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一年,在和林县城东五里的章盖营西圪塔村的三孔窑里,一个鲜活的生命奇怪地降生了,而且是个男孩.说他“奇怪”,是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是不大可能、出人意料的。数年前他的母亲得了一种怪病，——缩骨痨,一个壮壮实实的女人越缩越小.怀他的时候,缩小到能用大菠萝扣住的程度,躺在炕桌后竟然发现不了.这么个病人，竟能顺利地生育一个大胖子。实属罕见。人们都说他老子、老祖积下德了。

其父叫巴福柱，蒙族、土默特人,祖上曾多次居官。其十四辈前的祖宗曾授土默特右翼都统（从一品），世居归化城。后来家口繁衍多了，有的居官、住在城镇、有的就散在外面从事生产劳动。不知哪一代，就有一支封居在这里。因当时有个佐领四品住在此地。百姓称佐领为“章盖”，这个居民点便得名“章盖营子”。

清朝时代，满人对土默特蒙古人的统治是採取编旗设佐制。佐领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基层管理机构。佐领管辖的人丁，上马则为备战，下马则事耕作。而且，“官无俸、兵无饷。”只按不同职务和身份拨给户口地亩、以资当差从征、赡养家口。但蒙古人不善耕耘,由于经常战乱出征，也无暇顾及地亩。所以大都将土地出租给迁入的汉人。出租的土地，当年得到收获的十分之一、次年得十分之二、第三年得十分之三，以后固定。租资相当微薄。当时，巴福柱生旺子时，来此地已几代了。其兄喜柱在村种地，他在二十家子镇（右为驿站）开车马店、兼做买卖，生计还算不错，也算上等人家。

福柱之妻是娶章盖营东十里之外冰达营子武家之女。婚后生二女，长女曰巴存存、次女二子（后都出嫁富贵人家）。之后其妻患上这种奇怪的难治之症。按当时福柱的的家境，也花了大价钱医治，但终未见效。就在这种情况下又怀孕了。人们都说：“快了，这个孩子一伤两条命”。但是奇迹出现了，而且什么毛病都没有。全家、同族大为欢喜，取名旺子。但是其母亲的身体状况无力抚养。

天无绝人之路，正巧他的二姨母在本村做媳，旺子就由其二姨代为养育，二姨不生育，将他视为已出，亲怩陪加。其生母何年死去已不可考。但旺子始终将二姨称“妈妈”。

旺子渐大，也读书识字，逐步能协助其父操持家事，也经常上绥远城办货拉运。和林至绥远城相距百里。过去的骡马车，一天到达不了，所以，多在中途打尖住店。刚好半截有个二道凹村,村里开店的姓闫\是庄头蒙人。旺子经常投宿,有时也帮店家干点活计。久而久之，闫姓店主看对了这个精机伶俐的大个子后生，便把大他三岁的女儿许配。一九0七年，旺子十七岁，闫女环鱼儿二十岁成婚。次年旺子当了蒙古军，驻防归化。一九0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农历），长子巴润发出生。旺子考虑妻儿放在家乡无人关照，当时蒙古军许带家眷，在润发出生四十天就携家搬到绥远城的的石头巷居住。之后在此生了次子巴润才，三子巴润生（小名候三）。旺子在部队作战有功，而且右臂负伤后，象现在的“荣誉军人”一样，享有俸禄，加之做点生意，一家五口还能自足。1918年由于伤残无事，想回归农村开辟生计。去哪里呢？那时二十六、七七岁，与其养母二姨感情至深，抱有敬孝奉养之心，想守二姨。当时二姨之夫亡故,改嫁至碾格图村（今呼郊碾格图）之家作妻多年。旺子一家便搬到该村。二姨夫是富户，先是暂住其家，旺妻环鱼儿做的一手好饭，成为他家厨上得力之手。三个孩子子尚幼，起初还算和谐。

由于二姨不能生，二姨父金来宝将侄儿过继为嗣，名曰虎虎。该虎虎此时也有二十来岁，娶妻成家，此人心想旺子叫他的母亲叫妈。现在来到，生怕平分他们的家产，所以，经常流露排斥言行，旺子夫妻一看，对方反恩为怨，只有回避，就搬到古力半忽润村（现属和林格尔县公喇嘛乡）。因为该村有他的姐作媳，姐夫李旺子，也是当地富户。起初寻房住院，先在张蝉有家借住.为筹款给自己修盖院宅,旺子去找妻弟六板头索要欠款，六板头是其妻的堂弟,算个不大不小的土匪。在南山找到以后，两人口渴，进小王子坟村一户农家讨水。该户老汉不想给，说没水。此六板儿头强行进家，揭开水缸，满满一缸水，就出来漫骂、老汉回骂，两人出言不逊。六板儿头掏枪就打，旺子中间阻拦，不想土匪成性的家伙,子弹已经出堂，未打及老汉却穿断旺子的咽喉。当时虽然未死，但山高路远，缺乏及时抢救,失血过多,次日休命. 六板儿头,不敢露面,托人将旺子尸体拉回古半忽洞南坡上暂埋。死时29岁，长子润发11岁，次子润发8岁，三子润生六岁。这是1920年的事。款未要回，人已先死，天塌下来了。三十二岁的孤孀闫环鱼儿，回娘家讨告。当时的闫家不穷，还算仗义。出资出料在古半忽洞村盖起四间正房、两间粮房，还留五间正房的空地，圈成一个院宅,供母子生活居住。

