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侯家驹

《中国经济史》(上、下)，侯家驹著，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版

　　侯家驹（1928—2007）经济学家。安徽无为人。1947年随“青年军”去台，1954年考入省农学院，复入农经研究所。1966年获澳洲新英格兰大学硕士学位，1966年秋返台，执教于中国文化学院。后任东吴大学经济系主任。从1963年开始，改以中国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为研究重心，先后著有《中国经济思想史》、《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先秦法家统制经济思想》、《周礼研究》、《中国财金制度史论》等书，其中70余万言的《中国经济史》出版于1994年，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的总结。

　　侯家驹教授除教学研究外，还担任台湾“经建会”咨询委员多年，并为台湾经济日报撰写社论及专栏，对经济问题提出建议，观点掷地有声，影响时局。

　　读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经常会生出感叹。如此丰富的史料、考据的严密、自由的观念、缓慢的积淀，大陆经济学圈恐怕无人能望其项背。出版社显然看到了这本著作的巨大价值，从引进版的内容之坚守，到书的装帧，都做足了功夫，使得我这样的读者由外到内均是爱不释手。

　　不过我很快沉浸在侯先生的历史描述之中。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本来自台湾的《中国经济史》同样将这样的历史观置放在经济变迁之中。在家驹先生看来，分，刚好是一种多元时代，而合，则是一元专制独行。正是在这种多元与一元的交替推进中，中国经济几千年来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

　　小时候，我听父亲经常讲家族史，说的是爷爷那一代，家族算是殷实的，到他这一辈，忽然就家徒四壁，甚至要忍饥挨饿了。父亲的话一直存留在我的心里，所以我在自己的一本小书里曾写道：

　　“我问过许多人一个同样的问题，先人的财富，如今去了哪里？太多的历史陈列在面前，不过是一些泛黄的纸张，我热爱的土地必须从一穷二白开始。”

　　带着这种过于诗意的问题，我开始自己寻找答案。

　　按照我多年来所受教育的基本思维方法，我认定是国家的贫穷导致了民众的贫穷，所以我首先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谈到中国经济时，斯密如此阐释：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最富裕、最丰腴、耕耘完美，操作勤劳，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之一。现在看来，它在长久期间之内，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五百年前莅临该土，就提到这个国家农业工业以及人口众多的情形，和最近旅行者的描写几乎毫无出入。这样看来，似乎马氏之前很长远时间内，这个国家即已到了它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机构容许它致富的最高限额。”（《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

　　这段话给我一个强大的信息提示，是制度建设滞后阻碍了财富的增长。而关于制度如何滞后，如何阻碍经济发展，斯密并没有完全展开。现在看来，至少在我个人的阅读与思考范围内，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为我提供了答案。通读侯先生的书，多元、权利、竞争、自由，这些朴实性的经济学术语成为他的思考关键词，沿着家驹先生的思考路径，我得以真正进入到了中国经济史的内在细节之中。

　　在侯家驹先生看来，中国经济的第一次一元专制体制从秦汉时代开始。这是一个重要的代际划分，表明中国历史从封建制度向全面的一元专制制度的转型，也是中国社会从社会契约说向君权神授说的演变。在社会契约下，人民较有自由，所以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的民间歌谣，但在君权神授之下，人民却仅仅供皇帝驱使，以致《风俗通》里说道：“县官漫漫，冤死者半”，一个蛮横的、不公平、缺乏正义的社会由此愈演愈烈，专制似乎成为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传统。

　　如此一元时代，侯家驹先生分三个层面加以总结：政治趋于专制，经济趋于统制，社会趋于管制。这种大一统的格局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缺失。政治趋于专制的结果，很自然地导致了国家管理阶层巨大的奢侈浪费，公共支出、政府支出无限量增长，导致民穷财尽，社会矛盾激化。经济趋于统制直接干预人民的职业选择和产业选择，官商勾结成为人们的首要选择，把公共事业和资源配置直接对立起来，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率，模糊掉自然形成的市场体系，促使机会成本无限提高，最终导致经济僵化。而社会趋于管制的结果，就是促使官本位思想成为人们的首选价值观，统治者为巩固其地位，反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将人民锁定在某个狭窄的区域，拒绝人口的自然流动，这种典型的愚民政策，不但使工商文明趋于消失，农业经营也难以为继。

　　总体看，侯家驹先生对多元格局情有独钟。在中国5000年经济发展史上，先生有些伤心地发现，分裂时期的经济发展往往优于统一时期。

　　“以中国经济心脏区域的长江流域或江南地区来说，若非两次大分裂，江南如何得以迅速而广泛的开发：第一次多元体制下，孙吴与后来的东晋、南朝，以江南为其政治体系，必须大力经营之；第二次多元体制下，在杨行密、钱镠和王审知的经营下，也使江南等地免于过度杀戮，致使南宋于此基础上，可在经济发展史上写下绚烂的一章。”

　　对于这种历史现象，侯先生有一个相当理性的经济学解释：所谓分裂时期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只是某种比较优势，并非意味着分裂时期的经济有突破性的发展，实则只是达到了小康局面。因为大一统的中央政府形同独占，人民无法自由选择，政府予取予求，根本不顾虑人民的感受；而多元体制下，各个政府却在有意无意的争取民众支持，以致于形成了某种显在或者潜在的竞争。

　　不过侯先生也强调，从经济发展观点看，统一本来应该优于分裂，毕竟大一统的格局具有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和一般的均衡经济等优势。可惜，中国经济很少将这样的优势发挥出来，大一统时期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家天下的专制王朝。

　　到此为止，关于中国经济的一元与多元之争，我们在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体制里找到了答案，正是这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导致我们的经济发展一直没有解决基本的产权与人权问题，而这，正是一国经济发生与发展的基础。

　　我们和侯家驹先生同时想到了孟子的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所说的恒产，就当时情况而言，指永久使用的农地，若加上所有权概念，则这种私有产权必然会引发持续发展的企业家精神。而作为一名企业家，完全的产权，完全的自由经营权，与合理的人权结合在一起，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

　　可叹一部中国经济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削弱产权、践踏人权的历史。莫非王土，显然针对产权而去，莫非王臣，则立意与人权为敌。我们看到，在元朝初年、清朝初年，以及后来人民公社的圈地运动中，政府明目张胆地抢夺私人土地；我们还看到更远的汉武帝时代，朝廷将盐、铁、酒等重要产业收归公有，将民营改为国营，彻底侵害了原来经营这些产业者的基本权利。今天的电视剧里极度显赫的汉武帝，在他当年的经济决策中，曾经列出七宗罪：“吏有罪、亡命、赘婿、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七罪中，四种罪均为商业。由此，汉武帝时代既破坏了产权，又蹂躏了人权，难怪自汉武帝开始，中国的市场经济几乎一蹶不振，直到我们触手可及的改革开放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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