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姑娘的今昔_记永远年青的侯隽
- 中华侯氏网 2010年11月7日 中华侯氏网
特别姑娘的今昔_记永远年青的侯隽
作者：孙凤文
我上小学的时候读过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特别的姑娘》，那是上海女演员兼作家黄宗英写的。宣传报道了60年代初，北京市良乡中学高中毕业生侯隽响应党“大办农业”的号召，主动放弃高考，投身农业生产第一线的事迹。
文章描绘了女知识青年侯隽——红红的脸蛋，剪着短发，戴着旧草帽，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北京蓝”上衣，裤子膝盖上还补了补丁，一双青布鞋，没穿袜子，脚胫乌黑发亮，肩上扛着锄头，左手攥着一本《人民文学》和一张报纸……
侯隽是知青的形象。一提起知青，人们脑子里就会浮现出70年代一本《人民画报》上的封面，封面上的人物是侯隽。当时她梳着短头发，扎着白毛巾，在田里正干农活，是典型的华北农村青年女农民的装素。在我的想像中，侯隽应该一直是这个样子，她在人们的心中始终都很年青，因为她同知识青年的称谓永远的联在一起。
看到眼前的侯大姐，我无论怎样也难以相信她是60多岁的人。她的美不在容貌而在风姿，虽历经风雨，饱经风霜，但仍然保持着生命的活力和青春的风采。她的态度和蔼可亲，目光十分温柔，美丽的黑色短发显出干练的女性风度。她的身材不高，略微有些矮胖，说起话来，虽慢条细语，却铿锵有力。外表看上去很干练、很利落，也显得很平静、很平凡，但是我知道在她的心里，一直燃烧着一团火。她的神态非常高雅庄重，从她眼镜背后的眼睛里透出的自信和言语的干脆利落劲儿，可以觉出她曾经有过的不平凡的经历，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在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在农村和农业战线奋了一生，领导过千军万马的知识女性。
她是一个特别的姑娘
四十多年前，她曾带着青春的逢勃和美丽的遐想来到了河北省的一片盐碱滩涂地，落户在那白茫茫一片的盐碱洼地上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土地瘠薄，世代农民种植着长不到一扎长的玉米棒儿和穗长不足四寸的高梁，人们常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她的到来为小村庄增添了生气，人们开始知道外面世界的模样。她为这里带来了城市文明，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村里人愿意听她唱歌，村里的姑娘也模仿她扎起了两个小辫子，她曾让涝洼荒芜的小村庄不再烦闷，曾让小村的黄昏不再寂寞。
农活繁重，生活艰苦，日子单调而乏味，过惯城市生活的她并不在乎，她的歌声把劳动的场面渲演得热火朝天。冬天，落雪了，也想过家，夏天，雨落了，也苦闷过，但建设新农村的热情不减。她用自己真诚，那披肝沥胆的真诚，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形象，感动了农村、感动了城市、感动了千千万万的青年人。
岁月匆匆，四十多年过去了，她曾经生活过的小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昔日盐碱涝洼地变成了米粮仓，泥泞的小土道变成了宽阔的油漆路，低矮的稀稀散散的小土屋也变成了一座座红砖房……
一段青春，几年韶华，她把人生中最瑰丽的大好时光挥洒在广阔天地，那艰难的岁月早已融入了她的生命之中。她一生都在大地上挥洒自如地书写着多彩而漂亮的文章。
在六十年代，侯隽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她是那个时代年青人的精神坐标。1962年“大跃进”带来的严重饥荒即将过去，但中国农业经济元气大伤，为此，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 当年只有18岁的侯隽，放弃报考大学的机会，主动请缨，要到河北省宝坻县务农。从此，侯隽的一生，与老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业模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北京驱车沿京沈高速公路到宝坻县出口仅用一个小时，可是在46年前，19岁的知青侯隽和女伴一起，坐长途汽车前往插队的宝坻县窦桥村整整用了两天。“第一天到天津蹲了一宿，第二天才能从天津赶到宝坻县，每天只有一趟车。”
侯隽恐怕没有想到，她的一生从此发生巨变，与宝坻县的另外两名知青邢燕子和铁姑娘，成了影响一代人的知青典型。
侯大姐今年65岁，算起来在宝坻县已经生活了46年，其中18年真正是“扎根农村”的务农生活。如今她从天津市宝坻县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但仍然情系那片热土。
侯隽说她不太爱回忆过去，也不太爱谈起过去的事情，她总是尽量忘掉过去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往事，所以她很少接受访问。她说她是那种“不愿意回头数脚步印的人”，“甭管正的、歪的，过去了就让它过去，我只管往前走。”但当我们一谈起那曾经历过的火热的知青生活时，她还是心潮起伏，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娓娓道来……
侯隽的家住在北京市，父亲是水利电利部的工程师，母亲是工会干部 。侯隽的母校是北京良乡中学，初中和高中她都在学校住读，因为品学兼优她多次获得北京市教育局的奖状。
1962年毕业前夕，同学们一个个雄心勃勃，准备高考进入理想的大学，壮志于胸，积极填报志愿。年青人的思想波涛汹涌，万马奔腾，翻腾着整个世界，有数不清的工作、兴趣、理想吸引着他们。