闫环鱼儿很有骨气，本家族多有劝其改嫁,但她不肯,让十二岁的长子润发为本村富户放马、放羊，将九岁的次子润才寄养在旺子称妈的二姨家。自己带三子润生到姐姐姐夫门上做饭打杂。

润发十四岁时,农活熟练,先半种本村张安甲的旱地,后来给本村李家当了长工。次子润才上绥远城学了毛绳匠。因其右手在周岁时入炉火烧残，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三子润生渐大，也在姑父门上打杂混饭。全家虽是孤儿寡母，但由于勤奋苦干，生活又十分俭节。每年省下钱来买田置地。还有蒸蒸日上的意味。

到润发十七岁时，娶了乌兰巴图的云存香作童养媳。当时的云存香十四岁。娘家原先祖辈也是大门富户，父辈兄弟七个，一半当喇嘛，一半吸鸦片，父亲是老七，人称七老爷，还算本分，娶了公喇嘛云家之女为妻，妻生有一子、二女。起初丰足。后其妻染烟瘾,一个儿子也娇生惯养成性,抽起大烟,把个家当一骨脑吸穷了。家境急剧衰落，命苦的云存香七岁丧母，父亲也患痨疾。哥哥秃子抽洋烟养不了家，姐姐云满车大她十岁，早已出嫁。父亲领她投奔公喇嘛老爷家,寄人篱下,稀惶度日。所以年少嫁夫，但未结发。十六岁正式过门（本村云六挠之母给梳的结发头，所以我们将云六挠叫舅），不久其父也去世。

润发虽未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但忠厚善良，也很机伶了聪慧。膛壳清利“小九九”特好（善于数字计算）。给李根世当长工时，李是读书人，常出点小题目跟长工们逗趣，如“出门一道滩，蟾蛤蟆卧下一大滩,数头三千六、数腿一万三，多少蛤蟆多少蟾？”（蛤蟆四条腿，蟾是三条腿）。再如“几个砬硐几张楼”（砬硐压四垅地,耧种三垅地 ）,还有“鸡兔同笼”等题。别的大人算不出，少年没文化的润发蹲在门旁不一阵就算出答案了。老李家看他忠厚老实，农活全娴，又能干手勤，连用数年。

云存香出身贫穷，也是农田家务一把好手。因她年幼丧母、与婆母相处亲如母女。婆母闫环儿勤劳简俭，媳妇云存香，泼辣能干。蒙古女人不裹脚（天足）,确能撑起半边天。几年后置得沙地数十亩。虽然薄脊，但得了几场“偏隆雨”、收成颇佳。全家男女老少齐出动。都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添农具、买耕畜。先半种、合犋、换工。后小牛换大牛，犍牛换成母牛，叫驴换成草驴，养猪喂羊,光下蛋鸡还有二十余只。犁耧耙耱一应俱全，后来还合股置车，院里安了石磨。

民国以来蒙汉仍是旗县分治。蒙人买了汉人的地，既向和林县里交税，又向土旗旗里纳粮，一只羊身剥两张皮。当时润发跟日伪保长靳和尚（哈拉沁村人）讲理，靳不仅不予公平处理，反而处处加害使坏，又派徭役，又抓壮丁。气不过，润发出去当了蒙古军（德王的部队），但是，德王的部队不打日本人，反而为日本人作战，便又跑回村来务农。

另一方面，家里添丁加口，云存香先后生育一女四子，女曰爱裳、长子占全、次子占有、三子因为日寇入侵、兵荒马乱，抱给张家为嗣，第四子出生于1942年,世道似乎平稳，又是三月二十三（农历）的生日。奶奶说：“这孩子出生在三月二十三，又是老三，占了三座山（土话三、山谐音）。人贵，留下哇。”取名全有。应了“一女三男、干甚也不难”的祈语。这是润发的一支派系。

润才自十岁上城学手艺，逐渐能挣钱，而且是现钱，有老妈在，兄弟几人收入统一掌握，在原院宅西、隔路又盖起三间正房，两间粮房的一处院落，供润才一家居住。润才此时已婚数年，娶了榆树沟云家之女生有二女。长曰棠棠、次曰招棠。数年后，云氏死，解放后续杨绿叶为妻，生一子名曰福有。润生从小有点混饭吃，务过农、也当过兵。25岁从潘庄娶了潘姓15岁之女为妻，但该女娘家全吸鸦片，过门后在婆母的威严下，算是戒掉。一年后为谋生活，携同夫婿润生一起去娘家种田。渐渐又染烟瘾。润生卖了骡子也供不起她的需要。最后休之弃之，回古力半忽洞务农糊口。一九四四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节节胜利。闫环鱼儿年已56岁，算是儿孙满堂。但是，苍天无眼，给这个艰辛寡居，携子坎坷几十年的老妇染上了伤寒，出水不止、饮食不进、卧床半月就去世了。三个儿子把早逝的亡父巴旺子的尸骨起出，一同埋葬西大黑河老坟。

