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闽侯县上街镇、南屿镇，当地人无不自豪地提到一座山——旗山。旗山之美，不是因为她拥有与鼓山相媲美的旖旎风光，也不是因为她宛如一位待字闺中的俏丽佳人，而是因为她拥有独特的人文景观——孕育出了6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的院士。
    在中国的化工领域，“伯侄双院士”侯德榜和侯虞钧可谓重量级人物。侯德榜生于1890年，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第一学期考试结束时，侯德榜10门功课每门都是100分，轰动了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以至毕业时，美国几所著名的大学争先恐后地抢着要他。
    从1913年开始，侯德榜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1年，年仅31岁的侯德榜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10月回国。1932年，侯德榜用英文撰写《纯碱制造》一书，第一次将制碱技术公布于世，打破了帝国主义在制碱技术上的封锁垄断，为中外化工学者所共仰。建国以后，侯德榜担任了化工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领导开发了碳酸氢铵的新工艺流程，促进了我国化肥工业发展，成为世界有名的化工专家。
    １９２１年，侯德榜接受永利制碱公司总经理范旭东的邀聘，离美回国，承担起续建碱厂的技术重任。在制碱技术和市场被外国公司严密垄断下，侯德榜带领广大职工长期艰苦努力，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１９２６年取得成功，正常生产出优质纯碱。在总结亲身实践的基础上，侯德榜用英文撰写了《纯碱制造》（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ｄａ）一书，１９３３年在纽约出版，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产生了深远影响。１９３４年，永利公司为了“再展化工一翼”和生产化肥，决定建设兼产合成氨、硝酸、硫酸、硫酸铵的南京铔厂，任命侯德榜为厂长兼技师长（即总工程师），全面负责筹建。侯德榜深知筹建这个联合企业的复杂性，且生产中涉及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强腐蚀、催化反应等高难度技术，是当时化工高新技术之最；而国内基础薄弱，公司财力有限，工作难度极大。他很耽心“……万一功亏一篑，使国人从此不敢再谈化学工业，则吾等成为中国之罪人矣！”但抱着“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的决心，知难而上。他按照“优质、快速、廉价、爱国”的原则，决定从国外引进关键技术，招标委托部分重要的设计，选购设备，选聘外国专家……结果，仅用３０个月，就于１９３７年１月建成了这座重化工联合企业，一次试车成功，正常投产，技术上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它给以后引进技术多快好省地建设工厂提供了好经验。这个厂，连同永利碱厂一起，奠定了我国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化工科技人才。但不久，发生“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逐渐逼向南京，曾先后３次以“工厂安全”相要挟，提出“合作”管理南京铔厂的要求。侯德榜和同仁们大义凛然，坚持“宁举丧，不受奠仪”，拒绝“合作”；同时，积极响应抗战，利用工厂设施，转产硝酸铵炸药和地雷壳等物资，支援前线。工厂被日本飞机３次轰炸，无法生产之后，侯德榜又组织职工紧急拆迁设备，并将人员和资料一同送往内地。

　　１９３８年，永利公司在川西五通桥筹建永利川厂，范旭东任命侯德榜为厂长兼总工程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侯德榜带领职工，生产自助，维持公司人川员工生计；同时，着手筹办四川碱厂。由于四川的条件不适于沿用氨碱法，侯德榜特于１９３９年率队赴德国考察，准备购买察安法专利。在对方提出辱国的条件下，侯德榜中止谈判，发愤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他领导一大批科研设计人员经过艰苦努力，于１９４１年研究出融合察安法与苏尔维法两种方法、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两种流程于一炉，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１９４３年完成半工业装置试验，但由于战争和政局混乱，没有条件继续实现工业化而中断。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侵略者投降不久，范旭东逝世，侯德榜继任总经理，全面领导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工作。他立即组织恢复永利沽厂与南京铔厂的生产。铔厂的硝酸设备在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运往日本，经侯德榜和李烛尘等人一再向有关方面严正交涉，他亲赴东京找盟军总司令部等有关方面据理力争，才于１９４８年全部归还，恢复硝酸生产，至今仍在运行。１９４７年，侯德榜受聘兼任印度塔塔公司顾问总工程师，先后５次赴印度指导改进该公司碱厂的设备和技术，使这个碱厂正常运转，生产出优质纯碱。对此，后来尼赫鲁总理访华时也大加赞扬，引以为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典范。１９４９年，侯德榜第５次赴印期间，得知中共中央领导人很关心永利的事业，并希望与他共商国家大计，使之十分激动，力克重重阻碍，绕道泰国、香港、韩国赶回北京。聂荣臻元帅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他时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的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永利驻京办事处探望他，祝贺他胜利返国，赞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邀请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设计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侯德榜受到极大鼓舞，决心加倍努力工作，报效祖国。之后，他相继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首届委员，第二、三、四届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先后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务院重工业部技术顾问，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等等。１９５３年，他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并当选为第一、二届中央常委。同时，他更加勤奋于科学技术工作，为发展化学工业日夜操劳。他先后向中央领导人介绍过“永利公司建设十大化工企业的设想”，提出过“对复兴工业的意见”等多项建议。他参与了全国化学工业和科技事业的许多重要决策，领导了化工行业许多重大科技活动。在他的建议和指导下，对联合制碱新工艺继续进行补充试验和中间试验，１９６２年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我国生产纯碱和化肥的主要方法之一。１９５８年，他又提出了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新工艺的设想，亲自领导示范厂的设计、施工、试验和改进，１９６５年获得成功。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广大职工共同努力下，陆续推广建厂１０００多座，其产量长期占全国氮肥总产量一半以上，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侯德榜在发展磷肥、农药、聚氯乙烯、化工机械等工业和化工防腐技术，以及传播交流科学技术，培育科技人才等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１９７２年以后，侯德榜日渐病重，行动不便，仍多次要求下厂视察，帮助解决技术问题，还多次邀请科技人员到家里开会，讨论小联碱技术的完善与发展等问题，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1955年，侯德榜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院士），和华罗庚、竺可桢、茅以升等人一样，成为我国的第一批院士。

    侯虞钧是侯德榜的侄子，生于1922年，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46年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化工硕士。此后，他听从伯父的建议，去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以加强实践环节的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当局通过法律，阻挠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回祖国效力。由于护照被美国当局扣压，侯虞钧只能靠勤工俭学维持生活，并选择了从事自己在行的科研工作。

    1955年，侯虞钧和密西根大学化工系马丁教授合作，研究出国际化工界著名的马丁—侯状态方程（气态）。同年，侯虞钧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化学工程博士。1956年，侯虞钧获准回国，先后在化工部上海化工研究院、浙江大学化工系工作，长期从事化工工程、化工热力学的教学与科研。从1978年开始，侯虞钧与兰州化工设计院合作，开始研究将马丁—侯状态方程延伸用到液相上，用3年时间就攻克了这个难题。

    1981年，《马丁—侯状态方程向液相发展》一文在《化工学报》以头条位置发表，得到国际化工界的高度评价，成为我国化学工程学家。1997年，侯虞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