突然，一个时代的强音出现了，“站出来，任祖国挑选！千条志愿，万条志愿，党的需要是第一志愿。”于是，倾刻间，万千思绪全凝化为一个极为单纯的坚定信念，一个极为热烈的渴望。——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青年人最应该去的地方！
侯隽就是这千千万万个高中毕业生中的一个。
她虽然也曾想往学文学、学历史、学外语、学医护……，可是，目前哪里党最需要、哪里是年青人最应该去的地方呢?——农业战线！侯隽此刻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主意，成熟了，她觉得别的想法都是小时候玩的往事，只有“当新式农民”才是她的终生志愿。无论是和同学们在月光下散步的时刻，还是倚在课桌上凝想的瞬间，她总是听到祖国在向她召唤，她的眼前总是呈现出碧绿的田野，金黄的麦浪，拖拉机在广袤的田野里耕耘，抽水机欢快的流水如年青人清脆的歌唱，总是看见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先进知识青年徐建春、邢燕子在向她招手……。
她也曾想过，“我行吗？”接着她又果断的回答自己，“行，别人能行，我为什么不能锻炼出来呢？”有人说“农村苦啊！”她想：别人能吃苦，我为什么不能吃苦呢？我就是要去吃苦，让我们这一代人把苦吃尽，用我们的双手和智慧为祖国人民，为后代创造幸福。
可是具体问题来了，别人问侯隽：“你家在北京，你下乡到哪里去呢？”她回答：“哪里要我，我就到哪去。”
这时，一个和侯隽要好的姑娘，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好朋友的同学，对她说：“你随我走吧。”侯隽说：“你家在山东济南市区，我随你干吗？”那姑娘说：“我能找到地方，我从小生长在河北宝坻窦桥庄，十几年前，土改时我父亲在老家窦桥分到一间屋。虽然现在窦桥没有一个亲人啦，可小屋还在，咱们俩到那儿去扎根吧。”
两个姑娘互相倾吐着共同的理想，憧憬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并且把预想到的种种困难，一个一个的都想好了解决的办法。那姑娘就兴致冲冲的和窦桥生产大队领导和小时候的伙伴联系上了。大队领导表示欢迎，小时的伙伴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也回家参加生产劳动了，还热情的说要骑自行车来汽车站接她们，给她们驮行理。两个姑娘高兴地当时就去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
她们真的要走了，决定要走的那一天，正是高考报名的最后一天。老师一方面鼓励她们，一方面也对她们说：“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因为革命青年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同时，党也需要一部分青年升入大学，掌握更多的知识，将来更好地为工农群众服务，从侯隽多方面条件来说，还是应该考虑继续升学。”
侯隽理解老师的好意，可是任何时代，都有它的最前线，年青人谁不渴望奔赴最前线呢？同学们都夸她们俩有志气，也有人担心她们“弦定得太高”，有点“浪漫主义”，好意地劝她们考虑得要更周到一些。
侯隽的父母先是不同意女儿下乡，因为这不同于学校有组织的分配安排，有点不放心。女儿又非去不可，他们只好让女儿再仔细地冷静地想想，这是个人一辈子生活道路的起点，若是去了，就不能半途而废。侯隽从小生活在城市，吃饭在机关学校食堂，穿衣服穿鞋是到百货商店去买，或到成衣铺用机器缝制，袜子破了自己不会补，水开不开也听不出音，很多家务活都没干过。下乡又要劳动，又要做家务，还得自己做饭，她身体又单薄，真的能行吗？真的能坚持住吗？父母、亲友、学校、老师…..，谁都不能回答，只有让生活，让时间，让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1962年6月22日，正是高考之前，侯隽背起了简单的行襄，奔向了广阔的天地。是那个时代的伟大理想，是青年人的火热激情，使她放弃了首都北京的优越物资生活，革命性的注销掉城市户口，开始了在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桥大队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民生活，虽然清苦但她们却是在追求心中的理想。
住进了一间破旧的小土房，这就是她的家，一切新的生活开始了。那年月农村不仅特别穷，而且还特别落后，窦桥庄还没有电，也没有井，更没有水浇地，完全是靠天等雨，当地农民只能靠老天爷吃饭。地也是七高八低，所以粮食产量极低，平均亩产不足百斤。尤其是村南洼的大片盐碱地，当地人编了一套顺口流：春天白茫茫，秋天水汪汪，种啥也不长，遍地是草荒。就是那么个凄凉的景象，真是太穷了。社员们每年平均只有250斤左右的毛粮，每人每天不足八两带皮的玉米、高梁。
现在也许人们每天八两粮能够吃饱，是因为我们有了较好的副食。那时国家还没有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城市里菜少，油少，副食品供应不上。农村生活比城市生活更艰苦、更困难，根本就没有菜，没有油，完全指着那八两原粮，去皮后就不到八两了，人只能吃到半饱。社员们房前屋后还能种点什么，家里粮菜多少有点添补，象侯隽这样的小青年单独过日子，只能吃她的八两粮。有时真是断了顿，断了炊，想做饭没有粮食。侯隽必须学会计划吃饭，早晨少吃点，中午吃饱，晚上就不吃饭了，没有粮食也没有其他东西可吃，晚上饿得睡不着觉，就躺在炕上唱歌。乡亲也都尽力帮助她，有时送点青菜，有时送点咸菜，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人送点饽饽。农村的老百姓都很善良，经常有人接济她，这坚定了她战胜困难的决心。