次年，日本投降，内战又起，抓丁摊税，国无宁日，民不聊生。1946年顽固军大量招兵买马，为蒋家独裁效力。润发兄弟三人，被摊派一个壮丁。老三润生年轻，被列入名单，逃脱不了。润发考虑，三弟光棍一人，还应娶妻生子。我已闯布朗朗三个儿子，死了也有后。于是自己剃胡须顶了三弟的名字充了军。

母亲去世、兄长充军、苦难过来的润才、润生如何为生？一个是残缺右手、一个是无家可归，既穷又苦。当时土默川一代是拉锯战区。清剿团、八路军、土匪、顽固军来来去去。选择什么道路，总得寻找逃脱苦难的主哇。八路军选择了穷人，穷人也选择了八路军。润才和润生被八路军吸引了。润才以毛绳匠掩护，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润生单身一人，暗通八路，与八路军有组织联系，为八路军侦探报信，传递物资、药品。他这个人老不在村，时隐时现，被本村的甲长张三五九发觉生疑。

有一天北院的李明子家（即润生的姑姑家）进了土匪。全家乱作一团，土匪进而出、出而又进。李明子家的男女人顾了东院顾不了西院。润生姑舅二嫂躲藏在西院，但又担心东院自家几件首饰未藏起来。趁土匪出去暂时安稳之一刹那，只身回去收藏，别人追喊阻止。走到半路，土匪照影开枪，并投了个灰鸬鸬（手榴弹），子弹射中了二嫂大腿，手榴弹炸伤了追她的长兄哥李毛毛，二哥李八彦、及女儿桃儿女子。润生将负伤的包扎安顿好，出外听见有人呻吟。走近一看是二嫂，才知她也负伤，立忙背回屋里。由于失血过多，未及送到归绥城就乌呼了。别人的伤势不重，送城里很快医好治愈。

二嫂一死，润生连个吃饭的地方也没了。越发仇恨顽固军等反动势力，更肆无忌惮地为八路军当起碟报来了。一九四八年，甲长张三五九告密乔汉奎部队，乘他回村之际，夜间逮捕，几天后勒死在黄合少村南的树林里，尸体被野狼啃残。家里雇人埋在当地。

此时的润发，在蒙古军里当少尉排长。所在部队打入一些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宝音巴图等人，进行分化瓦解。选准了巴润发这个穷苦老兵，给他讲革命道理。他说；“如此黑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宝讲：“只要穷苦人团结起来，总有天明的那一天”（指全国解放）。动员他从内部为八路军办事。润发尽力所能及，在宝音巴图指使下办了不少事情。有一天将管兵册的参谋灌醉，偷出兵册。宝音巴图钻在窑洞的窑洞里，点上素油灯腾抄，以备分析兵员的出身家庭等，物色分化瓦解对象。之后，启发巴润发：“你家有妻儿，生活艰苦，不是个做这种营生的（指当兵）。赶快偷跑哇。出去找XXX，让他给你寻点营生干”。润发听了他，找到XXX买了一头驴，装扮成贩盐的小商，给八路军送起信来了。大体活动地区是东至旗下营，西至固阳。

不久,得到三弟被勒死的噩耗，夜奔家里，气不过，偷偷送长子巴占全到朱亥村当了共产党领导的骑兵一师。此时，占全十六岁。这是他为“天明那一天”做的又一件好事，也是对第一个儿子的人生安排。解放后，他把次子送到旗里，培训当干部，做土改工作。后由于文化程度不够，返村务农。此时三儿全有已经十岁，学习钻研，成绩优良。润发看他是块材料，虽然家境不裕，但深知没有文化的甘苦，就尽力供其读书，“考到哪就供到哪。”小学、高小、初中、高中，虽然家里有因劳累过度、久病半躺的妻子云存香，紧需劳动力，但是花了16年，硬是供出个大学生。

那时，长子参军后，作战勇敢，冲锋陷阵，在剿匪中，马背上甸成习惯性肚疼。部队看他是块好料，派他去西北军区兰州第一军校学习汽车驾驶，1952年随军入藏。之后驻防青海格尔穆。一直到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1960年转业地方，61年响应号召，主动下放回原籍务农。

由于自己和次子占有没文化，不能为国出力，所以在培养三子全有上学读书方面、用尽心血。1953年，村中报考区立高小的有九人，只录取了全有一名。从村到学校八、九里路，宿舍有限，远路的学生已经住满。跑校吧，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独来独往，起早摸黑。那时野外常有恶狼出没，很不安全。况且暖季好说，严冬怎么办？总不能考得住念不成吧。润发一方面讲甘从寒苦来的道理。一个文盲瞎汉，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劝人故事，鼓之以勇、壮之以胆；一方面制作了棍棒、鞭绳等防身物器，并教儿如何惊吓野兽的多种方法。一开始做了一杆霸王鞭；即当地将铜钱寄在木棍缝隙里，舞之娱乐的道具。全有上学时边走边舞，后被同学玩断。又制了一寸粗细、四尺来长的一根棍棒，全有拿它在手，双手紧握一头，跑几步、另一头点地支撑、顺势一跃，足有丈余远、再跑几步、再一跃、再跑再跃，这个动作既出路、又很惬意，就是费劲，这样走走、跃跃，一路玩着，也锻炼了身体。到教室将棍立在旮旯听课。同时用牛皮筋编了一条一头粗一头细的软鞭，鞭稍系有双瓜瓜筋制作，一抽声音响脆，有五尺来长。夜晚边走边抽，清脆的鞭声惊走野兽，不用时系在腰间，用袄遮住，无人发现。到了冬季，润发让妻子缝制保暖衣服，从头到脚、样样严实。遇有下大雪天气，北风呼啸、积雪半尺。其母阻止曰：“书念成念不成，人别冻死在外。”但是润发不以为然并说：“我领你走。”然后将儿穿扮严实后，出院操一把场用的木耙在手，出院上路，走一步推一个坑。他踩雪坑先走，教子也跟着走。遇有圪塄脊梁、雪被吹掉，可顺行一段。遇深雪则绕行之。上了路再推再走，边走边说：“不冷了哇。在家时总认为外面冷。出来走一阵，再加推雪用力，只能出汗，还会冷嘛？”儿子感觉果然如此，接过父亲的木耙推一下，走一步。父子俩轮换几次，八里路竟在不知不觉中走进学校所在的公喇嘛村里了。此时农家担水饮畜，已断续扫开小路。用不着推了，父亲目送儿子奔跳上路、扛耙返回。这样送了两次之后，儿子独自就可破雪上学了。

