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侯一民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央美术学院的数百名学生上了一堂特殊的党课。

    坐在讲台上的是一位鹤发长髯的老者——新中国第一代美术家、美术教育家侯一民。两个半小时的讲座中，81岁的侯老谈笑风生，眉宇间透着宠辱不惊与淡定深沉，目光中闪烁着智者的幽默与达观。

    对于外人来说，老人的名字或许有些陌生，但提起他的作品，却几乎是家喻户晓——第三套人民币中1元券上的女拖拉机手、2元券上的机床工人、5元券上的炼钢工人、10元券上的工农兵代表均由他绘制；第四套人民币中1角券上的少数民族头像、100元券上的四个领袖像素描，也是由他和夫人邓澍共同完成的。

    “当时不觉得是艺术，现在说起来大家都觉得很牛了，一采访我就说这件事，好像侯一民就是专门画钞票的！”老人话音未落，台下已是笑声一片。实际上，侯老早年间跟随徐悲鸿、吴作人两位大师学习西画，一生曾创作不少名作。《刘少奇与安源矿工》、《毛主席与安源矿工》、《跨过鸭绿江》等油画作品便出自他笔下。

    面对台下年轻的后辈们，侯老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艺术为人民’是我的生命！”

    与历史接触多了，让人动情

    侯一民是一位老党员。1948年他在国立北平艺专学习期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艺专地下党支部书记。“那时我18岁，每天自行车上挂一双溜冰鞋，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去溜冰，其实我是去干事情。”

    所谓“干事情”，就是利用漫画、连环画、宣传画等形式，在文艺战线开展对敌斗争。侯一民记得，“当时我们办了一份刊物，其实是一份战报，我把这些刊物藏在美院宿舍的地板下，拴根绳，要看时，把绳一拽就拿上来了。”此外，他和同志们还印刷了10万份木版画形式的宣传册，是在已故知名作曲家瞿希贤家中刻制出来的，“手都刻得流血了，戴爱莲还给我们送来吃的和棉衣……”

    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侯一民成为学院的一名教员。同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又以《人民日报》特约笔者的身份赴朝。在那里，志愿军战士、鸭绿江上的朝鲜战士、朝鲜一家人、担架队，甚至战俘营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成为他描摹的对象，由他手绘的一张张战地速写，生动地向国内读者介绍了前方的战事情况。

    “我记得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坐车过一条冰河，由于平日里经常过车，有些地方的冰面已经融化了。走着走着，突然我们的车头没了，原来是掉进了一个炸弹坑里。”那一幕，侯一民至今仍觉得惊心动魄。后来，他们来到了当地老乡家，“吃了一盘炒黄豆芽，那是我一辈子最香的一顿饭。”

    “与历史接触多了，真的让人动情！”将思绪拉回到现在，侯一民缓缓地说。他告诉学生们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有个秘密我保守了50年，我和我的家人为此遭受了很多磨难。但我依旧会保守下去，因为我知道，入党誓言里有一句话叫‘保守党的秘密’！”这句话令听者动容，他本人也潸然落泪。

    我的学生敢于说：“我喝粥”

    一辈子因为画钞票而出名，但侯一民却坦言，自己一辈子最喜欢的题材，是朴素的煤矿工人。

    年轻时，侯一民便曾多次深入矿区写生。在那里，他和煤矿工人们同吃同住，通过画笔留下他们结实的肌肉、黝黑的脸庞、疲惫的神情。他指着幻灯机播放的一张煤矿童工的速写图：“他们被称作‘水老鼠’，矿底里有很多水，童工拉煤斗的时候，只能看见他的头在外面，真的很悲惨！”

    不过，侯一民的笔触并非停留在对苦难的再现。“我总是从正面表现他们的一种意志，一种求生存、求做人的渴望。我不会把他们画成‘黑鬼’，因为他们是我爱的对象。他们虽然黑，但他们的灵魂是美的，是一种真美、大美、朴素的生命之美。他们，影响了我的艺术审美观，这也是我不太喜欢轻浮、华丽的作品的原因。”

    侯一民说得有些激动，“现如今也有人画矿工这个题材，不过总是把他们画得那么愚钝、无知、木然，我觉得这是价值观的问题。艺术观反映人生观，作为一名有63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信奉一点，艺术家应当成为灵魂的工程师。我平时也是这样教授我的学生的，所以他们才能在面对某些物质诱惑时，坚定地拒绝说‘我喝粥’！”

    “为人民服务”，很前卫

    尽管年事已高，但侯一民依然坚守在艺术创作的前线。

    三年前，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他便来到中央美院，和中国壁画学会高级研修班的师生们商量创作一幅“大画”的事情。这幅“大画”便是汶川地震一周年时展出的巨幅壁画《抗震壮歌》。在长近200米、高2.5米的长卷上绘制了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画面，整体效果十分震撼。

    但是观众们并不知道，就在这幅作品完成前夕，侯一民却因肠癌不得不入院做手术。谈起这事儿，侯老轻描淡写地说：“昏迷了70多个小时，阎王爷知道我手头的活儿还没做完，所以不要我，于是我又回来了，把剩下的事情做完。”

    在医院里，侯一民为《抗震壮歌》写下一段后记：“这件作品是对汶川地震中中国人民表现出的人间大爱的礼赞。这爱源于人之本性，这爱源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与道德的积淀，这爱源于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多难命运中铸就的坚强，这爱更源于为人民献身、为人民服务崇高美德的培育。”

    侯一民说，他想用这件作品回答一个问题：“别有用心的人说，我们的国家越来越没有统一的意志了，青年人身上共同的理想也荡然无存，是这样吗？这幅画作证明了一切！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艺术家’，理当讴歌真善美和人间大爱，理当用艺术为人民服务。有人说，‘为人民服务’已经过时，我倒是认为它很前卫，我一生坚守，无怨无悔。”

    经典记忆:

    人民币上人物并非真实个体

    参与设计第三套人民币时，侯一民年仅28岁。1958年，正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他收到中国人民银行的邀请，和罗工柳、周令钊组成了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小组。在此之前，第一套和第二套人民币的绘制、生产都由前苏联专家协助完成，而第三套人民币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自主设计、绘制和生产高质量货币的开始。

    一直以来，关于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币上的人物画像，人们都觉得有人物原型。比如，有人考证说，第四套人民币2角券上的土家族姑娘，叫黄其萍，现任湖南省农业厅副厅长；第三套人民币1元券上的女拖拉机手，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现在是退休干部……

    “还有一大堆冒出来说人民币上的人是他本人的，其实都不是。”对于外人的这些猜测，侯一民很肯定地说。他以第四套人民币上少数民族形象为例，“我们当时是根据某一个民族人的形象特质，然后综合各种因素来描绘这个民族的代表形象，根本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

 

第三套人民币10元券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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