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桐梓系军阀概况
    二、民国贵州省省长周西成
    三、昙花一现的毛光翔
    四、民国贵州省省长王家烈
    五、犹 国 材 其 人 
    六、桐梓系军政集团文化形态之刍议
    选自：桐梓县人民政府网站、桐梓县志、桐梓县政协文史志、贵阳文史志、李斯民、曾 静等文章

    一、桐梓系军阀概况
    “桐梓系”军阀是民国年间黔系军阀的一个重要分支，上世纪20至30年代，“桐梓系”集团曾把持黔政十余年，从周西成、毛光翔到后来名噪一时的“贵州王”王家烈，一连几任省主席都是桐梓人，以至于当时在贵州有“内政方针，有官皆桐梓；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之说。桐梓系军政集团形成于辛亥革命后西南军阀混战的中后期，自民国15年至24年（1926年-1935年）夏，执掌贵州省政十年。民国24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境，国民党中央军跟进贵州夺取黔政。桐梓系随之彻底瓦解。
　　辛亥革命后，在川、滇、黔军阀为争夺权力而混战的角逐中，桐梓籍人周西成，由普通卒伍渐次擢升，造就了一支能征善战的武装力量。转战川黔，其实力翘然崛起，形成以周西成为首领，以桐梓籍人为骨干的军事集团。周于民国15年夏受命出任贵州省长。9月，广东革命政府复列编周所属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任命周为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取代兴义系军阀对贵州的统治。其后延续执掌军、民两政达十年之久，习称这一集团为贵州军阀桐梓系军政集团。
　　桐梓系军政集团的首领周西成，名世杰，号继斌，别号天保山人。清宣统三年（1911年），贵州兵备道教练处胡宗相（宪之）、赵用之到遵义、桐梓招募新兵时，周在其姑父熊兆（逸滨）的支持下，与表弟毛光翔相偕应募入伍。不久武昌起义爆发，随之贵州革命党人推翻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在整编时，周随部编入贵州军政府都督杨荩诚（伯舟）卫队任副目。是时，正值袁世凯命冯国璋攻武汉，湖北都督黎元洪迭电求援，杨荩诚遂将曾广义、郭润生两个营并遵、桐新兵整编为一个混成旅，于12月14日亲率出师，间道湖南援鄂。周升中士任班长。师至湖南辰州、常德，南北议和达成协议，暂驻待命。
　　民国元年2月，耆老会、宪政派与封建团练头目相勾结，引滇军借北伐之名绕道入黔，将贵州军政府颠覆，改军政府为都督府，入黔滇军司令唐继尧就任都督。唐为盘踞贵州，拒绝杨荩诚率部返黔。后经湖南都督谭延闿、湖北都督黎元洪从中调停，并派员约请双方代表于洪江举行会议达成协议，事后唐又拒不执行，杨离职去南京。复经唐派亲信到北京活动后，同年8月10日，北京政府令入湘黔军编为四十二旅，任命与贵州军务部长刘显世早有默契的周燊儒（子光）为旅长。周上任后，大肆更换军官，瓦解黔军。八十三团团长席正铭遂于10月25日自立司令，率军返黔。11月3日进占松桃，后经铜仁一战，败返四川秀山后瓦解。周西成随周燊儒所率残部返贵阳，任什长。次年，周西成以少尉入滇军办在黔省的讲武学堂学习一年毕业，被委派到毕节巡防营（营长李家勋）当教习员（一说当哨官）。不久巡防营编入新军序列，周入第五团（团长熊其勋）黄道彬营当连长。在滇黔边境剿匪时，一次战斗，周率28人击溃土匪千余之众，初露头角。
　　民国4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同月25日，在孙中山的策动下，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次年元月27日，贵州亦宣布独立，即与云南护国军配合，组成护国第一军（即滇黔联军）。黔军编为右翼军，下辖东、北两路，委戴戡为司令。戴亲率北路出川，激战于松坎、九盘子、綦江等地，有效地配合了川南护国军主力的作战。是时，周西成在熊其勋旅六团（团长胡宗相）二营（营长黄道彬）十连当连长。当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委蔡锷任四川省督军兼省长，戴戡为四川军务会办。11月8日，蔡锷在北京病故，旋因护国第一军总参谋长罗佩金、川军军长兼二师师长刘存厚与戴戡争夺川省军、民两政大权，矛盾骤然尖锐，终至川黔两军于民国6年7月5日在成都暴发激烈巷战，结果黔军覆灭，戴戡、熊其勋皆自戕身亡。当时周西成为副营长兼连长，战斗中营长黄道彬负伤赴渝就医，周代理营长，率全营协守（成都）皇城十三昼夜后突围，复招集溃散官兵500多人枪，经永宁、赤水、毕节、大定返贵阳，重新组建部队。黄道彬归队，仍任营长，周西成任副营长，移驻正安。入川黔军四、五千人之众，唯周西成一人率500多人枪返回贵阳，令当时黔人刮目相看。周西成是桐梓系军阀的首领。桐梓系的形成要追溯到1920年。当时，贵州桐梓县人周西成任黔军第一旅第十团第二营营长时，就将同乡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璠、王家烈等人升为连长，为桐梓系集团形成打下了基础。随后，他们利用西南军阀之间的矛盾，活跃在贵州、四川等地，抓住同乡和亲戚关系，逐渐发展。1923年，周西成组织“靖黔军”，又纠集了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分子，在四川涪陵召集军官会议，公开确定了“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号佩玙）、用（犹国材号用侬）”的继承序位，标着桐梓系集团正式形成。几年时间，周西成由营长升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26年6月1日，周西成担任了贵州省省长，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桐梓系集团高级文武官员，非桐梓人不用，时人有“无官不桐梓”之说。周西成对内加强统治，扩充军力，他将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改为贵州陆军崇武学校，刘其贤任校长，彭鸿业任教育长，严余春、钟山瑛等任教官，陈仲英、黄集成等任大队长，大量培养各类军事人材。对外，周西成联合两广，对抗蒋介石。蒋介石对周西成这股割据势力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蒋介石屡次挑起贵州内部和滇黔两省的战争，但未能达到倒周西成的目的。1928年秋，蒋介石终于找到机会，指使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回黔倒周。
    李燊，号晓炎，贵州贞丰人，1889年出生。早年入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投黔军袁祖铭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后所部被改编为第十六军，后又改为第四十三军，李燊仍任军长。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相继被唐生智、蒋介石杀害后，省外黔军只有李燊一个军。李燊率部长期在外征战，深感孤军在外的危险。周西在对李燊部不仅不容，而且为了削弱李燊的实力，派人收买其部属，这就促使周李矛盾更加尖锐。当时李燊的部队驻守宜昌，旅汉黔人主张周李合作，共赴时难，进行了多方调解。周李双方遂派代表协商，于1928年初达成了《周李协定》。该协定规定第二十五军和第四十三军在兵员、军费、武器、情报等方面互相支持。根据协定，两军在宜昌组织了联合办事处。但是，此协定不过是周西成的缓兵之计，不久，即被周西成撕毁。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支持下李燊决定率这回黔倒周。
    1928年10月，周李之战（也称黔东之战）爆发。周李两军开始在四川酉阳、秀山及黔东之松桃、铜仁带激战，李军战败，又在贵定石门坎遭到周军伏击，李燊负伤，遂向西退入云南，求援于云南军阀龙云。1929年4月，李燊在龙云的支持下，陈兵黔边，伺机反攻。周西成分三路迎击，自领一路从安顺出发，亲赴前线指挥。李燊亦分两路向盘县进攻，相继进战盘县、普安、花江等地。周西成率部进驻镇宁，见情势危急，亲赴鸡公背督战，不料被李部包围抄袭，在激战中周西成中弹负伤，落水身亡。5月28日，李燊率部到达贵阳，组成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不久，蒋介石明令李燊为贵州省主席子。6月中旬，周西成旧部之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廖怀中，联合向李燊发起反攻，逼使李燊随滇军退出贵阳，西走云南。李燊将残部交与龙云，只身去香港，不久在香港病死。
    李燊退出贵阳，桐梓系重新控制贵州大局，蒋介石不得不任命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毛光翔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第二师师长王家烈升为副军长。毛光翔是周西成的表弟，又是王家烈的妹夫，被定为桐梓系第一继承人，毛光翔主持黔政，王家烈也无可奈何。但毛、王原来就有矛盾，此时矛盾则更为加深。毛光翔虽然不久又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但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始终若即若离；对王家烈，毛光翔更是担心他势力得到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多次设计想夺取王家烈的兵权。蒋介石极力拉拢和支持王家烈，使他逐步占据了黔东南和黔东北。另外，蒋介石又资助王家烈各类新式武器，扩充部队，使王家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增加了几个团。对蒋介石的“关怀”，王家烈也投桃报李，几度奉蒋介石之命出兵湘西，“围剿”红军。因他“剿共很有成绩”，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当王家烈认为自己的羽翼丰满时，便公开与毛光翔决裂，决心夺取贵州政权。
    1932年2月，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在洪江率领四团人马，直趋贵阳，对贵阳形成包围之势，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当时，毛部不少师、旅长主张对王开战，但受到毛光翔之母力阻。毛光翔权衡利害，也只得遵从母命，交贵州军政大权交给了王家烈，自己专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退往遵义。
    王家烈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后，国民政府立即任命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生于1893年，1914年8月起入黔军当兵，后入桐梓同乡周西成部，连年征战，由排长逐级提升至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大权在握之后，他不禁飘飘然，唯我独尊，终日沉溺酒色，尽情享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其妻万淑芬，贵州铜仁县人，是个颇有野心的女流，趁此机会即肆无忌惮地干预政事。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之辈，却喜读兵书，能屡屡给王家烈出谋划策。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其实是出自万氏之手。每当王家烈行军打仗，万淑芬又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作参谋。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并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掩饰着一双小脚，外人还不知她是女流。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她代表王家烈，到各地活动。她到广西访问李宗仁、白崇禧，协商贵州烟土输入出境“通关税”。她到广东会见陈济棠，代表王家烈订立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暗中反蒋。她又到南京访问蒋介石，争取补助；到香港访问胡汉民，分担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承担的任务。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她又在《贵州日报》增设副刊，亲自撰稿提倡礼义廉耻。她还插手军队，很快掌握了八个团的兵力。在人事方面，她援引自己的兄弟子侄出任要职，其叔父万稚新任省府秘书长，其兄万载之任第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长兼省总金库主任，万式俊任县长，万式炯任团长，万式楷任营长，万式师、万式德任排长，旅长蒋德铭、军械处长黄集成都是侗仁人。这样，就在王家烈的政权中形成了一个以万淑芬为中心的铜仁人掌权集团。时称这个集团为“铜仁派”。铜仁派从桐梓系骨干分子手中夺去了相当部分权力，致使桐梓系骨干深为不满，两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而王家烈对此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税收多如牛毛，军队成了手握步枪和鸦片烟枪的“双枪兵”，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怨声载道。当时，有人作了一副对联讥讽王家烈的统治：王纲坠地，万恶滔天。对联中的“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
