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琦今年已经70岁了，她是从新疆回南京探亲的。记者见到这位老人时，她不禁有些唏嘘。53年前，她还是南京八中的一名学生，品学兼优，是学生会主席，她自信能够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理想。但是，让她遗憾终身的是，因为她父亲侯鸣皋解放前是国民政府的官僚，她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就在她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她的父亲就被捕了。随即，她与南京的130多名家庭出身相似的年轻学生，被送往新疆去“支边”，从事地质勘测工作。从此，她远离家人，独自一人在新疆生活、成家、扎根，直到退休。

    励志社走出的文化人

    侯琦的父亲侯鸣皋，解放前在国民党励志社工作，是国民党庞大官僚体制中普通的一员。励志社是蒋介石的内廷机构，主要负责为蒋、宋办理一些宴会、娱乐、接待等事务，也负责接待国外军政人员，当时的社长是蒋介石本人，总干事是黄仁霖。

    1932年，侯鸣皋才22岁，刚从上海暨南大学毕业，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也梦想着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与光明的前途，于是，他考进了国民党励志社，负责演艺、文体、接待等工作。在这里，他参与举办了多次宴会，组织了多场话剧演出，尽职尽责。美国军事顾问到中国来，他负责接待，安置得妥妥当当，因此受到了总干事黄仁霖的器重。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干，到解放前，他已经做到了代理总干事的职位。

    侯鸣皋的头脑灵活，在励志社工作期间，曾自己做过钢材生意，后又利用自己掌管的农场，经营农副产品，发了一笔财。到了解放前，他在南京的太平南路又有了自己的一片商店。可以说，他们一家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但是，侯鸣皋的心里总是有些不安，时时关注着时局的变化。

    侯鸣皋的小儿子侯方生今年四十多岁，眉宇间颇有父亲的一些神采。他拿着父亲的照片告诉记者：“他虽然在那个环境里工作，但其实是个思想进步的文人。”侯鸣皋年轻时就很喜欢戏剧，通晓英语、俄语，先后创作、导演了多部戏剧作品，并翻译了国外的一些优秀剧作。他经常与一些进步的作家与演艺人员接触，也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思想进步，也很爱国。他后来跟子女们讲过，当时他最希望国共能够和平谈判，早日结束争斗，让人民能得到安生。

    但是，在历史潮流面前，个人的心愿微不足道。

    不愿撤离南京

    1949年4月，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励志社也开始谋划往上海转移。

    那天，在中山东路励志社总部，黄仁霖与侯鸣皋进行了一次长谈，主要意思是希望他跟着一起撤走，但侯鸣皋此前早有打算，他判断国民党大势已去，另外，在南京有自己的家人和一份不小的产业，他都不愿丢下。因此他拒绝了黄仁霖的提议，谈话不欢而散。

    黄仁霖离开南京前，再次找到侯鸣皋，这次的话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你留在这里也好，把励志社的财产看管好，看看下一步事情怎么变化，我们不久还会回来的。”这话正中侯鸣皋下怀，他满口答应。随后，黄仁霖安排人送来了事先已经制好的任命书，任命侯鸣皋为励志社代理总干事。分手时，黄仁霖意味深长地看了侯鸣皋一眼，转身离去。

    “后来父亲才知道，那时黄仁霖认定他与地下党有联系，已经不再信任他了。”侯琦说。

    励志社的财物是很大一笔资产，分布在南京各处。当时不少职工因为遣散费没有发放到位，开始哄抢社内的钢琴等物，情况比较危急。侯鸣皋本人确实想保护好这些财产，不过他不是为国民党保留的，他是在等解放军进城，于是他立即组织了励志社原有的一批忠心职工，将所有的财产严加看管，其中包括中山东路的励志社总部、宁海路AB大楼、青龙山煤矿等。

    1949年4月23日晚上，他正在洪武北路自己的住所与几个职工商讨怎么加强保护，这时突然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原来竟是隔壁的邻居，其真实身份是地下党。邻居进门就说：“你们的保护工作做得不错，现在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明天你们跟我一起去迎接。”第二天，大街上果然就出现了不少解放军，侯鸣皋跟着这位邻居一起，去办理了移交接管手续。