侯隽念念不忘乡亲们对她的好处，“他们瞧我可怜，经常帮助我，村里的小青年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家没事就到我的小屋里来，帮我做饭，也看着我吃饭。每天小屋里人多的挤不下，有时连窗外都趴了一堆脑袋。还有时帮助推碾子磨面，耪自留地。”侯隽说那时她经常教大家识字，有时还排练文艺节目给乡亲们演，“那时候，农村没有热闹，我就是热闹。”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侯隽很快适应了穷乡僻壤的生活，和淳朴的农民们融为一体。60年代初的农村高中毕业生极少，她算是个知识分子，有朋友觉得她当农民太可惜，就介绍她去做教师，被她拒绝了。她要一心扑在农业劳动上，做一个崭新的知识农民。
1963年，上海女演员、女作家黄宗英到宝坻县体验生活，临走的时候和宝坻县宣传部的人聊天，说“你们的燕子真不简单，父亲在天津自己却回到农村务农。”人家说：“嗨，我们这儿还有新鲜的，侯隽不是天津人，是北京的姑娘，却跑到这儿来落户，愿意当农民。”黄宗英很好奇，就让人领着找侯隽。
“那天我下地干活去了，回家时看到门口有两个人，一个细高个，一个有点矮胖，都眯着眼睛看着我，我一看那高个的，心想怎么这么面熟呀，再仔细一端详，原来是电影明星黄宗英。”
黄宗英被侯隽这种可贵的献身农村的精神吸引住了，决定一边体验生活，一边了解她的事迹。
黄宗英本来是采访邢燕子的，到宝坻县听说有个北京姑娘，放弃上大学，到农村当新式农民，感到很特别，到了窦桥看到侯隽生活的那个小屋以及在田间劳动的情景，就鼓励她说：好好干，党支持你。侯隽心想，党在哪呢？可能她是党员，党支持自己，自己就更应当好好干。
黄宗英的采访对侯隽鼓舞很大。特别是黄宗英为深入生活与侯隽同吃，同住、同劳动，更激励了侯隽。有一次黄宗英到县里办事，几天没见面，侯隽很想黄宗英，就晚上下工后跑到县招待所去看黄宗英，发现黄宗英正忙着帮着招待所缝被子，她不解的问：“你在干什么？”黄宗英说：“我看他们招待所的被子开线了，我就利用早晚帮他们拆洗缝上。”黄宗英的行动无形中影响了了侯隽，人家一个名演员、一个大作家，一点架子没有，到哪都想着帮助别人，为群众办事，真不愧是共产党员。黄宗英在窦桥和侯隽住在一起，还为侯隽做饭，她们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
后来，赵丹和黄宗英他们到北京开第三次文代会，在北京，周总理请赵丹、黄宗英、张瑞芳等几个人到家里做客，并留他们在家中吃饭。黄宗英向总理汇报了她在宝坻县遇到的三个姑娘，特别是侯隽放弃高考当农民，并且在劳动中勇于吃苦，乐于助人，还在群众中组织学习文化，搞文艺宣传，很受群众欢迎，在当地传为佳话，向总理全面详细的汇报了侯隽的情况。总理听后非常高兴，说青年一代就是应该有志气，这也是青年的方向，并对侯隽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总理的授意下，黄宗英写出了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
这篇文章于1963年7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侯隽从此成了全国的知名人物。她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侯隽成了全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她的行为代表一种新生事物，代表着青年前进的方向，她成了一种象征，一个精神坐标。
其实这种生活也是很苦、很累的。但侯隽却苦在其中，乐在其中。
苦中自有乐 乐在吃苦中
刚到农村时一切都是新鲜的，她们对一切都兴趣十足，并发誓一定要改变这里穷困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
但生活却不是她们想像的那么温馨浪漫，更不像她们憧憬的那么美好和乐观。年青的姑娘，尽管她们自以为是大人了，设想考虑得很周到，思想准备得很充足。可是，在生活面前，她们到底还是个孩子。人生、困难、斗争和整个世界在她们，也才不过是像似偎在母亲怀里数着星星，或是和小伙伴滚在青草地上，仰看变幻的空中彩霞。而生活的实际，却是莽莽风云，滔滔激流，前面的路坎坷不平，荆棘丛生……
冀东平原上没半点含蓄的七月骄阳，算是跟这俩个城里来的姑娘们叫上了劲，烈日毫不客气地把姑娘们的皮肤晒爆了皮，爆皮后是一块块红红黑黑的瘢。姑娘大汗小汗溜溜地淌，农业活儿，也不像在学校里每周两个小时的劳动锻炼那么简单，那么轻松愉快。就说铲地吧，举起锄头来不知道怎么迈步，使出全身的劲还是铲不深，没把草铲掉，有时还铲了自己的脚。明明跟着大家一起动手，不一会就让别人落下老远，这可是对“落后”二字的真正解释，田垅变得无限的长，老也到不了头。侯隽发狠的说：“你瞧，咱们立志当新农民，地里的活儿都干不好，算什么农民呢？”两个人一商量，决定加紧练习，赶上老农。于是早晨鸡才叫，星星还眨着眼睛，她们就在地里练习了，铲地的时候练习铲地，开苗的时候练习开苗，拔麦的时候学习拔麦，扶犁点种样样从头学着干，……腰酸腿疼还在地里干，手磨出了血泡还是坚持干。在农民看来不费劲的事，她们都得豁出半条命来。光是下地劳动不算，还要自己一天做三顿饭，在那火笼一样的西厢房里，两个人瞎糊弄，夹生过火，盐大碱小，好歹将就着想方设法填饱肚子。
刚去的那一年，正值夏秋之季，又涝的厉害，庄稼被淹了，春旱秋涝，灾上加灾，粮食减产，口粮队上虽然对她们很照顾，可她们是半点底儿也没有，所以粮食不够吃，不敢敞开吃饱饭，吃个半饱也坚持和社员们一样干。宝坻一带是有名的涝洼地，苇塘多，花色的大蚊子也向她们大献殷勤，两个人只有侯隽带来一项小帐子，你推我让，结果谁也没有用上，她们的腿被蚊子叮得肿得老高，农村没有药，只能抹点蒿子灰，慢慢发炎溃烂了，至今侯大姐的腿上还留着瘢瘢疤痕。生活的考验实在够呛，可她们咬紧牙关坚持着，还是在地里唱歌，还是在大槐树下给社员读报纸，虽然在没人时她们也曾掉过眼泪，但在人前她们还是说：“生活越艰苦越能锻炼人的意志，生活越紧张才越有意义。”
话虽是这么说，但生活的困难是不可回避的。不到一个月，那个同来的伙伴说是到邻村看朋友去了。本来，一个同伴儿，暂时离开十天半月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这时的侯隽和窦桥的乡亲们还不算太熟悉，就特别感到孤独难受。有人传说，她的同伴去订亲了。就有人和侯隽开玩笑说：“人家有对象啦，不回来啦。”有人同情的说：“可真不够意思，她把你给‘闪’了。”还有人在背后叨咕说：“我说吧，那个走了，这个也呆不长，城里的姑娘怎能吃了这个苦，什么新农民，那也是几天新鲜。”侯隽的歌声喑哑了，眼泪也不听话的直往外流，她深深的感到生活的实际考验远比原来想象的困难的多，它并不像小说和电影里那么富有“文学性”和“诗意”。
