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巨变对文人的命运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明末清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从明代后期的党争开始，到明末农民战争，再到清军入关战争，动乱此起彼伏，直接影响了文人的日常生活，本文将对侯方域进行个案的考察，以管窥明末清初文人的命运。侯方域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卒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其短暂的一生恰遇这一时代的剧变沧桑。而且，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他是那一时代文人的代表。因此，考其生平，既可略见那一时代的巨变，亦能反映出那一时代的巨变对文人生活的影响。历年来有许多关于侯方域的文章，但基本上都偏重于探讨他的文学成就，或是把他当作《桃花扇》里的男主角来分析，少有将其看成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并放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的文章，因此，本文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侯方域，同时，揭示明末清初文人的生活状态。
　　
　　(一)早年经历

　　侯方域出生于商丘名门望族之家，祖父侯执蒲，是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太常侍卿。父亲侯恂，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曾在崇祯朝担任过兵部右侍郎及户部尚书。侯方域从小生而聪颖异常，熟读四书五经，并善于作诗及八股文。史载他“为文若不经思，下笔千万言立就。”很早就以诗与八股文名闻天下，他早期的诗作《晋斋诗集》与八股文集《云卧居制艺》、《杂庸堂制艺》流传于世，为人们所称道。当然，除了研习诗词及八股文外，他还有那一时代的文人共有的爱好，即喜好昆曲。侯方域对昆曲非常执迷，在家中读书时，虽有祖父的严厉管教，他还是常常带着自己的弟弟偷溜外出，观看昆曲演出。并且，他自己通解昆曲音律，曾自江南买回伶人，延请名师教之戏曲，并且亲自监督，不使音律歌词有任何差错，最后还组成了一个昆曲家班，经常带班在家乡演出。喜好昆曲并自己组成家班，此种风气在明末清初的文人中非常盛行。
　　由于侯方域很受父亲侯恂的喜爱，因此他经常伴随父亲在京师居住，故而对于朝中的掌故非常地熟悉，史载他“习知朝中君子小人之故，矫矫立名节，好大言，遇人不肯平视，喜睚眦报复。然一语合，辄吐出肺肝，生不容口。振友之急，能不惜千金。”邵长衡《侯方域传》云：“方域傥荡任侠使气”。可见完全是一副豪迈不羁的富家公子模样。
　　明末的文人都有交朋结友的喜好，侯方域也不例外，他交结了很多好友。在家乡者如贾开宗、徐作霖、张渭、吴伯胤、吴伯裔等人，这些人都是商丘名士。贾开宗博学负才，好击剑、远游；徐作霖少有俊才，好学深思，每作出一篇文章，人皆以为是“高文典册”；张渭自谓“狂生”，喜欢醉后谈天下事，为文敏妙，一日可作成十余篇。吴伯裔“为人沉练，英博慷慨，负大志”，其弟伯胤，“风流文雅，美须眉，善书”。这些人都是侯方域在家乡可以与之谈心论诗的至交。在京师，他结识的人更多，而且都是些社会名流，如崇祯七年(1634年)，他与时为天子贵近、担任翰林院编修的吴伟业订交，与创立几社的才子彭宾、陈子龙相交。崇祯十年(1637年)春，又与在京师应春试的夏允彝定交，此外还有桐城方以智，此人也随父亲方孔熠居于京师，与侯方域是早就相交的挚友。