    不久，“金克木”的舆论开始流传。“金”代铜，指铜仁派；“木”代桐，指桐梓系，“金克木”显然暗示铜仁派将取代桐梓系，使桐梓系分子更为不满和恐惧。1932年8月9日，桐梓系将领江国璠策动政变。政变虽然未遂，但一场更大的战争——王犹之战在两个月后即爆发了。
    毛光翔被迫让出贵州军政大权给王家烈后，退避遵义，既受冷遇，又受限制，加上以万淑芬为首的铜仁派不断抢权夺势，使他及其桐梓系将领十分恼怒。这时，黔西的犹国材和黔北的蒋在珍正在策划倒王，于是，毛光翔、犹国材、蒋在珍聚集遵义密谋，拟邀请王家烈前往桐梓参加周西成祠堂落成典礼，借机达到目的。但王家烈恐生意外，托词未往。毛、犹、蒋遂以王家烈“背叛长官，破坏团体，为害人民”以及“搞垮桐梓系”，“建立二十五军新系统”等罪名，通电讨王。蒋在珍首先在遵义宣布独立，随即派兵封锁乌江和鸭池河。王家烈也以“破坏行政系统，截留赋税，封锁乌江，以下犯上”为由，派简文波、犹禹九两个旅对蒋在珍进行戡乱，并急令驻湘西洪江的参谋长何知重率部回援。蒋在珍战败，退守遵义老城。毛光翔电促犹国材出兵支援。犹国材原先与王家烈的关系还不错，但此时见蒋在珍已成了瓮中之鳖，深恐一旦蒋在珍被歼之后，自身也难积极，故在“奉毛总指挥转中央电令，为了解除人民痛苦，迅速平定贵州内乱，以安地方”的招牌下，于1932年11月5日，由安顺起兵进攻贵阳，王犹战争正式爆发。
犹国材部以强行军及汽车短途接运，快速进至距贵阳三十多里的狗场附近。王家烈没有想到犹国材会反对自己，直到前两天，还接济犹国材部三万元，因此，对犹国材毫无戒备。双方经过激战，王家烈无力对抗，即率残部取道平越、八寨、三合退至榕江。11月24日，犹军进占贵阳。12月5日，毛光翔亦从遵义返回贵阳。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电令犹国材接任第二十五军军长，为此，毛光翔、犹国材、车鸣翼等在贵阳大肆庆贺，并议决组织联军全力进攻榕江，彻底歼灭王家烈势力或迫其就编。接着，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联军分兵两路进逼榕江。王家烈亦在榕江整顿部队，与何知重的部队合兵反攻。联军在八寨大小登高首战失利，被迫回救贵阳。在龙里观音山一仗，联军又遭败绩。王家烈随即全力围攻贵阳。1月17日，王家烈攻破贵阳东门，毛光翔、犹国材等向北败走，王家烈进占贵阳，重新恢复其统治，并派兵分头追击联军残部，双方又混战了一年。1934年1月，王家烈收复铜仁。
    王家烈由于连年作战，部队亟需休整，同时，又恐怕犹国材等狗急跳墙，勾结邻省军阀入黔；而犹国材等也多次战败，已无力与王家烈对抗，遂提出划地罢战。王家烈接受犹国材等要求，至此，历时两年多的王犹之战结束。
    王犹之战后，毛光翔便隐退赤水，1947年11月在赤水病逝。不过，原属毛光翔的几个师长仍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他们对王家烈口头上表示拥护，但王家烈并不能直接调动他们的部队，王家烈的防区仅辖黔南十几个县和黔东几个县，只掌握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计十五个团的兵力。
    1934年10月以后，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境地，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王家烈自知力量单薄，难以与红军抗衡。同时，他也很清楚，因曾与陈济常、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的密约被蒋介石所获，担心蒋介石乘追击红军之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采取对策，以求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量堵截红军，迫其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而蒋介石，早由余汉谋告密得知王家烈与两广订立密约，蒋介石已视王家烈为眼中钉，这次趁追击红军之机派出薛岳率八个师尾随进入贵州，伺机除去王家烈，夺取贵州，控制西南各省。
    11月上旬，王家烈在贵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侯之担部四个团防守乌江以北，犹国材部两个团防守乌江以南，王家烈指挥所部十五个团担任东路的防御。12月中旬，中央红军取道湘西进入贵州，薛岳率八个师尾随。王家烈觉察到红军的进军意图似不是夺取贵州，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为了自保，王家烈急忙与犹国材率军部转回贵阳，取观望态度。
    1935年1月初，红军分路渡过乌江，进逼遵义。侯之担部很快被红军打垮，遵义被红军占领。1月中旬，薛岳部进驻贵阳，接管了贵阳城防。中央军反客为主，连王家烈进出城垣也经盘查。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派何成浚到贵阳，迫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两职中选择一职。王家烈迫于无奈，只好表示愿意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除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职务，派其亲信吴忠信接任，同时，任命王家烈为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继续让王家烈为他追剿红军卖力。王家烈在贵阳又难以立足，只好派出何知重、柏辉章两师收复遵义作为安身之所。红军为了调动敌人，主动撤离遵义，何、柏两师得以进驻遵义。
    2月下旬，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往黔北堵截回师东下的红军，王家烈只好离开贵阳到了遵义。红军回师渡赤水，再入贵州，并于2月27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攻占遵义。王家烈率部逃往南郊，遇到增援的薛岳部吴奇伟师。28日上午，王家烈、吴奇伟两部反攻遵义，结果被红军击溃。王家烈率残部逃至黔西，遇到滇军将领孙渡率部至此，王家烈心灰意冷，请孙渡转达给龙云，求龙云暂划出云南几个县作为他安身之所。
    当王家烈败逃黔西时，蒋介石命薛岳部以武力完全控制了贵阳，并改编了侯之担师。接着，蒋介石以督师为名飞到了贵阳，决定彻底解决王家烈。当时，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但蒋介石考虑到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尚有二万之众，杀了王家烈，恐会使其部属不服，所以决定采取逼其下台的办法。第一步先以军饷卡他，使他的第二十五军无饷可发；第二步就是煽动第二十五军官兵闹饷，反对王家烈，并用重金收买了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何知重是王家烈的姨母兄弟）背叛王家烈。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自知无法维持，嘱咐秘书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蒋介石即召他到贵阳，假作拘留，然后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空衔，让他离开贵州。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带着爱妾梁氏飞往汉口，所部被蒋介石改编。至此，桐梓系在贵州的十几年统治宣告结束，同时，黔系军阀的历史亦最后终结。
    黔军作为一支独立的军阀势力，到此虽已终结，但黔军的余脉仍存在一段时期，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黔籍子弟兵在各个战场上，在随时会被其他军事集团并吞的情况下，仍英勇抗战，为国家民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此仍要书写一笔。
    第25军第2师，1935年5月在贵州威宁接受中央政府改编为第102师。改编后的建制为两旅四团，共9000余人，首任师长柏辉章。柏辉章，号健儒，贵州遵义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后跟随周西成累升至旅长，王家烈主政贵州时任25军第2师师长，是逼王家烈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第2师改编为102师后，柏辉章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102师中将师长，在当时的几个中将级师长里，可算是资历较深的一个。后曾任该师师长的还有贵州六枝人的陈伟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师调往淞沪，参加了淞沪会战，将士英勇抗击日寇，部队伤亡惨重。1938年5月，102师又参加了徐州会战。战况同样惨烈，师长柏辉章之胞弟、师部兵站站长柏宪章因运送弹药赴前线时在开封阵亡；304团在苇楼铁路附近与敌发生激战，团长陈蕴瑜阵亡。后国民政府予以表彰，柏宪章追赠上校；陈蕴瑜追赠少将。陈团长阵亡后蒋介石送挽词“忠烈可风”、挽联“裹革痛无尸，一夕苇楼埋碧血；报功原有典，千秋青史表丹心”。李宗仁题词“不以履险而却，不以临危而避，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壮烈牺牲，足以泣鬼神动天地”。冯玉祥题词“成功成仁”。何应钦题词“毅魄英姿”。此后，102师又参加了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抗战结束前，该师归入粤军薛岳部，真正结束了其身为黔军的历史。柏辉章被任为赣南师管区司令、江西军管区当参议、第88军副军长等职，未几辞职闲居于上海。1946年通过何应钦的关系被授予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虚职。1950年1月在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任内率部起义。1952年因镇反丧命。
    第25军第1师，1935年5月奉令改编为第103师，首任师长何知重。何知重，字良权，贵州桐梓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军校毕业后服务于黔军，毛光祥主政贵州时任25军军部副官长。王家烈主政后升任25军第1师师长。是逼王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王家烈下台后何知重改投何应钦，所部被改编为103师后出任该师的首任师长。

    一、民国贵州省省长周西成
    周西成名世杰，号继斌，又号天保山人，以字行。桐梓县新桥黑神庙人，生于1893年农历2 月15日。少时，就读于桐梓公立明德学堂。1911年投身军旅。辛亥革命后，任贵州都督杨荩诚卫队副目，随杨北伐，后升准尉，南北和议成，随师归黔。1913年入贵州讲武学校学习，每试辄冠。毕业后任排长，曾率28人在滇黔边境击溃土匪千余，声名大振。后参加护国战争，任护国第一军黄道彬营连长。随戴戡入驻成都，戴、刘（存厚）之战爆发，营长负伤，周率营协守皇城13昼夜。又突围率全营残部500余人枪辗转回黔，以其胆略享誉川黔军界。后又随黔军参战护法，及其后的川省军阀派系混战，转战湘川黔3省。以其胆大心细，坚定机变，骁勇善战，周旋于川滇黔各大派系军阀之间，纵横捭阖，投机取利，左右逢源，东拼西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网络亲信，结党建军，构建桐梓系军政集团雏形，自身实力大振。数年之间，以至于川滇黔3省各派系军阀 至北洋政府、广州政府都视其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竞相笼络，竞授头衔，褒赏有加。1922年5月，周投石青阳部，深为孙中山大元帅赞许，授为四川讨贼军第三混成旅旅长，1922年夏，周西成开设随营干部训练班。1923年春，周率师靖黔，击杀黔北巨匪罗成三，收编罗部两团，实力大增，遂升任石青阳部川东边防军第二师师长。奉令在江津、綦江、涪陵、南川一带“相机活动，声援北岸，夹击重庆北洋军”。随即为孙中山授予四川讨贼军第三师师长职。“战于川省东南各属，经时六月，师行千里，再接再厉，声誉赫然，尤以四攻重庆，肉搏血战于浮图关，为远近所震服，”又截获吴佩孚济袁祖铭大批军械弹药，壮大实力。先后为各方授予四川陆军第十二师师长，黔军第三师师长，北洋政府授第十一师师长，滇军亦欲授周第八军总司令及黔北镇守使之职。1924年秋冬，周以赤水、合江等黔北川南数县为基地，逐步扩展至遵义八属、毕节 至黔西北大部。东起余庆、湄潭，西至威宁的黔省半壁，及四川的合江、江津、綦江、泸州、永宁、古宋、古蔺、纳溪等地亦属其势力范围，为其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奠定了基础。1925年2月，袁祖铭以北洋政府名义任周西成为贵州省军务会办。3月16日，周在赤水就职。随即，跃跃欲试地以各种手段觊觎贵州军政大权，他在赤水为中心的大片防区内，勤政安民，政绩卓著，极短时间内，使其防地在连年战乱，民生凋敝的川滇黔三省之间，“独为乐土”。
　　1926年4月，袁祖铭以川黔边防督办名义转达北洋政府电令调周西成任贵州省长。6月1日，周西成于贵阳宣誓就职。随即，国民革命军自广州誓师北伐，周西成首先响应。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6年8月，任命周西成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1927年2月，国民政府再次任命周西成为贵州省政务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府主席。7月，国民政府特任周西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其后两次连任。是月，又兼任贵州省军事厅厅长。宁汉分裂后，1928年春，南京政府委任周西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九路总指挥兼二十五军军长。