事实上侯隽所经受的考验非常琐碎、细致、平凡、又是从早到晚、从大到小、从近到远无所不在的。党支部书记张瑞清鼓励她说：“侯隽啊，当初来的时候铁嘴钢牙咋说的，可别‘半截子革命’呀，咱对革命的热情，可不能像水皮上的油花，浮头一撩，就剩凉水一缸了，要越锻炼越热，越考验越强，才是好样的！”还有好心的大娘劝她说：“她走她的，走了更好，省得你事事还得让着她，吃饭也是让她吃干的，你喝稀的。”侯隽嗫嗫地说：“她回来，我还让她吃干的。”大秋的时候，那姑娘蹦蹦跳跳地回来啦，侯隽早已把掉眼泪的事全忘光，两个人又有说有笑，有商以量，又唱又跳地活跃起来。
秋收还没有完事，那姑娘的母亲生病了，她就又回了济南，这一走，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也没有回来。有人替侯隽着想说：“伴也走了，你也回北京吧，在我们这个破地方，是图个啥呢？怎么了局呢？”侯隽的眼圈又红了。窦桥的姑娘帮着侯隽把铺盖一卷，……侯隽没有回北京，而是搬到了新结识的女伴暖屋热炕头上去了。窦桥的乡亲们疼爱侯隽，常常是侯隽回到小厢房做饭时，缸里水满着，有时锅盖上放着一把鲜嫩的小葱……，侯隽天天和社员们在一起，在风风雨雨的田野里走来走去，一步步、一锄锄地、把意志和麦种一起深深地种下，她收获了大自然的硕果，也收获了心灵追求的希望。
冀东平原的老北风赛如小刀，侯隽的手都冻裂了。农忙季节已经过去，家中的妈妈也想念心中的女儿，捎信来让她回去和弟弟妹妹们一起过年。
可是，侯隽在这里办起了冬学民校。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在琅琅的读书声中，她把自己学得的知识一点一滴的教给别人，她教群众学文化，她讲什么是土壤中的氮、磷、钾，怎么样改变土壤的成份，等等，凡是她懂得的科学知识都尽量传授给大家。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而她却感到夜夜有暖流流过心房。直到旧历腊月27了，庄户人都忙着扫房、杀猪、剁馅、蒸饽饽……，侯隽才坐着进城的牛车，买了张长途汽车票，回北京过春节。
侯隽在窦桥劳动半年，庄稼活细心学，又有人手把手地教，自然而然地就熟了，乡亲们“鉴定”说：“侯隽苦夏寒冬的，风里雨里土里‘抡打’过来了，像个庄稼院闺女啦，干活跟咱们村儿的姑娘一样了。”她和大家处得亲亲热热的，春节这么一走，既为她回家看妈妈高兴，又担心不回来了。本来嘛，这儿没家、没业、没亲、没故，人家有什么可恋的呢？何况侯隽自己也说过，虽然决心不脱离农村，但她想去的是国营农场，而且还给有关方面去过信……到底她还回不回来呢?
没等过正月十五，侯隽穿着一身厚棉袄棉裤，扛着从家里搬来的新炕桌，掖着几本农业书，回到自己简陋的小厢房。乡亲们觉得她好象长大一些。有人说侯隽有心事，尽发愁，可也有人说侯隽更踏实了，她经常把书报带到地头，念给大家听。并把一首首新歌一句一句的教给村里的年青人。她不但不用麻烦团支部书记戚连生给她挑水，而且队部的水缸竟常常被她挑满。她还把从家里带来的喇叭口的裙子改成了劳动服……
半年多的农村生活，侯隽成熟多了，从亲身体验的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差别中她看到了改变农村面貌的艰巨任务，而这艰巨任务只能由有知识的青年一代来承担。善良的农民感染和教育了她，他们背朝苍天，面对黄土，在这涝洼荒薄的土地上艰难劳做、艰苦生活，一个有志气的青年应该在此奋斗，为改变这一切做出自己的努力和奉献。如果刚来时是一种感情的冲动，那么现在她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她感到自己是在驾驶一只小船，驶向理想生活的汪洋大海。她划呀划呀，不管波涛汹涌，风浪回旋，也不管是那黑夜的暴风骤雨，她甚至弄不清哪只海鸟为她带路，哪里传来的歌声为她鼓劲。她只是不停的奋力向前划。筋骨酸痛还是划，胆战心惊还是划……，当云雾散去，她发现方向是对的，对的！曙光是在前面，太阳光芒万丈，时代的长风巨浪推送着她的小船，她划出了好远好远，比她自己想像的远得多，现在海阔天高、乘风破浪，正好扬帆远航。
一切经过的困难和斗争都化为胜利的喜悦。在这贫瘠的土地上，在这不平静的农业战线，她眼睛看得很清，很远，她胸襟开阔，斗志更加昂扬。
从北京回来后，侯隽找到党支部书记，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想法：“从我来到这里，公社、队里干部和乡亲们都这么关心我，待我这么好，帮助我进步，以前我总想到国营农场，现在我高低不走了，我舍不得离开窦桥，越是条件差越能锻炼人，这儿也需要我。”姑娘的眼睛湿润了，可这是激动的泪花。
当一个人感到自己跨过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感到自己对大家有用，内心是非常幸福的。其实，她刚一来到农村就给邢燕子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向邢燕子学习，可是一直不好意思发，她老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她原来只是在字面上理解毛主席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的作为的。”今天，才觉得农村真的是可以大有作为。她感到自己应该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本领，和农村青年成群结队，在这广阔的天地间，更高，更快、更勇猛的高飞。
窦桥依然是晨迎日出，晚送夕阳；春来花开，秋去霜降；村头大榆树的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树下的大碾盘转了一圈又一圈。
夕阳本该是一幅十分美好的山村暮色图：老牛和顽皮的牧童，初春的嫩绿和乡野的生机…….在一片希望的田野上，走回的强悍村民和能干的村妇；他们播下收获的希望，期盼盛夏，期盼金秋......
