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华明　许　杰
《世纪》 2007年第6期

　　侯朝海生于1896年，卒于1961年，一生热衷于水产教育与渔业发展。感慨于祖国渔业之落后，侯朝海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水产教育，热心办学。在动乱多舛的年代，他奔走呼吁，延揽人才，为我国早期水产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抗战时期，侯朝海辗转重庆合川，继续举办水产教育，延续了我国水产教育的一系命脉。解放前夕，侯朝海更是东奔西走，四处筹措，甚至自己3年不取薪水，为“吴淞水产学校”在上海复校立下汗马功劳。
　　侯朝海一生坎坷，历经风雨，但他无怨无悔，一心办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纪念侯朝海对发展水产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上海水产大学于1989年11月成立了侯朝海奖学金基金会。1994年11月1日，在庆祝建校82周年的日子里，上海水产大学设立了侯朝海铜像。
　　
　　国民党高官与共产党的追随者
　　
　　从上世纪30年代起，侯朝海开始供职于国民政府，先后在农矿部、实业部、经济部、农林部及江苏省政府任职。在此期间，他先后兼任江浙区渔业改进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鱼市场常务理事，国货审查技师、审查委员，敌货审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农业复员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参事等职。就是这样一位国民党的高官，为什么在上海临近解放的时候没有跟着撤退，而是坚定地留下来，并且千方百计地保护了学生，保住了学校呢？是一位共产党员的影响发挥了作用。这位共产党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当年博古的一席话对侯先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博古是江苏无锡人，与侯朝海是同乡，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当年，周恩来因病远赴苏联治疗，南方局书记则由博古代理，这一代理就是一年。为方便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博古参加了国民参政会，公开身份是国民参政会的驻会委员。
　　在同博古会晤前，侯朝海是国民政府农林部第一科科长、国民政府参事、专门委员，正在酝酿起草一份渔业计划，内容大致是向联合国索取渔业物资及赴东南考察等事。为稳妥起见，他先后会见陈输兰和吴觉农等专家人士，听取他们关于这份计划的意见。在调研过程中从民情和社会现实反映中他开始对政局有了疑惑，认为国民党的失败离得不远了。对于博古这个老乡，他很早就知道了，一直想结识，苦于没有机会。恰好此时博古参加了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他们才有缘一见。其时是1940年的10月，两人约在重庆的“阎家老店”相见。深谙时局和重庆形势的博古，在家乡就知道侯家是名门望族，而作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高级领导，他深知这样家庭背景人物的重要性与影响力，所以刚一见面，便热情地称侯朝海为世兄。从事业到时局，两人越谈越投机。在谈到今后国家的发展方向时，侯朝海问：“抗战胜利后，中国怎么办，谁来领导中国呢？”“当然是学习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了。”顿了顿，博古又说，“至于谁来领导中国，大概就像现在，是个统一战线式的，多党合作、共同协商，是联合政府。”见侯朝海有所反应，博古又趁机问道：“战争结束后，世兄有何打算啊？”“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去搞我的教育。中国的水产教育还很落后，我的母校也没了，目前全国只剩下合川这点种子了。前景堪忧啊。”侯朝海应道。“那我就祝世兄心想事成。让我们共同为我们苦难的祖国一起努力吧。”
　　侯朝海回到住处，与博古的谈话还一直萦绕在耳边。回想起不久前与吴觉农的谈话，再看看自己已是几进几出国民党的大门，又想起到东南赣闽浙考察时老百姓对重庆政府的抱怨与对共产党的赞颂，侯朝海似乎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国民党大势已去，下台是迟早的事，国家的未来只能看共产党有无作为了。所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数次重新登记，侯朝海都没有参加，而是致力于复校工作，并于1949年上海解放后留任校长。
　　
　　矢志不渝的水产教育家
　　
　　早年，侯朝海在江苏水产学校任教和担任校长时，江苏省教育厅设在镇江，他每次前往教育厅办事，都要途经老家无锡，可是没有一次中途下车到家里看望或休息一天半日，学校师生知道后称赞他如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办学几十年，除了逢年过节回老家与家人团聚外，平时他很少能照顾自己的家庭，解放后又只身住在校内，常年疾病缠身的妻子和体质孱弱的儿子住在无锡的“沧一堂”，由伯父一家照顾。按他的话说是，“太忙了，学校里离不开啊”。的确，他是太忙了，当时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学校的教师、教案，学生的吃穿用度，哪一样离得了他啊！时间在侯朝海先生这里是珍贵的，珍贵到连睡觉他都觉得是件奢侈的事情。他当年的学生回忆说，侯校长平时不大睡觉，困了就歪在椅子上打个十几分钟的盹，醒来就接着工作了。他还教导学生不要谈恋爱。他说，你们都是要为中国的水产事业作贡献的，都要成为祖国的水产专家，是不能分心的；另外将来你们要过长期的海上生活，家庭是个不小的拖累，会影响工作的。他的这番话现在看来可能会觉得有点迂腐，甚至不近人情、不可理喻，但从献身事业的角度看，也不无道理。
　　1952年8月，华东军政委员会任命方原为即将成立的上海水产学院院长，王文锐、黄亚成为副院长。在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基础上建立的水产学院领导名单中，没有侯朝海这位创校的关键人物，这使人感到意外。后来一些师生知道侯朝海所担任的教务长也是副职时，更是难以接受。虽然侯朝海不当校长了，但是学生们每次见到他还是热情恭敬地称他“侯校长”，觉得只有这样称呼，才能表达对老校长的崇敬和爱戴。早在这之前，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教育部为水产学院院长人选开过几次会，会上曾有人提名侯朝海，但有多人加以反对，因为侯朝海过去曾加入过国民党，在国民政府中又担任过各种职务，他的胞弟又是国民政府空军少将且又在台湾。
