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甄氏考辨》即将付梓之际，本书之作者——《邢台日报》社老社长甄德圣先生亲自登门，送来两大册图文并茂的校样，执意让我写序。无论出于学术交流还是从个人情谊考虑，均难推辞。只好趁此机会，将自己关于谱牒家乘纂修的历史、现状乃至新型家谱修纂的一些尚不成熟的思考与想法讲出来，请学界专家与广大读者教正。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古典社会，也是政、教、俗三位一体的宗法伦理社会。绵绵不绝的华夏文化，其最基本的传承依据，即是血脉不断、世代相续的家族传统。中华礼乐之邦，曾经积累过任何其他民族均无法比拟的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也有着一脉相承的史学传统。民间家族历史文献与传世典籍文献、官方档案文献一样，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积累；家族历史之研究与宗谱家乘之纂修，同样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历程可考。

　　中国古代宗族谱牒之纂修，大体经历了上古帝王贵族、中古世家门阀与近古平民百姓为主体三个时期。上古时期，为宗谱修纂的萌芽阶段。殷墟出土的记载姓氏世系的甲骨专片，被史学界称为“甲骨家谱”，已经具备了后世家谱的基本要素。发展到周代，记载血缘关系与嫡庶长幼顺序，用以“奠系世、辨昭穆”的谱系制度，随着宗法体制与分封建国制的逐步完善，正式确立。朝廷中甚至设有专官，负责帝王与贵族谱系的记载与管理。成书于先秦时期的《世本》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载，原分《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篇》、《作篇》、《居篇》等十五篇，记载了从黄帝时代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之氏姓、世系、迁居、名号等项内容。为华夏早期历史之珍贵记录，也是上古谱牒之典范。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世本》一书，恰是上古时代“故国乔木”追寻之文献依据。柳芳《族谱总论》云：“氏族者，古史官所记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故古者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名号继统。秦既灭学，诸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兴，司马迁父子乃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 虽然如此，但汉代以前，家乘宗谱之纂修，仍处于草创阶段，体例、内容均相当简略。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所说，此期的家谱“独记世谥，其辞略”，与后世之宗谱尚不能相比。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逐渐确立。“崔、卢、王、谢”，被称为天下一等大姓。永嘉乱后，世家大族纷纷南迁，滞留北方的大姓，亦多属魏晋旧族。曾长期仕于北朝的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一起，并称为“四大家族”。在此情形之下，谱学的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国家设立专门谱局，也出现谱学研究之专家。《隋书·经籍志》专立“谱牒”之项，即是民间历史文献进入典籍研究系列的实际反映。当是之时，“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有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通志·氏族略序》）演进至唐代，谱牒之修撰，继续为官府所垄断。官修《氏族志》，皇族李氏位列第一，皇后氏族长孙氏列第二，崔氏列第三，可见六朝时代的门阀制度仍在延续。唐中叶以后，伴随着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社会平民化进程的加快，关注世族大家历史的谱牒之学逐渐衰微。五代战乱之中，由衰而绝。然而此一时期家谱修纂体例的日趋完善，却为后来的进步创造了条件。此时一方面出现反映世族大姓婚姻状况的综合家谱；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以世系图表为主，并辅以文字叙述的新式家谱。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指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确如陈先生所讲，“诗礼”家风与“簪缨”勋业并存，为高门大族之基本特征；“祖德”、“门风”与“家教”，正是此一时期家族文化关注的重点。家族血统与家学渊源之双重因素的存在，不仅是中古士族与先秦贵族区别的关键所在，是此期之家谱纂修关注的重点，也是近古民间社会之文化重建与家谱纂修的历史前提。