可惜，田野太荒凉了，光秃秃的一片；村民很穷, 暮色中仍见破旧的草房和不整的院墙，与瑰丽的晚霞和热烈的落日相比，是一种很不协调。这种美的反差，更激起人们改造它的强烈欲望。
生活是艰苦的，而且比较单调，但这并不防碍侯隽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她每天和社员们一起高高兴兴的劳动着，并在自己小屋的门框两边写上“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的条幅。白天劳动，晚上就和伙伴们学习，抓紧时间充电，她要用知识改变农村现状。伙伴们笑她，世界上真的还有乐于吃苦的人？好心的大娘还是担忧：“年青人别瞎起哄，你们敢情在家，守着妈哪，人家侯隽多孤单啊，多可怜，也没个伴儿……”侯隽抢着说：“窦桥就是我的家，乡亲们就是我的亲人，有党支持我，我不孤单。”窦桥的全体社员和她在一起，党和她在一起，千千万万的知青都是她的伴儿，侯隽的行为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一种新生的力量……
周总理的关心使健康成长
侯隽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国性典型，，因此她担任了中共窦桥大队党支部书记，她对农村工作更加充满信心。她曾教给老式农民科学种田，创造了农业大丰收，使窦桥大队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的屈辱历史。不仅如此，在60年代窦桥大队在粮食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还每年向国家上交20万斤“爱国粮”。
在这过程中，中央领导一直特别关注着她，特别是周总理一直关注着她。侯隽说，周总理从知道她的名字开始，就时时把她挂在心上，经常过问她的工作和生活，对她百般爱护、培养，对她倾注了无数的心血。还把她的情况介绍给了日本农业代表团。让她有机会参加与日本农业生产的交流。
提到周总理侯隽至今还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她能祥细的回忆起与周总理见面的每一个细节，以及周总理对她说的每一句话。
她说，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64年“团”的“九大”上，当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单独接见了二十多名青年代表，“要和总理握手了，当我走到他老人家面前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侯隽说：“不知怎的，我看到总理就想哭，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妈，总理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小声说，我叫侯隽，可能因为声音太小，总理没听清，这时其他同志已经走了过来和总理握手，再也没有办法弥补了，过后我遗憾的大哭一场。”
1965年总理到天津，正赶上河北省开劳模大会，见到台上的邢燕子，总理问：“你们宝坻不是二个姑娘吗？侯隽来了吗？”侯隽当时就在台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时有人回过头来说：“总理问你呢！”回想当年侯大姐说：“那时即幸福又懊恼，因为两次见了总理，亲身感受到了他老人家的关怀，可是在总理的印象中还是没有见过我。”
直到1971年，总理接见日本代表团，让侯隽和两个北京的农民作陪，她的心愿才真正实现。
那是1971年，周总理听说侯隽在北京一家医院住院，就叫他的秘书找到了侯隽。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侯隽已经睡下，是总理的秘书把她叫醒并接到了北京饭店。见了面总理说：“早就听说你的名字，只是第一次见面。”侯隽说：“我们早就见过面。”总理说：“我想起来了，是在河北的劳模大会上吧？”侯隽说：“对，对。”她参加了与日本农业代表团的交流。
她在总理那里呆了一会，周总理问了许多情况，谈了知青的问题，询问了侯隽的工作和生活。等到最后要分手的时候，总理握着她的手说：“第一次见面就耽误你这么多时间。”侯隽后来说她当时还傻傻乎乎的问总理：“您什么时候休息呀？都快天亮了。”总理笑了笑，没回答。那时她直觉得总理实在是太辛苦了，看到总理消瘦的身体心里酸酸的。总理回过头问秘书“让她到哪去呀？”秘书说：“上北京饭店吧！”侯隽马上说：“别麻烦啦，我还是回医院吧。”秘书说：“那也行”。待会总理就走了，刚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侯隽还站在那，就问“谁管她呀？”秘书赶快过来把侯隽拉走了，边走边说：“有人管，有人管。”总理看侯隽和秘书走了，才转过身去，自己大步流星地奔向门外的汽车。侯隽说，快40年了，总理夜间接见她的那一幕永远定格在她的眼前，多少年过去了，这些细节她都记忆犹新。
侯隽说：“1975年的一次会议上，总理为了鼓励一位有病的老代表战胜病魔，坦诚的说‘我得的是癌症，’我听了这句话，一下子傻了，头发胀，眼发黑，什么都有听不清了，直到回到京西宾馆才清醒过来，扑在床上大哭一场。我祈祷发生奇迹，但不久就传来了晴天霹雳的噩耗……”
总理关心的不是侯隽一个人，而是对知青一代人的关心。总理是想让侯隽能够顺利成长，工作得更好。侯隽至今还认为，总理的关怀对她来说是一种责任，她始终有一种责任感。这种根深蒂固又莫名其妙的责任感，牢牢的拴住了她的心，使她昼夜奔赶，汗流浃背，马不停蹄、人不歇脚，拼了命的往前走，哪怕有荆棘挡路，哪怕有激流险滩，即使碰壁、即使摔伤，她也会全然不顾；同时她也有一种压力，一种必须做好工作的压力，一种要当好知青榜样、做好知青工作的压力。她钦佩为了事业不计名利的敬业精神，欣赏心底无私不怯邪恶的强大心里陈势。在她看来，人，必须有一个不懈的追求目标，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站立起来。对于她来说这个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了这个目标吃苦受累，奋斗拼搏，生命才有意义。她一向看重的就是那种有着明确生活目标，并为之付出艰辛努力的人。当然，她首先要求自己这样去做。要登上一座高峰，不管它多么陡峭，不管它多么艰险，也不问它有多么高远，咬住牙，拼尽力，往上攀登。她要给全国的青年树立一个建设新农村的榜样。