　　在1950—1952年短短两年里，侯朝海在水产学校从任校长、代校长、副校长到副教务长兼系主任，职务一降再降，但他对自己职务的高低并不介意。他欣慰的是，自己又和水产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了。他曾仔细翻阅华东水产管理局的一些报告，里面关于发展水产教育的一些意见他非常赞同。如《水产事业的重要及华东两年来的水产工作》提出："开办全国性的水产大学或学院，内分航海、海洋、渔捞、水产食品工业、船舶及冷冻机械、水产化工、海水养殖、淡水养殖、行政管理等系科……在未来八年内培养5000名水产高级技术人才。”看了这些，侯朝海联想到1931年他曾发表的《中央及各省应有之水产教育设施》，这不就是当年自己所设想的吗?上海水产学院成立后，设置了海洋捕捞、水产养殖、水产加工、水生生物、航海等5个本科专业，在校学生从1949年的一百来人增加到五百多人，增加约4倍。侯朝海对这些水产教育事业过去未曾有过的发展，感到十分欣慰。
　　
　　慷慨的校长与吝啬的父亲
　　
　　侯朝海先生对学生的爱是令人感动的。当时在加工专业班上有位姓殷的同学生活困难，他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均由侯朝海个人全包。校友严正伦(1954届渔捞科毕业生)回忆道：“我们班级活动缺经费，总向他募捐赞助；学校有校外活动如体育比赛、演出，他必掏腰包。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我二弟读高中学费无着落来校向我诉说，适逢先生路过，我向他说明了原委，他毫不犹豫帮了忙。虽然钱数不多(大约是5元)，但在当我家最困难时也不无小补，更给了我二弟以鼓舞。我毕业后还他钱他还客气哩!我二弟如今是西安的一位电机工程师了，能有今日，侯校长雪中送炭的义举不可忘。”校友毕定邦回忆说：“1950年，我们吴淞水专暂时租借原大夏大学部分校舍作为校址。那时，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几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办学校当然也只能因陋就简了。学校既无医务所，也无医生。夏秋之交，我突然发热、喉痛。一个到上海不满两年的穷学生，哪敢奢望到医院看病啊，只能硬着头皮挺着，宽慰自己说：卧床就是最好的治疗。后来侯老师知道我生病了，马上过来看望，并亲自带我坐着人力车去一位和学校有关系的私人医生那里检查。医生怀疑我患了白喉，建议马上送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老师二话不说，立刻又雇了人力车，急送我去天通庵路上的传染病医院。到达后，按照医院规定程序为我办了住院手续，并且再三叮嘱我：‘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安心治病，也不要有任何顾虑，很快就会痊愈的。’一直到我进了隔离病房以后，他才急急忙忙地赶回学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老师除了付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外，还在经济上为我支付了不菲的车费和医疗费，而当时的我全然没有想到这些，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大家知道，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很廉洁的，既无公款报销，更无请吃请喝。这件事在我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令我终生难忘。他是校长、老师，更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侯朝海对学生们的深情厚爱，感人至深。但对自己的孩子，他却从没有这么上心过。侯朝海有两个儿子，长子侯求正解放后成为海军后勤干校学生，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患病在家。次子侯大兴从苏南苏州中学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求学。入冬后的一天，侯大兴到复兴岛来找侯朝海。很久没有看到儿子了，他关切地询问：“你怎么来了？最近功课还忙吗？”“还可以吧。妈妈和大哥让我来望望侬。”侯大兴高兴地回答父亲。看着父亲因为劳累而憔悴的脸，大兴欲言又止。侯朝海似乎感觉到儿子有话说，问了几遍，大兴才嗫嚅道：“爸爸，我想买双袜子。”侯朝海摸了一下口袋，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啊，才这些呀，只够我当回家的车费。”但看到父亲脸上不悦的颜色，大兴也不敢多说了，悻悻地转身离去。儿子离去的神情让侯朝海心里有点难受，看着儿子渐走渐远的背影，他忽然发现，孩子竟然没有穿袜子。本来裤子就短了一大截，鞋子还是他以前穿破的补了后给儿子穿的，鞋腰很低，裸露在外的脚踝上已经皲裂，有的裂口已经有血渗出。他追上儿子，二话没说，脱下脚上的袜子，说：“天凉了，带回去，洗洗再穿吧。”
　　有人说：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教师热爱学生，不求回报，严慈相济，是学生接受教育的感情基础：一旦学生体会到这种爱的情感，就会亲其师，然后“信其道”，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才能实现其根本的功能。侯朝海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和帮助表现出侯先生为国家培养水产人才的迫切愿望。
　　凡是与侯先生共事过的教职工和受过他教诲的学生，无不为他对祖国水产业和水产教育业的耿耿忠心、忘我精神所感动。“侯朝海的一生，是为中国水产教育事业拼搏的一生。在他身上凝集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曾在华东师大、同济大学担任过党委领导的离休干部胡友庭自1957年起任上海水产学院党委书记，曾与侯朝海共处多年。他深情回忆道，一般人都摆脱不了“人往高处走”的世俗观念，而侯先生则有超凡脱俗的品格，尽管那个年代对他做了不恰当的评价，但职务的下降并没有影响他始终不渝的办学热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侯朝海为发展中国水产事业和水产教育业百折不回、坚持不懈、拼搏奋斗、呕心沥血的精神支柱。
　　（作者单位为上海水产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