　　周西成执掌黔省军政大权后，在短短不足三年的时间里，令贵州一省大治，于举国扰攘之中，成就斐然。时国府有“南黔北晋，隆治并称”之赞誉。其政治路线主要表现为联桂反蒋，闭关称霸，进图西南。军事及外交路线从属于政治路线，表现为近交两广，远拒南京，北防川湘，内安黔境，西攻云南。其政绩主要有：
　 肃清匪盗，安民治黔；慎选官吏，重用人才；严刑峻罚，惩治赃官；廉政勤政；爱兵安民；兴办学校，培植人才；整饬财政，广开财源；全黔修路，以利商贸；兴办实业，农矿牧工；电灯电话，电政首功；清理积案，整顿法统；铸币造纸，白药兵工；厉行稽核，杜绝中饱；积谷济军，不扰于民。
　 周也曾攻革命，压进步，“剿”共防共以固其统治；也曾抗中央排异已，杀使却使而遭蒋忌恨。周专制独裁，唯我独尊，一度将贵州建成游离于各方势力之间的独立王国。亦因此而致切盼并吞西南、统领全国的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急欲除之而后快。于1928年秋，蒋利用43军李燊返黔夺权之企图，策动李部攻周。周、李黔东之战爆发，恶战之余，周负而复胜。李军败走云南，联合滇军龙云，又于1929年4-5月，再攻黔省，周亲率军御敌于关岭、镇宁一线，因周之战略失措，部属又戌机，致周军失败，周负重伤，5月22日身亡于关索岭鸡公背。殁时尚不足37岁。
　　周西成生平性严正，无嗜好，嫉恶如仇，企求除恶务尽；爱兵礼士，治众肃然；崇尚公不避仇，法不佑私。且不蓄私产，以致“死之日家无余财”，竟赖国府拨款，民众公葬。周起于结党，衰于结党，终仍败于亲故族戚之手。尽管周西成才干出众，为民敬服，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实 历史规律所至，非仅人力可为之。
　 周西成故去后，极备哀荣，全省民众合请公葬。1930年元月20日，各县民众代表会于桐梓，公葬周于虎峰南麓，并公祭之。国民政府暨国民党中央最高层领袖如蒋介石、谭延 闿、何应钦、宋子文、王正廷、王宠惠、孔祥熙等均亲笔题赠像赞、挽联，对周赞誉有加。蒋介石并拨专款银洋30万元作周之丧葬及家属抚恤费用，蒋介石为周西成墓撰书华表中联为：“屈指数英雄使君是边陲健者；此间留祠墓父老思阃外将军”。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 、军政部长何应钦亲为其题书篆盖墓志铭，閤省官吏以全省民众及所属各部分名义致祭并题赠挽联。全省公祭后，于桐梓县城荣德山修建规模恢宏的陵墓、陵园。于其战殁地修建衣冠冢。民众乐输募捐为其修专祠、设祭奠，祠内竖立全省81县及省直机关几乎所有官吏题赠之石碑，致成碑林，蔚为壮观。遵义、平坝等县亦建专祠。黔民相与醵金，在贵阳城北（今喷水池处）铸立周全身铜像。其丧葬奠排场之铺张，为贵州历史上罕见。

    桐梓系第一代掌门周西成
　　周西成(1893-1929)，名世杰，号继斌，贵州桐梓新桥黑神庙人。宣统三年（1911年）投身军旅，后参加护国战争，以其胆略闻名于川黔军界。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周西成投奔石青阳部，深为孙中山大元帅赏识，曾先后授为四川讨贼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四川讨贼军第三师师长等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周西成为贵州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执掌贵州军政大权近三年，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与滇军作战时阵亡于关索岭鸡公背。他所建立的桐梓系军事集团，此后执掌了贵州军政数十年。他是贵州省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
    周西成1893年生于贵州桐梓，1911年初到贵阳投军，从此开始了其军旅生涯。1913年周西成进贵州讲武学堂学习，1920年被擢升为黔军第1混成旅10团2营营长。周西成是个雄心勃勃的人物，从投军起，他便十分注意抓住一切可乘之机建立和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升任营长不久，他便利用同乡、亲戚关系，分别委任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璠、王家烈等人为连长，这样，在他身边便聚集了一群亲信，而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成了桐梓系军阀集团的骨干分子。周西成始终牢牢抓住同乡、亲党、戚族这根纽带，刻意经营着力培养，形成以自己为首的牢不可破的军阀集团，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本军前途，即是大家的前途”，这个集团地域观念十分浓厚，宛若一个组织严密的封建大家族。
　　1923年底，周西成将所部改称“靖黔军”，又纠集了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分子，在四川涪陵召集军官会议，正式确定了“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号佩玙）、用（犹国材号用侬）”的继承序位，标着桐梓系集团正式形成。1925年滇军退出贵州后，周西成先后担任了贵州军务会办和贵州省省长等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周西成又以贵州省主席的身份兼任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这样，地处西南边陲的贵州便成了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军阀的独立王国。
　　周西成对内加强统治，扩充军力，对外则联合两广，对抗蒋介石。蒋介石对其割据贵州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故屡次挑起贵州内部和滇黔两省的战争，但都未达到让周倒台的目的。1929年春，，蒋桂矛盾激化，蒋介石宣布讨伐桂系，致电周西成，要他“通电表示赞助中央，勿稍犹豫”。贵州与滇、桂两省毗邻，周西成与滇系龙云宿怨颇深，如果再与桂系交恶，势必陷入两面受敌的窘境。权衡利弊后周西成决定联桂反蒋，所以他断然拒绝服从蒋介石，复电谴责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把国民党变成了个人的工具，甚至扬言东下与蒋一决胜负。蒋介石大怒，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讨逆军”第10路军总指挥，第43军军长李燊为前敌总指挥，统兵进攻贵州。
　　周西成闻讯不敢大意，兵分三路迎击，自己也亲赴前线指挥。李燊所部也分两路向盘县进攻，相继进战盘县、普安、花江等地，周西成率部进驻镇宁，见情势危急，亲赴鸡公背督战，不料却被李部包围抄袭，在激战中周西成中弹负伤，落水身亡。作为桐梓系军阀的开山鼻祖，周西成可以说是是贵州现代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他虽然靠武力起家，却在地方建设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颇有作为，开创了贵州经济史上诸多的第一，为贵州较为薄弱的经济奠定了近代工业的一定基础，在西南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这个角度讲，周西成倒不失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封建军阀。
　　民国十二年（1923年），滇军第二次进入贵州并进军四川，于年底被杨森、袁祖铭川黔军打败后，唐继尧重新制定图川方略并调整兵力部署，将胡若愚的第二军从遵义调往毕节、大定、黔西、仁怀一带，随时准备向泸州进攻。于是，滇军第二军一部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初开驻仁怀。
    同年5月，袁祖铭发动“复黔”战争，与唐继虞、刘显世、熊克武的滇黔川“靖国联军”在川黔边境展开激烈争夺。袁军一部攻进仁怀境内，迫使滇军退出仁怀。
    其间，周西成坐镇赤水，苦心经营赤水、仁怀、习水根据地，他整顿交通，发展商务，在赤水创办兵工厂和军事学校，广纳人才，广结人缘，谋求桐梓系在军事上的发展，为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奠定基础。
　　6月19日，周西成在茅台建立十师护商处，委任彭起铿为处长，“统筹赤（水）仁（怀）习（水）各项税捐以裕军饷而护行商”。从这时起，贵州军阀开始在茅台驻“护商军”。
　　护商军的设立，促进了茅台商业的持续发展。周西成自此十分青睐茅台酒，除自用外，每年都要大量采购送给国民政府和西南的一些大官显宦，使他们和更多的官吏更加推崇茅台酒。在周西成的宣传推介下，茅台酒声誉日隆。当时民谚有“内政方针，有官皆桐梓；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之说，客观地道出了茅台酒的影响。
　　正当袁祖铭与滇唐激烈争夺之际，已驻赤水的周西成与杨森、袁祖铭“释嫌修好”，被刘湘、袁祖铭分别委以川军第十二师师长、黔军第三师师长。同时，周西成又向滇军致电疏诚，唐继尧为拉拢周西成以制约袁祖铭和刘显世，委任周西成为滇军第八军军长。周西成得寸进尺，向滇军索要遵义八属作为他治军整饬之地。9月，周西成预感滇军可能向外移动，密令各部“严修备战，待时而动”，“如滇军退却时，我驻茅台之军队即酌派一团进驻遵义，或派一部分进驻新场……”。11月，周西成第四混成旅由仁怀挥军入黔西而后压迫遵义，滇军张汝骥部被迫退走，周西成遂控制了遵义及其各属。周西成在黔北的赤水、仁怀、习水根据地基本形成民国十二年（1923年），滇军第二次进入贵州并进军四川，于年底被杨森、袁祖铭川黔军打败后，唐继尧重新制定图川方略并调整兵力部署，将胡若愚的第二军从遵义调往毕节、大定、黔西、仁怀一带，随时准备向泸州进攻。于是，滇军第二军一部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初开驻仁怀。
　　同年5月，袁祖铭发动“复黔”战争，与唐继虞、刘显世、熊克武的滇黔川“靖国联军”在川黔边境展开激烈争夺。袁军一部攻进仁怀境内，迫使滇军退出仁怀。
　　其间，周西成坐镇赤水，苦心经营赤水、仁怀、习水根据地，他整顿交通，发展商务，在赤水创办兵工厂和军事学校，广纳人才，广结人缘，谋求桐梓系在军事上的发展，为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奠定基础。
　　6月19日，周西成在茅台建立十师护商处，委任彭起铿为处长，“统筹赤（水）仁（怀）习（水）各项税捐以裕军饷而护行商”。从这时起，贵州军阀开始在茅台驻“护商军”。
　　护商军的设立，促进了茅台商业的持续发展。周西成自此十分青睐茅台酒，除自用外，每年都要大量采购送给国民政府和西南的一些大官显宦，使他们和更多的官吏更加推崇茅台酒。在周西成的宣传推介下，茅台酒声誉日隆。当时民谚有“内政方针，有官皆桐梓；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之说，客观地道出了茅台酒的影响。
　　正当袁祖铭与滇唐激烈争夺之际，已驻赤水的周西成与杨森、袁祖铭“释嫌修好”，被刘湘、袁祖铭分别委以川军第十二师师长、黔军第三师师长。同时，周西成又向滇军致电疏诚，唐继尧为拉拢周西成以制约袁祖铭和刘显世，委任周西成为滇军第八军军长。周西成得寸进尺，向滇军索要遵义八属作为他治军整饬之地。9月，周西成预感滇军可能向外移动，密令各部“严修备战，待时而动”，“如滇军退却时，我驻茅台之军队即酌派一团进驻遵义，或派一部分进驻新场……”。11月，周西成第四混成旅由仁怀挥军入黔西而后压迫遵义，滇军张汝骥部被迫退走，周西成遂控制了遵义及其各属。周西成在黔北的赤水、仁怀、习水根据地基本形成。
 
    贵阳人熟知的喷水池，解放前叫“铜像台”。据说，主政修筑公路，为贵州购置第一辆汽车，建电气局使贵阳人用上电灯，为贵州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贵州桐梓县人周西成，于民国十六年任贵州省长，可是周西成在位仅两年多，就因与军阀李小炎“内战”而被击毙，民国十八年(1929)年，贵州省主席毛光翔决定修建一座周西成铜像以示纪念，故此命名“铜像台”直至1952年拆除后改名为喷水池。
　　这个有关喷水池、“铜像台”的地名故事经过口传、书载，如今知道的人估计有不少。但是，就“铜像”本身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93岁的王守文老先生在他的手稿中讲述了这段趣闻。据说，周西成任省长后仍兼任第25军军长，平日最爱穿军装，而且厌恶穿西装的“假洋鬼子”，因此贵州省府派出官员到上海铸造周西成铜像时带去的周西成照片全是身着军装和长袍礼服的，可是铸造厂人说“军装已过时，长袍显不出武人气概”，并极力推荐当时很时兴的西装。经办人觉得言之有理便同意了穿西装的方案。铸造完工的周西成铜像，头部、面容与其本人照片无疑，较为生动，西装和皮鞋虽属配制的，也还大体相合，于是铜像运回了贵阳。随后，省府将周西成铜像安装在今天的中华中路与中华北路衔接处广场内的正中央，安装前，又在座台上加筑高约5米的像座，身着西服的周西成铜像就此面南而立。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铜像隆重揭幕当天，当众人的目光齐刷刷聚焦到周西成铜像上时，发现“周西成”头部大、身躯小，给人的整体观感极不相称。经调查方知上当，原来厂方为省事，就将一具别人身着西服的模型配上了周西成的头部。

    周西城和贵州的第一辆汽车
    文学家茅盾在他的散文特写集《贵阳巡礼》一文中对贵州的第一辆汽车是从都柳江抬入黔写道：“……根说贵州之有汽车，周西成实开纪元；当时周‘经营’全省马路，以省城为起点，故购得汽车后，由大帮民夫翻山越岭抬到贵阳。然后放它在路上走，这恐怕也是中国‘兴行汽车史’上一段笑话罢。”读了茅盾的文章，要想知这辆汽车是怎样“抬进”贵阳的，请看下文。
