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车氏家谱及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中原地区由于连年兵荒马乱，加之天旱蝗灾，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而河北、山西一带因有山水之险而免遭战乱，又值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经济繁荣。于是，明洪武初年至永乐朝四十余年的时间里，组织了十八次大规模的迁民。我始祖千祥，奉迁发之令于一三八零年前后，自河北冀州枣强一带，迁朐邑南冶源西沟立村，曰车家沟。我始祖千祥治家有法，教子有方，传至八世已蔚为大族，且人丁兴旺，门秀辈出。八世车公纯阳，崇祯五年，官至正四品，任京城兵马司指挥。明朝灭亡后，清朝派兵以“私铸钱币”罪，对我车家沟族人实行满门抄斩！车家沟被夷为平地，未及逃走者，被杀戮贻尽。小部族人出走避难各地，其后裔至今下落不明。车公纯阳幼子车兴，因随母去龙泉官庄外祖母家当夜未归而幸免于难，遂改为张姓，并蒙抚养成人，后复车姓。兴祖艰苦创业，终使我车氏一脉重新兴旺昌盛，龙泉官庄车氏族人皆出其后。

临朐县车姓独我一家，每当想起老家——冶源车家沟村至今名不副实，无一车姓，总有一种莫名的悲哀萦系心头。然而，几百年过去了，车家沟至今村名未改，县民政局所立村碑因内容与事实有出入村委拒绝支付碑款等事宜，令我车氏族人感动不已，因此到老家车家沟寻根的想法愈加强烈。

一九九五年三月，县啤酒厂修路挖出了车公原礼之墓碑，承蒙曹立会、冯益汉诸公妥善保管并制作《墓志》拓片，捎交时任县人事局局长的会武，族人闻此喜讯，无不奔走相告，去车家沟认祖、寻根、请先祖墓碑之心，更加迫不及待。

我事先通过冶源中心小学校长王洪涛，与车家沟冯益寿书记取得了联系，略备薄礼，会生又带上了精心制作的上水石盆景，我和元利、会宾、会生、会礼一行五人，租车前往车家沟。

车家沟冯书记及村委诸位领导，早在悬挂着大书法家武中奇题写的“车家沟村民委员会”牌匾的村委大院门口迎接我们。一下车，便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落座之后，相互介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冯益汉先生这天本有要事，也没去成，专门留下来接待我们。热情好客的老家人又特意把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孙福功（会友二婿，时任冶源派出所所长）约来一聚。

冯书记带我们绕老家转了一圈，原来的沟已经全部填平，不复存在。村中标准房整齐划一，大街小巷整洁干净。老家紧靠临九公路，两边全是商品楼房，是冶源最繁华的地段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勤劳、善良、好客的车家沟人，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天时、地利、人和，各项指标在冶源镇名列前茅，综合实力更是首屈一指。看到老家村容村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经济上取得的惊人成就，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冯书记指着大路东面的县啤酒厂说，原车家林就在啤酒厂的东北角，文革时坟茔才全被平覆。我们边走边谈，并分别在车家沟村碑和村委门口合影留念。村中人听说来了认祖的车家人，也都高兴地和我们打招呼，问这问那。我们一行五人无不以车家沟人自居。

不知不觉已近中午，热情好客的老家人在冶源最高规格的供销社饭店，设两大桌宴席，招待了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寻根人。席间，大家频频举杯，互致问候，谈古说今。浓浓的亲情，跨越了时间、空间，把我们融为一体！

由于这天保存原礼祖墓碑的曹立会先生出发未归，故未能将碑请回。下午三点时分，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车家沟。一路上，大家对老家村委及冯氏家族对我们车家的深情厚谊赞叹不已，充满感激之情。此后，我们几次前往车家沟，但终因原礼祖墓碑保存者曹立会先生异地居住，未能如愿。

二零零六年夏，我族二十一世孙秀峰，偶然听说原礼祖墓碑因曹立会先生处理房屋，担心损毁，已由县博物馆收购馆藏。我当即电告会武、会臣，无论如何，也要将其请回，立于我族墓地之中。时过几天，会臣几经交涉，终将该碑请回，博物馆方面只留存了一张碑拓作为回执。据博物馆的同志介绍，此碑属于历史文物，已入馆登记造册，作为立档文物入馆又取走者，建馆以来，仅此一例。

原礼祖墓碑请回后，我们结合家谱对其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从始祖千祥车家沟立村（洪武初年，约一三八零年）至今六百二十余年，我族发展最快一支为 二十二世，从八世纯阳祖反清遭厄（一六四四年前后），其子九世兴祖立根龙泉官庄至今约三百七十年，均每百年发展三点五世左右，原礼祖碑是成化二十年（一四八四年）其子车真等为其所立，原礼祖享年八十四岁，即生于建文三年（一四零一年），仍以每百年发展三点五世计算，则推算出原礼祖约为我族二世祖。由此断定，《临朐村名志》、《临朐氏族考》等书记载的车姓始祖“元代迁冶”的结论不仅与之相悖，更与车家沟碑志“明洪武年间即一三六八年至一三九八年车氏贵族先居立村”的说法不符，应该有误，而所谓“第六代原礼”更是无据可查。

原礼祖墓碑，是全县少有的保存完好的明朝墓碑，截止目前，也是我车氏族人探究家族历史发展的唯一确凿证据，为今后进一步探究家族发展史及修续族谱提供了可靠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