　　如果说上古谱牒是帝王与贵族之谱，中古士族之谱介于贵族家谱与平民家谱之间，宋代以后的家谱，即是民间社会普通家族之谱。北宋以降，伴随着“新儒学”历史地位的确立，民间社会文化重建的全面展开，家谱修纂亦进入平民化新阶段。与《吕氏乡约》颁布与实施，《朱子家礼》编纂与流传同步，民间普通家族谱牒之纂修，受到社会各界之普遍重视。“寻常百姓”之家，纷纷开始家谱修纂，学界人士亦积极加入其中。涵盖了学、政、俗三个层面的朱子“新儒学”，是一个包括观念、制度与社会生活在内的“通一而贯三”的完整文化体系。对于“回归三代”意义上的文化整体重建包括宋代以降之民间社会重建，曾经发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朱子也是民间家谱纂修之积极倡导者。不仅亲撰《婺源茶院朱氏世谱》，亦先后为多家宗谱写序。与旧谱特别强调血统与门第之做法不同，朱子所提倡之新谱学，以“敬宗收族”、“风俗美化”为最终目标，所关注的，正是民间社会之文化重建。而家礼族规等内容的增入，也说明宋以后家谱纂修之着眼点，即在于“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宋代也是我国家谱体例发展与定型的重要时期。欧阳修所编之《欧阳氏谱图》、苏洵所编之《苏氏族谱》，人称欧苏体。欧、苏体例，重在五世图表之创新。欧体横行，苏体直行。相较而言，横排的欧体家谱影响最大，因此也成为后世修谱的体例典范。元、明以下，谱牒体例继续完善。元代已出现由亲及疏、由远及近、一体共载之大宗谱。明代的统宗世谱，亦是此一体例进一步完善之证。发展到集古典历史文化之大成的清代，家谱修纂已成为学界、官方乃至全社会关注的大事。清代纂修之家谱，已占到中国现存历代家谱总量的50％以上。不仅中原地区家谱纂修日趋普遍化，边缘民族地区及东亚周边国家，也相继仿效修谱。修纂家谱是全民性的文化事业，也是宗族生活中最为重要、隆重的活动之一。或三十年一修，或六十年一纂，几乎家家有定制成规。清代也是中国家谱体例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家谱的记事范围，几乎扩展至宗族事务之各个方面。内容包括谱序、凡例、谱论、恩荣录、像赞、先世考辨、世系图、世系谱、科举、仕宦、传状、志录、祠堂、族产、墓图、墓志、家礼、族规、字辈、契约、艺文、年表、余庆录、五服图、领谱字号等20多项，已然成为宗族历史文化之百科全书。

　　清中叶学者章学诚云：“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章氏遗书·州县请立志科议》）作为“一家之史”，谱牒家乘是民间家族历史的全方位记录，是一方之史乃至国家正史之补充；宗族谱牒纂修的普遍化，也是民间社会文化整合亦即“敦孝悌、重人伦、睦宗族、厚风俗” 之主要措施（ 李希莲《重修李氏族谱序》），是维护传统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作为民族及民间文化精神数千年传承延续的文本依托，其意义与作用，更不容低估。

　　19世纪末叶以来，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华文明遭遇到亘古未有之“巨劫奇变”。学术命脉中断，政教制度解体，民间社会生活方式亦被彻底打乱。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短期之内即呈现出全面崩解之势。《毛诗大序》所谓“王道衰、礼义废、国异政、家殊俗”，恰可作为近代百余年中国社会历史的真实写照。处此“王纲绝纽，礼义消亡，民皆逃死”之时代，丧乱流离之中，能够续修重纂宗谱的家族，极其少见。传世谱牒或散失或毁弃，十不存一。如今全国典藏家谱数量最多的上海图书馆，其中所藏的徽州等地区的家谱，绝大部分为上世纪50年代从古旧书店或废品收购站以买废纸的价钱购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国学”研究升温，标志着学脉接续与学术重建时代的到来。“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政府行为”，启动于“文革”发动整三十年之后，亦颇具为整个华夏民族修史续谱之意义。作为思想政治路线调整的标志，“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口号的提出，更具“儒学化”意味。民间社会，在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休养生息”之后，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也蓄足了重建与再造的能量。然而隐忧也同时存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迅速展开与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加速了残存于农村地区的传统文化根基的毁坏过程。全面开放的形势下，外部文化的冲击更加猛烈。内外压力面前，已在百年社会变迁中脱离原有运行轨道、失去固有规范的民间社会，如何从文化整合意义上实现整体重建，在文化认同危机日益加重的情势之下，如何重建民族核心价值体系，已成为学界、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礼失而求诸野”，昭示着民间社会价值理想重新确立的重要与紧迫；家族历史文献的保护整理包括宗谱家乘之重修续纂，也已成为精神传统承续意义上的社会文化重建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尧、舜、周、孔到当代新儒家，中华文化确有一不绝如缕、一脉相承之传统，亦即韩愈所标示之“道统”。这一“道统”为民族精神所系，是学界、官方与民间社会的共同灵魂，也是贯穿于“学统”、“政统”与“俗统”的文化命脉。从宏观上看，中西冲突与交融背景下的当代文化重建，乃是以民族精神为核心包括“学统”、“政统”与“俗统”重建在内的全方位整体重建。其中学术重建是前提，制度重建是关键，民间社会之重建，则是整体基础。在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已成为常态的时代，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民主制度与自由生活方式，与华夏东方之经史学术、文教政治与礼乐社会如何融合，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今日之情势下，如果说“学统”之开出，是以经、史、子、集为架构的中华传统人文学术如何与西方科学学科体系会通的问题，“政统”之再造，是中华文治政教传统如何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得以改造的问题，民间社会“俗统”之重新确立，便是中国人据以安身立命的生存原则、生存结构及生活方式如何在现时条件下重新安顿的问题。就当下中国之民间社会而言，旧体制瓦解之后人文精神教化系统的重新建立，宗法制度解体后新型人伦关系的整体重构，生活方式转变及风俗移易之后仍具传统意味的新礼俗的自觉养成，最为关键。三者均以价值精神之重建为根本依据，具有民族生存方式整体建构之意义。值此“文化更化”之特殊时代，无论从哪一层面观，华夏文化中的伦理情义，都不能丢弃。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血脉亲情与伦理道义的社会，能成为一个温馨且充满诗意的健康和谐社会。家庭与家族是社会的细胞与基本组织单元，也是社会以至文化重建的历史与逻辑起点。作为民间历史文献之集合体，宗族谱牒是家族历史的总体记录，亦是民族精神文化传承与价值体系重构的文献基础。因而家谱之续修重纂，也是文化与社会重建的基础工程。随着农耕文明时代的基本结束与城市化步伐的日趋加快，告别田园庐墓，乃是无数乡村子弟的必然命运。市场力量驱动与交通便利条件之下个体与家庭迁徙速度的加快，也将使得以故园乡土为精神依托、以“聚族而居”为生活形态的家族文化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正因此，宗谱修续，也已成为社会转型时代的急迫任务。最近几年，我经常对自己的孩子甚至学生讲，50岁上下的我们这一代，是传统社会出生与成长的最后一代。为城市化、全球化进程中出生与成长起来的全新下一代人留下日后寻根的文字标记和精神家园重建的文本依据，乃是目前已进入中老年的长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

