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到达华西坝，爷爷建立起了病理学实验室，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他带领全体同仁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为华西协和大学培养了自己的病理学家。华西病理学的两个“超级大国”，江靖芬和陈钦材教授都曾是爷爷的高足。爷爷这时对黑热病 (Kala- azar) 的发病地域发生了兴趣：以往的教科书里均认为黑热病只发生在中国北方，中国南方有无黑热病？无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他决心来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怎么去到他怀疑有发病的川西北藏区去呢？在当时洋人和国府的官员们连行程的安全都无法保证，更不要说去进行研究了。可爷爷自有他的“高招”：先找到成都的袍哥组织，由成都的袍哥们给灌县的袍哥们打招呼，灌县的袍哥们再给藏区的土司们打招呼，就这样一程一程的接力相送，爷爷顺利到达了藏区，如愿完成了他的流行病学和病理学调查，证实了在中国南方地区也有黑热病流行。为黑热病的研究完成了一项奠基性的工作。

    因为抗战，全国的精英们都聚会到了西南。爷爷因此又认识了更多的朋友。比如他与刘成钊教授和乐以成教授从此保持了终生的友谊。Dr. Joseph Needam (李约瑟) 博士时任英国领事馆的一等秘书，对中国古代科技史有浓厚的兴趣，爷爷凭着他渊博的国文和历史知识，给了李约瑟极大的帮助。李约瑟和爷爷成了挚友，并在“中国科技史”这部巨著的绪论里专门向爷爷致谢。四十余年后二婶刘东生到英国访问工作，李约瑟还专门请二婶去他家做客，了解P.C. Hou家族的近况。 经李约瑟和好友曹天钦（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前所长）介绍，大伯伯也作为英国剑桥大学生化学家Dr. Laurence Picken的向导和翻译，与他一起到川南和云南进行考察。四十余年后Dr. Picken又与大伯伯接上了关系，这时的Dr. Picken已对唐乐进行了多年的研究，现今我们家里都还保存着Dr. Picken自己演奏的“唐乐”磁带。

    欣赏西方的古典音乐和文学是爷爷的癖好。可他一生中对中国画也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的好友里既有黎雄才、关山月等这样的岭南画家，也有赵望云（黄胄先生的老师）、胡洁青（老舍夫人，齐白石大师的高足）等这样的北方画家。爷爷十分好客，常在家里招待朋友们。奶奶热情待客，可有时也因节俭闹出一些小小的“笑话”。据大伯伯告诉我，一次爷爷在家款待英国驻华空军司令，各色菜肴都还过得去，就是馒头是前两天做的，蒸热之后都有点“拔丝”了…….。

    爷爷很会教育子女。大伯伯学的是化学，爷爷给他找的导师是戴安邦先生，那可是中国化学界的泰斗。二叔学的是病理，爷爷给他和小姑父找的导师是Gorden Cameron 勋爵，那可是英国病理学界的精英。四叔学的也是病理，他的导师是Dr. Willies, 60年代权威教科书《肿瘤病理学》的作者。有了爷爷如此良好的启始，这几位父辈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都很有建树。

