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易堂：(1880～1950)名希孟，号易堂。陕西武功人。幼时家贫，14岁才开始读书，清末秀才，后又入北京中国公学政法科学习。 清宣统元年(1909)，焦易堂在自省自治研究所学习结业，曾遍游周秦汉唐胜迹，萌发复兴民族之志，经井勿幕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次年返武功，被推为县劝学所所长。宣统三年(1911)广州起义失败后，井勿幕奉命回陕，布置同盟会员分头准备起义。八月，井到武功见焦，委其联络关中西部志士。焦在联络武功、扶风等县数十人后到西安，与郭希仁、曹印侯等筹商起义。10月22日，在同盟会员联合新军、哥老会发动的西安起义中，焦任张凤翙大统领行营参军。后在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陕西西路与东路战役中，焦随督师于旬邑和华阴的大都督，于军事多所臂助。1912年被选为陕西省第一届议会议员，在省议会上又被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1913年2月参众两院在北京复选，国民党获胜，在两院均占多数议席。在国会开会时，焦等国民党议员激烈斥责袁世凯的作为，并否决了袁主使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袁世凯欲以重金拉拢国民党议员退党，遭焦等严词拒绝。刺杀宋教仁的罪证公布后，袁与国民党已不共戴天，相继免去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国民党成员的省督职务，派兵镇压“二次革命”，并于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党员的国会议员资格，使国会名存实亡。焦等没有屈服，继续从事反袁斗争。1914年，焦因母亲病丧返陕。事毕即联络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亲信、陕西都督陆建章，曾只身潜入督署投掷炸弹二枚(因炸药受潮未炸)。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国会复开，焦奉孙中山命入京，参与议政。次年，国会又被段祺瑞假张勋之手逼迫黎元洪解散，焦随国民党全体议员抵沪。孙中山号召各省革命军人起兵讨贼，焦令其长子步辕回陕，参加讨伐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斗争；他自己随孙中山赴广州发动护法运动，任陆海军大元帅府参议，为孙中山出谋划策，深得倚重。1918年3月，孙中山在为焦易堂父母撰写的行状书后， 对焦极力赞扬：“易堂焦君，秦中杰士也，为国事奔走有年，于民国创造颇有功焉。”《辛亥革命前后的焦易堂先生》第121页，这一年，陕西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树起靖国军旗帜，孙特委任焦为陕西劳军使，回陕西宣慰靖国军。其时，焦步辕正随靖国军一部自武功西征，在进军岐山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焦得噩耗，亲为爱子在岐山东门外树碑纪念。 1921年4月，焦在广州出席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同年11月，孙中山率师由广西借道湖南北伐，焦奉命以大本营参议随行。在桂林驻留候饷期间，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广西支部的成立大会。1922年春，因陈炯明断绝北伐军粮饷，孙中山先后在桂林、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变更北伐路线，先行返粤，再经江西北上。孙中山抵广州后，陈炯明于6月公开叛变，炮轰越秀楼总统府。孙脱险后登楚豫舰(第二天改登永丰舰)指挥平叛。焦在枪林弹雨中探知大总统下落，遂冒死登舰探望，请示今后方略。孙嘱他先返北方，宣传主义，以为再起之准备。焦遵命北返，自己出资，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演讲稿印了20余万份，分发北方各省。此举得到孙中山赞赏。他在致焦的信中说：“吾党主张，以大多数人民未能了解，故于推行时，每多阻碍，此在北方，更觉较甚。得执事在彼宣传，必见伟大之效。尚祈宏此远谟，以竟将来水到渠成之全功。”(《辛亥革命前后的焦易堂先生》第138页) 1923年2月，孙中山由沪返穗，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再任陆海军大元帅，在广州东郊重新设立大元帅府。焦奉召抵穗，随侍孙中山左右。为使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步调一致，焦奉孙中山命赴北京与谢持、王用宾等在国会中组织党团。曹锟为贿选总统，曾邀焦、王到保定，愿以重金高爵换取国民党议员支持，被严词拒绝。焦、王返回北京，约集反对贿选的200余参、众两院议员，取道天津南下，抵沪后又联名发表宣言，声讨曹锟贿选。 1924年1月，焦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会后即赴北方，参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推翻曹锟贿选政府的酝酿。10月19日，他和王用宾、刘允丞等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军事委员，专事联络北方军事。北京政变于10月23日发动，把贿选总统曹锟赶下了台。政变后，焦代表国民军赴广州迎接孙中山北上。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北京，焦为护陵组成员，以后又扶孙中山灵柩去南京，参加了在南京紫金山墓地举行的奉安典礼。 