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嘉定文派之称始于明遗民归庄，是一个以嘉定四先生为中心、布衣寒士为主体的区域性古文流派，兴于明万历初，余脉延及清初。传承归有光之学，通经学古，以复兴古文、经世致用为己任，批评八股之“俗学”、七子之“伪体”。文章六经为质，并以韩、欧为古文“正宗”，兼而采之。创作上“经经纬史”，追求“文从字顺”，形成平实淳雅的风格。嘉定派被称为古文“正宗”，在明清文学史上，承上启下，对明清古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明后叶 嘉定派 古文观 古文创作 文坛影响

     一、嘉定文派之兴
    明代嘉定县为苏州府下邑，本隋、唐昆山县地，宋嘉定间始析置县，元升为嘉定州，洪武初复改为县。在明代南北两都、十三布政司的版舆内，嘉定确属弹丸小邑，即使在苏州府，也属于偏隅贫穷之地。然而即是这样一个区域，滋生了一大批著声文坛的古文家，成为明代东南文学的渊薮之一。谢三宾《三易集序》云：“吴中文献之盛，自古记之，练川弹丸，自王常宗、章道常等先辈振藻于前，徐叔明、殷无美诸巨公扬休于后，盖彬彬乎为海内望矣。渐濡既久，文明弥著。至于今，政如陈思王所称，人握灵珠，而家抱万玉。一时以文采行谊为物望所宗，有四先生焉。四先生者，唐先生叔达、娄先生子柔、程先生孟阳、李先生长蘅。唐先生于四先生齿最长，生平阅历亦最广，所著诗文悉取裁西京、六朝，而扬挖古今，盱衡得失，酌时世之变，求雅俗之通，皆凿凿乎可以见之施行，盖以经济之学抒为文词，非徒空言而已也。”[1]明三百年嘉定文学，最为人津津乐道者当推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程嘉燧。以嘉定四先生为中心，嘉定文人还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古文流派，即嘉定文派。
    （一）兴起时间及成员构成。嘉定文派之说始于归有光曾孙归庄。康熙七年(1668)，他在为嘉定侯泓所作《侯研德文集序》中说：
    文章之事，随世而变，宗派不同，流弊亦异。弘治、嘉靖间，作者各辟门户，其后屡变，至万历而极。于是天下之士，患于识之不足，而惑于异趋。然而钜儒宿学，不绝于世，至近世而正宗昌明，真伪邪正，判若白黑。……然嘉定之文派，故宗太仆，而虞山钱宗伯则太仆之功臣也。[2]（卷3）“太仆”，即归有光。“虞山钱宗伯”，即钱谦益，弘扬归氏家法及嘉定四先生之文不遗余力。在为娄坚弟子马元调所作《简堂集序》中，归庄又指出有光之文昆山不传，而传于嘉定：“先太仆府君故居安亭，安亭为昆山、嘉定之界，而去嘉定为近。当时执经问字者嘉定尤多，其后府君之文章昆山遂无传。嘉定则有唐叔达、娄子柔两先生。”[2]（卷3）按照归庄的说法，唐时升、娄坚等人承继归有光，创立嘉定文派。嘉定派究竟形成于何时呢？归庄未明言之，仅指出有光讲学安亭，嘉定士子从学者尤多，遂传其文。安亭镇在嘉定西南二十四里，与昆山接界。归氏事迹详载唐时升代作《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有云：
    “是时读书谈道于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来学者常数十百人。熙甫不时出，或从其子质问所疑。岁乙丑，四明余文敏公当分试礼闱，予为言熙甫之文意度波澜所以然者。后余公得其文，示同事，无不叹服。既见熙甫姓名，相贺得人。”①
时升为归门弟子，所述安亭讲学极可信。嘉靖四十四年(1565)，有光成进士，授长兴令，谪归德通判，迁南仆寺丞，隆庆五年(1571)卒于官。时升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其与娄坚、张应武、傅逊等人安亭问学当在归氏成进士前数年间。时升于嘉定四先生中年齿最长，年亦未过十五。