1973年初秋，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周总理曾叮嘱说：“把邢燕子、侯隽找来，听听她们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多年培养的上山下乡知青的典型。”随着中央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力提倡，媒体对侯隽的宣传也进入了神话阶段。那个时候，侯隽一身兼数职，最多的时候职务多达13项。哪一级开会都要她参加。侯隽参加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劳动时间渐渐减少，她就白天尽量挤时间参加劳动，晚上不睡觉，忙于写东西，看文件，黑天白天一起忙。那时她实在是太累了，有一次，《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去采访，谈着谈着她就睡着了，等她睁开眼一看到，人家正在那看着表，她急忙说：“实在对不起，我怎么睡着了，我睡了多长时间？你为什么不叫醒我呀？”记者说看她太累了，太辛苦了，不忍心叫醒。
后来，这些情况传到总理那里，在四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总理一个一个地叫起来认识代表，叫到侯隽时一看，说：“你当了团市委书记，你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理还说侯隽的职务太多了，应该减少她的职务，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多做些实际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侯隽最高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另外担任两个职务，一个是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另一个是窦桥大队党支部书记，其余的职务全免了，剩下的这两个职务都是干实事的。侯隽非常高兴，因为担任那么些职务，什么会都让你参加，要是不参加人家就说你是骄傲。侯隽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她是知青典型，一言一行都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她一有机会就参加集体劳动，唯恐别人说她地位变了，人也变了。她无论干什么都玩命的干，在生产队劳动也玩命，她爱人曾心疼地说：“你那么拼命的干，非累死不可……”
侯隽不管担任什么职务也一直兼任窦桥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一直没有脱离生产劳动，她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8年。直到1980年她才离开窦桥，担任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0年担任宝坻县副县长。后来又担任宝坻县政协主席，直到退休。
一顶旧草帽害得她犯了“政治错误”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侯隽和所有的劳动模范一样，被扣上了“刘少奇孝子贤孙”的大帽子，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不过这种苦日子并不太久，因为当地群众知道侯隽是一个优秀的知识青年，是一个真正的劳动模范，她主动放弃高考，来到农村参加劳动，并且用科学知识解决了许多农业上的问题，帮助群众开展文化活动，她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尽管也有人说她是“假典型”但群众也没有为难她。
让她真正尴尬和不幸的是，1974年江青视察小靳庄，她送给侯隽和邢燕子一顶旧草帽。这使侯隽在“文革”结束后，因为摘不清与江青的关系，受到了另一种声讨。
那是一顶江青在延安时候戴过的旧草帽，有一次江青去天津宝坻的小靳庄，邢燕子和侯隽参加了陪同。开始是说给侯隽的，因为侯隽接得不太痛快，就说给她们俩轮着戴。江青让侯隽用她的浆蓬帽来换，可小靳庄离窦桥侯隽的家有50多里路，侯隽当时上哪去拿浆蓬帽呀，江青就急了，说：“你怎么还不拿帽子跟我换？你是不是不想要啦！”侯隽太实在了，就说：“我家离这里50多里路，我让他们到小铺买去了。”江青说：“我看你都成小官僚了，很多人都朝我要，我都舍不得给，这是我在延安时期开荒时戴的，你和邢燕子轮着戴吧！”可能是嫌侯隽接得慢了点，就让她们俩轮着戴。后来侯隽把这个旧草帽放在村史馆里，还写了一首赞美这个旧草帽的诗，把它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关心和希望。侯隽平静的讲述着这件事，她说：“当时，我没有看出江青是阴谋，真的的没有看出来，一个反革命反党分子，还夸她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己又是在知青中有一定影响的人，确实影响很坏，是很糊涂，所以那个时候说我什么也不冤，怎么批判咱也没有怨言。”
1976年，侯隽被任命为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陈永贵副总理。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毛泽东的批示，调查采写知青问题报告。侯隽没有想到，9月份毛泽东逝世，“四人帮”随即垮台，而自己只因为与江青有过接触，她采写的报告便成了她的罪状。从此，侯隽失去了所有神圣的光环，和所谓犯过错误的人一样，必须接受政治上的审查。
幸运的是，历史和政治都没有太为难侯隽。1977年，在国务院知青办只工作了三个月的侯隽，经过一年多的政治审查之后，终于把所有的问题都说清楚了。中央审查完侯隽那段时间的基本问题后，让她回到原单位，侯隽不管担任多么高职务也没有改变知青的身份，所以她的原单位就是窦桥村。回到窦桥后，侯隽觉得自己在“文革”中说过错话，也办过错事，回来后这个党支部书记还能不能当呢？乡亲们认为，侯隽在窦桥这儿十多年了，是怎么回事群众最清楚，她到中央后只呆了三个月，就是天天犯错误能有多少错误？所以领导和群众还是让她担任党支部书记。身上再也没有什么光环的侯隽重新回到了宝坻县，又开始默默无闻地担任着窦桥大队党支部书记。
一个全国劳模、一个全国知青学习的榜样，一个从副部级干部到村支书的岗位的侯隽，她心里落差是怎样调解的呢？侯隽平和说：“当时心里确实觉得很委屈，自己高中毕业从北京来时只有18岁，到农村这么多年一直艰苦的努力工作，一心一意带领大家想改变农村面貌，让乡亲们尽快富起来，自己从来没有什么个人的目的，更没野心，现在说自己犯了政治错误，内心有点想不开，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可能犯了错误，同时还是有些想不通。想不通总得自己想通嘛。文革高潮中也有人在批判的时候有不实之词，说我有野心、下乡是为了有进身的阶梯……。那时真的没有想过，也知道劳动艰苦，也知道农村生活不如城市，有这个吃苦的思想准备，真是没想借这个梯子，捞取什么样好处……”