    在贵州没通公路之前，从广西到贵州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狭窄艰难的古驿道，另一条就是走都柳江水路。都柳江，发源于独山，经三都、榕江、从江、广西三江到柳州。都柳江贵州段称“都江”，广西段称“柳江”。 1927年，贵州省主席、军阀周西城委派卢涛在香港为他买了一辆七座的雪佛莱小轿车，并在广州聘李济深的汽车司机曹孝端随车。但是公路只通到广西梧州，要进贵州，只有走都柳江。所以车到梧州就改走水路，用船将小车运到柳州，再沿着当年柳宗元载驴进黔南的路线溯都柳江而上。车到榕江，往上走，水流湍急，航道狭窄，大船不能通行，于是就在榕江将车卸下，改用两条小船拼搭在一起载运小车，终于把车运到了都江。
    在船经过拉览村时，夜里遇上大雨不止，江水暴涨，装载汽车的小船因进水过多，连船带车沉入江中。两天后天气转晴，水位下降，卢涛才雇人将沉船和汽车打捞出水，然后拆卸开来，用人力抬运。先后雇请了260多个劳力，辗转十多天，才终于把这个现代化的新玩意弄到了贵阳，然后再拼装起来。
因为贵州从来没有过汽车，大多数人在此之前甚至没有看见过汽车，他们料想汽车一出门一定会有很多人围着看稀奇看古怪，人行路上，汽车来了也不知避让，于是，周西城就亲自拟就了一张告示。
    这张告示成为中国交通史上最原始、最愚昧、最蛮横、也最有趣的“交通法规”：“汽车猛如虎，莫走中间路。如若不信者，死了无告处！”
    文学家茅盾在他的散文特写集《贵阳巡礼》一文中对贵州的第一辆汽车是从都柳江抬入黔写道：“……根说贵州之有汽车，周西成实开纪元；当时周‘经营’全省马路，以省城为起点，故购得汽车后，由大帮民夫翻山越岭抬到贵阳。然后放它在路上走，这恐怕也是中国‘兴行汽车史’上一段笑话罢。”读了茅盾的文章，要想知这辆汽车是怎样“抬进”贵阳的，请看下文。
    在贵州没通公路之前，从广西到贵州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狭窄艰难的古驿道，另一条就是走都柳江水路。都柳江，发源于独山，经三都、榕江、从江、广西三江到柳州。都柳江贵州段称“都江”，广西段称“柳江”。
    关于周西成修马路的老山歌
    贵阳文史杂志
    笔者近年从几位耋耄老人的口中，收集到一些她们少儿时亲耳听到的山歌片段。其内容反映了当时贵阳人对周西城拆民房、修马路的意见，歌词如下：
    民国十五年拆城墙，周西城坐政在贵阳。喊了(音ao，下同)一声修马路(嘛)，众位保董[长]来商量，众位保董[长l商量好，一阵鸡飞(么)狗跳墙。
    男工妇女无其数(嘛)，手提锤钻响叮当，拆了好多好民房，占了好多好田庄。挖了好多坟阙墓(嘛)，毁了好多好牌坊。东门拆到(么)西门转，大十字拆得亮堂堂，牌坊拆来垫路走(嘛)，大巷口拆间好祠堂。拆了有的(么)尤自可，拆了无的(么)好凄凉，哪天出了真命主(嘛)，天下(么)太平不慌张。马路修得(么)宽又长，两边栽树(么)一行行。哪天树子长高了(嘛)，大树下头(么)躲阴凉。
    周西城主政贵州三年期间。曾经大修公路。1926年，率先在省城贵阳建环城路。据载，为修这条长20里、宽3丈的大路，，“黔垣各学校全体男女学生及各部队军士均分段参加……不期月，而自北迄南环城各段路工告成。”注：可见当时贵阳兴修公路的动作和规模是空前的。社会上对大规模拆城墙和民房修路的做法，意见颇大。原因是贵州地方刚遭受甲子、乙丑（1924至1925年）大灾荒，民众尚在困苦中挣扎，又遭此拆迁动荡之苦，不免大有怨气。从内容看，此歌当产生在修路之后，歌词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贵阳人民对那次兴修公路贬大于褒的心声。
    车子出了桐梓县城，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公路西行，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颠簸，便到了新桥乡的黑神庙。
    向导说：“河对面就是周西城故居。”我一下子便被眼前的山形水势怔住了。隐隐约约的大娄山，从那莽莽苍苍的山体分出的一支山脉，逶迤地向脚下的杨家河延伸过来。山势逐渐向下、向下，临近杨家河时，突然拔地而起，隆起一座小山，就像昂起的龙头。就在这小山脚下，杨家河畔，有几间青瓦楼房，便是有名的周西城故居。杨家河曲曲折折地绕着小山，奏着轻音乐，从周西城故居门前流过。我曾经到过黎庶昌的故里沙滩，那里的山水多了些温柔，少了些磅礴；到过辛亥革命名将王文华的故里兴义景家屯，那里又似乎多了些阳刚，少了些阴柔。眼下的周西城故里，既有壮阔，又有优美，刚柔相济，不可多得。
    我沿着一条小路，下到杨家河岸。杨家河不宽，水也很浅。河上有10来个跳蹬，我一步一个跳蹬地跨过了杨家河，来到周西城故居跟前。这才发现，这几间瓦屋的周围已无多余地皮，好像大娄山这支山脉，起起落落，蕴力蓄势，就是为了造就这寸金之地。这几间瓦房的布局很寻常，是云贵高原上常见的由正房、厢房组成的四合院。但就是从这普普通通的瓦房中，走出了贵州现代史上有名的周西城，他治黔三年，严惩贪官污吏，惩治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修建了贵州第一条公路，引进第一辆汽车，建起了第一个兵工厂、造纸厂、造币厂、白药厂，开办了第一所大学——贵州大学，在贵州现代史上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到桐梓，不能不去夜郎坝，那里有李白的遗迹。同样，不能不去黑神庙，因为那里既有雄山秀水，又有曾经叱咤贵州政坛的风云人物。

    三、昙花一现的毛光翔
    周西成阵亡后，李燊率部进入贵阳，组成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随后蒋介石明令发表李燊为贵州省主席。但仅仅十几天后，李燊便在周西成旧部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等人得联合进攻下退出贵阳，西走云南，桐梓系集团重新控制了黔政。
　　南京政府随即任命毛光翔为贵州省主席兼第25军军长，王家烈为副军长。毛光翔是周西成的表弟，又是其桐梓同乡和贵州讲武堂的同学，早就被周指定为桐梓系第一继承人，但原本就与毛光翔矛盾重重的王家烈对省主席宝座也一直虎视眈眈，此时见毛上台更加不满。毛光翔对此也有察觉，多次设计削弱王家烈的兵权，但蒋介石极力拉拢和支持王家烈，资助他各类新式武器，使王羽翼逐渐丰满，并逐步占据了黔东南和黔东北一带。
　　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作为25军代表出席会议。与会期间，蒋特别召见王家烈，对其褒奖有加，这更坚定了王取毛而代之的决心。1932年2月，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怂恿下，率部直趋贵阳，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其后不久，不甘心就此下台的毛光翔又策动桐梓系骨干蒋在珍、犹国材、车鸣翼等以“背叛长官，破坏团体，危害人民”为名联合起兵讨王，并一度取得了省城的控制权，但随即又被王家烈反攻夺回，最后毛光翔不得不以“母年高，又复倦于军政”为辞，退居赤水赋闲，黯然结束了其政治生涯。

    四、民国贵州省省长王家烈
    王家烈，字绍武，桐梓县新站区小水人，生于1893年农历5月27日。1911年毕业于桐梓高等小学堂，家贫辍学。曾于松坎至遵义间以背盐为生，1912年去遵义，曾在遵义县境教私塾。
    1914年8月，王家烈在遵义入伍，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后改称黔军。历任列兵、上等兵、下士、副班长、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司务长等职。其间，曾随队参加护国战争，战于川东、川南，“协守皇城”。后入湘参加护法战争，并于1915、1917年，先后入贵州陆军模范营和贵州讲武学校学习，1920年返黔后，升任周西成营八连连长，从此追随周西成驰骋于川滇黔境，以其沉稳、直率、善战的性格和功勋成为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军政集团主要骨干。
    1921年后，随桐梓系集团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王亦日渐提升，扶摇直上，1922年任营长、团长，1923年任旅长，1926年3月任黔军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后，周西成奉蒋介石令出兵讨共，命王率部入湘，驻沅陵，后退驻桐仁。1928年春，王又为第九路军总指挥周西成保荐为前敌总指挥，驻綦江、东溪一带。夏，川战发生，王被委任援川前敌总指挥，奉蒋介石令援川。10月，周西成、李 黔 东之战爆发，王家烈以第二十五军前线主要指挥官率部与李 部混战，致李失利，王亦负重伤。
    1929年5月，周西成在与李燊黔西之战中失利身死，王家烈率部由铜仁赶赴遵义，协同毛光翔稳住阵脚，组织反攻，使桐梓系重掌黔政。毛光翔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后，王任副军长。
    王因“恃功而骄”，“不满于平庸而居己上”的毛光翔，并以其实力威望而致毛光翔心怀疑惧，毛王之间渐生嫌隙。兼之蒋介石加紧利用毛、王矛盾，促成分裂，以图各个击破，统一西南，将贵州军政权力收归中央，毛、王裂隙与日俱增。1929年冬，蒋介石任命王为“讨逆指挥官”，令其开赴黔边牵制桂系，且寻机向外发展。王迅即得到黔东、黔东南广大地区，扩充了实力和地盘。1930年7月，蒋命王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且由中央和湖南省按月拨给军饷，兼夺得沅江上游滇黔两省鸦片集散地的巨额“特货保护税”，以购买枪械。又在参加1931年“清剿”张云逸、李明瑞部红军过程中，获蒋介石奖励大批枪械，遂扩军训干，实力大增。
    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代表出席会议。与会期间，蒋特别召见王家烈，褒奖有加，并赏其大批重炮枪械，坚定了五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的决心，王并向当局许诺吸收各方人士入掌黔政。正值毛光翔因惧王夺权，数次计欲先夺其兵权之机，王家烈却藉以口实于1932年2月重兵压筑，逼毛就范。蒋介石国民政府配合行动，立即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 于其赴筑途中。毛光翔迫于形势，放弃省政，以“自愿休息”名义让出省主席职位。2月26日，毛光翔公布由王家烈代理省主席。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正式任命王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家烈执掌黔政后，为攻固地位，一方面采取亲蒋路线，另方面为消除肘腋之患而进一步压制毛光翔。两者均加深了王在桐梓系集团内部的孤立并使矛盾激化。毛光翔遂离筑潜赴遵义，与蒋在珍、犹国材，车鸣翼等一起，斥王“背叛长官，破坏团体，危害人民“，以“反新二十五军系统”为号召结成反王联合。1932年11月，由蒋在珍、毛光翔首先发难于遵义，开始了二十五军内部的大混战。随即发展为王家烈与犹国材之间持续数年的大混战，最终导致桐梓系集团彻底崩溃，国民党中央势力入主贵州。
    1932年11月5日，犹国材自安顺出兵攻贵阳，24日王家烈败走榕江，犹部进入贵阳。1933年1月1日，犹国材受蒋介石委任，宣布就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暂时代理贵州省政府主席。1月19日，王家烈反攻入贵阳，毛、犹仓惶出走。21日，王家烈宣布复任。4月8日，国民政府令王家烈复任，犹国材免职。
    王家烈虽复掌政权，但已下受桐梓系集团反对，上又失宠于中央，外忧内患，财源枯竭，争战不绝，实力锐减。兼之“冶游无度，不大亲理政事”，大权旁落，犹、蒋、侯、车、毛等各自为政，时有骚扰。经济、吏治均一蹶不振，统治基础岌岌可危。虽也曾提出“整顿庶政”四点计划，似乎面面俱到，切中要害，但实际已无力实现，无法实施，终成一纸空文。
    1934年夏季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行动渐及湘黔境，蒋介石策划并严令“会剿”红军。王家烈反复掂量，权衡利弊后，“决定执行蒋介石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伺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5月，派蒋在珍、廖怀忠部往务川、印江、沿河，“防剿”红三军贺龙部，并借机排除异已，将廖怀忠部逼走湘西；9月，以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并亲赴瓮安、余庆督战，与湖南、广西“协剿”已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任弼时、萧克部；11月，奉蒋介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令黄道彬、谢沛生分别为省主席、军长代行拆，王亲临东路督战。12月中旬，中央红军攻克王数道防线，直抵乌江，指向黔北，王家烈企愿红军越境而过，只求自保。殊知，蒋介石“追剿”红军入黔之本意还包藏着“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好”的用心。中央红军入黔为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贵州除去王家烈提供了绝妙良机。黔军对红军作战节节败退之时，中央军不仅未予配合，反于1935年元月6日直取贵阳，实际上控制了贵州局势。王被迫再派犹国材、何知重赴前线与红军作战，希求夺回黔北，以图将来。但该部在红军打击下，丧师失地，几连身家性命不保，为蒋介石夺取贵州权力创造了条件。1935年3月，李仲公奉蒋介石派，迫王选择军政中之一项。晏道刚代表蒋介石出面与何知重、柏辉章二王部师长进行政治交易，促其反王。王家烈被迫于1935年4月6日，通电请辞省主席职务。4月9日，蒋任命王为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随即，蒋又内外交攻，上下胁迫，逼王家烈于5月初请辞军长职务。蒋当即任命王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5月3日，即令王与张学良同机赴汉口。黔军全部改编为中央直属五个师，分遣各地。1936年1月23日，王家烈授中将衔。1938年8月30日，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后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1942年改任军政部参事。1946年5月，何应钦迫王辞去军职。1946年9月6日，复任王为中将。1948年王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7月，谷正伦任命王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1月中旬，王返新站小水老家闲居。
