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岐东北面有一座缑山，形如笔架，谓之笔架山。山下有一个村，叫侯宅，明代有一门出了四个进士。
    据史载，正德十六年，侯宅村的侯廷训中了进士，名列二甲十八名，官授南京礼部主事。其子侯一元，字舜举，号二谷，性颖悟，好学习，十一岁随父在南京读书，能通晓“四书”。
    嘉靖三年，世宗皇帝要立自己儿子为太子，朝中百官多为反对。在“大礼”之争中，张璁为了讨好世宗皇帝，拉侯廷训一同上奏，支持“继统”。而侯廷训坚持“嗣统”，拒绝联名上章，并写了《大礼辩》一文，因而得罪世宗，被解往北京问罪。是时，侯一元才十三岁，为救父，顶风冒雪，独骑千里，在囚车左右服侍父亲。
    到京后，侯廷训受刑审逼供，被打得遍体鳞伤，投入牢狱。侯一元认为其父受不白之冤，悲愤不已，自写诉状，两次跪在金銮殿门前告状。百官见他讼词痛切，道理通达，个个为之动容。经过三年艰难申诉，世宗为考虑社会影响，只得释放侯廷训，贬为泗州判官，再贬曲州县丞。后因政绩卓著，升迁南雄推官、南安同知、福建提察佥事。岂料一御史又作梗，认为侯廷训曾得罪过皇上，乘机下井投石，以疑狱弹射，廷训再次被诬陷下狱。侯一元一直随父在任所读书，立即再次上书陈冤。都御史唐龙察知冤情，劝御史说：“有子如此，何以轻齮龁也。”力排众议，上章朝廷，终使侯廷训出狱。侯一元伏阙上书救父之举感人至深，时隔六十多年后，中宪大夫茅坤把侯一元比作汉朝卖身救父的缇萦，称他为“烈丈夫”，成为人间佳话，名垂青史。
    嘉靖十七年，二十七岁的侯一元上京会试，登二甲三十六名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从事司法工作。侯一元执法特别严正，问案断狱“必以律”，重证据，轻口供，从不草率定案，深得尚书顾磷器重，不到三年时间，转为员外郎，升郎中。正当他“而立之年”方过，仕途青云直上之际，其父病逝，侯一元立即驰归守孝，昼夜号恸，以致瘦骨嶙峋。三年秩满，又称病居家三年，后在执父李中丞的一再劝导下才到吏部选补，任刑部郎中，外调广东布政司右参议，分守北海道。在任期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民间，对民情社意了如指掌，裁答“按复”，发布“条款”，甚合实际，被人们称之为“神”。
嘉靖三十五年，侯一元升任河南按察副使，重视部队军事素质提高，亲自在大名府整训士兵，“勤习骑射，信赏必罚”，使其率部成为精锐部队。不久，侯一元升任广西按察使，对当地宗室———靖江王亲属的骄横不法行为，严加约束，以礼禁之，当地百姓称快不已。嘉靖四十一年，侯一元改任河南右布政使，后又转任江西左布政使。作为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侯一元洁身自好，重视行政管理，订规章，发政令，规定收税“出纳必时，轻重取准”，违者必究。由于上正下不敢弯，贪官敛手，钱粮如数入库之风渐正。特别是在嘉靖四十四年，他奉旨查抄严嵩在南昌的家产，尽忠尽职，纠正了大漏大累的错误，使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黄金、二百零二万七千零九十两白银、六千六百余间房屋、二万七千三百余亩田地及无数玉器、珍宝悉数上缴国库。
    事后，御史胡应嘉出于政治用心和个人恩怨，奏侯一元行政不称职，被免去布政使之职。侯一元为官三十年，目睹官场险恶，正道难行，乘机上疏乞休，终得于五十六岁挂冠归田。离任之日，送别车马塞满道路，父老百姓争相挽车送别，足见侯一元为官的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