　　
　　(二)南京应试

　　崇祯十二年(1639年)秋，二十二岁的侯方域到南京应乡试。此时，很多豪门公子及复社名士也聚集在南京。侯方域在此除与好友方以智晨夕过从外，又结识了很多名士，如陈贞慧、吴应箕、冒襄、张自烈、黄宗羲、沈士柱、梅朗中等人。在好友的影响下，他也加入了明末最大的文人社团“复社”。明末的南京是才子佳人聚集之地，文人寻芳于秦淮河岸亦是一种风气。侯方域来此烟花胜地，自然不能免俗。史载侯方域“侑酒必以红裙”，在南京的生活极为放荡形骸，当此之时，侯方域的父亲侯恂尚在狱中(崇祯九年[1636年]，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为阁臣温体仁、薛国观所排挤，被诬入狱)，因此侯方域的生活作风遭到了友人黄宗羲的批评，黄宗羲有一次对他与侯方域共同的友人张自烈说：“朝宗之大人方在狱，岂宜有此?”张自烈答日：“朝宗索性不耐寂寞。”黄宗羲日：“夫人不耐寂寞，则何所不至，吾辈不言终为损友。”
　　谈到方域这一年在南京的活动，不能不提到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红颜知己、秦淮名伎李姬，一个是他的夙怨仇敌阮大铖。
　　侯方域是通过太仓张溥的介绍而结识李姬的。一日，张溥对侯方域说：“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词，尤落落有风调”，侯方域心动，于是与李姬相识。李姬名香，即《桃花扇》里的李香君，其人“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且很有骨气，侯方域对她极为赞赏，二人往来甚欢。可惜不久后侯方域乡试下第，归家在即，李姬只得在桃叶渡置酒送别，并歌琵琶词以送之，日：“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此一别后，两人再未相见。李姬对侯方域一直念念不忘，在两人相别半年后，有一位名叫田仰的达官出资三百金邀她见面，她坚拒不出，田仰是明末逆党阮大铖的友人，而阮大铖是侯方域等复社名流所鄙视之人，因此，李姬不愿为了金钱接见田仰，此一事件传到侯方域的耳中后，侯方域深为感动，并对李姬的气节大加赞赏。可是田仰大怒，以为李姬的拒绝是出自侯方域的教唆，并向侯方域修书一封加以质问。侯方域见书，更加叹服李姬的胆识，并回信说：“自谓知此伎不尽，而又安从教之。……仆虽书生，常恐一有蹉跌，将为此伎所笑，而又能以生平读数卷书，赋数首诗之伎俩，遂颐指而使之耶?”可见侯方域也一直以香君的行为砥砺自己。
　　阮大铖在当时的南京，是很不受复社欢迎的一个人，也是复社诸子包括侯方域最不能得罪又得罪了的人。阮大铖曾经与侯方域的父亲同朝为官，颇有才华，曾经很受侯恂的赏识，与侯恂也颇有私交。后来因为个人私利，得罪了东林党，崇祯帝为东林翻案后，阮大铖被定入“逆案”，贬为贫民。他先是在家乡怀宁隐居，后因李自成军逼近，于是迁到南京避难。在南京立了一个社叫“群社”，想借此招揽名流，当时士子都裹足不前，只有一些“逆党”中人与他过从甚密。吴应箕见他在南京太招摇，以为他图谋东山再起，于是与顾杲、陈贞慧商议后，作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的文章，并让约一百四十余名复社诸子联合签名。该文揭发了阮大铖的种种恶迹，企图将阮驱逐出南京。不久，这篇揭文就在南京公布，引起了轩然大波，阮大铖躲进了牛首山，不敢再抛头露面，此事发生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崇祯十二年(1639年)，侯方域来南京，阮大铖见他与吴应箕、陈贞慧关系密切，想借以前的私交让侯方域为他向吴、陈二子说情，于是派王将军去笼络他，王将军极力的讨好侯方域，携重资与他游山玩水，买酒招伎，孜孜不倦。起初方域很是不解，后听李姬言“王将军贫，非结客者”，于是侯方域再三追问王将军所为何事，王将军才屏人告知了阮大铖的意思，被侯方域断然拒绝。阮大铖听说后大怒不已，对侯方域怨恨顿生。此后多次欲置侯方域于死地。