    尽管大体理清了安亭问学的时间，但我们仍无法确定嘉定派形成的具体时间。钱谦益《嘉定四君集序》云：“熙甫既没，其高第弟子多在嘉定，犹能守其师说，讲诵于荒江寂寞之滨。四君生于其乡，熟闻其师友绪论，相与服习而讨论之。”[3]（卷32）嘉定诸子讲诵师说，成一时风气，盖在万历初期。万历中叶以后，公安、竟陵派相继兴起，嘉定诸子坚守师说，其活动一直延至易代之际。清兵南下，嘉定遭屠城之厄，嘉定派骤衰。尽管如此清初仍有侯泓、陆元辅等人维系之，不绝如缕。
    嘉定派的成员构成，简述如下。首先，嘉定四先生是流派的核心。李流芳最先逝，年仅五十五，唐时升、娄坚、程嘉燧皆享年八十余，又号“练川三老”。其次，同邑友辈张应武、归子顾、徐允禄、张表、郑允骥、傅逊、丘集、汪明际、严衍、侯峒曾、侯岐曾、黄淳耀等为重要人物。张应武字茂仁，得归有光史学之传，著有《文起斋集》。傅逊字元凯，著有《春秋左传属事本末》。归子顾字春阳，有光族子。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为文得有光家法”[4]（卷51《归子顾传》）。徐允禄字女廉，长于经史，通古今之变，顾宪成折节与交。张表字君日，贫而好文，与唐时升、徐允禄交最笃。郑允骥字闲孟，与李流芳并称“李郑”。严衍字永思，邃于史，著有《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侯峒曾字豫瞻，天启五年(1625)进士。清兵下苏州，偕弟岐曾及黄淳耀、马元调等率吏民守嘉定，城陷死之。岐曾字雍瞻，国子生，“吴门、娄东、云间坛坫角立，岐曾相与振兴古学，奖掖后进，主文章名教之柄者三十年”[5]（卷38《人物》）。黄淳耀字蕴生，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著有《陶庵全集》二十二卷。黄淳耀、侯峒曾于嘉定四先生介于亦师亦友之间，文章多得其薰沾。复次，娄坚门人马元调及黄淳耀门人陆元辅、侯泓、侯汸等人为后劲。马元调字巽甫，受学娄坚，洞悉经史源流，著有《简堂集》。陆元辅擅长经学，入清荐试博学鸿词，以不入格罢归。著有《十三经注疏类钞》、《续经籍志》。侯泓字研德，岐曾之子，为黄淳耀所引重，著有《掌亭集》。侯访字记原，岐曾长子。王士禛《嘉定四先生集序》云：“后四先生而起者，陶庵黄氏、研德侯氏，其文皆足名一家而传后世。而吾友翼王陆氏、云章张子又为其后劲。孰非四先生流风余韵，有以兴起之者欤！”[6]
    （二）兴起动因。嘉定派的出现不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偶然，归有光与唐宋派所开辟的古文风气、吴中经学兴盛的区域环境，及嘉定研讨经史的风气，构成其兴起的具体历史条件。而形成的历史动因，主要在两大方面。
    一是复兴古学，指斥“俗学”。嘉定派“崇尚古学”。这一区域的学术风气，固然与归有光安亭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早在此前已有好古之风。元末明初，王彝师事王炜，得兰溪金履学之传。袁铭从长洲申屠衡授《春秋》学，治经者宗之。郑闳少学《易》于嘉兴鲍恂，昆山治《易》者多出其门。成弘间，金濂长于史学，历四十年辑成诸史会编一百十二卷。由此不难理解归有光安亭授徒，嘉定士子问字执经者尤多。唐时升父钦尧通《易》学，为嘉定著名的经师。时升幼失父怙，娄坚父应轸尝从学钦尧，时升遂得应轸之学。嘉定诸子专意经吏。如娄坚好古学，“经明行修，学者推为大师”。子复闻生于晚年，教以古学，告诫“勿染指时流”[7](P581)。傅逊好《春秋左传》，参互改订，以正杜预之讹。诸子聚谈多言经史大义与古今兴亡，如唐时升《程孟阳诗序》所云：“余与盂阳少同志尚，恶俗儒之陈言”，“平居与诸长者游，多论经史大义及古今兴亡之故”[1]（卷9）。当时吴中风气侈靡，嘉定士子则远离繁华喧嚣，保持着“崇尚经术，耻为浮薄”的传统。
