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在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商业最繁荣发达的省份。余秋雨在其散文《抱愧山西》一文中曾说过，其实山西商业的发达在“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

    平遥在明清时期属汾州，后改为平遥。查《云南通志》及地方有关的碑文、家谱记载，古永昌（今保山）一带的汉族居民，大多是明清时期由南京应天府迁徙而来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素以商业经营闻名的山西平遥人，南迁的原因不是因为商业的运作，而是与其他汉族同胞一样，他们的祖先向着“夷方”道上的迁居，属同一原因———“充边”，即填充地广人稀的滇西边地。

    平遥因“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明万历《汾州府志》），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走西口”，从而导致了平遥商人“遍及海内外”的宏观场面。尽管经历了 “紧紧拉着哥哥的手，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的那种催人泪下的哀伤离别，但最终使“走西口”的平遥人奠定了山西后来成为“海内最富”的强大的商业基础。被余秋雨称为“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的平遥“日升昌”商号，就是在当时“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心头，这一去要多少时候，盼你盼得白了头”的那种极其凄苦的环境下产生的。部分平遥人南迁云南，乍一看似乎要从“走西口”中转道“夷方”，把“汪汪泪水”变换成一种大气磅薄的商业行为。但随着社会历史颠三倒四的改朝换代，随着历代帝王对商业运作规律的不断干扰，事实上，到明朝初年，平遥人的商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定居于蒲缥塘子沟的侯氏家族，正是这一“下坡”途中南迁而来的平遥后裔。

    侯氏家族目前在塘子沟已达30多户，加上移居其他村寨的侯姓人家，目前总人数已达1000多人，其厚厚的一本《侯氏家谱》，明明白白地记录着他们家族南迁的原因。明洪武年间，其一世祖侯恺，初在南京为官，后被封为武德将军，随蓝玉、沐英西征云南定居金齿（今保山），后迁居蒲缥塘子沟及腾冲县的娘娘庙一带，长期以耕种务农为业，他们的后人除极少部分还偶尔从事一点小贩式的小本经营之外，当年平遥人那种吞吐华夏的商业行为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据有关史料记载，平遥人由于家乡土地贫瘠而“走西口”，形成了一种“以商为本”的商业人格，对从政、为农的意识较为淡薄。但历史的“魔棒”偏偏将其祖先推向了政坛，并将后裔也拉向了务农为生的田野，这种命运的转换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细细一想，从人生“运作”的本意看，当年的“走西口”实属无奈，生存保证在一个舒适平稳的环境里，这或许是每一个人的最佳选择。

    当生意意识极浓的平遥侯氏家族随其祖先侯恺南迁到蒲缥以后，发现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四季如春，靠务农耕作已经完全可以使自己的家族衣食不愁、平安无忧，因此，当年前辈人那种为养家糊口而泪洒“西口”的艰难奔波已经没有必要。但平遥人毕竟是平遥人，祖先献身于商业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世代相传，虽然由商而农的生存方式改变了，但与命运抗争的祖传遗风没有变。向我们介绍侯氏家族历史演变的侯氏第十九代孙、退休教师侯老师对我们说，他的爷爷与其他的侯氏后裔也曾做过商人，诸如赶着马帮驮土特产到外地去做点小生意，但大部分侯氏家族已不将其当作一种主业，而是贴补家庭生活的一种辅助性的“小商”行为。侯氏家族定居塘子沟以后，与其他迁居蒲缥的汉族移民一起，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蒲缥，使当时偏僻闭塞、靠近“夷方”的边沿驿站，逐步发展成一个农业极为发达的高山盆地。尽管从商的意识淡化了，但平遥人的精明能干的“血脉”仍然流淌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耕作里，直到解放初期，侯氏没出过几家商业大户，但却出过几家在当地颇有影响的靠耕作为生的“农业地主”。

    （作者：苏加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