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校对名家”侯毓霖

    中华侯氏网 2010年11月10日 中华侯氏网


枯燥锻优品 平凡出名家
—记“南粤校对名家”侯毓霖

   □陈海烈

    书是知识的海洋,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本好书的面世,注入了作者精辟的思想和丰富的智慧,蕴涵着编辑的创造和辛劳,记录着校对的付出和汗水。在作者、编辑、校对三者中,作者和编辑多被读者所看重,而校对却往往被读者所忘记,更谈不上记住他们的名字了。

  2008年3月13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广东省出版集团和广东省出版业协会联合授予广东人民出版社侯毓霖同志“南粤校对名家”荣誉称号,这是广东的首创,这是广东出版界的领导对校对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全省的校对工作者默默耕耘、悄悄奉献的充分肯定。侯毓霖同志是我省校对工作者的优秀代表,获此殊荣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

  情系校对 欲罢不能

  侯毓霖同志1935年生于广东梅县,1966年毕业于广州业大中文本科,1954年参加工作,1959年从广州文化出版社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长期担任校对科长等职。因业绩突出,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2年被提为副处级,1994年被评为全省校对界唯一技术副编审,当时在校对界引起轰动。1995年退休后,一直被返聘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校对书稿。他曾任广东省版协校对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中南分会及全国校对研究委员会理事等职,在广东出版界享有“校对王”之誉,他主持的广东省版协校对工作委员会曾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侯毓霖同志为人厚道,心地纯正,和蔼可亲,广东出版界不少的老老幼幼对他都十分尊敬和爱戴,大家都喜欢称他为“侯叔”。

  我是在1975年认识侯叔的。在出版社,我和侯叔是同事,我当编辑,他搞校对,我们常常在一起切磋业务,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因此,我对侯叔是比较了解的。

  我曾多次问过侯叔:“几十年来,您干的是一种单调枯燥、吃重劳苦的校对工作,您不觉得乏味吗?”侯叔坦然笑着说:“校对是出版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作,虽然单调枯燥,但它是一种社会分工,总得有人去做,况且,我对这项工作非常喜欢,欲罢不能,如果一天我不校对书稿,精神就觉得空虚,心里就感到不自在。其实,校对工作有苦也有乐,任务繁重、加班加点时,确实辛苦,好书出来,闻着书香,内心感到快乐。”

  听完侯叔的真情表白,我不禁为侯叔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对校对工作的深深情结而肃然起敬。

  说老实话,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上存在着对校对工作的种种误解或偏见,认为校对工作只是“照本画葫芦”,是“简单劳动”,没有什么创造性,不需要学问都可以干,所以,校对工作并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不错不成书”、“百错成好书”的原因与这种误解或偏见以及不受重视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曾经出现过“谁不听话就去搞校对”、“谁没有人要就去校对科”的现象,本科生、研究生分配到出版社,都不愿意从事校对工作,总觉得校对工作低人一等,图书出版了,作者有名利,编辑有业绩,校对却默默无闻,至于获奖、出国、提升的机会,校对更是少之又少,难怪,校对领域几乎变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面对这种情况,侯叔不但不为误解和偏见所动摇,反而立身校对的意志更加坚定。他情系校对,心无旁骛,一直在校对这块平凡的园地上繁忙着,耕耘着,奉献着,至今已整整50个春秋了。

  1987年,由于工作的需要,社领导把他从校对科调到总编室。当时,有人知道侯叔工作有变动 ,纷纷打电话祝贺他“脱离苦海(指离开校对科)”,而侯叔对这次工作变动却“心怀不满”,多次找社领导诉说他与校对工作的不解之缘,强烈要求留在校对科工作。侯叔的要求被外界知道后,有人笑他“有福不会享”,侯叔对此却置若罔闻。侯叔到总编室后,除了完成本室的工作任务外,还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校对了不少书稿,减轻了校对科的工作压力。后来,社领导看到侯叔与校对那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又让他回到校对科工作。

  爱岗敬业 乐此不疲

  不管有多紧、多重的校对工作,侯叔都任劳任怨,乐此不疲,按时保质完成任务。他徒步上班,每天四次往返于广州东山小观园至大沙头四马路之间,不论是赤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北风凛冽的冬季,他都是上班早,下班迟,加班频。回到家里,一有时间,就摊开书稿,全神贯注地校对起来,常常深夜才就寝,有时校对,通宵达旦。

  侯叔几十年如一日,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枯燥,坚守在校对这块平凡的园地上,痴心执着地一校、二校、三校、四校、复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往复无穷。这一轮轮的周而复始,流淌着侯叔的汗水;这一本本图书的问世,凝聚着侯叔的心血。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校消得人憔悴”!

  在侯叔的办公桌上堆放的历史文献、领袖文集、字典辞典、地图图表等,都是他校对时经常翻检的书籍;铅笔、彩笔、镇纸、橡皮胶、放大镜等,均是他时刻离不开的校对工具。他心里想着校对,口里念着校对,走路时带着校样,人到哪里校样就带到哪里。

  有一次,侯叔手提袋里装着《中华文化辞典》的校样,打算带回家加班校对。在步行回家的路上,突然被骑着摩托车的“飞贼”发现,以为他手提袋里装着钞票,于是,“飞贼”风驰电掣般飞奔过来,趁侯叔不防备之时,猛地一下子把他的手提袋抢走,侯叔差点被拉倒在地。当侯叔反应过来后,手提袋连同校样早已不翼而飞,侯叔当时内心又恨又难过。

  当他回忆起被抢劫这惊险情景时,他说:“当时如果是抢了我的钱,我不难过,书稿是作者的研究成果,无法向作者交代,更糟糕的是拖延了出版社的出书时间,影响了出版社与作者的信誉,心里又恨又内疚。”

  在身遭抢劫、生命遇险之时,侯叔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得失、安危,而是校样的安全、图书的按时出版,可见,校对工作在侯叔心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啊!

