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仲良，字师圣，宋理学学者，祖籍太原盂县，华阴人，生卒年不详。高祖父侯元和曾祖父侯暠都以武勇闻名，五代时期为北汉刘知远部将，镇守盂县乌河川；祖侯道济，生活在北宋盛世，始弃武从文，以儒学登科，为润州丹徒县令，以期颐之寿终，赠尚书比部员外郎。 　　

    侯仲良父侯可（1008-1079），字无可，“少时倜傥不羁，以气节自喜”。成年后，他尽弃前好，而笃志为学，博览群书，贯涉万类。“若礼之制度，乐之形声，诗之比兴，易之象数，天文地理，阴阳气运，医药算数之学，无不究其渊源”，终成一位“声闻四驰”的饱学之士。后来游学四方，寓居陕西华阴。侯可最精西北地理，谈到当地山川道路、郡县部族，无不备具。在当时对西夏战争中，他受韩琦之邀赴西北参与戍边。其间，他开渭源地八千顷，图谋恢复郑国渠等古代水利工程，与当地戎人主动和解，为西北稳定做出了贡献。程颐在《闻舅氏侯无可应辟南征诗》中盛称其才能：“人称孔子生关西，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谋且作军中师”。侯可一生“以勤学新民”为责任，从不忘记重教兴学，晚年仍深究理学，就学者众多，“故自陕而西，多宗先生之学”。其甥程颢称其学为“华学”。侯可曾从孙沔平定侬智高之乱，以功知巴州化城县，力改巴中尚巫废医之俗。宋元丰二年（1079年），侯可病逝，官至殿中丞，葬于华阴县保德乡。据程颢撰《华阴先生侯可墓志铭》载，侯可有二子，长名孚，次名淳。多方资料表示，仲良为其子无疑，按“淳”、“良”同训，故仲良可能本名淳，排行第二，以字行。 　　

    侯可之姐侯氏，于宋景德元年（1004年）出生在太原，“自幼好读书史，博知古今”。其父常感叹：“恨汝非男子”。年十九，嫁伊川程珦。其生子六人，四子早夭，只存程颢、程颐兄弟二人，为宋代理学大家。皇祜四年（1052），侯氏病逝于江宁，始封寿安县君，追封上谷郡君。 　　

    侯仲良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学渊源深厚的家族，继承其父“华学”理论，又融合两位表兄二程的“洛学”学说。仲良“初从伊川（程颐号称伊川）学”。（《山西通志》，以下同）但在程颐处求学“未悟”，“乃策杖访濂溪（即周敦颐，新儒学奠基人，号称濂溪先生）”，向他拜师求学。仅仅学了三天，就“自谓有得，看见天之广大”。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也表明仲良在周敦颐启发教育下，激发了灵感，思想认识有了飞跃。所以当他又回到程颐处时，程颐非常惊讶地说：“非从茂叔来耶！（茂叔即周敦颐）”可见程颐对周敦颐学识思想是多么了解和敬佩。因为周敦颐也是程颐的老师，早在二程的父亲程珦任南安通判时，结识周敦颐，便令二程前往拜师受学。周敦颐在几十年游宦生涯中，始终读书讲学，收徒传道，以光大儒学为己任。他创立的“濂学”，以儒以本，援道入儒，道儒结合，为新儒学的诞生奠定了气度博大的思想基础，也为二程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因而被尊为宋代理学的宗主。侯仲良在这样儒学大师的教育下，得到了思想的彻悟和学识的升华是很自然的。 　　

    但侯仲良基本思想渊源还是来自于程颐。仲良从小同二程亲密来往，后来又从二程读书，开启了他探究理学的生涯。他对二程推崇备至，“言必称二程先生”，并说：“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宋史：胡安国列传》）他不仅赞叹二程的人格品行，还把二程的事迹和学术思想记载于他的著作《雅言》一书中。我们熟知的“程门立雪”，就是他在《雅言》中记述程门弟子杨时、游酢，虚心向程颐求学的故事。杨时、游酢后来都成为二程的高门弟子，同仲良一样都是理学的中坚人物。不过，由于侯仲良与二程的特殊关系，更是深得理学要义，被称为“程门后传”，“河东学派”。（《山西通志》）中记载他深通儒学，“邃心性理”。“性”、“理”即是二程人性论的基本思想。“性即理”的人性论既是二程伦理哲学的基础，又是其道德修养的依据。他对二程这一理论核心有着精心的研究和深入的领悟。因而深得二程理学的真谛。就连当时大儒者胡安国也称他“讲论经术则通贯不究，商略时事则纤微皆察”。说明他对儒学的融会贯通和格物致知的能力是超乎常人的。即使在他四处游学，晚年颠沛流离而贫病交加时，依然“安于籍古，守节不移”，（《山西通志》）始终坚守在儒家的精神道德境界中。 　　

    侯仲良在晚年经历了北宋到南宋的变迁，在战争动乱中颠沛流离，于漳水之滨的荆门遇到了胡安国。胡是当时的名儒，著名经学家，曾私淑于二程洛学，因而对侯仲良非常看重，对他推崇备至，评价很高，也十分同情和感叹他的遭遇，说：“时值艰难，使此辈身老贫贱，亦良可慨！”而仲良也对胡安国如二程一样的崇敬，把他视为知己。靖康元年（1126年），胡安国让自己曾师事程门高足杨时的儿子胡宏，在荆门拜侯仲良为师。从此胡宏在仲良的传授下，以胡氏家学为底蕴，又兼得到了二程理学之正传，形成了南宋湖湘派的学术风格和基本特色。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文人纷纷南渡避祸，遂使中国文化中心南移。胡宏从荆门南渡到湖南衡山讲学二十余年，曾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执教于碧泉书院、道山书院等处，以振兴儒家道统为己任，创立了湖湘学派。湖湘之士多求学于其门，尊仰其为一代师表。黄宗羲称该学派在南宋之初治学气势为“最盛”。 　　

    胡宏之学，以性本论为基本特征，来建立起他的理论思想体系。他的思想理论，既出于侯仲良所传授的理学，又在继承中有独立发展。他的学说为南渡后倡明二程洛学立下了大功，是连结南北两宋理学的重要环节。胡宏的这一学说，由其弟子张栻影响到朱熹。朱熹以理本论构造哲学体系时，又吸收改造了胡宏的性本论，提出了“性只是理”，“性，形而上者也”等思想。所以从朱熹的学说思想中，可以看到胡宏学说的启发和承接。从侯仲良到胡宏，到张栻，再到朱熹，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二程思想的一脉相承，看到程朱理学体系的形成。其理论的博大精深，其形式的精致完美都为前代所不及。程朱理学从此一直牢牢地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长达700余年就，其社会价值而言，对宋元明清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无疑是具有重大的建设性意义。（以上侯仲良内容部分据“路漫修远”发表于新浪博客的《侯可、侯仲良与二程理学的渊源》一文）

    侯仲良一生论讲经述，通贯不穷，经历两宋间战乱，从荆门一路南下讲学，据《朱子语类》载，后来他还漂泊到了福建沙县，与罗仲素等名士有交往，晚年因贫病交加，大概终老于福建，子孙盖落籍于此。侯氏遗有著述《论语说》和《雅言》。《雅言》是侯仲良记载二程事迹和学说思想的重要著作，后人出于对侯仲良的崇敬，尊称他为“侯子”，故其书又称《侯子雅言》。我们熟知的杨时“程门立雪”和朱光庭“坐沐春风”的成语故事，就是由这部书记载流传下来的。 　　

      （编辑：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