翌年，学业渐紧，早晚来回总得两个小时，还疲惫不堪，况且午饭没有着落。学校住不成，找个亲戚吧。正巧，他的远方表弟闫克在此村居住。润发从小养成万事不求人的习惯。为孩子读书，他这次刷下脸来，开口求助了。儿子食宿在表叔家，他又是帮人家耕种锄地，又是提供超过孩子食用几倍的粮食蔬薯。一九五五年，全有考入师院附中，1958年又以优异成绩升入高中，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凤毛麟角。年级高、费用也高，况且儿子已入青年时代，又已进了城，穿着打扮也不象在农村了，大襟袄、大裆裤一裹、牛鼻鞋一蹬了事。中学生起码得一身海昌兰制服，脚穿秋鞋洋袜子，冬天还得一顶火车头棉帽子。这对一个挣工分糊口、又养个痨病患妻的半达老汉来说，负担不轻。他一方面教子“要吊里子，少吊面子”（即多学知识，少注重衣着）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多养自留羊，每年喂养个大肥猪，大冬天骑自行车往返70里进城卖掉羊皮毛、猪羊肉、提供学习费用，为此每个暑假安排孩子割绿草、晾干捆住，他每天集体地里收工后，傍晚一背一背背回家。堆好防雨，以备冬季喂羊，寒假领着儿子拾粪攒肥，以备自留地高产。人说：“田家少闲月。”他的十二个月天天是忙的。冬季白天拾粪搂柴、扫树叶，晚间点灯剥麻杆（秋天荐花麻杆沤制的）。再就是伏笤帚、栽扫帚、纳大底。夜以继日。

及至一九六一年，儿子考入大学，润发已是五十有几，腰腿疾患拖身的岁月了，年轻时超负荷的劳作，过量的损伤对肌体的孽待这时寻找而来。平时都站立困难，何况还得下地挣工分，好在全有自知家境状况，选择的是师范学院，饭费不出、还拿助学金。寒暑假打工挣点钱或投稿得点稿费，凑合读了下来。此时已是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这次运动给全党、全军、全中国人民代来巨大灾难。特别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一些坏人抗起铁锹斧头搞“挖肃”，几年把蒙古民族摧残殆尽。毛主席说：头年斗、二年批、三年改。但是老人家年事已高，并且被架空，控制不住局势，回不过头了。他讲在意识形态里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点不错，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跳了出来，尽情地展示才能、按着自己的“观点”实施自己的行动，搅得周天寒彻。运动一开始是以批判“封资修”拉开序幕，向着四旧冲击。革命小将虽有过火行为，还算很得人心。但是，这场运动被坏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利用了，而且是充分而彻底地利用了。初衷是好意，结果没办一件好事。我们不能指控毛主席有品质问题和个人目的。但是这时的毛泽东已不是当年的高瞻远瞩、与民众息息相通的毛泽东了。文革开了头他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运动之初，家里大小男女人听了宣传，认为“又要整一批灰人呀。”规模之大、声势之强、象毛老汉办的事。未曾想不到半年，天空已不见光明、空气已相当混浊。魔鬼和君子都吆喝的是真理，打的旗号无论红、白、黄、黑都是似象不象的马列主义。润发老汉楞了一阵，想拨开这些专听毛主席的声音，但那个声音传下来就变调了，而且超分贝的强劲响亮。不管发生什么，润发老汉是相信毛主席、共产党的。但是，铁锹斧头挖在了他的头上，1967年冬“挖内人党。”蒙古人不论城乡居民、也无论干部、工人、农牧民、成年人大都被怀疑是其分子。先是逼他的儿子巴占全承认。