    解放后，人民政府派员专程从小水迎送王家烈到贵阳。1950年6月，王去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学习。7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王家烈在人民政府感召下，由怀疑观望转变为拥护共产党领导。在土改中，他将贵阳的“虎门别墅”私宅卖掉，以偿还在旧社会对农民欠下的剥削债。1954年起，历任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5年，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56年，被吸收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1958年当选民革贵州省委委员。王家烈关心贵州建设和人民生活，不顾重病和被错划为右派的政治压力，对“大跃进”造成的“遵义事件”进行了中肯的批评，认为把粮食调光农民不能安心搞生产，“才得了浮肿病”，以致最后“造出人祸”。并提醒当局说：“农村太整得恼火了”。惜其善意的批评建议，反受到极左路线下的不公正待遇。同时，他还努力工作，以亲身经历和所知贵州史事，撰写成大量宝贵史料文章，供给历史学界研究。病殁于1966年8月。
    “贵州王” 王家烈
    王家烈武力夺取贵州政权后，南京政府立即任命其为第25军军长、贵州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等职，王家烈正式开始了其全面执掌黔政的“贵州王”生涯。
    王家烈大权在握之后，唯我独尊，尽情享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其妻万淑芬颇有野心，趁此机会肆无忌惮地干预政事，她代表王家烈到广西访问李宗仁、白崇禧，到广东会见陈济棠，与其订立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她还插手军队及地方人事安排，安插自己的兄弟子侄出任军政要职，因万淑芬是贵州铜仁县人，人们便把这个以万淑芬为中心的小集团称为“铜仁派”，当时还有人作了一副对联讥讽：“王纲坠地，万恶滔天。”对联中的“王”指王家烈，“万”就是万淑芬。铜仁派从桐梓系分子手中夺去了相当部分权力，蒋在珍、侯之担、犹国材、车鸣翼等桐梓系骨干深为不满，于是便各自为政，时有骚扰，而王家烈对此却不闻不问，致使贵州一省兵匪横行，贪官污吏比比皆是，税收多如牛毛，军队成了手握步枪和鸦片烟枪的“双枪兵”，经济、吏治均一蹶不振，统治基础岌岌可危。
　　1934年夏季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行动渐及湘黔境，蒋介石策划并严令“会剿”红军。王家烈权衡利弊后决定执行蒋介石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伺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12月，红军进入贵州，蒋介石听到此消息大喜，对部下说：“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1935年元月国民党薛岳部直取贵阳，控制了贵州局势。随即蒋介石与何知重、柏辉章二王部师长进行政治交易，促其反王，并逼迫王家烈在军政职务中择其一而为之，王家烈被迫辞去省主席一职，后又在蒋的内外交攻上下胁迫之下交出25军军权，以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虚衔离开贵州。黔军改编为中央直属五个师分遣各地，经营贵州十余年的“桐梓系”军阀集团至此土崩瓦解。
    在此，还须提及王家烈以后的去向和归宿。1935年11月，蒋介石让王家烈免试入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抗日战争期间，王家烈曾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未及两月）、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军政部参事。1946年5月，王家烈退役回遵义闲居，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1949年7月，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委任他以绥靖公署副主任，但王家烈尚未上任，贵阳即告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王家烈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委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8月11日，王家烈在贵阳病逝。

    从“盐巴老二”到将军－历史风云人物王家烈
    在夜郎故地——桐梓的山地上，晚清时期，民国初期，两件历史事件，深深地影响山民，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一生，成为历史风云人物。一件是晚清时期，清廷政治腐败，又遭列强欺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民不聊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咸丰四年(1854年)桐梓九坝场的杨龙喜，响应太平天国的号召，举行农民起义，攻下了贵州半壁江山，但遭到清廷的残酷镇压，波及桐梓城乡，山民的灾难更加深重，日子更加难过。一件是“史治称于天下”的晚清封疆名臣贵州织金县的丁宝祯（曾计杀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大太监安德，名燥中国）攫升为四川总督，深知贵州人民“无盐的痛苦”，他有胆识，廉洁刚正，不畏权贵，勇于任事，富有改革精神，上任后就大刀阔斧改革盐政。改“官督商销”为“官运商销”：井盐产地设厂局收购食盐，在仁、綦、涪、永四口岸设岸局，由厂局到岸局由官府运营，各岸则趸售给盐商，再转售给零销商。这一改革，使广大百姓受惠，每年为清廷增收税金100—200万两。川盐入黔的运盐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时期贵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诗人郑珍赞称：“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石”，繁荣了黔北经济，也活跃了城乡。
　　在背运盐的川黔古驿道新站驿站东十里路的小水慈井台，1893年7月10日（农历5月27日），教私塾的王大璋秀才家里，生下一男婴，取名家烈，字绍武。生时，其母张氏梦一星辰投入井中，故取乳名王海。因排行老二乡中晚辈皆称他为“海二爷”、“海二公”。少年时，面方口大，嘴张开可将拳头吞入口中，得个绰号“王岔口”。幼有大志，随父读书，资质聪颖，古文造诣颇佳。及长，颀长健硕，孔武有力，身材高大魁梧，腰腿硬朗。此时家道中落，度日艰辛。与姨表弟何知重到桐梓县城向家义学读书三年半，结识周西成，毛光翔等人。后向家义学被关闭，王家烈遂失学。便从事背盐巴体力劳动，当时老百姓称背盐巴的人为“盐巴老二”，维持一家人生活。
　　川盐入黔，綦江为主要码头之一。盐船溯流而上，沿綦江运至松坎清水溪，搬运上岸，储于盐号仓内，再雇“盐巴老二”力夫，背运到桐梓、遵义，然后转销各地。王家烈背盐时，鸡叫便起身，带上包谷饭团，急走六十里山路赶到清水溪，中午之前领取盐包，立即上路，到新站时已是深夜。稍事休息后，天不见亮又起行，到达八十里外的县城，已是夜深人静之时，将盐包交号后，才领得几个可怜的血汗钱，不及休息，连夜回家。稍事休息，天亮又出发开始第二天的行程。如此两天两夜奔行三百里崎岖山路，负重150斤往返劳累的生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炼就王家烈健壮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坚毅性格。
　　王家烈以其力气大和食量大在背盐的川黔古道上甚有名气。常人每次背盐最多100斤，他却要背150斤。路途中打尖吃饭，常人吃一碗“帽儿头”就够了，他却要吃两碗。即使后来当军长、省主席，食量依然惊人，无论是作客，还是请客，总要用大碗盛饭，并对人说：“我饭量大，你们难得给我添饭。”
　　王家烈之父早逝，兄绍尧也不善营生，弟家熹其时尚幼，全家生计仅靠他背盐巴换来血汗钱维持，以致他19岁那年娶亲时连一件像样的新衣也制不起，只好向邻家借衣迎亲。谁料，娶亲当天，衣主当众索还，使他狼狈难堪。
　　还有更难堪的事。一天，他去离他家二里外的石场坝赶场，街窄人挤，脚上的草鞋鼻子不慎将一个财主摆在街边的一担油箩带翻，财主逼其赔油。一个“盐巴老二”的穷力夫，哪里赔得起。他被反绑双手，吊在楼梁痛打。天亮后，幸得一位姓何的富户出于怜悯，出钱偿还油款，他才幸免于难。当夜，他即带着遍体鳞伤和满腔屈辱，出走他乡。他流落到遵义龙坑马坎，学做生意又亏本。当时马坎有个绅士姓李，正在寻找私塾老师，找到了他。他正在无法生活之时，立刻答应当私塾老师。每天有饭吃，一年一套新衣，也还过得去。
　　他深感世道之艰辛。教了一年书，1914年8月，投笔从戎，当兵吃粮，走上军旅生涯。在遵义入贵州陆军步兵团，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后改称黔军。历任列兵、上等兵、下士、副班长、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司务长等职。其间，曾随队参加护国战争战于川东、川南，“协守（成都）皇城”。后入湘参加护法战争，并于1915、1917年先后入贵州陆军模范营和贵州讲武学校学习，1920年返黔后，升任周西成营八连连长，从此追随周西成驰骋川滇黔境，以其沉稳、直率、善战的性格和功勋成为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军政集团主要骨干。
　　1921年后，随桐梓系集团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王亦日渐提升，扶摇直上，1922年任营长、团长，1923年任旅长，1926年3月任黔军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后，周西成奉蒋介石令出兵讨共，命王率部入湘，驻沅陵，后退驻铜仁。1928年春，王又为第九路军总指挥周西成保荐为前敌总指挥，驻綦江、东溪一带。夏，川战发生，王被委任援川前敌总指挥，奉蒋介石令援川。10月，周西成、李晓炎黔东之战爆发，王家烈以第二十五军前线主要指挥官率部与李晓炎部混战，致李失利，王亦受重伤。
　　1929年5月，周西成在与李晓炎黔西之战中失利身死，王家烈率部由铜仁赶赴遵义，协同毛光翔稳住阵脚，组织反攻，使桐梓系重掌黔政。毛光翔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后，王任副军长。
    王因“恃功而骄”，“不满于平庸而居己上”的毛光翔，并以其实力威望而致毛光翔心怀疑惧，毛王之间渐生嫌隙。兼之蒋介石加紧利用毛、王矛盾，促成分裂，以图各个击破，统一西南，将贵州军政权力收归中央，毛、王嫌隙与日俱增。王家烈能够成为贵州之主，得力于他的内助万氏夫人。万氏名淑芬，贵州铜仁人，名门之女。相传万宅门口，刻一副对联：“一门贰令尹，三代五公侯。”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却爱读兵书。王家烈驻铜仁时，不过是连长，托人向万家求婚。1926年，他终于与追求多年的23岁的贵州名门之女万淑芬结为伉俪。从此万淑芬成为他的“军师”，屡屡给他设计妙策。万淑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皆出于万氏之手。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善言辞，擅交际，常代表王家烈赴南京、去上海，拜谒蒋介石、宋美龄，八面玲珑，富有外交手腕，为王家烈上上下下打点。每当王家烈行军作战，万氏夫人总是乘轿随行。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但不结领带，外人不知，会以为是一位男士。其实，她是一位小脚女人，平素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在军中为王家烈出谋划策。在这位有“宋美龄第二”称呼的万淑芬女士和其势力强大家族的帮助下,王在1929年开始走上了事业的顶峰。他36岁时候当上了二十五军副军长,成为贵州的二号人物。之后,在夫人的帮助下,开始准备收拾掉当时贵州一号人物—任省主席和二十五军军长的老军阀毛光翔,夺取贵州领袖的位子。1929年冬，蒋介石任命王为“讨逆指挥官”，令其开赴黔边牵制桂系，且寻机向外发展。王迅即得到黔东、黔东南广大地区，扩充了实力和地盘。1930年7月，蒋命王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且由中央和湖南省按月拨给军饷，兼夺得沅江上游滇黔两省鸦片集散地的巨额“特货保护税”，以购买枪械。又在参加1931年“清剿”张云逸、李明瑞部红军过程中，获得蒋介石奖励大批枪械，遂扩军训干，实力大增。