    嘉定诸子讲学论古，针砭“俗学”，有其现实的针对性。所谓“俗学”，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从明初以来的科举之学。娄坚指斥八股盛行，学术废坏，《北海集后序》云：“自科举之学兴，而士不必有其志言不必施于用，其法屡变而屡穷。”[8]（卷1）《易经程墨文选序》则指出汉儒《易》学不传，今人为文.“往往谬袭时师之曲说，以邀一旦之遇而已”[8]（卷2）。唐时升、程嘉燧、张应武等人不满于“俗学”，弃置科举。然而，科举八股作为选士的根本制度，诸子亦深知难以尽废，因此希望以古学救科举之弊，提出士大夫当留意经术，返于古学，经世致用。值得一提的是，嘉定派倡导古学，以六经、孔孟为本，对宋人理学多有指责，于汉学则不无推重之意。如娄坚《与缪当时太史书》称程、朱之学与孔、孟未合，“非求与之异也，不异乃异耳”[8]（卷21）。张应武于程朱之书虽无所不观，“而独不好其言，以非儒者所以经世之具”[1]（卷19《张茂仁先生寿序》）。在宋学盛行而汉学衰微之际，嘉定派不轻视小学训诂，偏嗜汉学，当然与其多为经师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推重汉学，对明代经学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们称嘉定派“崇尚古学”，救八股之弊，与唐顺之、茅坤等人有所不同，原因也正在此。
    二是复兴古文，清理“伪体”。所谓“伪体”，具体指七子派取法秦汉的古文。七子派在台阁、八股文风交相盛行之际，提出取法秦汉，意图亦在复兴古文，客观上也促生了明代古文复兴的大潮。那么，嘉定派又为何将其视作“伪体”，必欲剪除而后快呢？这其中的原因，钱谦益《嘉定四先生集序》已有所揭示：“四君之为诗文，大放厥词，各自己出，不必尽规摹熙甫。然其师承议论，则经经纬史为根柢，以文从字顺为体要，出车合辄，则固相与共之。……居今之世，诚欲箴砭俗学，原本雅故，溯熙甫而上之，以蕲至于古今之立言者，则四君之集，其亦中流之一壶也矣。”[3]（卷32）简作归纳，主要有三点：一是七子派以拟古剽窃为工；二是不以“经经纬史”为根柢；三是文字诘曲，未能“文从字顺”。三者之中，最关键的还是第二点。宗经明圣，文以载道，唐宋以来向被视做古文“正宗”。七子派偏嗜情采、文辞，不根柢于六经，虽反科举之学，而实有悖于古文“正宗”。嘉定派的批评大抵在此。
    嘉定派提倡通经学古，不以时代先后论文。唐时升最不喜“非今泥古，阔疏无当之言”，以为“学秦汉者，定非秦汉。而韩、欧、苏、曾诸大家不袭秦汉之迹”。侯峒曾《三易集序》云：“斯言也，固与子柔、孟阳、长蘅三先生白首相商，水乳投契者。先生直以此为金针之度，而亦可以稍得三先生之概矣。”[1]启祯之际，吴中文士反思七子之弊，多以嘉定派为津梁，取法归有光，上溯六经、孔孟及唐宋八大家。
    二、嘉定派的古文观
    嘉定派传承归有光之学，不拘师说，与同时代的后七子、公安、竟陵派论文有所交融，而其间差异更为显著。以下从文原论、文法论、文用论三个方面简析其古文观。
    （一）文原论。文原不仅关涉着文章旨归，也关系着文章取法。嘉定派文原说得力于归有光，而归有光则得力于明初宋濂、王祎。归庄《简堂集序》云：“吾朝文章，自金华两公开一代风气，上与唐宋诸大家匹。读两公《文原》、《文训》，知文之不可为也。而后之学者，趋向不同，顾以盛名奔走天下。至嘉靖中世，几无复知有两公者矣。府君独起而振之。”[2]（卷3）金华两公，即宋濂与王祎。宋濂《文原》分为上、下篇，文前小序：“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文后题识中指出：世人将文章分为载道、纪事两大类。纪事当本于司马迁、班固；载道当本于六经。