氏玄佛并重的观念亦十分吻合。故有的著述推测经石峪刻石与羊族有关，是很有道理的。

以上试从族系、经学、书法、文学、信仰五个方面，阐述了羊氏家族文化对羊欣的巨大影响。可以看出，羊欣的各种成就后面，都有着深厚的家族背景，如果想全面研究羊欣，则不能不关注这一丰蕴内涵的文化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