巴占全，当时是古力半忽洞村的大队主任，他从1961年冬回原藉务农以来，凭着建设家乡的满腔热忱和在外闯荡多年的经历，管理一个村庄事务绰绰有余。古力半忽洞村地土较多，气候也较好，五谷杂粮都能种植。“大跃进”和“学大赛”当中，大搞农田水利建设。随之农、林、牧、副全面发展。这几年中，村里人口由五十年代的四百口左右、增加到一千来口。本村繁衍不说，光外村女嫁入本村顺之全家迁来的就增加近四、五百口。但由于地域宽广，单产逐年提高，家家户户丰衣足食。文革开始，他还以为冲一冲、斗一斗，整整风气，逮几个坏人就完事了。不想越闹越深，又开始斗他这“当权派”。他说：你们还没闹够？实在没事，上大南梁多开点急留地打粮食哇。成天寻缝缝扎腾，能顶饭吃！闹我“当权派”。我从16岁参军，南征北战，建国后，进西藏、驻青海、又入朝鲜抗美帝，转业后，回呼市公路工程处当车队长修了多少路。现在回村当了X大一个村主任，什么“当权派”？有什么斗头？说得群众都走散了。但是在村一贯懒散受他管制的几个赖痞，一心想公报私仇。这次没斗成，1967年整蒙人的“挖肃”运动来了，给他扣了“内人党”的帽子，并且株连了他的父亲巴润发和其弟巴占有。其父为人秉直、拒不服整，而且指责他们好坏不分、颠倒黑白、态度强硬、言词亢奋，更惹翻了“抗锹”的人。他们刑法加码、轮番批斗。把烧红的炉盘放在占全弯腰的背上，真正留下挨整的圆圈烙印数个，用扎机井的铁管在润发的双腿上压杠子，两头站上七、八人加重，直到压断。抬到圈押房里，几天后，由几个四类分子抬回一个血迹糊染、不成人样冻硬的尸体。说是以锅沿割断脖颈自死。自己怎么能用锅沿割断脖颈大动脉呢？此时看守的人哪儿去了？如此残死，只用“畏罪自杀”作了交待，而且还用干草绑成润发之体型再度批斗。巴占有在圈押中得了伤寒、又闻父亲已被整死，饮食不进，奄奄一息。古力半忽洞的“挖肃”也以“大获全胜”而告终。该村百姓无不为之落泪，这么一家好人被整得破碎不堪，世道谈何公平！

一九六九年,中央说内蒙的“挖肃”运动“扩大化”了。开始平反。但当时的林彪、江青集团还披着外衣，真相尚未完全暴露，孽行仍在延伸，基层还是乌云遮日。致残的巴占全、巴占有虽然获释，但这种残景残况怎么度日？

此时的三子全有在外地任巴盟临河革委会委员，生建部副主任。以混入红色政权“披着红马褂”的乌兰夫派在河套地区的“少壮派”而被关押。全有，大名曰巴尚勇，1964年冬仍在内蒙师院读书，以毕业实习“阶级斗争”的学生身份，参加监河县由内蒙党委组建的“四清”工作团。“四清”结束后，内蒙党委从学生中选留七名应届生参于留守巩固“四清”成果的工作队。在该县“永清”大队蹲点。七名学生被列为“接班人”培养对象。说三、五年锻炼后，可安排县长、县委书记。当地时称“七君子”，巴是其中之一。既是内蒙党委指定的，内蒙党委以乌兰夫为第一书记，乌兰夫是“民族分裂主义”罪魁。所以，七名学生便是民族分裂的少壮爪牙。其实七名学生是副书记高锦明（河临“四清”工作团长）指定的。高是反乌英雄。说七名学生是乌兰夫爪牙，纯属驴头不对马嘴。

全有被押获释，已是68年秋，回老家见父死哥残，母亲疯疯癫癫，又痨病半躺。挨整后的残状不仅如此。恶果还在继续，第一，挨整几个月的工分没有。当时是靠工分分粮。没工分也没粮食，三家15口人没有饭吃；第二，大人都残，孩子尚幼，挣不成工分，来年生活也无着落；第三，子女上学，被侮被打被排斥，没有安全保证；第四，部分房被拆，家用家具和箱柜一应等物被抄搜。现已临近冬天，连根引火柴都不存。怎么御寒？罢、罢、罢，躲吧。好在全有还任过生产指挥部副主任之职，不少公社的头目很熟，就跟临河县乌兰图克公社的一个蒙汉杂居生产队联系好，同意接收。回来跟占有商量，同意迁走。于是占有一家，连同其母一并背井离乡迁入该队。离开那个环境，思想上压力小了，队里看占有身体半残，安排当饲养员，长子巴文魁十四、五岁，给了适当的营生。第二年还给了些照顾，一家人便安稳下来。占全挨整时，其妻正坐月子。获释后他不能劳动，靠妻子向亲友乞讨，要来一些粮薯，算是过了冬。次年，不得以将一处院落廉价卖掉，换米换粮。自己将父亲未被拆掉的破房修了修，一家搬了回去居住。这就是巴润发一家在挖肃运动中的结局。

一九七0年，内蒙军管，刚过春节，全有（巴尚勇）去黄河边上执行防凌汛任务，任黄河的临河段防汛总指挥。从立春到春风，一个半月不能回家。正当黄河水流凌畅通要收兵撤回的时候，近临的黄羊木头公社书记告诉他，“听说你妻生孩难产，生后母子都留下毛病。你回去看看吧。”巴问：“孩子在不在？”对方答：“不知道。”巴说：“军管会通知后天回县开会。离家这么远，回家再赶到县里开会，我怕不赶趟”。对方说：“产后毛病是大事。我劝你还是回一趟。”巴说：“军管那么凶。咱请不下假来。”对方说：“那么地吧，今晚你骑我自行车，摸黑回，一百六十来里，估计天明能到。你回家看上一眼，明天下午回县，后天不误开会”。巴尚勇眼睛一亮：“倒是个注意。”说走就走，当即公社书记骑车将他带上，到公社后，将车给他连夜回家。