宋濂以为六经之外，还应以孟子为宗，兼取韩、欧。[9](P1403-1404)王祎《文训》云：“文之难者，莫难于史。”又云：“经者，载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后圣复作，其蔑以加之矣。”[10]（卷19）宋、王俱强调了两点：一是六经为本；二是重史。这些观点俱为归有光为文的不二法门。唐时升《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云：“先生于书无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经，而好太史公书。”[1]（卷17）徐乾学《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云：“太仆少得传于魏庄渠先生之门，授经安亭之上。其言深以时之讲道标榜者为非。至所论文，则独推太史公为不可及。”[11](P5)唐时升、娄坚等人继承归氏衣钵，论文并重经史，“经经纬史”。“经经纬史”不是嘉定派的发明，但可以肯定，它确实体现了明代古文思潮的一次重要变化。由此嘉定派被称为“真复古”。
    正因为原本经史，嘉定派选择了与七子、公安派相异的文学道路。七子派批评台阁、八股之文及宋代以来道学家之文，但旨趣并不在于取原六经。唐顺之、茅坤注重六经，力掊七子派胶着于秦汉古文。他们又标榜“心源”说。如唐顺之《与洪方洲书》以为“文字工拙在心源”，“皆自胸中流出”[12]（卷7）。公安派进一步发展“心源”说，倡导“独抒性灵”，几乎弃置了取原六经。嘉定派盱衡诸说，承认非“中有所自得，则莫能为之”[8]（卷2《张伯隅稿序》），同时又指出“自得”必是“通经学古”的结果[8]（卷25《书程孟阳诗后》）。
    （二）文法沦。七子派论文法，在其兴盛之初，就已形成了两种意见：一是以李梦阳为代表的拟古，甚而是字规句摹；二是以何景明为代表的“舍筏登岸”。嘉定派认为文章必谨于程度，既不赞同字规句模，以为古文之法不当如此，又深恶“古文之法亡于韩”之说。“古文之法亡于韩”，乃何景明与李梦阳论诗文时所提出的观点。《与李空同论诗书》云：“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13]（卷32）何景明诋李梦阳之说非笃论，然李梦阳重文法，同样不推崇韩愈之文。嘉定派反对以时代论文，以为韩、欧之文本于六经、孔孟，皆可宗法。娄坚称西汉以后，独韩愈之文不牵于流俗，最称高雅有度。《草书东坡五七言各一首，因题其后》云：
    世之论古文者谓法亡于韩。而予以为贾、马之后，独韩最高雅。如《进学解》学《答客难》、《解嘲》而为之，然皆不拟其词格，而命意尤醇雅，真儒者之文也。[8]（卷23）
如何评价“古文之法亡于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黄宗羲《明文案序下》云：
    自空同出，　突如以起衰救弊为己任，汝南何大复友而应之，其说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汩没，故昌黎以六经之文变之。宋承西昆之陷溺，故庐陵以昌黎之文变之。当空同之时，韩、欧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矫为秦、汉之说，凭陵韩、欧，是以旁出唐子，窜居正统，适以衰之弊之也。[14](P19－20)
    李、何以起衰救弊为己任，对唐宋之文不无偏见。娄坚批评何景明有一定的道理，学问不同，旨趣不一，故有针锋相对之说。