　　此次南京乡试，方域本中第三名，但因策论触讳而下第。这年年底，方域告别了在南京的好友，失望而回。
　　
　　(三)家国之变

　　侯方域回到家乡后，与原来的一帮好友如贾开宗、徐作霖、吴伯裔、伯胤兄弟等人，朝夕切磋文艺，煮酒论诗。不久他们就结了一个“雪苑社”，此社兴盛时，“乌衣朱衍门第相望”，相国沈鲤的族人还挥毫千金在江南招了一批伶人在商丘为他们演出，一时遍城钟鼓之声不绝。此时，更有一些文人雅士远道而来探讨诗文，如在当时颇有声名的大梁孟观。不过此时正当李自成军在河南攻城略地之时，天下大乱之际，这一批在仕途上不得志的文人深感自己有才而无用武之地，在论诗之余，也时时感慨自己的遭遇，尤其是张渭，每次喝醉都借酒对其友人说：“吾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况能知我。”有时还怒骂在座的其他人，或醉而哭，其他人都更加视之为“狂生”，对他的言论不屑一顾。有一次朋友宴集时，张渭又发此论，举座不屑，徐作霖突然骂日：“天下乱形已成，无英雄能救之者，吾辈固旦暮死，而谓渭狂何哉。”当时“举座酒皆醒，而其友人吴伯裔吴伯胤侯方域则皆哭泣。”
　　崇祯十四年(1641年)，河南大旱，蝗灾严重，人相食。这年夏天，侯方域的祖父太常公侯执蒲卒，方域之父侯恂带罪出狱，丁忧家居。秋天，方域奉父亲之命前往安徽池州建德乞铭于原刑部尚书郑三俊。与此同时，李白成军攻破洛阳，杀福王常洵，乘胜围开封，七昼夜不破城而散去，是年秋天，李自成杀总督傅宗龙于项城；冬，又破南阳诸郡，乘胜再围开封，朝廷大震，崇祯帝急派太监卢九德、刘元斌率领京营兵入援河南。可刘元斌率劲旅驻扎在归德南郊四十日，烧杀虏掠，无所不为。方域从池州回乡时正值冬天，恰好目睹了家乡的混乱景象。不久，商丘被李白成军攻破，方域的好友徐作霖、张渭、吴伯裔、吴伯胤皆死。方域及其家人逃出，时朝中军队能与李白成相抗的唯有左良玉一军，但左良玉因与历任的督师都不和，因此行军颇不卖力，朝廷听说左良玉与侯方域之父侯恂有旧情，于是便起用侯恂任总督，统帅左良玉七镇兵解开封之围，并赐予他尚方宝剑，让他便宜行事。当时侯恂手中兵少粮缺，按理决不能冒然进军开封。侯方域当时随父在军中，劝父亲不要受朝廷指令的束缚，建议他用尚方宝剑赋予的权力将不守军法的许定国斩首，先严军纪，立威名，然后渡河，一路收留抗贼的地方团体，然后与襄阳的左良玉军及陕督孙傅庭军成犄角之势并进，如此则可解开封之围。侯恂不听，方域又为之代草流贼形势疏，让他上奏朝廷，侯恂不许，称方域多言，不宜留在军中，让他回到吴地。方域一走，侯恂马上采纳了方域的建议，飞章上奏于朝廷，但受到朝中某些大臣的反对，因此没有被批准。后来有人劾侯恂解围无策，又逮之入狱。
　　方域还吴的途中，为永城叛将刘超所劫持。刘超挟问方域解围之策，方域建议他北上救急，将负义之甲变成勤王之旅，或者到侯恂面前负荆请罪，如此则可洗脱叛将的罪名。刘超叹服，将方域放走。
　　崇祯十六年(1643年)，左良玉军襄阳，以粮尽，移驻九江，欲驱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请侯方域模拟父亲的口气，劝左良玉不要到南京。谁知第二天晚上，好友杨文骢就急急忙忙地跑到侯方域的住处，劝他赶紧逃亡。原来，阮大铖心计前怨，在大臣集会商讨对付左良玉的对策时，诬蔑侯方域与左良玉有交情，并称侯方域肯定会与左良玉里应外合，相互勾结，因此朝廷动了抓捕侯方域的心思。惊慌失措的侯方域来不及收拾行李，连夜出逃，一路颠簸地来到宜兴陈贞慧的家中躲避。因心怀愤怒，他给阮大铖写了一封信，委婉又严厉地指责了他的所作所为，信中说阮大铖做错了事，不仅不知悔改，还歹毒地陷害他人，现在幸好没有得势，万一哪天得势了，肯定会杀尽天下所有让他不快活的人。这封信让阮大铖更加恼羞成怒，于是比以前更加想置侯方域于死地。