从天上落到地上的侯隽“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其实更让侯隽惆怅的是你不能流露什么，你什么也不能说，有苦你就自己咽，有愁你就自己消，有什么不明白的只有自己问自己，千疑万惑你想不通，那也就自己委屈自己吧。“说实话，就是我红得发紫的时候 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就是把我捧上了天，我也知道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文革’时村里也有些青年，说成绩是我们大伙干出来的，你看她现在出名了，她不就是比我们下乡早点吗？也有这种论调。我就做他们的工作，我说这是为了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抓典型，就是不抓侯隽、也会抓李隽、王隽的，肯定会抓典型，抓了我呢，是偶然的，但甭管抓谁，都是在鼓励咱们知青一代人。一但不需要上山下乡了，也就不需要这典型了。所以那时候，我很早就觉得，就是一种需要，才把我推上来。甭管需要我什么，高也好，低也罢，甭管让我处在一个什么环境，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真的是不计荣辱得失，给什么工作就踏踏实实地干。”
事实真的如此，侯隽回来后继续带领大家大搞农业生产，在有名的涝洼盐碱地上研究改良土壤，保持了粮食的稳产高产；大搞多种经营，使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侯隽的言语和行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知青坦荡的心胸、磊落的襟怀。
永远火一般的激情
侯隽今年65岁，她在农村生活了40多年来。在这里除了她的事业深深扎根，无法挪动的还有那组建了牢固的家庭。她爱人是那个同她一起下乡姑娘的同胞弟弟。
说起这事，笔者也觉得很有趣。侯隽是和另一个姑娘一起下乡的，后来那个姑娘走了，到外村当了一名教师。她走了以后，就剩下侯隽一个人，那姑娘的妈妈觉得很过意不去，这叫什么事，让人家去了自己的姑娘却跑了。她就动员自己的儿子说：“你大小也是个小伙子，侯隽一个人在那不容易，你能干就跟着去吧。”那个老太太真是很善良，为了帮助侯隽竟然让自己的儿子从城里也来到窦桥当农民。
有很长一段时间，还真的不好处理关系。他来了之后，他姐姐的自留地还在侯隽这儿，口粮也在这儿。小伙子来了之后，几天就把粮食吃光了，他自己也不会做饭，侯隽就做饭，让他吃，俩个人分的粮食也放在一起，完了就一块过。时间长了感情也不错，后来事情就真不好办了，侯隽觉得自己今后真的就不能再找对象了。因为那时已经出了名，要是不承认恋爱关系吧，别人就会说瞧不起人家，变心了；如果承认吧，又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基础。就那么别扭了两年时间，后来毕竟是女大当嫁，她觉得早晚也得搞个对象，农村里那些其他男青年还真的不如那姑娘的弟弟，侯隽感到就是让她选择的话，也只能是他。
总之这是缘份。侯大姐说他的丈夫比她年龄小，她和丈夫共同经历了风雨和坎坷，在风风雨雨中建立了牢固的感情基础。她说自己很有运气，碰上了一个好丈夫，如果碰上一个坏的，或者是倒霉了，或者是吹了。她说他爱人很厚道，不然就不会为了姐姐去帮助一个不相识的人。侯隽开玩笑的说：“我们那口子，有时说笑话说，为老婆什么样事都能干，连下乡也是为了老婆。”侯隽希望自己的生活保持低调，所以，很遗憾我没能见到那个与侯大姐在广阔天地里共同奋斗了几十个春秋她的知青丈夫。
侯隽既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人，又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在她的身上有一种现代社会非常少见的火热的激情。她说自己是一个真真诚诚活着的人，是一个乐于做事的人。当初，高考拟报志愿的时候，她狂的跟别人说：我只报北大，人大都不去。但她一但选择了农村，就一定做一个好农民，就一定好好建设新农村。她是后来自学取得了大学文凭。我问她：“如果现在让你重新选择，你该怎么办？”她爽快的回答：“我还会选择农村，没准我会成为大学生村官。”
侯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是纯真的，他们没有私心杂念，他们只对自己所钟爱的理想目标和价值理念忠贞不二、矢志不移；理想主义者是激情满怀的，因为他们对事业爱得深沉；理想主义者是浪漫的，他们全身心的追求着、感受着完美的生命。侯隽她为理想奋斗了一生，如今已是年过6旬的她仍有一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火热的激情，一种报孝祖国与人民的激情。这种激情激励她仍不知疲倦的工作着。
知青那段经历在她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劝她写一本回忆录，她坚定的回答：“我还是在大地上写文章吧！”
但，有一个人却是她觉得非写不可的，那就是培养了她，并且在“文革”中暗中保护了她的周恩来总理。在我采访侯大姐的时候，她正忙于整理《知青心中的周总理》的手稿。2008年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也是中国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一本侯隽自己和40多名曾在全国各地饱经历练的当年知青代表撰写的回忆文章组成《知青心中的周总理》上书由人民日报社出版。我看到侯大姐捧起厚厚的书稿，心潮起伏，老泪横流，对于她来说，这本书意义非常重大，它记录了那一代人在广阔天地付出的青春和汗水、苦乐年华，以及他们对于周总理由衷的思念和真挚感情。
退休后的侯隽，真的在大地上写起了文章。在宝坻她不仅成立了一个桑梓扶贫助学基金会，还建立了一个“中国知青村”。我在宝坻桑梓助学基金会的办公室中见到的她，侯大姐送给我一个不同时期她的老照片的光碟，她对我寻访老知青表示支持。她还向我讲述了退休后的生活。她还继续用余热温暖着别人……
