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和魏征，是历史上君臣和洽的一个范例。太宗纳谏和魏征直谏，是贞观之治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魏征并非唐开国元勋，但位极人臣，名列居诸将之前。魏征临死，太宗许将衡山公主婚配魏征长子；魏征死后，太宗登楼“望哭尽哀”，又亲撰碑文，书写刻石，并说：“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可见太宗对魏征的推重。

    但魏征死后才半年，太宗就下令踣（推倒）亲书的魏征碑，并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征子的婚事。这一变化从何而来？

    表面原因一是发生太子承乾谋反，魏征生前曾荐誉的大将侯君集因参与而被诛；二是发现魏征曾把谏辞底稿给史官起居郎褚遂良看。

    这两条罪名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魏征荐誉侯君集在太子谋反事之前，且侯君集曾立过大功。魏征怎能知道侯君集后来会参与谋反。其次，对魏征的曲折廷争，唐太宗尚且容忍，何必怕以谏辞示人，何况他只给史官褚遂良看，何罪之有？真正的原因不难推断，唐太宗纳谏，主要是从有利于他的统治出发，对魏征谏诤的率直尖锐，不能不心存芥蒂。贞观六年，他就曾因魏征“每廷辱我”而出“会须杀此田舍翁”愤激之言。是长孙皇后以“主明臣直”相劝解，魏征才免遭厄运。

    而且，唐太宗纳谏也不是始终如一的。魏征谏辞中曾提及，如贞观十二年，魏征就认为太宗政事在倒退。他说：“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

    魏征说的都是大实话，一个封建帝王，随着地位的巩固，威望的提高，他的纳谏的态度和诚意也起了变化，这是屡见不鲜的事。即使像唐太宗这样开明，也不能例外。这也许是唐太宗踣碑的根本原因。

    话说回来，踣碑跟唐太宗对魏征生前的信任相比，毕竟是次要的事；而且他在两年后亲征高丽失败后，深为后悔，又想起魏征谏诤的重要，重立魏征碑。至于取消赐婚，或许这对魏征子叔玉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