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瑶族农民领袖侯大苟

    侯大苟——桂平大藤峡附近罗渌洞田头村的瑶族人，家境贫苦，以烧炭打猎或帮工为生，善于捕捉蛤蚧，常把蛤蚧拿到市场上换米换盐。大苟做事公道，有正义感，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深得人们的爱戴和信任。关于他起义的情况，《浔州府志》说：“金通志云，正统初，拨官兵协剿诱擒蛮首蓝受弍等以徇，而贼首侯大苟盾去，仍啸聚倡乱。”由此可知，侯大苟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在正统初（即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即已开始，并且是领袖人物，在起义的重要首领蓝受弍牺牲后，他重整旗鼓，继续领导起义军战斗。
　　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是侯大苟起义军斗争的高潮时期。他们驰骋于黔江两岸，“破城杀吏无虚月”。这时起义军拥有步兵、骑兵、水兵三军。控制了柳州、浔州、梧州三府十余个县，他们智勇兼备，攻夺州县城池，势如破竹，明朝官军，惊慌失措，处处挨打，十分被动。当时官军统帅韩雍哀叹道：“五征不克势益张，处处孤城未能保。”这一年，起义军打出广西，分路进击，由梧州进攻广东肇庆、罗定、阳江等地；经北流、陆川、博白、进攻广东石康（属合浦）、廉州（合浦）、海康、茂名、电白、化州等地；经富川、贺县进入湖南江华、宁远、桂阳等地。起义军的一部分，还到达福建、浙江一带活动。
　　明代的梧州，是两广军事政治的中心，是两广总督衙门的所在地，形势险要。明朝政府虽驻有重兵把守，却常常被起义军所攻破，据史料记载，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到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的二十三年中，起义军攻占梧州达七次之多。其中一次是天顺七年十一月，侯大苟指挥七百人组成的轻装精干队伍，实行突击，一夜之间攻下重兵把守、防范严密的梧州，当时城内明朝将领正在召开军事会议，义军进城之后，杀死训导任璩和前布政使宋钦，总兵官陈泾龟缩在总兵府，拥兵自保，不敢妄动。起义军从容不迫取走库银和武器装备，并抓走副使周（王寿）作为人质，然后浩浩荡荡满载战利品，凯旋而归。明英宗得到梧州失守奏报，非常震怒，说：“梧州蕞尔小城，总兵镇巡三司，俱有重兵驻守城中，乃为小贼所蔑视，况遇大敌乎。”（1） 于是，悬赏千金追捕侯大苟。
　　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十一月，起义军的一部分打到广东廉州、高州，明皇室的守珠池有皇帝给内官的“勅书”，是皇帝亲笔写的命令，被义军撕得粉碎，表明义军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是极端憎恨和蔑视的。入海采珠，是极其艰苦和危险的劳役，民愤沸腾。后来的两广巡抚林富说过：“五年采珠之役，死者五十余人，而也得珠仅八十两，天下谓以人易珠。”（2） 在由此可知，历年因采珠而死者更不知多少人，以劳动人民的白骨去换珍珠，流尽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血和泪。怎能不激起义军的极端义愤呢。
　　侯大苟率领义军分路出击，声势浩大，沿江设卡，攻城杀吏，夺取库银，动摇了明朝在两广的封建统治。成化元年，明宪宗派遣韩雍领兵十六万，围剿侯大苟义军根据地的大藤峡。义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毫不畏惧，英勇抗击敌人，他们迅速集中各路支队，退守根据地，先把妇女儿童转移到较为险要安全的桂州、横石、寺塘等处，然后在大路上据险防守。后因大批敌人拥至，大藤峡四面受敌，先后被敌人攻破了紫荆山等十多个山寨，义军最后被迫撤退到九层楼山上。九层楼在桂平罗渌山的上峒，距大藤峡碧滩江边约二十华里，是一座山峦重迭的大山，山顶有九个峰头，九层楼因此得名。此山巍峨险峻，岩壁陡峭，易守难攻，侯大苟起义军在这里用巨石、滚木和毒箭为武器，打退敌人轮番进攻，坚守山头，巍然不动。后来敌人改用火攻，打出大量火
　　炮火箭，山岭上的树木茅草都燃烧起来，木棚和防御工事受到严重破坏，官军还进行偷袭，由后山小路潜登，义军阵地被突破，大苟及战友七百八十余人战至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他们坚贞不屈，血战到底，宁死不降，充分表现出起义军的革命气概和崇高品质。他们的英勇事迹至今仍在当地群众中流传和歌颂着。
　　韩雍血腥镇压侯大苟义军以后，砍断江面交通的巨藤，把大藤峡改名为断藤峡。侯大苟义军的主力，虽然在战斗中牺牲了，但余部仍然坚持斗争，正当官军“告捷”、“庆功”的时候，又传来了侯大苟部属侯郑昂率领义军七百人，夜入浔州府城，“焚军营、城楼，夺百户印三颗”的消息。韩雍等人因谎报军情有欺君之罪，受到申斥罢官。（3）