    那么，嘉定派称道的文法又是怎样的呢？上引文字已略见一斑：不拟词格，命意醇雅。娄坚《与文文起太史书》义述云：“古文之脉正不在同采炫饰之间而已。东汉六朝之文，至韩、柳而一振。唐末五代之文，至欧、苏、曾、王而一振。今读其文，虽此数公者，亦各自为词，未尝相袭。……凡为文章，但意高识远而味长，古今一而已矣。其有不同者，遣辞布格之间耳。”[8]（卷21）其强调文法不是“词采炫饰”，徒求形似，而是在学古人之道前提下的“遣辞布格”，法不相袭。阳明心学兴起后，“心源”说流行于世，唐宋派及公安派大抵持此论文。嘉定派也受到了它的影响，所谓法不相袭，各自为词，颇有师心自尚的意味，但又与公安派不尽相合。嘉定派对袁宏道《叙曾太史集》所说的“信腕直寄”[15]（卷35）是不赞同的。如娄坚《与缪当时太史书》云：“窃意橅古者既未识本源，师心者又轻偭规矩。当今之时，有能倡为欧阳氏之学，庶几导而之淳乎？”[8]（卷21）
    （三）文用论。嘉定派是一个崇尚古学与经世致用的古文流派，不赞同古文家游戏笔墨、放纵自适。其提倡通经学古，批评“俗学”、“伪体”.根本的用意并不在于从形式上对古文、八股文进行改造，而是在于文以用实。
    嘉定派通经史，察古今之变，以求世用。唐时升、程嘉燧、张应武等人身处山林，犹然怀着激切的用世之思。唐时升有经世之才，志大论高，“当其讨论成败兴亡之故，神气扬扬，若身在其间。至于词人绮靡之作，读未终篇，辄掩卷弃去。盖其意不欲以诗人自名者也”[16]（卷上《唐叔达咏物诗序》）。娄坚平生恬于荣利，恶衣菲食，“而好求当世之务”[16]（卷上《题子柔杂怀诗卷后》）。张应武以为孔子之学“凡为天下拯溺拨乱而已”，宋代道学家动辄称天人性命，实不合于用。居常与唐、娄诸友“上述六经，下钩诸史”，“论古今人物、山川阨塞、兵农攻战之事，皆若身在其间”[1]（卷19《张茂仁先生寿序》）。侯泓熟通经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医药卜筮之书，“好从乡先生讨论天下大事，每豫揣事后成败得失，亦无所不合”[4]（卷26《贞宪先生墓志铭》）。侯汸与诸弟“讲求经世之学，期达于用”[4]（卷26《侯记原墓志铭》）。嘉定诸子经世之思，不只是流于口头。清兵南下，侯峒曾、黄淳耀、马元调等人坚守嘉定孤城，卒以殉身。
嘉定派论文重用实，此以唐时升、娄坚为例。唐时升与公安派何思沛论文，批评文不合于世用。《答雷何思吉士书》云：
    盖文章为经世大业，大而三才，小而庶物，无所不载。……今之昧者，言不必由其意，华不必副其实，陈笾豆于鸡豚之社，奏钟鼓于爰居之前。慰迁谪者则谓在廷皆蜚廉，称赈施者则谓素儒亦郭解，此陋俗所沿。[1]（卷8）
    娄坚与王衡论文，亦持重“经国之大业”之说。基于此，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嘉定派与唐宋派、七子派、公安派的异同了。其一，嘉定派推重唐宋诸大家，与唐宋派在取法上有相近处，但更强调“经经纬史”，对宋明理学家、心学家之文并不十分赞同。其二，与七子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六经为本，不以时代论文，以为复古是学古人之道，而非字规句摹，专以情采、文辞为好。其三，与公安派相同处在于反对拟古，区别主要在于学古人之道，而非阳明之学；文章必有法度，合于醇雅，反对放纵自适。
    三、嘉定派的古文创作
    嘉定派古文“经经纬史”，“文从字顺”。具体而言，以经术为本，不以经传点缀字面；得太史公家法，碑记史传叙事委婉，曲折动人，尤能在写人记事中表现真情实感、个人识见；讲求用实，不喜浮华虚饰，推重平实、真朴、淳雅的文风，既异于七子派的古奥诘曲、公安派的浅率直白，又异于竟陵派的深幽孤峭。
    （一）六经为质，取法《史记》，是嘉定派持重的古文“正宗”之法。如何合文、经、史为一，一般说来，有两种形式：一是援引经传之语，经史互证，以为开句结篇、承转起合之法；二是融结古人之意，不以经传点缀字面。前一种笔法，往往会有板滞之弊；后一种笔法，相对更灵动一些。归有光介于二者之间，有“多引经语”的特点。从嘉定派创作的整体情况来看，他们更倾向于“不必用经，然自经术之文”，相较归文，可以说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此即钱谦益所说的“各自己出，不必尽规模熙甫”。