　　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代表出席会议。与会期间，蒋特别召见王家烈，褒奖有加，并赏其大批重炮枪械，坚定了王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的决心，王并向当局许诺吸收各方人士入掌黔政。正值毛光翔因惧王夺权，数次计欲先夺其兵权之机，王家烈却藉以口实于1932年2月重兵压筑，逼毛就范。蒋介石国民政府配合行动，立即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于其赴筑途中。毛光翔迫于形势，放弃省政，以“自愿休息”名义让出省主席职位。2月26日，毛光翔公布由王家烈代理省主席。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正式任命王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家烈执掌黔政后，为巩固地位，一面采取亲蒋路线，另方面为消除肘腋之患而进一步压制毛光翔。两者均加深了王在桐梓系集团内部的孤立并使矛盾激化。毛光翔遂离筑潜赴遵义，与蒋在珍、犹国材、车鸣翼等一起，斥王“背离长官，破坏团体，危害人民”，以“反新二十五军系统”为号召结成反王联合。1932年11月，由蒋在珍、毛光翔首先发难于遵义，开始了二十五军内部的大混战，最终导致桐梓系集团彻底崩溃，国民党中央势力入主贵州。
　　1932年11月5日，犹国材自安顺出兵攻贵阳，24日王家烈败走榕江，犹部进入贵阳。1933年1月1日，犹国材受蒋介石委任宣布就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暂时代理贵州省政府主席。1月19日，王家烈反攻入贵阳，毛、犹仓皇出走。21日，王家烈宣布复任。4月8日，国民政府令王家烈复任，犹国材免职。
　　王家烈虽复掌政权，但下已受桐梓系集团反对，上又失宠于中央，外忧内患，财源枯竭，争战不绝，实力锐减。兼之“冶游无度，不大亲理政事”，大权旁落，犹、蒋、候、车、毛等各自为政，时有骚扰。经济、吏治均一蹶不振，统治基础岌岌可危。虽也曾提出“整顿庶政”四点计划，似乎面面俱到，切中要害，但实际已无力实现，无法实施，终成一纸空文。
　　1934年夏季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行动渐及黔境，蒋介石策划并严令“会剿”红军。王家烈反复掂量，权衡利弊后“决定执行蒋介石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伺机与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5月，派蒋在珍、廖怀忠部往务川、印江、沿河，“防剿”红三军贺龙部，并借机排除异己，将廖怀忠部逼走湘西；9月，以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并亲赴瓮安、余庆督战，与湖南、广西“协剿”已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任弼时、萧克部；11月，奉蒋介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令黄道彬、谢沛生分别为省主席、军长代行拆，王亲临东路督战。12月中旬，中央红军攻克数道防线，直抵乌江，指向黔北，王家烈企愿红军越境而过，只求自保。殊知蒋介石“追剿”红军入黔之本意还包藏着“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戎好”的用心。中央红军入黔为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贵州除去王家烈提供了绝妙良机。黔军对红军作战节节败退之时，中央军不仅未予配合，反于1935年1月6日直取贵阳，实际上控制了贵州局势，王被迫再派犹国材、何知重赴前线与红军作战，希求夺回黔北，以图将来。但该部在红军打击下，丧师失地几连身家性命不保，为蒋介石夺取贵州权力创造了最后的条件。1935年3月，李仲公奉蒋介石派，迫王选择军、政之一项。晏道刚代表蒋介石出面与何知重、柏辉章二王部师长进行政治交易。尔后，又用重金收买王家烈手下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以加入“中央军”为诱饵，让二人怂恿部下“闹饷”，武装逼迫王家烈下野。4月6日，自知大势已去的王家烈连发四次辞职电报给蒋介石。稳坐贵阳的蒋介石批准了王家烈的辞呈，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衔和5000块钱旅费。4月9日，蒋任命王为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随即，蒋又内外交攻，上下胁迫，逼王家烈于5月初请辞军长职务。王家烈失去了地盘，又失去了军队，成为一个光杆司令。此时红军又在中央军的压迫下离开贵州境内转而进入云南，王家烈彻底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此时时机已到，用蒋介石的话来说:终于到了收拾这个家伙的时候!王家烈毕竟在贵州经营多年，蒋介石不愿意他再长期留在贵阳，夜长梦多！蒋介石当即任命王家烈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头衔并决定第二天就离开贵阳乘坐飞机回南京，王家烈亲自去机场送行。在蒋的飞机发动以后，蒋介石突然对送行的王家烈说：家烈,你没什么事情，就顺路就跟我回南京！王家烈闻言大吃一惊，不知道蒋介石到底是什么用意，立时汗流浃背，他推说还有事情需要留在贵阳亲自处理，而且也没有带着行李，不愿意去。但是蒋介石说：这些都是小事，就交给你的随从处理吧！王家烈无奈，只得带着一起来送行的小老婆粱氏，同蒋介石一同飞到南京。从此，贵州就再也没有王家烈这号人物了！在贵州盘踞长达20年的桐梓一派也土崩瓦解。桂系李宗仁听闻此言，讥讽到：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5月3日，即令王与张学良同机赴汉口。黔军全部改编为中央直属五个师，分谴各地。1936年1月23日，王家烈授中将衔。1938年8月30日，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后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1942年改任军政部参事。1946年5月，何应钦迫王家烈辞去军职。1946年9月6日，复任王为中将。1948年王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7月，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任命王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王家烈接任任命后，每天去上班，却什么事也没有。为防迫害，11月中旬，王返新站小水老家闲居。
　　贵州解放后杨勇将军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派16军尹军长打听王家烈消息，其后派遣李团长率三名战士和一辆吉普军车直赴小水，向王家烈递交杨勇将军信函，并赠予有关文件，书籍以供参阅。王家烈阅后，相信共产党不计前嫌，决定回贵阳。当时川军残兵、贵州土匪四处为患，解放军以一连兵力武装护送王家烈至贵阳。省委任命他为“贵州省支前委员会主席”。王家烈出现在政治舞台，对安定贵州局势，支援解放军入川西，解放西藏均起到有益作用。王家烈不孚众望，积极工作，电函下属故友，择善而行，走光明之路。在他的影响下，王天佑、王景渊、万式炯等先后前往贵阳参加学习，参政议事。1950年6月，王家烈去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学习，7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1年，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邀请王家烈到成都参加西南军政会议。王家烈在人民政府的感召下，由怀疑观望转变为拥护共产党领导。他常说；“我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块绊脚石，但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在土改中，他将贵阳的“虎门别墅”私宅卖掉，以偿还在旧社会对农民欠下的剥削债。他感慨地说：“回味幼时穷困，在晚年尽力为贵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献力，是一生中最大的荣幸。”1954年起，历任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5年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56年，被吸收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1958年当选民革贵州省委委员。王家烈关心贵州建设和人民生活，不顾重病和被错划为右派的政治压力，对“大跃进”造成的“遵义事件”进行了中肯的批评，认为把粮食调光农民不能安心搞生产，“才得了浮肿病”，以致最后“造出人祸”。并提醒说：“农村太整得恼火了”。惜其善意的批评建议，反受到极左路线下的不公正待遇。同时，他还努力工作，以亲身经历和所知贵州史事，撰写成大量史料文章，供给历史学界研究。
　　1959年9月，王家烈赴首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毛主席说：“红军过了贵州，家烈你也交了兵权”。王家烈惶恐而不知所答。过了一会儿才爽朗的笑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周总理辛苦。”同时贺龙，叶剑英元帅也会见了他。国庆十周年前夕，王家烈与政协委员们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观光。回省城后他常与亲友们谈及他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情景，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幸。1966年8月10日，王家烈因患糖尿病等诸症并治，医治无效，在贵阳辞世。

    五、犹 国 材 其 人
    曾 静
    犹国材，字用侬，贵州省桐梓县兴隆乡犹官坝（今重庆市万盛区关坝镇兴隆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二十日。幼读私塾，后就读于遵义中学。1917年入贵州讲武学堂学习。犹从戎后，在川、滇、黔军阀割据混战中，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师长、军长，直至1944年弃职赋闲，1950年病故。犹的一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混战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时势的变迁。 
    桐梓系核心人物 
    1920年（民国9年），犹国材任贵州陆军总部警卫团排长。后任黔军何应钦第五旅连长。1921年，在同乡江国璠策动下，率部投靠桐梓籍周西成旅，被委为营长。其后即追随周西成征战于川黔边区。1923年，周西成组织“靖黔军”挥戈返黔，犹国材与毛光翔、王家烈同时升任旅长。在当时川、滇、黔军阀为争夺权力而混战的角逐中，周西成率部辗转战斗，实力迅速壮大，1925年即控制了黔北、黔西北的广大地区，形成以周西成为首领、以桐梓人为骨干的军人集团。犹国材成为该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列为周预为排定的集团领袖继承序列“群（毛光翔名群麟），绍（王家烈名绍武）、佩（江国璠名佩玙）、用（犹国材名用侬）”之末。
    1926年4月，周西成任贵州省主席，犹旅先行入省城接防。9月，广东革命政府列编周西成部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任命周为军长兼省政府主席，取代兴义系军阀对贵州的统治。犹国材旋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率部驻西路安顺。第一师（师长王家烈，桐梓人）驻东路铜仁，第三师（师长黄道彬，桐梓人）驻北路遵义，第四师（师长皮德沛）驻南路独山，第五师（师长侯之担，桐梓人）驻赤水及叙永、古蔺、古宋、永宁等地，教导师（师长刘仁权）、军官训练团（团长江国璠，桐梓人）、特科训练处（主任郭惠昌）、宪兵营（营长赵开明）驻贵阳地区。同时，周西成上台后，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改委了数十名县长，安排了大批桐梓籍人相继进入各级机构。习称这一集团为贵州军阀桐梓系军政集团。
    周西成入主黔政以后，为防止国民党染指贵州，采取“联桂拒蒋”策略，向桂系靠拢。1927年，两广首领李济深分拨新从英国进口的枪械4000支给贵州，又令兵工厂为其赶制子弹1000万发，另赠送大型电台一部。随后，周派参谋长到两广，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签订了《黔桂联盟协约》。
    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当月下旬，蒋介石电令贵州周西成去湘讨共。周对蒋虽十分忌恨，但想借“讨共”之机开疆拓土，“多占几县税收，多养一些兵，”以壮大自己，称雄西南。5月上旬，周命犹国材为“讨共”总指挥，挥师入湘。当月25日占据洪江。继而王家烈率一个师的兵力进驻沅陵，杨寅亮旅进驻桃源，车鸣翼旅进驻辰溪，周积善旅进驻芷江。不料杨寅亮旅旋遭驻常德湘军熊震部攻击，退回沅陵。车、杨两部联合进取溆浦，又遭湘军陈汉章击败，陈乘胜进逼洪江，犹国材同驻芷江的周积善及车、杨两部在湘军的压迫下，退回黔境，王家烈师也返铜仁。周梦想破灭。 
    内部纷争 
    周西成战殁? 1929年4—5月，周西成率部与蒋介石授意、由龙云支持的返黔夺取黔政的李燊第四十三军作战中，黔军失利，周西成中弹战殁，李部占领贵阳。蒋介石随即明令李燊为贵州省主席。犹国材率部与毛光翔等退守乌江北岸，于是桐梓系头目聚集遵义，在多数将领推举下，由毛光翔代理二十五军军长，毛荐王家烈为副军长，整顿部队。7月初，犹国材率部协同毛光翔、王家烈反攻贵阳，将李燊四十三军赶出贵州，桐梓系再执黔政。10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毛光翔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