近代以来，由于生计所迫，大量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告别神州故土，飘洋过海，去到离岛异邦。祖先神主与宗谱家乘，成为漂泊者在异国他乡立足的精神依托。家族谱牒之续修与重纂，也使得一脉相承的血亲历史，得以在异乡客地保存并延续。然而树高千丈，终要叶落归根。宗谱家乘不仅是天涯游子寻根谒祖的文献依据，更是联结海内外炎黄子孙进而维护中华一统的精神文化纽带。

　　作为民间传世文献之大宗，家谱之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均有研究价值。其中史学之价值，最为重要。梁启超先生曾讲：“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顾颉刚先生也曾说：“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列代公认的官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五史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国史学领域尚待开发的二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纪而不为人所知者。”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宗族谱牒之特殊文献价值，愈来愈受到学界重视。皇皇十巨册、收录海内外所存五万余种家谱的《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与出版，即是传世谱牒研究大规模展开的学术标志。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近些年来，民间社会续修、重修家谱的热情日渐高涨。然而在时代变迁、社会进步的新形势下，如何用新的观点、材料、体例、方法续修、重修宗谱与家族历史，如何构建一种既符合传统谱牒规范，又能容纳现代生活内容，且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新型家谱，却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一大难题。当下中国大陆之家谱续纂重修，学界专业人士的参与尚不主动自觉，政府部门组织与引导的力度也不够，自发兴起于民间的修谱活动，其中存在许多问题，亟需在探索与实践过程中加以解决。由当代甄氏族人之精英与楷模甄德圣先生撰写的《邢台甄氏考辨》一书，便是在此现实条件下问世的一部具有创新意义与重要学术文化价值的新式宗谱家乘力作。《考辨》在注重民族传统继承的同时，也极为重视时代精神之贯穿。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及民俗学等多学科理论与观察视角的确立，更令人有面目一新之感。家谱体例创新方面的探索，同样值得肯定。从中既可看到旧式典型谱牒乃至以地理山川、人口户籍、贡赋物产、风俗民情、方言古迹、人物事迹、艺文著述为基本内容的传统志书的影子，也可看到对现代章节体史著的接受与改造。举凡姓氏源流、宗族根源、氏族现况、村庄发展、家族名人评传、历史遗迹搜寻、艺文著述考证等等，书中均有涉及。诚如作者甄德圣先生在书之卷首所讲，这是一部血脉亲族繁衍史，同时也是一部华夏甄氏族众迁徙与奋斗史，是生存繁衍于邢台西部干旱缺水半山区的多代甄氏族人集体命运之写照。可作甄德圣先生读书、求学与事业发展之自传及家庭历史回忆录读，可作邢台县南岗西甄氏宗谱与村史看，也可作为以家族史案例反映时代变迁的社会文化史专著去研究。作为礼乐文明之旧邦，华夏民族历来即重视史书之修纂。古典时代，有正史、编年、记事本末、别史、杂史等各种体例之史书传世。地方志书与民间谱牒之纂修，更是华夏悠久史学传统之具体体现。现代学科体系建立以来，各类通史、断代史、地域史、专门史乃至各种专题史纷纷面世。但确如甄先生在“引言”中所说，以血缘家族为历史主体、以宗谱家乘为体例参照，融入时代精神且体现地域文化的具有“谱牒性质”的家族专题史著，目前还不多见。在此新型宗谱家乘之纂修尚处于摸索阶段之特殊情势下，本书的开拓之功与探索意义，尤其值得肯定。从民间社会重建的层面观，本书之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同样不可低估。