幸好左良玉接到侯方域的信后，马上停止了部队，没有驱兵南京，侯方域总算是逃过了这一劫，不久后就返回了南京。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北京被李白成军攻破，崇祯帝自缢煤山，时任风阳总督的马士英立即迎立福王，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马士英是阮大铖的旧交，因此，在马士英的极力推荐下，阮大铖当上了兵部尚书，于是与一帮复社文人重修旧怨，制《蝗蝻录》、《蝇蚋录》，大兴党狱。金坛周镳被阮大铖倾陷，被逮到南京；吴应箕、沈士柱等人在南京得到阮大铖即将行迫害的消息后，纷纷出走。方域被阮大铖追捕，藏身于同乡练国事官邸之夹墙中，才得以幸免。．不过，方域的好友陈贞慧却未能幸免于难，被逮捕。方域为救友人，不惜重金疏通关节，最终将陈贞慧救出。随后，为躲避追捕，方域渡江依史可法于扬州，后来又做了江南四镇总兵之一高杰的幕僚。为抗击清军，他跟随高杰北上，不料高杰为叛将许定国所杀，其军溃败。方域劝说军中的大将赶快引兵南撤，占据苏州、常州等江南财赋重地，然后慢慢的筹划未来，大将不听，率锐甲十万全部投降清军。方域无奈，于是辞归乡里。后来听说其父亲正避难于徽州，于是南下寻父，顺便假道宜兴探望了好友陈贞慧。当他正在陈贞慧家中时，朝中有一王姓御史知道了他的行踪，为了讨好阮大铖，该御使急忙上奏要求捉拿之，方域躲藏不及，遂被逮住。临走前，陈贞慧送之舟中，握住方域的手说：“子此行，如不测，故乡又未定，此累累将安归乎?吾家世与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无不同者，今岂可不同休戚哉?”于是将自己的第四子陈宗石与方域的幼女许下婚约，与侯方域结为姻亲，当时陈宗石仅两岁。不过，不久后，清军南下，弘光帝出逃，弘光政权不复存在，侯方域得以脱狱，于是与父亲一起回到了家乡。
　　
　　(四)动乱之后

　　由于昔日的好友徐作霖、张渭、吴伯裔、吴伯胤、刘伯愚皆死，外加遭受家国之变，侯方域心境惨淡，与父亲在家乡隐居，闭门谢客，只与一二老儒谈谈性理之学，或者与仅存的同乡好友贾开宗一起把酒忆旧。他曾与贾开宗饮于乡野，贾开宗大醉，仰天而歌，不久又悲痛起来，握着侯方域的手说：“吾与子平生之友，若吴伯裔及其弟胤与夫徐四作霖者皆死，而吾且老，天下卒无有多读书能知我者，幸子在耳。”说完后潸然泪下。知己只剩一人，当然倍觉珍惜。侯方域对贾开宗也是如此，他希望能与贾开宗将亡友的遗作收辑起来，并认为非贾开宗无人能与之共做此事。有感于兵革之后，家乡的文风大大不如以前，“主持于上者，既不遑修文而议道，而其经术醇雅之望亦消磨殆尽；后生小有才者，或跳身于猴冠虎翼之间，畔为异途，群笑儒行之迂阔，而大雅亡矣。”侯方域想重振雪苑社，由于当时除了贾开宗、徐作肃与其侄世琛外，尚缺乏志同道合的文章之士，因此直到三年后徐怜唐加入，又两年后宋荦加入，六子又相互切磋了两年后，雪苑社才正式形成。 又不逃遁于方外，则是公然与新政权相对抗，必定难逃罪责。侯氏一门是商丘的名门望族，清廷多次要求他们父子出仕，但都被拒绝。为了免除杀身之祸，缓和与清廷的矛盾，方域之兄方夏应了顺治三年(1646)的会试，并且一举进士及第。然而清廷仍旧逼迫侯恂与方域，让他们出仕。无奈，侯恂于城南乡间，筑南园居之．以示隐居之决心，方域亦奉父亲居于南园。不过，顺治八年，他还是被迫参加了乡试，但并没有考中。然而这件事情却使他的人生蒙上了污点，引起了后人对他的非议，竟然有人赋“两朝应举侯公子，地下何颜见李香”之句来讥讽他。究竟当时他是出于何种原因应的乡试，今人已经不能确切的考证了，但是从他留下来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思想，他曾对明亡后一度隐居的吴伟业很是羡慕，说：“域之羡学士披蓑仗藜也，过于坐玉堂秉钧轴远甚。”也曾极力的赞赏元末明初不仕新朝的才子倪云林，还与一帮不仕清朝的好友如方以智、陈贞慧等人非常投契，可见他并没有入仕清朝的打算。