防汛指挥部在县城南120里的黄河边，巴的家在县城北四十里的农村。那时的公路都是土路，崎岖坎坷。夜间没有月亮，深一下浅一下，不知摔了多少跤，天亮是到家了。一看，孩子还在。因为是逆生，先下来一条腿，另一条腿是老娘婆伸进手抠出来、顺势将孩胎揪出来的，所以，生下虽已一月，但还是一腿短一腿长，别处并无大病。孩子母亲，因是逆向揪出来，连子宫也拉下来了，拖在外面，好长时间不能复位。

这种情况，总得治病哇。歇了一会儿，他就去二十里路外的隆强大队找医生。正遇人家参加公社的“学代会”。赶到公社，学代会今天正是总结大会，不准代表请假。一直等到散会，已是晚上六点多钟。北方早春的傍晚，六七点已是夜幕拉下，漆黑一团。他骑车带上医生，到家又是晚上九点了。诊治完，摸黑将大夫送回，买上药返回家，已是后半夜，快鸡叫了。头天一夜没睡，实在没精力连夜返回县城了。睡一会儿吧。天明一看，外面下着小雨。真是出门偏遇顶头风！河套的土壤全是胶泥，怎么走啊！巴尚勇站在门前、使劲捶了一下门框，“走！”推车上路。那种土壤，把自行车轮子沾住卡死，别说骑，就是推也推不动。走一段抠一阵，头上还顶着雨，衣服全湿透了，早春的天气还是结冰的。外面冻硬，里面出汗。费了五个小时，终于赶到会场。会议已经开了一多半。巴尚勇悄悄坐下。不想军管会讲话的人看见他了，命令他站起来，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老婆生孩子，回去看了一眼。”军管说：“老婆生孩子，还用你看？”巴说：“一言难尽，会后我向您汇报哇。”“汇报啥，你这是对抗军管、反军。到学习班斗私去。你出去。滚吧！”巴瞪大眼睛，迟疑一下，走出了会场。想等散了会找军管把事情原委讲清楚。但等人家出来，走上去要汇报。不待开口，军管就训斥道：“你一贯瞧不起军管，军管在你眼里值几个钱？行了，什么也别说，好好学几个月吧。”等他走远，军管的一位部下过来拉巴到一个背静处说：“早晨点名时，没叫到你，首长就发了一顿火了。你不用说了。回去准备一下，去学习班吧。”他的语气较随和，巴尚勇就将事情的原由讲了一下。此人听了说：“这么回事，有情可原。”巴乘机说：“进学习班就一时出不来。老婆的病挺重，能不能允许我再回去给抓点药，安顿一下，然后去学习班？”问：“你得几天？”巴说：“今天回去，明天抓回药，后天就去学习班报到。”军管的同志同意。

巴尚勇业余学医，大体知道子宫脱垂的治疗办法，就从县城买了些中、西药回到家里，告诉孩子母亲不忙参加劳动，每天提肛四次，每次约20——30分钟，慢慢就回复原位了。当时，巴尚勇的母亲跟他们一起生活。在旁说：“孩子是不是拐子。你养个半残儿怎么办呀。”他说：“妈、不会的，小孩如面软，他现在骨头不硬，虽然拉了一下，但拉不坏。将来骨头硬了留不下残疾。况且，咱们尽办好事，老天不会给我个拐儿。”母亲也就转忧为喜，一家三代有了暂短的笑声。一天时间，主要是抱着孩子，享受天伦之乐。他对初生儿子说：“你这臭小子，刚一降世就给你妈一个创伤，给爸一个处分，你这命倒挺硬。长大好好给爸争气。咱们是从东面迁来的。你哥叫文君，你就叫文东吧。况且，主席毛泽东有个东字，你巴文东也有个东字。你是东方红，太阳升，巴家出了个巴文东。你和哥哥健康成长，长大给爷爷报仇。”长子巴文君爬在背上问：“爸，啥叫报仇。”他揽过文君，含着眼泪，半天语不出声。

晚上，家里很冷，炕头给奶奶睡。弟弟吃奶，跟妈挨着奶奶，文君跟爸在后炕。被褥冰凉，爸搂着他问凉不。他说不凉，爸奇怪地问：“为什么？”他说：“奶奶说，开始凉，温温就不凉了。爸的身上热”。

爸从孩子年幼的身上看到了抗御艰苦的骨气，把他紧贴在自己身上，父子甜睡了。

巴文君，一九六七年四月初八生在老家和林县古力半忽洞村。当时其父在巴盟临河县工作。他降生八个月后，乘每年半个月的探亲假回来，才第一次见到儿子。家里早就去信让给儿子取名，终因工作忙碌，又兼家庭观念淡薄，竟然忘了此事。此次回得家来，见小生命吃得胖乎乎，会坐会爬，正在喃喃学语，而且初次见面，并不认生。主动爬到胸前示意让抱。爷爷奶奶说：“这是挨的亲，就象早就认识。”父亲双手将其卡腰举起，更是哈哈呢笑不止，一而再、再而三，似乎久别重逢。玩了好一阵才告暂停。父亲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之余，初次偿到有了下一代的无穷乐趣。给孩子起名字，总要寄托一些长辈的意愿。父亲见他小小幼儿，竟表现有一种君子风度，又希望长大能具备文才，就取名文君。爷爷奶奶怩称“俊俊。”