  技术精湛 业绩显著

  侯叔一贯勤奋好学,具有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仅在校对理论上深入研究,写了七八万字的论文,而且在长期的校对工作中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校对技术。

  他对汉字的形、音、义的辨认,对错别字的识别,对病句的辨析,对语法修辞的分析理解,对成语典故的判别,均有较强的能力;他熟练掌握校对的规律,善于抓住排版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出错之处,善于发现差错;他熟练掌握点校、折校、读校、核对、整理等各种校对方法;他具有一丝不苟、见错必究的严谨作风和平静勿躁的心理素质。

  由于长期从事耗神费脑的校对工作,他脸上的皱纹越添越多,头发越来越少,而他的校对经验却越来越丰富,校对水平越来越高,校对业绩也越来越显著。据不完全统计,侯叔50年来共校对书稿3亿多字,如果每本书稿按30万字计算,共有1000多本,平均每年校对书稿20多本,600多万字。真是“字字看来都是血,五旬辛苦不寻常”!

  侯叔校对的书稿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他把消灭书稿中的差错看作是读者赋予他的一种社会责任。他那双孙悟空式的火眼金睛,善于识别书稿中的“妖魔鬼怪”;他那身老中医般的丰富经验,擅长医治书稿中的“奇难杂症”。他对书稿中的一字一句务必“查清户口”,对文句中的一标一点定要“验明正身”,绝不放过一个“漏网之鱼”。

  196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接受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租型印制《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当时,社领导十分重视,强调必须保证质量,绝对不许出现任何差错。于是派了侯叔等5位同志连同新华印刷厂3位同志共9人组成校对小组,分早、中、夜三班,每班3人,对印刷出来的样张逐字、逐点、逐句进行通读质检。本来,按纸型浇版印刷一般不会出错。但为了防止印刷过程中出现的小黑点积墨落在文字上产生歧义(如“伟大”错成“伟太”、“,”号错成“;”号、“一九三六年”错成“一丸三六年”等),所以必须通校。按规定,每台机印 5000印张就抽检通读一个印张,每人校完都要签名,注明时间,以示负责。当侯叔读校一个印张时,发现其中一页新五号字的注释,应当停顿的地方却没有标点,只有一个小小的空位,就去检查租型样本,才发现“,”号印不出来。经查核,漏印“,”号的共有30000多个印张,先后经过6个人次的校对都没有校出漏印“,”号,这种事故自印制毛主席著作以来未曾出现过,吓得大家出了一身冷汗。大家马上组织印刷工人,采取措施进行补救,才避免了这次政治事故的发生,侯叔理所当然是消除这次政治事故的功臣。这个小小的“,”号,虽然过了“六关”,斩了“五将”,以为可以畅通无阻,但没想到最后还是逃不出侯叔的手掌心。可见侯叔深厚的校对功力。

  经侯叔校对的书稿,每万字都大大低于规定的差错率,每次图书编校质量检查或评比,“良好品”或“优质品”都有出自他手下。难怪,每年全省组织的图书编校质量大检查,出版界的领导都要聘请侯叔当“检察官”。

  甘当园丁 培养新秀

  侯叔的受人尊敬,不仅是他高尚的人格和高水平的校对技术,他那甘当园丁、培养新秀的精神也是有口皆碑的。他曾多次说过,校对工作长期存在,校对人员要认真培养,代代相传。他除了在社内对年轻校对言传身教外,还多次在全省校对人员培训班上授课,把校对理论、经验、方法、规律,无私地介绍给学员,使学员从中受到了不少教益。他曾被省内几家出版社聘请,定期给校对人员讲课指导、释疑解难。在侯叔的指导和培养下,一代又一代的校对新秀茁壮成长,有不少校对新秀早已评上技术副编审,成为各家出版社的校对骨干。他们的成长进步,与侯叔的传帮带是密不可分的。当侯叔谈起我省出版界校对新秀在校对领域做出贡献时,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当我看到侯叔心花怒放上台领奖的时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想,广东的出版界对侯叔的表彰,号召全省出版工作者向侯叔学习,既是对侯叔在校对这块平凡的园地上取得显著成就的充分肯定,又是侯叔扶持新人、栽培后辈理当受到的回报;这种肯定的含金量是沉甸甸的;这种回报的感觉是美滋滋的。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坐在我面前的侯叔,平凡而高大。他校对的一字一句,是在为文化积累的高楼添砖;他校对的一篇一本,是在为传承文明的大厦加瓦!我作为他的同事,崇尚他的人格,学习他的奉献精神,祝贺他对出版事业的突出贡献,称赞他对新辈的培养。在他喜获大奖之际,让我以“稿校未精心觉空,坐穿冷凳五旬冬;为人作嫁功卓著,培养新人实英雄”这首小诗,献给侯叔。并以老同事的情谊,向侯叔致以一声真情的问候:侯叔,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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