    蒋扶王倒毛? 在遵义毛光翔被推举代理二十五军长后，曾在会议上当众宣布王家烈为副军长。毛进入贵阳后，怕王“难以驾驭，”有意扶持恭顺听命的犹国材，准备以军事厅长的闲职安排王家烈。王心怀怨愤，率部离开贵阳，向外另谋发展。1929年冬，蒋介石又直接委任王家烈为“国民革命军讨逆指挥官，”令其率部赴黔桂边境，以牵制李宗仁、白崇禧的后方。为稳住毛光翔，同时加授毛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12月，王家烈率部离开贵阳时，毛光翔有口难言，只得将计就计地令王开赴黔桂边境后，“设法将赖心辉送走，并收复铜（仁）、松（桃）和溶江，”使王家烈顺利进驻铜仁、松桃等地，取得了一块扩充军事实力，与毛光翔分庭抗礼的根据地。
    1930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令王家烈出去“会剿”红军，王率部佔领黔阳、洪江。次年7月，王又按蒋介石命令，与湘军张亮基师联合，到靖州、绥宁一带发动对工农红军的围剿。自是王控制了从黔东铜仁、松桃到湘西的黔（阳）、洪（江）一带。以此，南京国民政府一次就赏其德造九子枪1000支，子弹20万发。王又通过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购进步枪2000支和子弹，大大扩充了军事实力。蒋介石又每月拨发3万元，湖南何键每月还奉令助饷2万元，使王经费充裕，实力得到不断加强。
    王家烈势力的膨胀，自然为毛光翔等部份桐梓系势力所不容。王家烈率部开赴黔桂边境时，毛光翔等人便有纵虎归山之虑。1931年元月，贵阳盛传“中央有令王绍武接毛军事，何辑武主黔政之说。”毛光翔遂采取断然措施，以犹国材取代王家烈职务，并以省主席名义，电令王家烈速轻骑返贵阳参加“整编会议”。王接电明知其诈，遂将计就计，变轻装晋省为武装进省，亲率主力4个团及炮兵团、特科训练处、独立营等部，由洪江向贵阳进发。王家烈武装进省与毛光翔争夺黔政，迅即得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支持。1932年2月，王家烈的部队刚从洪江开抵芷江，国民政府军政部即令：“升任王家烈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毛光翔虽然明知已无法维持其统治，仍授意蒋在珍师控制乌江以北，宋醒旅佔据鸭池河以西，犹国材师控制安顺以西及盘江八属，车鸣翼旅佔据铜仁、松桃、思南、印江一带，意欲将王家烈围困于贵阳，让其知难而退。王家烈持以军事优势，又有蒋介石支持，无所顾虑。副师长柏辉章率领的先头部队，急驰贵阳城郊佔领各军事要地。此时，桐梓系高层多数不愿毛、王彻底破裂，以致系统崩溃。主张毛光翔退让一步，“以总指挥的名义控制军政，将军长及省主席让与王家烈，以保全贵州，保全系统。”毛光翔采纳众议，派犹国材、江国璠前往龙里对王表示“欢迎。”1932年2月26日，王家烈率部抵达贵阳，毛光翔以第六路总指挥的名义，率大小官员到油榨街农林学校迎接。4月14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王家烈为贵州省政府主席。”犹国材升任副军长，得滇军龙云支持，驻防割据安顺黔西北一带20余县。 
    王、犹之战? 王家烈借助非桐梓系势力登上省主席宝座，为桐梓元老人物所不满。王就任后，着手改组省政府，毛光翔当政时的委员除黄道彬一人蝉联外，余皆免职。一部分桐梓头面人物奔走联络，抨击王家烈要“搞垮桐梓系，”“成立新二十五军系统。”毛光翔即抓住时机，企图利用“桐梓同乡会”的力量，将已四分五裂的桐梓系集合于“反新二十五军”的口号下，形成反王势力。王家烈虽为军长兼省主席，而毛光翔继续保持其总指挥的头衔，在军事上，除王的直属部队之外，毛依然可以暗中指挥，使王难于驾驭。1932年8月，以毛光翔为首的原桐梓系集团与王家烈政权之间的矛盾加剧，于是拉开了桐梓系集团同室操戈的序幕。王部简文波旅开抵鸭池河，与蒋在珍部发生激战；犹禹九旅奉令将蒋在珍属下宋醒旅赶出毕节。经过激战，简文波旅攻破蒋在珍防线，兵抵白腊坎，直趋遵义。正当王部全力进攻遵义时，驻安顺的第二师犹国材部，于1932年11月24日迅速袭佔贵阳。王部回援不及，败走榕江。12月初，蒋介石令犹国材接任第二十五军军长，暂兼代贵州省主席。
    王家烈退回榕江后，收容整理部队。1933年1月19日，王攻下贵阳，毛、犹仓惶败走，城内一片紊乱，“被杀之兵满城，而被劫之家亦不少。”王家烈攻佔贵阳后，重新恢复统治。4月8日，国民政府复任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犹国材“毋庸暂兼代。”
    经过这场混战，王家烈政权政治上更加脆弱，军事力量亦大不如前。围攻安顺的队伍久战不能取胜，不得不与犹国材的第二师进行谈判，让第二师顺利撤退。犹国材败走云南后，“得蒋介石十万重金之助，又得蒋密滇龙助犹攻王之电“。经过整休，犹国材在云南龙云的支持下，于1933年4月，分3路举行反攻，回驻盘江八属，与王家烈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
    桐梓系集团的内部纷争，除自身利益矛盾冲突外，与蒋介石进行的分化瓦解也密不可分。蒋采取这种分化瓦解之策，不断削弱各地方军阀的实力，为乘虚而入创造条件。 
    蒋控制贵州与王、犹堵截红军 
    王、犹之战后，王家烈与反对他的部队明争暗斗之际，1934年5月中旬，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由彭水进入贵州，6月底在黔东地区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王家烈十分恐惧。他一面“电呈中央，请立饬川湘鄂各军协剿”，同时召集亲信会商制定进军黔东方略,通过何知重、黄道彬等要员的斡旋，于1934年8月底与犹国材举行了“关岭会议。”王对强手犹国材作妥协让步。双方商定：犹国材的6团兵力交王统率，当即开赴黔东、湘西一带与红军作战；王家烈则让出省主席一职畀犹代理，并保举犹国材为剿“匪”总指挥。会后王电国民党中央政府以示“一致团结，奋发效命。”
    “关岭会议”后，王家烈下令驻印江、德江的黔军5个团，由旅长李成章指挥，向黔东特区发起进攻。9月28日，在“木黄战役”中，红三军将黔军击溃，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在此之前，红六军团也于9月上旬进入黔境。王家烈急回贵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防剿部署，指示财政厅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经济接济。还分别致电湖南何键、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派兵入黔“协剿”。
    不久，何键和李、白分别派代表到筑与王家烈会商“剿赤”办法。还捎来李、白所获信息和建议：“李、白接上海密电，红军主力将离开江西，蒋介石必将借追剿红军的机会，派中央军进入西南各省，夺取政权，”“李、白建议，滇、黔、桂三省出兵，在黔桂边境的黄沙河一带防堵，压迫红军主力向湖北秭归、巴东方面渡江北上，以免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阴谋得逞。”王同意李、白的意见。
    就在黔、湘、桂军阀加紧纠合之际，红六军团于9月20日兵分两路进至黎平。后在甘溪与桂军相遇，因寡不敌众，主力被截成3段，陷于黔、桂、湘24个团的包围之中，红军采取“灵活的游击动作，”转战于石矸、江口、印江一带，跳出了包围圈，10月下旬，红六军团的各部在松桃、印江等地与红三军会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在反击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时失利，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撤离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由于湘桂军阀均惧怕蒋介石借追剿红军翦除异已，染指各自所控制的地盘，因此，都采取“保境守土，驱逐为上”的“送客式的追击”策略，使红军很快突破了蒋介石所部署的4道封锁线。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央红军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进军方向，由湖南通道转向统治力量较弱的贵州。
    蒋介石立即向湘、黔、川各省发出堵截红军的“筱电”，命令王家烈以瓮洞沿清江河上游至黎平，经中潮至洪州，为其守备区，于锦屏、黎平两地，设置有力部队相机堵击、阻击入境。为了达到消灭中央红军于西南腹地的目的，并进而控制西南，摈除地方势力，蒋介石将嫡系薛岳部、黔军王家烈部、桂系廖磊部归入何键“追剿军”总部统辖，仍以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迫使王家烈纳入蒋的统一指挥之下。
    王家烈接蒋介石电令后，经反复酌量，终于“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面尽量给红军以打击，使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1934年11月上旬，王家烈在贵阳召开有犹国材、侯之担在内的高级军政人员会议，落实防堵计划。确定以二十五军主力各部集结黔东各县防堵红军。12月13日，王赶赴马场坪督战，仍任命犹国材为“贵州全省剿匪总指挥，”促其所部迅速出动，又命副军长侯之担派兵集中施秉、黄平，沿乌江布防。派第一师师长何知重为“贵州全省剿匪副总指挥”，往施秉指挥前方各部。
    为配合王家烈的防堵部署，蒋介石急令湘军刘建绪部赶赴黔东，在乌江东岸一带布防；又电令原在川鄂边境的徐源泉部，往四川酉阳、秀山一带围堵。同时，还令其嫡系薛岳部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军）尾随红军，兼程向贵州跟进。 
    由于桐梓系军阀内部矛盾，犹、侯两部行动迟缓，直到12月中旬，黔军各路仍未能抵达指定地点，而王家烈的主力部队被红二、六军团牵制在铜仁一带，实际上赶到黎平、锦屏一线阻击红军的只有何知重直属的两个营、周芳仁的两个团和一些民团。
    中央红军在王家烈赶到马场坪的前一天，前锋部队已抵达黔东南黎平城下，黔军及民团仓惶迎战，一触即溃，红军势如破竹，突破清水江后，迅速攻克锦屏、剑河、施秉、台拱、镇远、黄平、余庆等县城，31日，直抵乌江南岸。 
    惨败与桐梓系瓦解 
    当时驻守黔北、川南一带的，是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川南边防司令侯之担。王家烈在贵阳召开防堵红军会议上，委侯任贵州剿匪后备总指挥，令其防堵乌江北岸及黔北地区，许以将红军逐出黔境后，由侯主黔政。会后，侯调集其13个团的全部兵力驻防黔北各地，亲率6个团集结于乌江。在各主要渡口设重兵扼守。侯部吸食鸦片为甚，号称步抢加烟枪的“双抢兵”。侯自恃兵多将广，天险难攻，终朝吞云吐雾，卧吸鸦片，只待成功。
    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抵临乌江江界河渡口。次日上午即发起进攻，未克。3日上午，红军再次强渡，战至下午，突破封锁线。随着江界河渡口的攻克，黔军侯部土崩瓦解，向后溃退。“双抢兵”丢的满路烟枪。一个所谓“三八式连长”（他一连人都是三八式枪，是侯之担的卫队）受了重伤，其士兵用绳子捆起他手脚四肢，像抬猪一样抬着走，结果在半路上抬死了。
    中央红军渡江后，乘胜追击，不停地攻击前进，于元月7日晨佔领遵义城。同时红军右路占湄潭，绥阳，中路占桐梓城和川黔边之松坎，击败川军廖泽旅。数日之内，侯之担部先失乌江，后丢遵义和整个黔北，败奔赤水。1万多人的部队损失过半，大部份枪弹被红军缴获。
    当侯之担部在乌江北岸与红军激战之时，尾随红军入黔的“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到达施秉、黄平、镇远一带。这时王家烈见红军入黔后并未指向贵阳，希冀红军只是越境而过，自己剩下的有限力量，不敢再与红军较量。在红军突破乌江，挺进黔北之际，王家烈同犹国材回到贵阳“取观望态度。”
    就在这时，薛岳约王家烈、犹国材等人在重安江会面，确定“平越、黄平、余庆一带防务，由中央军负责，黔军则移至贵阳附近，侧重清水江及开阳方面防务，堵‘匪’西窜。”但是，事后薛岳并没有在平、黄、余一线展开兵力，而是派其主力直取贵阳。打破了王家烈守住贵阳、保全实力的梦想。他不得不派犹国材等赴前线指挥，几乎全部黔军被逼上与红军作战的黔北第一线。
    红军击败侯部后，并未前进，在遵义、桐梓、湄潭、绥阳休养兵力12天。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此期间，蒋介石调集西南地区各路军阀部队共150多个团、40余万人的兵力，企图从川南、黔北、滇东、湘西4个方向实施合围。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抓住战机，于“土城战役”后一渡赤水，由四川的叙永，古蔺转入云南扎西。根据敌人主力大部集结川黔边境，黔北之敌相对薄弱的情况，旋又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避实就虚，挥师掉头东进，回师黔北，“消灭贵州、四川、云南以及蒋介石的追剿部队，”首先打击战斗力最弱的黔军王家烈所部。
    2月18、19两日，红军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渡赤水河，25日再一次攻佔桐梓。王家烈立刻由贵阳赶赴遵义坐镇指挥。驻遵师长柏辉章急令旅长杜肇华率刘鹤鸣团扼守娄山关。26日拂晓，红军向娄山关发起进攻。经激战，红军攻克娄山关。当日在娄山关即与由遵义向娄山关攻击前进之王家烈部两师人接触。王部几次仰攻娄山关，均被红军守军击退。红军派大部由两翼包抄王军之后，攻佔王军背后之遵桐马路上的板桥镇，截断王军归路，而娄山关之红军亦居高临下进攻王军，王军不支，被4方包围，两师人大部缴枪，小部溃散。红军当夜佔领遵义。闻王家烈出走时只率师长柏辉章等随从数人。此仗实使王家烈倾家荡产。次日，自贵阳前来增援王部的薛岳所部由吴奇伟率领的两师人（不知王败得这样快），在遵义受到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包围夹击，大部份被缴枪。吴军全部辎重尽为红军所得。