　　说起来，我与甄德圣先生乃至邢台甄氏之主要居住地南岗西之间，也有不可忘记的历史之缘。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岗西贾乡”，曾是家人经常提及的地名。那一方土地上，也有我的先辈曾经奋斗的足迹。抗战初期，邢东与邢西交界的半山区，恰是华北敌战区与太行山根据地之交界地带。我的大伯父，在1938年前后，即曾担任过贾乡区抗日政府的主要领导，奔波转战于这一地区。1940年代，在争夺根据地的斗争中，伯父遭奸敌陷害，因此而付出二十五岁的年轻生命！“岗西贾乡”这块留着我的先辈历史脚印的土地，也由此成为我心中多年来一直牵挂的地方。甄德圣先生与我的先父，也有过工作交往。1974年到1979年之间，先父曾担任邢台县白岸公社党委书记。他所设计并领导的白岸川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工程，不仅成为当时的样板，至今在当地留有口碑，百姓仍受其益。老人家所留下的200余万字的《工作笔记》，如今已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所保存的近百张工作照片，其中有一部分即是当时的邢台县委宣传部新闻报道科长甄德圣先生所拍摄。1996年秋，我赴外地参加学术会议之前，第一次拜见甄先生，当时他也是我的工作单位，合并中的邢台唯一一所高校的主要领导。先生之为人，重情重义，且颇具书卷之气。谈起与上一代人的交往，格外兴奋。去年冬天，我应邀参加邢台县有关部门召开的宗亲文化座谈会，并在会上就宗族谱牒修纂方面的问题及学界动态作了说明与介绍，也与甄先生就《邢台甄氏考辨》一书之撰写思路作了初步沟通。没有想到，先生这么快就拿出一部分量厚重的成稿。其实，自书之“后记”可知，从初步酝酿到全书完成，前后经历了六年之久。几乎是从《邢台日报》社长的位子一退下来,就开始了书的撰写。撰写过程中，他不仅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也曾多次到外地走访族人并作实地调查，对文字资料、实物资料与口述史资料，进行全方位搜集整理。可见他的勤奋精神与责任感、事业心，并未随着退休而消退。

　　朱子于《归乐堂记》中云：“予惟幼而学，强而仕，老而归，归而乐，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于《三家礼范》跋则曰：“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以闾里，传之子孙……。”朱子之论，也是中国传统士绅人生轨迹之写照。甄德圣先生的人生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朱子人生规划之具体体现。道路虽然艰难，青年时期的他却踏实完成了那一代人的求学与自学历程；中年“施于郡县”之事业，同样值得称道；晚年退休之后修乘纂史，更是“老而归，归而乐”，以文“教以闾里，传之子孙”的实际证明。在甄先生身上，艰苦奋斗的地域精神，耕读传家的氏族门风乃至自强不息的拼搏意志，均有深切体现。从田间乡村走出甄德圣先生，不仅学业有成，事业成功，退休以后的生活，同样令人耀目。他用充满感情色彩的作家语言，将个人、家庭、家族、村庄乃至华夏甄氏宗亲的历史真实生动地记录下来，这是邢台乃至国内外甄氏族人的骄傲，也是甄先生晚年辉煌的见证。值此《邢台甄氏考辨》一书即将出版之际，由衷期望家庭幸福、家族和睦从而正在享受退休生活的甄德圣先生笔耕不辍，为家乡文化事业不断增光添彩，为华夏民间社会之当代重建，持续发挥余热。也希望散居海内外的甄氏后人珍重世泽、弘扬祖德，为民族兴旺、祖国繁荣而再接再厉，从而延续并继续书写甄氏家族的光荣历史。

2010年深秋

乔福锦：邢台学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法政历史系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