    从大量碑记、史传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嘉定派“经经纬史”的特点。李流芳《侯氏世略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云：
    家谱之立，盖以教厚也。溯其所生之自，虽千百世而上，杳渺惚恍，而水源木本，了然可知。下而至于疏属子姓、亲尽服绝，而要之于所生，则皆为一体。如是即欲不厚，不可得也。谱之坏，起于俗之贵，贵而尚文。夫欲显其宗，以有闻于世，此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而其流乃至于借华胄以为重，又重而文之，以矫诬世之耳目，而宗法乱矣。[17]（卷7）
此文取衷六经，不用经语。汪琬私淑归有光，文本六经与嘉定派无异，但有“多引经语”嗜好，所作《汪氏族谱序》、《代洪氏族谱序》，与李流芳风格迥异。如《汪氏族谱序》开篇引经文云：“宗法之亡久矣。‘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接下陈说“非宗法之难复也，制度之变，风俗之浇为之也”，复引经传哀叹宗法不复，风俗浇漓，文末再引孔子“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之语，指出族谱使人知仁义尊亲，“虽不言宗，而宗法寓其中矣”[18]（卷27）。确有“经文填塞”之嫌。嘉定派大都无此习气。
    嘉定派史传、碑记颇得太史公之法，以风韵取胜，在古文题材和手法上都有不少拓展和新意。郭豫衡先生《中国散文史》指出归有光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擅长描述家人父子、身边琐事的作家，文章的题材比较狭窄。他自己也曾说过：‘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增叹耳。’但是，这只是就一个方面而言。事实上，他的文章，于家人父子、身边琐事之外，也有涉及民间疾苦和军国大事的”[9](P191)。嘉定派古文大抵也是如此，关心世道，每以忧国、忧生为念。又擅长描述家庭琐事、事情人理，从小处着笔，细处落语，感慨时世、人情，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皆著于笔端，有感而发，深沉而不浮泛，平实而不空疏。这并非是文章题材变小了，而是拓展了古文的题材。更可贵的是，他们以史传之笔来写家庭琐事、事情人理，寿序之文即是很典型的例子。如李流芳《寿汪母谢太夫人七十序》、《丽麓汪翁偕金孺人六十双寿序》，唐时升《张茂仁先生寿序》，程嘉燧《娄翁望洋先生寿序》等文，融入史传笔法，以叙事代浮华美饰之词，自然真切，平朴之中别有一种深意。以史笔为寿序，摒去应酬世俗之习，这也正是他们追求“经经纬史”的一种结果。
    （二）嘉定派不尚浮华美饰，追求平实有物、质朴淳雅的文风。娄坚“力追前代之深醇，一扫今人之儇薄”[8]（卷22《寄姚孟长太史》）。张表“为文温淳典雅”[5]（卷37《人物》）。郑允骥“文赡以温”[8]（卷16《祭郑闲孟文》）。黄淳耀刻意学古，文章和平温厚。侯泓少时“才情绮丽，锦心绣肠”，迨习乡先贤之教，“敛春华为秋实”[2]（卷3《侯研德文集序》）。这种文风追求与其文原观、文法观及文用观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嘉定派有着强烈的经世之意，崇实黜虚，所作质实厚重。以尺牍为例，其多谈时事，关心国体，风格平实。如娄坚《与黄贞甫学宪》：