一天，侯隽接到一个素不相识的求助者的信息，宝坻一个刚刚考上上海同济大学数学系的花季少年高远，在入学前查出患有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走投无路的高远父亲找到了侯隽，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看到孩子珍藏的奖状，想到原本应该拥有大好前途的少年生活遇到挫折，她毫不犹豫地觉得应该帮助这个孩子。她向曾出资数十万元援建贵州希望小学的另一名老知青承明求助。侯隽还将求助帖发在上海知青网上。侯隽说：“如果不是白血病，宝坻一中的毕业生高远早已坐在同济大学数学系的教室里上课了。他在上海人民医院血液病房还不到一个月医药费就花了5万元。高远说自己想活下去继续读大学，可看到父母为自己受苦，所以想放弃治疗。这实在太可惜了，知青朋友、慈善机构、社会团体和天下好心人，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帮这个孩子吧！”
高远是天津宝坻一中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高中三年来，他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前几名，曾获得过全国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三等奖、全国计算机奥林匹克竞赛三等奖，全国数学一等奖、全国中学生作文三等奖……。高中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是662分。老师们都希望他考入清华、北大，为学校争光。天有不测风云，高考前一个月，高远高烧不退，他只能留在家中，每天吃大量的退烧和消炎药坚持复习。在考试时，高远差点昏迷，觉得考的不理想，但仍以624分成绩被上海同济大学数学系录取。
两周后，高远连续高烧41度，被宝坻和天津市医院珍断为白血病，即使能治好也得60万元的高额医药费。高远的父亲在宝坻开一家卖电器商店，母亲是中学教师，对这个普通家庭来说这笔医药费如天文数字。父亲卖掉商店加上积蓄共5万元，给儿子交了第一笔化疗费。病情得到了缓解，但最终得靠骨髓移植。根据政策，大一新生不能按时到校报到，就要取消学籍，但了解高远的病情后，学校同意保留两年学籍等到病情好转，随时欢迎高远到同济上学。当时李瑞环同志知道这件事后也曾表示：只要高远能上学，也一定为他捐资助学。高远早就从母亲的表情中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也知道父母一直为自己借钱，他想活，还想上学，但他不想让父母为自己受苦，他说想放弃治疗。侯隽介绍说，一个18岁的男孩表情平静，带着一种与实际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侯隽的帖刚一发到上海知青网就得到大家的响应。网上一名老知青说：“侯隽大姐的善举，知青精神永存！”上海知青“野歌”等主动提出为筹款当“义工”，设立专门的帐户，收集善款。老知青们想出了“一日捐”的办法。号召大家捐出自己一天的工资帮助患病的高远。帐号设立后，每天都有人捐款。全国一共有七个地方的知青加入了“一日捐”活动。插队贵州的知青“高山流水”捐了106元，一名插队云南的知青如今下岗也执意捐了20元，老知青“秋天”的母亲看到儿子捐款也捐了300元。“野歌”每天到银行核对数目，一天来回几次，有时还排队，但想到能和侯隽大姐一起帮助一个病困的孩子，值。侯隽不仅号召，而且自己带头捐了800元，知青们得到高远父亲的好消息：高远骨髓配对成功，高远得救了。这个消息一发出，捐款的知青无不欢欣鼓舞，侯隽在论坛中发帖说：“谢谢所有的好心人，我向大家鞠躬。”高远的父亲说，他感谢老知青、感谢所有好心人的帮助，生活再次让他充满希望。高远已经到同济大学数学系报到，开始了新有生活。至今他们父子也不知道化名捐款知青的真实姓名。
这仅是侯隽以一个老知青的名义做社会工作的一例，她就是这样不断的发挥着一个共和国老英模、一个老知青的余热，她要让社会认识知青群体是怎样的一代人。知青一代虽然历经磨难，但仍不失社会的良知，他们以自己不同的方式体现着自己的社会价值，为和谐社会建设添砖加瓦。
人的生命价值，社会存在价值，是以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决定的。官职不是衡量一个人贵贱高低的唯一标准，官位与人的水平、素质、知识、能力、人格、贡献并不一定都成正比例。侯隽退休前其职务并不算高，她当年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和带动了一代人，如今她还在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着社会上的一个群体，她是一个为理想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
人，一生下来就要存活，就要吃饱穿暖，然后为吃饱穿暖而做各种努力，人的所有努力又都是为了实现人类自身生存得更好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去奋斗、去拼搏，侯隽她为了这个理想整整奋斗了一生。
现在她依然有着当年的理想和热忱，侯大姐告诉我，她已经着手建设了一个“中国知青村”，搞一个生态经济园区，给过去所有的知青打造一个创业的平台。在天津宝坻区西南，有一片方圆百里的园林，树木长得茂盛，堪称都市绿洲。这就是侯隽牵头建设的“中国知青村”。她为这片绿洲的规划设计、开垦种植、长期发展付出了辛苦，付出了才智。有人说侯隽还在做她的知青梦，一直都没有醒过来。
是的，她是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了这个梦想，她近乎于是一个冒险家，18岁只身一人来到农村，奋斗了一辈子，你说这不是狂吗？我们又可以称之为这是知青精神，多少知识青年不就是带着这样的梦想在广阔天地里奋力拼搏吗？在贫瘠的土地上为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而贡献青春和热血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那些为共和国农村建设献出青春的一代！
工作中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女性：直爽豁达的女干部；文雅娴静的女教师；活泼浪漫的女演员，淳朴敦厚的女工人。可侯隽是我见到过的能集爽直豁达，文雅娴静，活泼浪漫，淳朴敦厚于一身的女人。这些内容在她身上表现出来又很和谐的融为一体，构成了只有年青人才有的那种火热的激情和神态。她优雅又洒脱，聪明而富有活力，知识丰富，思想深邃，豁达而不狂妄，温柔而又透着坚韧，沉静中掺和着活泼，冷峻中不乏热情，礼貌里有几分清高。
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很难用语言准确的表达出来，她是一个永远用新的认识丰富和校正原来的认识，不断地追求更高、更远目标的人，是一个思想上永远年青的人。
侯隽永远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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