　　顺治九年(1652年)，侯方域再一次前往江南，这一次他是特地去访问故旧的，然而此时的江南已经面目全非，昔日的好友或散或死，已经见不到几个人了。在南京，他曾拜访过昔日友人的故居，但是没有见着任何人。随后，他来到宜兴，探望了好友陈贞慧，当地的名贤如任元祥等都非常高兴，还特意为他举办了一次宴会。侯方域突然想起了十五年前初到南京之时，好友方以智也为自己举办了一次宴会，可是如今物是人非，昔日一起畅饮的故人都已经不在了，于是顿生禾黍之悲。此次宜兴之行，侯方域还为故友吴应箕写了吊祭之文，他忆及往日种种，不禁悲不自甚，此祭文中写到：“余时时见吾次尾之面冷而苍髯，怒以张言如风发，气夺电光，坐于我上，立于我旁……”””可见他时时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不能自拔。最后，他又到嘉兴访问了故友彭舜岭(字孝先，号容园，时彭舜岭任嘉兴推官)，并在那里巧遇练国事之子练贞吉。练贞吉初与方域相交，是在顺治元年(1644年)方域避难其家中之时，当时的方域虽然落魄不堪，但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可是这次见面，方域的变化简直让练贞吉大吃一惊，他说：“朝宗是时，较潘岳《秋兴》之年，不过加其三，而乃鬓有二毛。”此时方域年仅三十五，却已华发早生，精神萎靡了。
　　从江南返乡后两年，侯方域就因病身亡，年仅三十七岁。自从甲申之变后，侯方域一直生活在对自己的自责与对旧友的思念当中。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壮悔堂”，并作记云：“呜呼!君子之自处也谦，而其接物也恭，所以蓄德也。况余少遭党禁，又历戎马间，而乃傲睨若是，然则坎埭而几杀其身，夫岂为不幸哉!忽一日念及，怃然久之，其后历寝食不能忘。时有所创，创则思，积创积思，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在整理自己的诗文时，亦将诗文集命名为《壮悔堂集》、《四慷堂诗集》。他悔自己早年的幼稚，思自己惨死飘零的友人。其悔其思今人虽然不能完全体会，但只要稍稍知晓，也可见它的沉重，这种沉重在他的文集中随处可见。他在给友人方以智的一封信中，提到过一件蚕丝衣，这件衣服是方以智在崇祯十三年寄送给他的，他始终爱之如命，且经常穿戴在身。甲申之变后，他与方以智失去了联络，于是朝夕穿着这件蚕丝衣，哪怕它已经是满面污垢，也不愿意清洗。因为他认为，清洗之后就不再是原来的衣服了。顺治二年，清廷重新规定了一套着装模式，那件蚕丝衣与时制不符，于是方域始不敢穿它，但还是将它“熏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唏嘘”。方域之妻建议将它稍作修剪，变得与时制相符，被他急忙制止，并说：“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此信是方域最后一次下江南后返家所写，因为他在返家的途中，得知方以智已经回到了家乡桐城，本来想前往见他一面的，因种种原因没能如愿，所以返家后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他，以表思念之情。这也许是他写给方以智的最后一封信，而他最终也没能见着思念已久的友人。
　　侯方域不仅具有文章之才，更负有济世之才，只可惜生不逢时，其济世之才终究没能施展，因此只留给后人一个具有文章之才的文人形象，而且这个形象还因他参加了顺治八年清政府的乡试而颇受争议。总而言之，他的一生正如风雨飘摇的晚明王朝一样，有着许多的故事，也充满着无奈与心酸。
　　身为明代的遗民，侯方域的处境在当时是很艰难的。在清政府看来，年少的士子，如果不应清朝的科举，就是反清。 ......（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