挖肃家破后，迁来临河县农村，当刚把家搬来时，粮食米面都有，就是没有柴烧。父亲是农民家庭出身，借了镰刀绳索就要去野滩割柴。走出百余步，后面一个声音袭来“爸爸，抱我，爸爸，我也走。”孩子边追边喊。这个嫩稚的声音，才使父亲产生了家庭观念，担起了做父亲的责任。明知带上三岁孩童会影响他干营生，但是父亲将儿高兴地背起来，到野地大大割了三捆柴草，背在背上，将儿抱在胸前回村。不想他竟睡着了。父亲放下柴背，坐在上面，傻乎乎地端详怀中的儿子，心中不知滋生了多少美好的梦想。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妈追到地里，才一个抱儿，一个背柴回家晾晒。

那时父亲的工作很忙，纪律也十分严格。两三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假期至多三天。回到家来，放下车子，喝口水就着手干活，多是全面把各种事情安顿一番，然后匆匆蹬车离去上班。父子见面机会很少。

天无绝人之路，当父亲带着挖肃受害的长兄一家来到后套艰难度日，精疲力尽的时候，好心的领导，不知不觉给了他一个城市户口指标，让他一家连同母亲迁到县城居住，并给孩子母亲安排了临时工作。此时，文君的弟弟文东也已一岁出头。兄弟二人由奶奶看护，父母两人上班，收入增多，一家五口聚在一处，其乐融融。

好景未长，时隔一年，在妹妹文玲出世的月地里。本来多病的奶奶（患肺心病）在全镇流感传染中咽气。尸棺尚在院里停着，来伺候坐月子的姥姥也染病住院。坐月子的母亲惊吓过度，神经失常。未满一月的妹妹被塞到被褥垛后，三天四黑夜无人理睬。天灾造成人患。院里停着死的，医院住着病的，家里憋着疯的。父亲和自己兄弟俩也都染上流感，只是较轻。妹妹的性命，当时还未列入重视之界。

一个救星骤然降临。第四天下午，突然来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进门就看坐月子的如何。简单对话之后，老人取来一把花椒，放在小盆里，注入二两烧酒，划火点着，烧热之后，抓酒火洗眼，不一阵疯子的眼睛睁开，心里也清亮，能以正常人的样子跟其谈诉。在老人的抚慰下，嚷闹几天的疯癫人第一次安然入睡了。老人走出外屋问：“孩子呢？”巴尚勇说：“在这儿。”老太太说“不是问两个大的，我问月地孩子。”巴尚勇无力地笑了笑。老人急问：“扔了？”“没有。”“在哪里？”尚勇用下巴无望地指了指被褥垛：“在那后面。”老人象锇狼扑食一样，三把两下将被褥揭翻，从后面托出一个襁褓，解开一看，里面的小人还在憨睡，老人将其翻转，背上、小腿小臂都被尿淹得紫红。老人急忙全部换干，重新裹包，抱去让其母喂奶。但是其母截奶了，吸不出来。老人指派其女（正好此时来找她）回自家取了奶粉、练乳，买了奶嘴过来，兑温喂上，母子入睡后，才有功夫坐下细谈：

老人前些日子伺候武装部政委家属坐月子。刚完就听说“尚勇家出事了”。赶忙过来看望。不想遇个正着。进门三个小时办了两件大事。尚勇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当时他已三十一岁，先得双子，这次得女，本来是十分称意的事情，女儿出生半个月来，他是喜之又欢。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祸降临他的头上。他已四天四夜没眨眼了。身体疲累，神智发呆，此番见到老人手忙脚乱，既安稳住月地的病人，又将无望的女儿救活。十分感动。跪到炕上给老太太磕了个响头：“谢谢您呀，老人家。我怎么报答您哪？”老太太赶忙扶起：“这有啥哩，谁家没个灾灾痛痛，能帮的帮，能解的解，应该的。”此后，老人天天过来伺候，母子逐渐恢复正常，尚勇将其认作义母。之后将其一家安排城镇，年龄大的找了工作，年小的上学读书，老汉也让去一个单位下了夜。从此，老太太常到家打里招外，真象亲娘母子。这是后话。

