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以前，有一次在聊城街上闲逛，步入一家商店，此店顾客不多，冷冷清清，一位青年学徒正在那里专心读书。傅旭安上前一看，此人眉清目秀，谈吐文雅，便与之闲聊了一会，知其姓侯，名延塽，字雪舫，是东平县大羊村人，因家境贫寒，奉后母之命来聊城这家商店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自学，学问已有一定功底。交谈之后，傅旭安对侯延的塽遭遇深表同情，对他矢志苦学的精神颇为感佩，从此二人开始来往。1899年，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时，便让侯延塽辞去商店差使，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一切费用自己代为解决。侯延意塽外得到这样一个读书的机会，自然更加刻苦自励。苦读了3年，参加光绪壬寅年乡试，得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又中进士；经过朝考，被清廷授于刑部主事。侯延塽本是重情义之人，对恩师的提携诱掖之恩更是铭记在心。他第一次回乡省亲，专去龙山书院拜望恩师，才得知傅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他又奔赴聊城看望师母，并亲到恩师墓祭拜。他在傅旭安墓前自誓，以培养恩师的两位公子为己任，决心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养成才，以报恩师当年知遇之情。

    侯延塽年长傅斯年25岁，视傅斯年为子弟。经与傅斯年交谈，发现傅斯年不仅天资甚高，记忆力强，而且已经读了许多书，国学已有了功底，是一可堪造就的少年，更是欢喜无限。侯延深塽深意识到：当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学兴起，并且代表着时代的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方向，聊城地处偏僻，傅斯年如长期呆在家乡，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便有可能耽误学业，影响前程。因此，只资助他一些钱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于是他产生了带傅斯年去大城市读书的念头。他返京路过天津，同几位朋友——天津《大公报》经理英敛之、傅淦的学生孔繁淦等人，谈到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斯年写的几篇文章拿出来让几位朋友传阅。大家都很赏识傅斯年的才华，力劝侯延塽把这孩子带到天津来，让他接受新式教育，并愿意提供方便。侯延塽又从天津返回聊城，向傅斯年的祖父和母亲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几位朋友的意见。傅淦等人经过考虑和商议，同意了侯延塽的意见。傅斯年虽年龄尚小，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除了对祖父、母亲尚有依恋，自然愿意出外求学，于是遂成定议。1908年冬，傅斯年离别了故乡，随侯延壤到了天津，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这次转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学业与人生发展的方向。

    侯延塽不仅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傅斯年，而且在政治、教育等多方面一直关心着他。侯延塽虽然是清末进士和官僚，但思想并不保守，而是与时俱进的。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思想，不断追求进步，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1月，他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出任哈尔滨中国银行行长兼海关总督。他对国家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向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傅斯年在天津求学期间，侯延塽经常写信给傅斯年，有机会路过天津一定停留，教诲傅斯年要多学新知识，关心国家与社会。傅斯年对侯延塽的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关心终生感念不已，以父执事之，他成年后曾对人感慨万端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的确，侯延塽在傅斯年人生攀登的道路上为之构架了一个阶梯。

    追述侯延塽对傅斯年一生为人与处世的影响，远不止将其带出聊城，为其接受新知识、开拓新视野创造了条件。侯延塽辛亥革命以后回山东工作，长期担任山东省议会议员，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为人诚挚侠义，他对傅斯年兄弟一直视为子侄和学生,斯年兄弟则“以父执事之”。傅斯年于北京在学读书、出国留学直至回国工作，侯延塽与傅斯年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或以书信或当面进行训示和教诲。傅斯年留学期间致信何思源、罗家伦时曾说：

    “连接家信及雪舫先生信，大加责言。”说明他与侯延塽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傅斯年的同学、同事毛子水在为傅斯年写传时也特别指出：“傅先生幼时文史的根柢，除他的祖父外，受到侯先生培养的益处很多。就是他生平乐于帮助故人的子弟，恐怕侯先生的榜样亦不会没有几分影响的。” )傅斯年的品格和作风，应该说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侯延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