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洪武十八年（1385）举行的乙丑科全国会试，标志着明朝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此科录取进士472名，为明清两代之最，可是北方士人中式者甚少（经元末丧乱，北方经济凋敝，文化教育落后，“人鲜知学”，在全国会试中，与江南相比，已经望尘莫及），山东全省只有6名，其中登、莱两府加上一向以人文兴盛闻名的青州府，只胶水县学子侯庸一人高中二甲第十九名。

    侯庸，字景中，生于元末。洪武初年，其父犯法被充军福建。侯庸家境清苦，发愤立志，苦读勤学。十几岁时，就以优异成绩成为胶水县学生员，20岁时“以高等贡入太学”，被选送中央国子监（时在南京，俗称太学）去学习。明太祖非常重视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对“国子生”要求十分严格，待遇则极为优厚。国子生可直接参加全国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会试，国子学出身的进士，仕途相当宽阔。

    侯庸考中，立即被选授为负责“补阙拾遗，稽查六部诸司之事”的吏科给事中，成为皇帝信任的中央监察官员。侯庸以纠察名儒刘三吾的错误，受到明太祖的赏识。

    侯庸出仕后，其父仍在戍所，他向皇帝提出愿以自己的官职给父亲赎罪。正在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的明太祖，立即批准特赦侯庸之父，并命侯庸亲往戍所迎还。皇太子朱标又特命侯庸“乘传”（即沿途由驿站供应车马）前往。侯庸星夜赶赴福建，将其父迎回。此事成为当时朝廷盛传的一大新闻。名公巨卿纷纷写诗赞颂“孝子可敬，皇帝圣明”，并由吏部郎中郑礼辑成一部《迎养诗集》，请著名文学家方孝孺写了序言（见方著《逊志斋集》），刊刻印行。

    此后不久，侯庸被超升吏部侍郎。查《明史·七卿表》，自洪武十八年四月，吏部尚书赵瑁因牵连到户部侍郎郭桓贪污案中被杀（按：明太祖借郭桓案，尽杀六部侍郎,牵连各部各省，株连数万人），到二十三年六月，其间五年之久，未任命吏部尚书，又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载有皇帝对侯庸当面所做的有关选拔中级官员的谕旨，可以看出，年资不深的青年侍郎侯庸曾实际上代行尚书之职，掌握选拔考察天下文官的“铨衡”大权。清初参与撰修《明史》的著名文士朱彝尊的《曝书亭集·赵撝谦传》里，就有“以吏部侍郎侯庸荐，召为琼山教谕”的记载。

    明太祖对臣下猜忌苛察，残暴寡恩，尤其对涉嫌贪赃枉法者，动辄兴大狱，网罗诛杀。侯庸以居官清廉敏于政事得以久任，且政绩卓著，被誉为明初吏部名臣。

    昔日平度城西有侯庸墓，距今50年前，墓碑和石相生尚存。今河洼村侯姓都是侯庸的后裔。 (李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