灾难过后，一九七四年，尚勇回家乡落实父亲被挖“内人党”政策。因为他家在运动中损失惨重，两残一死，全家株连，所以，县委两位书记来做工作。正事之余，聊起尚勇的工作，二位书记劝尚勇回家乡奉职，尚勇应充。便于本年秋携家口回到和林县委上班。先在宣传部，后在经委，之后，乌盟要在该县建立一所民族中学，招收呼市以南托、和、清、凉、土左等五旗县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派尚勇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虽然刚建校，但头一年就有20%的升学率。学校建成，正常运转二年后，尚勇被调县政府办公室任主任。当时的县长是云福祥，副县长李淑莲、苏力亚、张三团、云二柱。云福祥文化程度不高，实干精神挺强，李淑莲女辈，工农干部，云二柱、苏力亚知识分子，号召能力欠缺，张三团农民子弟，只通农事。云福祥对尚勇说：“我是文盲，李淑莲一个六年级毕业的妇女干部，其他人你也知道。为了全县人民的利益，你就放开手脚干吧，不要受职务的限制。由我撑腰帮你成事。”尚勇在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协同有关部门，亲自抓了城市建设，自来水工程，街道硬化、绿化，职工住宅改善几大项目，特别为全县林牧建设，征服白二眼沙坝，出谋划策、争取资金、奔波出力。二年后，被提任该县常务副县长。又一年后，被调集宁市当了市长。从1984年至1992年连任八年，是建市以来任期最长的市长。

集宁，昔称老鸹嘴子。民国以来属丰镇县管辖。当时有一位浙江藉的人，叫杨葆初，在丰镇当副县长，他看中了这块地方。他说：老老鸹嘴一带南有丰镇、北有陶林（中旗），东有兴和、西有凉城，四县交界，县县不管。常有土默川的窜匪来此地侵扰作案，四县都鞭长莫及。此其一。其二，因为路途遥远，老百姓缴赋税有长途跋涉之劳苦。所以，建议在此处设一个衙署。经报当时的察哈尔省当局，立即批准建一个三等县，并指令由他筹建。杨先生克服各种困难，于一九二四年正式建成，由他担任县长。此地周围土地薄脊,物产欠缺,村庄稀疏,各业不旺。出现转机是修筑京兰铁路通车后，一下成为货物集散地，商贸繁华，人口巨增。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友好往来，铁路向北接轨，通向乌兰巴托、莫斯科。集宁成了国际铁路的换装车站，五十年代城市规模也由桥西的两平方公里、向东大势发展，横向十条马路、南北四条大街。内地一些中型厂子陆续迁来，肉联厂、轴承厂、毛纺厂、拖拉机厂、焊条厂、亚麻厂、皮件厂、元件厂、拔丝厂、化工厂等一时繁荣昌盛，各业俱丰。当时内蒙西部区的城市排行是呼、包、集。于一九五六年由县改成市（县级），以工商为主，厂子也越来越多。成为乌兰察布盟盟府所在地。

但是，一九六二年，中苏关系恶化，而且边界大量陈兵。很有磨擦的可能，集宁地区由过去的大后方（当年东南沿海是前沿）一下变成“反修前哨”，停止地上建设，全民动员“深挖洞，”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到一九八四年，二十年间工农牧业没有一点发展。巴尚勇来当市长，干点什么呢？厂房设备商店都已破旧不堪，在岗工人无事可干，待业青年沉积下六、七千人，找不下工作，居民住房年久失修，一下大雨，市长就得守在“桥西人民共和国”防洪抗灾。由于挖洞出土，拉不走垫了院，不少居民家地比院子低二尺多。不少住房是土木结构，椽檩腐烂，岌岌可危。不防怎么能行。这样的地区，国家除了定拨维持性命的经费外，什么投资都控制。

巴尚勇走访老干部、老职工、老知识分子，求谋问策。有人说：“你想长呆还是短呆？”巴说：“此话怎讲？”对方说：“若是短呆，你就搞点市容市貌，抓抓卫生。要是长呆，就得办厂子、盖商店、修街道，那可是硬功夫，费点劲了。”但是，国家建设资金不往这类地区投。怎么能跑回钱呢？那时不象现在给点优慧政策，就能引进资金。

还真是时来运转。八四年秋天，国家领导人视察边疆，得出结论，“苏联虽然陈兵百万，但是从未下决心打我们”。今后应当用“繁荣边疆”来“巩固国防”。而且讲了“南有深圳，北有二连”的名言。这句话给集宁人跑项目、跑指标灌注了理由。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理直气壮地称“中央要扶持北部边疆，你们应当干点实的。给我们点什么”。巴尚勇及其副手各自带领所分管的部门跑自治区各厅局，跑国家有关部委。还去兄弟省份横向联合。他要求各科局的环节干部说：“我不求你们每天早几分钟上班，晚几小时下班。只求一件，就是你在任职期内，成成功功办一、两件大事、实事。我考核你们主要看这个。你们为人民服务，也必须办这个。”当时是改革开放兴起，引“包”字进城的初期。干部职工热情很高。大家被广泛动员起来。一时跑资金、跑项目、旧厂更新改造，新厂前期准备，热火朝天，欣欣向荣。大厂争取不来，但巨大的热情和冲天的干劲，感动了厅局领导，也取得了国家计委和纺织部的信任。就把一个中型毛纺厂项目放在集宁。资金由计划经济体制的拨款，改为市场经济的贷款。不管如何，冷落残淡二十年的集宁，如今是，打底子、铺滩子、办厂子、盖房子、修路子、安排孩子的“六子”热潮，讲实话、办实事、创实绩蔚然成风。集宁人口，由八四年的十六万，猛增到二十二万。那时三年一届，他干了两届半，八年。到他谢任时，群众给总结了“五个二”：即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翻，财政收入增加二倍多，大、小楼房盖了二百座，宽窄公路修了二十里（街道），改造和新办工厂二十九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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