1925年9月初，焦奉命回陕，筹建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同月26日，在西安第三中学礼堂召开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临时省党部，焦和刘允丞以及中共党员杨明轩、刘含初、赵葆华、王授金、张性初、张含辉、宋树藩九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广州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后，焦任国民军第二军宣慰使。他奔走河南、陕西等地，说服樊钟秀部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尽快出师参加北伐，与蒋介石统领的国民革命军会师。1926年4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二大”，通过焦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焦于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首届立法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1931年1月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直接主持了南京政府前期法律法规的草创工作；还与王用宾等创办了首都女子法政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妇女法律专门人才。1929年3月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底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行政院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年5月出席国民会议；6月，在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2月，国民党召开四大，又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焦热爱并尽力弘扬祖国传统医学。当国民政府卫生部1929年通过“废止旧医”提案、激起全国中医界强烈抗议的事件发生后，他挺身维护国粹，又促成1931年春成立中央国医馆，被行政院任命为馆长。此后，作为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委员，曾与于右任、张继等回陕办公，对把校址选在他的家乡--后稷遗址所在地的武功县张家岗(今属杨陵区)，起了一定作用。这期间，他还在武功办起了民生小学和民生中学；回南京后又成立了中央国术馆，主持举办了全国第一次武术考试。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成立直属国民政府的西京筹备委员会，焦为筹备委员之一。1935年7月，继居正之后，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12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上海的伤兵、病民日益增多。国民政府行政院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与焦商量，拟以国医馆名义在南京创设中医救护医院，朱任院长，焦任董事长。医院开诊后，收容的伤病员多时超过千人。南京沦陷前，焦带医院先遣队至重庆，后设总医院于大梁子，日门诊多时达一千余号，还在郊区建立了18个中医诊疗所。为解决大后方药品缺乏的困难，他又在江家巷自家的宅前设立了中国制药厂。每天从最高法院办公回来，他都先到药厂巡视。在他的督导下，肝素粉、戒烟丸、止咳片、救急水、防疫丹等几十种西制中药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使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均受其益。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步步倒退，使焦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逐渐失去信心。1940年9月，他辞去了最高法院院长职务，此后只担任过两年国民政府委员，基本上在南京、西安和武功闲住。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内战爆发后，焦对时局忧虑不安。1948年，他向到南京受训的前靖国军名将胡景翼的五弟景通说：蒋介石违背中山先生遗训，所作所为，全出一己之私；我看国民党快要完蛋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要成功(参见胡景通：《忆焦易堂先生同我的交往》)。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不少故旧好友先后归顺到人民一边，焦的思想矛盾重重。1949年春，他在武功河道老家，向一位曾被他营救出狱的中共秘密工作人员吐露了心曲：我不满意蒋介石的专横统治，一心想归根落叶在故土，但恐胡宗南、董钊不答应，会硬逼我去台湾。这时候，他不想住西安，怕受人胁迫；又不敢在乡间久留，怕安全无保证。曾对亲友说：“还是先到兰州看看。”原想在兰州策动国民党军一部起义，未能如愿，遂至成都， 最后还是经香港去了台湾， 被任命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50年10月28日病逝于台北。著有《释总理钱币革命》《稷山文存》《三民主义与世界大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