　　侯大苟起义军是以瑶族农民为主，联合壮、苗、汉各族人民的一支农民武装。大藤峡地区，历年都有破产、犯“法”逃税的各族人民迁入，这些“流民”，是起义军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时官府奏报中，常提到“流贱”与“土贼”里应外合的事。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藤县汉族居民胡赵成起义，就得到藤峡义军的有力支持，很快攻下藤县城，烧毁官署衙门，大快人心。（4） 当韩雍率领官军疯狂扑向广西，到达全州、兴安一带时，就受到苗族农民军的阻击，给韩雍当头一棒。广西八寨、府江等地义军，经常与侯大苟义军配合作战，相互呼应，彼伏此起，起义农民反封建斗争能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斗争实践中，坚持了民族团结。
　　侯大苟起义军善于分兵作战，把大部队分成“几十宗，每宗五、六十人”，并采用灵活多变的流动战术，四面出击，声东袭西。当义军攻打梧州前夕，先在上林发动佯攻，迷惑敌人，然后急攻梧州，而兵临城下时，又施巧计，据梧州官军说：“寇之设计巧矣！先示以必攻之势，又佯为不克以归，吾以飞楼四望，寂无所见，慰藉醉饱，酣寐达旦，彼乃梯东北以入。”（5） 取得了胜利。但义军又是依靠万山为家的，他们自豪地说：“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后来只在山沟里转，满足于以万山为家，因此面对优势敌人的重兵包围，只能困守藤峡老家，损失极大。
　　侯大苟起义军转战三十年，是否建立过农民政权，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由于资料不足，较难回答。但一般而论，侯大苟拥军数万，包括有步兵、骑兵、水兵，队伍又时常聚散不定，必然有一套军事指挥组织，在所控制或占有的地区，也有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品的机构，作战时必然有运输后勤、医疗等机构，可能存在过短暂的军事性的农民政权。列宁说过：“在这些革命中，往往有过短时期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政权。”（6） 藤峡农民政权短暂的存在，有两条材料可以证明：一条是明朝庶吉士编修丘浚的《两广事宜议》中论及起义军时说：“往时依山据险，乘间窃发，今则披毡乘马，张旗鸣鼓。……一酋死，一酋立，非若宋之侬智高，元之黄圣许之徒，一败即散者可比也。”这条材料告诉我们：一是义军阵容威武，有组织，公开打出旗号，这个旗号就是革命政权的标志；二是领袖牺牲后，马上另选继任者，实行军事民主制；三是这个政权的水平比侬智高等还高一等，侬智高是建立过南天国政权的。另一条材料，义军长期控制藤峡地区，沿岸设关卡自行抽税。设关卡抽税就是一种政权存在的表现。马克思说过，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是捐税，而捐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后来的广西总督陈金，无力消灭义军时，被迫与农民政权订立税约，“每舟所过，额与鱼盐，定立约束，求免剽掠，虽绣斧所经，亦携盐自备。”（7） “绣斧”原是汉代官名，是皇帝派出的钦差大臣，专门督察地方官员，镇压叛乱是否得力，可先斩后奏，这里借指明朝派往广西的钦差大臣，藤峡农民政权，对如此权势极大的钦差大臣，毫无例外，一律征收捐税，这难道不是一种政权力量的表现。可笑的是明武宗根据陈金奏报，兴冲冲把韩雍改名的断藤峡，又改名为“永通峡”，至今藤峡上下入峡的地方，还保存皇帝手书“勅赐永通峡”五字的摩岩石刻，这是大藤峡义军斗争胜利的记录，是明朝统治者向农民政权投降的历史见证。
　　侯大苟起义，沉重地打击明朝在广西的封建统治，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在两广地区减轻一些封建剥削，改变一些民族压迫政策。成化元年，明宪宗在《谕韩雍征剿两广贼寇事宜勅》中说：“尔宜查勘各府州县，见派买办解纳物件，拖欠折粮银两、商税等项钞贯并请解军匠，俱暂停止，……免其粮差三年，无房屋、牛具、种子者，官为指置给与。”军事副使翁万达，在《藤峡善后议》中，主张迁徙瑶民，拨给田地耕种，并实行保甲法，先计口科粮，十取其一，等五年之后，“稍派徭差”，近郊地方设圩市，允许买卖食盐、布匹等物，解除官府对山区的经济封锁。（8） 这些谕示和建议，不论其是否付诸实行，但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意图。
　　侯大苟起义，对广西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51年，就在侯大苟起义的桂平紫荆山一带，爆发了震动全国的金田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就由此开始。如果说明代侯大苟起义还是农民革命的初级阶段，影响只是局部地区；那么，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的高级阶段，震动全国了。侯大苟起义，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留下宝贵的遗产，这个地区至今仍大量流传着侯大苟、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革命斗争故事，人们能够具体指出那些是侯大苟使用过的营盘，后来又为太平军所使用。杰出的瑶族农民领袖侯大苟及其战友，永远活在人民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