    每念天下泰宁，物力全盛，而岛倭小蠢，遂不胜其蹂躏。譬如人生豢养太过，小有疾疢，便不能支。又如旧族，强盛来久，一朝势去，渐以衰落。此由养生，适以戕生，倚势以兆失势故也。[8]（卷22）
    关心时局，言来忧思不可绝。其言皆有识见，独惜野老之言不登于大廷，而肉食者实鄙，言之令人叹惋。由此亦可窥知嘉定派崇实的文风。
    另一方面，嘉定诸子记游、序跋抒写怀抱，质朴清新，温润雅洁，富有感染力。李流芳、唐时升、程嘉燧皆擅长游记、题跋。李流芳尤长于温润之笔抒写怀抱。如《游虎丘小记》，清真不俗，雅洁高妙，无叫嚣浮靡之气。《西卧游册跋语》二十二流传甚广，深为世人喜爱。如《冷泉红树》：
    余中秋看月于湖上者三，皆不及待红叶而归。湖上故人屡以相嘲，予亦屡与故人期，而连岁不果，每用怅然。前日舟过塘栖，时见数树丹黄可爱，跃
    然思灵隐、莲峰之约，今日始得一践。及至湖上，霜气未遍，云居山头千树枫桕，尚未有酣意。岂余与红叶缘尚悭耶？[19]（卷11）
    作者性情跃然笔端。李流芳笔墨简而有韵，程嘉燧则细而有致，如《余杭至临安山水记》，写景寄情俱妙。娄坚不擅长游记，但序跋文字识见不凡，平实质朴。马元调校刻《长庆集》请序，娄坚为作《重刻元氏长庆集序》、《白氏长庆集序》二文。王士禛读之，叹为“真古文”[20](P3945)。
    嘉定派的古文创作，总体风格上是“真朴胜人”、“词归雅洁”。诸子间文风又各有小异，如唐时升厚而大，娄坚劲而直，李流芳简而宕，不一而足。文风差异自然不影响一个流派的整体创作风貌，并且对嘉定派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嘉定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嘉定派是明后叶最重要的古文流派之一，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成就与局限值得辨析。笔者粗陈浅见如下。
    一是嘉定派属于明代古文“正宗”一脉。嘉定派不仅以“正宗”自标，而且后世也以此论之。崇祯初，钱谦益、谢三宾序《嘉定四先生集》，推许嘉定四先生为归有光古文正传。入清后，归庄《侯研德文集序》称嘉定派“正宗昌明”，具有“变永嘉为正始”之功。黄宗羲《明文案序上》称“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明文案序下》则说“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崇祯时，昆山之遗泽未泯，娄子柔、唐叔达、钱牧斋、顾仲恭、张元长皆能拾其坠绪”[14](P17-20)。言下之意，是将娄坚、唐时升视为明文“正宗”、“三盛于崇祯”的代表。钱谦益为东南文坛领袖，黄宗羲、归庄为遗民界耆宿，他们对嘉定派的评价在当时确实有着“定论”的作用。王士禛为康熙文坛宗盟，《居易录》称娄坚之文“真古文”，同样也有着“定论”的作用。诸如此类的评价，奠立了清代古文批评史上的一种基调。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收录娄坚《学古绪言》、李流芳《檀园集》、黄淳耀《陶庵全集》，而弃置竟陵钟、谭及公安三袁之集。《四库总目提要》又说娄坚“以乡曲儒生，独能支拄颓澜，延古文之一派”。《明史》为嘉定四先生、侯峒曾、黄淳耀诸子立传。由此可见嘉定派在明清文坛上的“正宗”地位。