    抗战一结束，爷爷即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到美国讲学。我仔细阅读过爷爷在美国各大学演讲的内容，令我大为惊讶：他讲的居然全是中国古代医学史！ 诸如“中国古代解剖史考”、“中国古代结核史考”、“中国古代杨梅疮（梅毒）考”等等。他接受的是全盘西化的“洋教育”，一直在教会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留洋”师从当代最棒的病理学大师。按说他应该是一个“纯”洋化的病理学大家，可他居然在那个“贬损”和“嘲讽”中国自己科学的年代里冒天下之大不违，对祖国医学进行了如此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且试图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理解祖国医学的奥秘，这实在是我辈学习的榜样。不光这样，他还敢于到世界一流学府去弘扬和介绍祖国医学！ 显然他的研究得到了美国同仁们的认可，否则干吗要由美国国务院邀请他去讲学呢？他这种认真探索的精神和中国人的气节真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48年爷爷结束讲学返国之时，正值山东国军被解放军打得节节败退。爷爷只好转道接受了香港大学的聘任，出任港大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成为了英女王陛下的各大学中有史以来第一个华人正教授和系主任。这期间因为他的学术成就，他荣获了英国所授的最高荣誉学位: 科学博士（Science Doctor）。1948－1960港大任教期间，他完成了另一项科学研究：经过长期的病理学观察和流行病学调查，经过严密的验证和分析，他得出结论：由嗜食生鱼等淡水水生物造成的反复华枝睾吸虫感染可以导致肝癌。 用今天的术语来阐释，这是中国人具有原创性的科学发现。 三十余年后我在Emory大学求学时，多次遇到隔壁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寄生虫研究人员，无论是老美、日本人、韩国人、还是印度人，只要一提起P.C. Hou这篇划时代文献，没有不知道的。除此之外，爷爷还和Gorden Cameron 勋爵合写了一本“胆汁性肝硬化（Billiary cirrhosis）”的专著。在五六十年代，那可是一本经典的教科书。书不大，32开本，三百余页。拜读之余，我发现在封底有一段十分有趣的书评：“不要小看这本书，因为它集中了一个中国人的智谋和一个苏格兰人的吝啬，所以它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大的部头。”爷爷先后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

    在港大期间，爷爷的实验室里人丁兴旺，出了不少优秀的学者。其中有一位 Dr. Skinsnest，后来成了美国麻风病学会的主席。还有一位就是韩素英女士，开始是爷爷的技术员，后来在文学上大有发展，成了有名的作家。至于受过爷爷教诲的医学生们那就更多了….。

    由于他的学术成就，爷爷在欧美病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英国病理学界著名权威Cameron 勋爵和Dr. Willies均与他有学术上的合作，并成为了他终生的好朋友。当我翻阅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时，除了佩服爷爷的学术成就之外，也深深被爷爷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在港大期间，爷爷继续拓展他的爱好：鉴赏和收藏字画。他手里有九千多幅（册）字画和古本书籍以及瓷器、古玩等。从家里墙上文化部奖励爷爷的奖状所述，他收藏有宋代几个著名窖厂烧制的瓷器、宋代名画《狸猫图》（作者被我遗忘）等等。 故宫收藏的《乾隆下江南四条幅》只有三幅，是爷爷在香港“淘”到了第四幅，带回北京后捐给了故宫博物院，补齐了《乾隆下江南四条幅》。据说当时在香港估价，爷爷的收藏价值二十万英镑。可老人家回到北京后，陆陆续续全部捐给了国家。我很钦佩他那过人的聪明才智：他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病理学家之一，可同时他对中国文化的鉴赏和体味，丝毫不输给任何一个专业的研究员啊。一个人同时能在两个专业上有如此精深的造诣，不得不让人五体投地。再加上他对祖国医学开拓性的考证和精辟的理解，我认为老爷子真乃神人也。

    不过神人也有偶尔“打滑”的时候，爷爷一次“淘”到了一个古陶俑，十分珍爱，放在书房里时时欣赏。一日不慎被五叔摔在地上，把头摔掉了。爷爷气得要揍五叔….等到把陶俑拿起来一看，爷爷一下就泄气了：摔破的陶俑脖子里露出了一截铁丝…..。

    六二年爷爷自港大退休，应周总理邀请回到北京出任中国医科大学（协和医学院文革前的名称）副校长。总理将中组部阜城门内的一套四合院安排给爷爷和他的三个儿子一块（儿）居住（据说是副总理级别的住宅）。自此直到文革，他常和住在灯市口的老舍先生一块去琉璃场欣赏字画和“淘”古董。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祥和的时光。六六年文革开始，总理数次打电话要他呆在家里，以便接受“十六条”的保护。可他的挚友老舍先生跳了团结湖，大伯伯、二叔和三叔均被批斗，如此的打击让七十余岁的老人家心力交悴，终于六七年春因心肌梗塞悄悄的走了。时值文革，国内对如此杰出的病理学家去世只能保持沉默，惟有英国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 影响因子23.4）刊登专文予以悼念。79年在北京为爷爷补开了追悼会。今年是爷爷去世四十周年，特在此记录这位华西病理学创始人的些许趣事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