    积极追求进步

    南京解放后，侯鸣皋因为保产有功，被南京市军管会留用。大女儿侯琦回忆说，“在我14岁那年，一天父亲突然穿了一身军装回来，我还觉得奇怪，怎么爸爸突然成了军人呢？后来，爸爸还与军管会的领导们一起合了影。”

    很快，新政府成立了，侯鸣皋又被安排进南京市交际处工作。他对新政权的成立感到由衷的欣喜，立即以满腔的热情重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他之前在励志社积累的经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段时间，他组织了多次宴会、娱乐，参与接待了国内外多位重要领导，为新政府的交际沟通作出了杰出贡献。交际处还给他们一家安排了宿舍，就在湖南路狮子桥内，一切都是那么顺当，一家人在新环境里过着平静安宁的日子。侯琦回忆说：“晚上我放学回到家，好几次看到父亲正在写入党申请书，他是积极追求进步的。”

    但是，“毕竟他是以前旧政府的人，领导们也并不完全信任他。”小儿子侯方生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53年，因为油灰积累太厚，交际处的厨房发生了一次火灾，上面怀疑是有人故意搞破坏。领导立即找到侯鸣皋等留用的几个人，严加审问，最后还是没有审出任何结果，事情不了了之。不过，从那以后，侯鸣皋再也不能随意进入厨房。很快，他又被调往南京市文联。

    被怀疑是国民党的“棋子”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了，上级要求所有人都要向党交心。侯鸣皋积极追求进步，主动地说出了当年黄仁霖对自己的安排，说1949年时黄仁霖让自己留在南京保产，是希望留一步棋下。这话很快引起上级的重视，作为旧政府的官僚，又是国民党留下的“棋子”，肯定是肃反的重点对象。侯琦回忆说：“大家都认为他是国民党的‘特嫌’。那年7月份，就在我参加高考的第二天，几个人来到我家，把我父亲带走了，随后，一直关押审查了11个月。”侯方生补充说：“当时，我们在狮子桥的宿舍也不让我们住了，有人到我家来要求我们一星期内必须搬走，没办法，我们只好在马台街一片菜地旁边，临时找了个地方落脚。”

    因为父亲的身份是旧官吏，几个子女的前途多少都受了一些影响。原本品学兼优的大女儿侯琦被大学拒之门外，并送往新疆，在那里度过了大半辈子。“当时的高考报名表上有“家庭成分”一栏，我不知该填什么，于是专门跑回家问父亲，父亲告诉我，就如实地填上‘旧官吏’吧，于是我就填上了。谁知当时的录取是有一套严格的标准的，凡是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考大学直接就是不予录取。”侯琦至今回想起来仍是有些痛心。小儿子侯方生也被送往新疆，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

    1966年，文革期间，侯鸣皋再次被打为牛鬼蛇神，一批红卫兵闯进他家，将家具桌椅锅碗瓢盆全部抄走。三女儿侯珞珊回忆说：“当时家里仅剩的一床棉被，他们也要抄走。幸亏当时我还是共青团员，我就把我的团员证拿给他们看，希望他们能放过一马。带头的那人把团员证接过去，轻描淡写地看了一下，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提起被子，一甩手又扔回了床上。”

    这期间，批判侯鸣皋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他每天还得去单位打扫卫生，洗刷马桶，身心饱受折磨。每次回家，他都忍不住嚎啕大哭，几次表示要轻生。老伴一再地劝慰他：“如果你死了，你的事就再也没人能说清了。”

    在一家人的安慰与鼓励下，侯鸣皋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最希望看到两岸统一

    在运动与风波都过去之后，他被安排进了江苏省政协工作，先后担任省政协秘书处副处长、对台宣传工作组组长、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到政协上班，写文件、编材料，还编写出版了《金陵野史》《金陵百记》等文史书籍，撰写了对台宣传稿件2500多篇，为祖国统一事业作出贡献。

    2005年10月4日，侯鸣皋在南京逝世，享年95岁。大女儿侯琦说：“当爸爸生病躺在床上，我会读报给他听。每当念到关于两岸统一的新闻，他总是显得特别激动。”他去世后，江苏省政协的追悼词中，称他为一位“爱国的老知识分子”，他的去世是“省统一战线事业的一大损失”。

    （编辑：程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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