    二是古文“正宗”之评有其历史局限性。嘉定派通经学古，复兴古文，批评“伪体”、“俗学”，被视为古文“正宗”。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观念，“正宗”说有其特定的内涵与意义，对古文理论的建构与古文价值的揭现，都有一定的作用，并对古文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然而，其局限性则是不可否认的。论者肯定嘉定派为“正宗”，是以排斥七子、公安、竟陵派为代价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盖明之末造，太仓、历下余焰犹张，公安、竟陵新声屡变，文章衰敝，莫甚斯时。”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事实上，七子、公安、竟陵文章各有其长，不可抹杀，其对“正宗”的“叛离”，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古文创新尝试。风雅有正变，不仅诗歌有之，古文当亦有之。“正宗”为古文之正，“叛离”为古文之变。论者承认诗歌正变，而不愿接受古文正变的现实，不免诛求太过。嘉定派对明代古文的发展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光焰不足掩七子、公安、竟陵诸派。清人推重古文“正宗”观念，轻视公安派；今人为公安派正名，又不免轻视嘉定派，皆不免流于偏见。
    三是文在布衣。明中叶而后，文坛盟权下移，布衣逐渐成为重要一翼，时人竞相称说“诗在布衣”。不仅诗歌创作如此，古文亦然。笔者由此提出“文在布衣”之说。嘉定派即体现了明末“文在布衣”的潮流。唐时升、程嘉燧、张应武、娄坚、徐允禄、郑允骥、严衍、马元凋皆为布衣寒士，取得科举功名者如归子顾、侯峒曾等数人，或浮沉郎署，或中途罢归。尽管如此，其经世之志、野老忧国之思，远胜于当时高冠博带之缙绅，故文章无山林闲逸之气，而大有用世之意。古人论文，将文章分作“台阁之体”与“山林之体”。“台阁之体”雍容典雅，“山林之体”幽清澹适。嘉定派既不属“台阁”，也不属于“山林”，其以复兴古文、经世致用为己任，自建一帜，这正是其特殊性之所在。
    四是嘉定派并非唐宋派的附庸，其上承归有光，下启钱谦益、汪琬、归庄、顾炎武，成为明清古文发展的重要桥梁。清初古文，吴中为重镇，钱谦益、汪琬、归庄、顾炎武并以古文著称，论文重学问与用世，“经经纬史”。尤其是汪琬与顾炎武，兼采汉、宋之学，倡导文、经、道合一，对清代古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察汪琬、顾炎武的古文观，就可看到他们是以嘉定派为中介，沿归有光上溯六经、孔孟、唐宋诸大家的。嘉定派对清代古文的影响，还在于奠立了嘉定的古文传统。乾嘉时期，嘉定经学、史学著称海内，王鸣盛、钱大昕为一代名家，张寿《西庄始存稿序》称其：“以实学为文，合经与文而为一。”[21]正是继承了嘉定派的文统。

    注释：
    ①见归有光：《震川先生集》附录，周本淳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80页。陆陇其《三鱼堂剩言》卷11云：“陆翼王言：嘉定四先生之文，皆本于归震川。盖震川一脉，独传于嘉定，而及于余子也。震川墓志系唐叔达笔，托名于王文肃。初文肃欲自作，数日不成，卒使叔达为之。”陆元辅，字翼王，嘉定派传人，其说不无来历。这篇墓志收入唐时升《三易集》卷17，题下注有一“代”字。周本淳先生编校《震川先生集》附录此文，惜未指出其为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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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鸣盛.西庄始存稿[M].乾隆刻本.

原载：求是学刊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