    红军在遵义战役胜利之后，驻重兵于遵城西南60华里的鸭溪，引诱薛周两军及川军决战，薛周两部及川军均小心异常，不轻易进攻。红军几次在赤水河两岸引诱决战，薛周两军均不前进，只小心地构筑碉堡。红军即急行军乘隙偷渡乌江，拟向南威胁贵阳。红军南渡乌江，即思入川，但红军则故向东，佯攻瓮安、黄平。待南京军东向及滇军出滇而向贵阳时，红军忽然向西南插入贵阳，竟由贵阳与龙里之间通过，以佯攻贵阳姿势，而以主力佔领定番（今惠水）、长寨、紫云等县城。 
    红军佔领长寨之后，军委的战略方针是迅速渡过北盘江向云南前进。红军十一团在佔领广顺城第二天，接到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抢渡北盘江的直接命令：“十一团为先遣团，於明日十二时赶到北盘江，控制渡河点，并架设浮桥”。“同时，佔领白层河渡河点，掩护全野战军渡河。”在到达北盘江以后，即由蓝参谋长率领十一团第一营经孔明坟沿江而下佔领白层，控制白层渡河点，以便军事委员会直属队与第五军团及其他部队渡河。
    白层是北盘江的重要渡口，为贞丰、兴仁的门户，常驻有重兵把守。在黄昏以后的时候，第一营到达了白层。所有的渡船与商船都停泊于彼岸，为犹国材之一营派兵看守着。河水深不可测，自然也就不可能徒涉了，并且由河岸到贞丰城要经过一个山口（从大山中间凿了一个口，好像城门一样），这就增加了红军渡河的困难。
    “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机关枪架起来打了再说。”蓝参谋长这样向田营长说。
    “啪！啪！啪！……”
    河对岸的敌人并没有还枪，只是把卡子以及河岸的灯光完全弄熄了。敌人并没有什么动静。于是红军休息下来了。除在沿河布置警戒外，还到处征集架桥材料，准备拂晓强攻。
    “报告！”一个小哨的排长向田营长报告情况：“河中间过来了一只船，不知道做什么的！”
    大约是晚上10点钟以后了，守白层的敌军营长慑于红军的声威，不敢与战，派了他的副官来办交涉。探听红军的行动。
    “只要过河，什么都不要！”这是红军向副官提出的。当然还是带着些外交式的客气。经过以实力作后盾的宣传之后，得到了这样的结果：把船给红军渡河，借路给红军过。
    “究竟我们为什么……”那副官多少带着些不好开口的样子，但他终于说出来了，“上级有命令，就是这样的过去，似乎不大好，还是假打一下吧！”
    半夜的时候，渡船一只一只地从河的对岸摇过来了。同时间对岸敌军（似乎也是友军了）的灯光也燃起来了，但那灯光慢慢地向这边移动了。红军也就不客气地驾上船一船一船地渡过去，依约假打了几枪。红军就在这样“还是假打一下吧！”的情况下安然地渡过去了，白层的渡河点就这样控制在红军之手。
    红军渡过北盘江，并佔领贞丰、安龙、兴义等县城。此种机动，确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而当时滇军4个旅已入黔，南京军、川军、黔军、滇军，均落于红军之后，红军反得乘空入滇，一路无阻，到处缴获少数滇军之枪械，佔领滇中许多城市，截断昆明通黔的几条汽车路。红军入滇目的本在渡过金沙江，故即分兵两路入滇：主力则佔沾益、马龙、寻甸、嵩明而直逼昆明；而另一路则先在滇黔边境吸引黔滇军，曽击败犹国材之5个团，乘胜入滇佔宜威东川两府，后直趋巧家县而渡过金沙江。红军主力逼进昆明，云南全省震动。但红军目的并不在占昆明，而是引诱滇军不向金沙江边而急援昆明。同时红军原定在交西渡（亦名绞车渡）口渡过金沙江，但为迷惑追军而故意西佔禄勤、武定，更西进而佔元谋，由元谋北上至龙街佯作渡河。这一调虎离山之计，使追军周浑元和滇军、湘军将全部进剿部队，均趋元谋。而红军却全部在交西渡无阻碍地渡过金沙江。龙街之佯渡部队，亦由捷径赶回交西渡。红军在金沙江边安然渡了9天9夜。待追剿部队折回交西渡，红军已全部渡过金沙江，完全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实现了北渡长江的目的。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剿共”战事告一段落。王家烈的黔军经蒋介石一再推向第一线作战，损失殆尽，蒋介石即逼王下野。1935年4月6日，王家烈辞去贵州省主席职。4月底，蒋介石即在报上公布免去王家烈二十五军军长职务。桐梓系军阀对贵州长达10年的统治即告结束。二十五军各部被蒋介石分编为5个师，直接归蒋指挥，后又将这5个师调离贵州，分散驻扎。犹国材所部被改为一二一师，原犹部参谋长任师长。7月中旬，蒋介石令驻黔绥靖公署划全省为4个绥靖区，犹国材任第四绥靖区指挥官。随后，犹即被免去本兼各职，调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1936年1月，犹被授衔为中将。1939年，军政部委犹为军政部驻西安办事处主任。1944年秋，犹奉调赴重庆军政部。抵重庆后，遂弃职返遵义赋闲。1950年农历10月病故于贵阳。故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市军管会荐犹国材为西南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委员及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人选，因病未到任。

    六、桐梓系军政集团文化形态之刍议
    李斯民 2008年9月18日
    贵州省桐梓系军政集团在民国初年掌黔十载。对其文化形态的研究问题，近因旅游宣传诱导，而从历史长河中浮出水面。笔者出于“走近历史真实”之旨，参与探讨桐梓系军政集团文化形态的究竟。（以下简称“桐梓系”）。
    文化历史背景
    文化是什么？据说有160多种解释。笔者只采《辞海》所载狭义而言“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现象，每一社会都有其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据上所论，在探讨桐梓系军政集团的文化形态中，必须认识三个问题：一是它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二是它与贵州历史文化的关系；三是它与贵州近代化进程的关系。试分议之。
    第一、桐梓系军政集团的文化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毛泽东述：“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逐渐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作为一个省域的一个军政集团文化在总体上不可能超越这个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
    第二，桐梓系军政集团的文化与贵州历史文化的关系。什么是贵州文化？当代有识之士认为“研究贵州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的优秀成果。”古代贵州文化分为“孕育期”“形成发展期”、“繁荣期”和“转型期”。清季以降，“在新潮的冲击下，贵州文化进入新文化的范畴”。在民国初期贵州文化态势中，桐梓系军政集团的文化是对贵州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张扬。
    第三、桐梓系军政集团的文化与贵州近代化进程的关系。在近代中国，近代化是指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及其所引起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这当然也包括文化的更新。贵州的近代化是从清末发端的。丁宝祯、黎庶昌和李端棻等思想先驱，鼓吹新政，匡助变法，举办实业，尤其是兴办新式学校等，为贵州近代化开了先河。1902年创办的“贵州大学堂”则是其标志。“桐梓系”无论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均与其熏陶不无影响。桐梓系军政集团的文化在贵州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历史的促进作用。
    以下进一步从宏观的各个层面探讨桐梓系军政集团文化的外部形态，这里论及“三个层面”；一是制度文化层，二是观念文化层，三是物质文化层。
    关于“制度文化层”。“桐梓系”的政治制度即为“军阀”。《辞海》称：“拥兵自重，割踞一方，自成体系的军人或军政集团”。其特征表现为割踞、分裂、争权、混战，残害民众等等。孙中山曾慨叹中国军阀“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当然也包括雄踞西南一隅的“桐梓系”。这是问题的共性。然而各个地域或各个军阀也有不同之处。在贵州，从1912年3月1926年，先后主政的杨荩诚、刘显世、彭汉章等13人都具有军阀性质，他们出身豪绅和官僚，乘辛亥革命之机，摇身一变，钻入革命政权，出于其个人野心和集团私利，混战连年，民不聊生。“桐梓系”的领导层出身草莽，起于卒伍。周西成家仅有三亩薄地，王家烈家贫曾背过盐巴，毛光翔家佃田营生，犹国才依寡母做佣工长成，因此他们能体贴民瘼，同情百姓，兼之所受教育除孔孟之道，还受辛亥革命前后新学的洗礼，具有正义感。因此，其政权既有封建割据的反动性，也有忧国体民的开明性，这就反映桐梓系军政集团的文化形态独具的“双向性”。
    关于“观念文化层”。“桐梓系”从制度从化层的派生，其观念文化也是驳杂的。“桐梓系”首领周西成等人尊崇“孔孟之道”，每年阴历八月二十七日，举行祭礼盛典，周曾亲自主祭。并在行军和治政中，多次下令其下属，“将大圣先贤嘉言懿行，熟读思，以期远行”。还在办学校课程设置以“经史为重”，讲究“忠孝仁义”。为了防止离经叛道，厉行思想专制。即使在迫害进步人士时亦扣以“接近共党嫌疑，主张自由恋爱”的诛语。毛泽东论述：“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经济的东西。凡是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处于近代化时期的桐梓系军政集团的文化形态亦有趋于民主的一面。周西成自述：“吾自统领军符以来，服役西南十余载，拥护共和，扶持正义，不愿稍落人后。”可见，桐梓系军政集团的文化形态在“观念文化层”亦有其两面性，即守旧与维新共存。
    关于“物质文化层”。“桐梓系”，因历史原因，没有也不可能触及根本的经济制度，但其却直接促进文教育事业的发展，间接影响经济实业的振兴和财政改革创收。“桐梓系”虽然标榜“黔之振兴，教育为大”，实则是“为改善其统治集团的文化构成”。周西成曾宣称“要当文官，就要读我的贵州大学。”王家烈回忆说：“使教育为其割据的政治服务”。这里存在动机与效果的“两重性”，在客观上贵州大学的兴办，全省中小学的发展，提高了国民素质，对贵州近代化文化事业有着积极影响。
    文化形态内涵
    桐梓系军政集团的文化形态内涵之探讨，换言之即回答其文化内容是什么？
    一、“桐梓系”的执政理念和皇权观念
    “桐梓系”秉承的观念形态文化的探讨，这里主要议及其统治贵州的执政理念。“军政集团”不同于现代政党的机制，有较为完备的文字“纲领”之类。笔者故将其代表人物典型言论举措作简要剖析。
    周西成自幼崇拜古圣先贤，在民国16年（1927年）任贵州省主席以后，“居恒尝有箴曰：‘夫为将者，必须五德俱备，始能治民。智、仁、信、勇、严五者，苟缺其一，皆不是以为将。以云治兵，务直注重教育训练捍国卫民，以期立万世物业于不朽；以云临民，务宜注重洁己勤慎。澄清吏治，以期造无疆幸福于将来。成虽不敏，愿以此自勉。’”
    “桐梓系”中仅次于周之王家烈在周辞世后所撰《周公西成传略》中缅怀其事业后，追慕其思想。周“尤倾心于岳忠武，智、信、仁、勇、严五字训，尝手书之座右。严易为廉，则又因时矫俗之义。”
    周西成等遵奉的“五字训”“智、信、仁、勇、严”或仿效之“四字评”“忠、勇、廉、明”（见下文），其核心在“智、仁、勇”三字。《四书·大学》称：“智仁勇者天下之达德也。”有解“心的明称知（智），心的公称仁，心的强称勇。”《四书·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仁”为善政的标准。“善政”即为“仁政”。以此对照周执政治军的言论和实行。可见“桐梓系”的执政理念为“厉行仁政”，又以“仁”临民，必澄清吏治，是故“安民必先惩蠹”。周“生平不蓄私产，死后无余财”。“纠察不职者，虽亲故及勋劳之人，无所回护。”例如对侄子周平贪污，当众正法，大义灭亲。以上反映了周西成、“桐梓系”对古代明君和贤臣的追慕和向往。
    “桐梓系”执政理念反映其在内外关系上的封建宗法地域观念。
    民国13年（1924），在一次紧急军事会议上，周西成慨然说：“我个人可以消灭，吾辈团体决不允许任何人消灭。兹预为指定，我若骤遇不幸，团体继承人应按群（按毛光翔字群麟）绍（按犹国才字用侬）佩（按：江国潘字佩王匀　）用（按犹国才字用侬）为序”。毛光翔任职伊始，召集“桐梓系”头面人物开“同乡会”上，即发表“团结同乡，维护团体的生存和发展”的讲话。以上说明两点：一是“效忠团体观念”；二是“宗法承继机制”。上层关系至爱亲朋。毛为周之表弟、妹夫。“桐梓系”的军师熊逸滨（熊兆曾任第二十五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等要职）是周的姑父，毛的姨父。“桐梓系”的鼻祖赵文斌为周发妻侯之佑的远房姑父。“四大天王”与“桐梓系”的中下层人士具有磐根错节而千丝万缕的瓜葛，网络成“桐梓系”，呈现“有官皆桐梓”的现象。据计，军级以上8人，互有亲属戚友关系占6人。其余军界师级14人、旅团相似级别23人。政界厅局级20人，县长相似级别91人。这150余人成为“桐梓系”的骨干。
    “三阳开泰，一马当朝”是当时人们的戏称，则反映了“唯才是举”的观念。“三阳”者：杨干之（字元祯）、杨德衡（号铨）、杨献廷，均为遵义籍，受周西成重用，分管省府民政、治安和省府机关等文官要职。“一马”为桐梓籍马空凡任财政厅长。故有“桐武遵文”之说和“遵桐派”之称。
    “王纲坠地，万恶滔天”，则是时人对王家烈有背离“团体”之嫌的指责。王家烈当政，不善于等因奉此，“治游无度，不大亲理政事”，以致大权旁落，陷入“夫人参政”，政务由王之妻子万淑芬（铜仁籍）代行。万氏兄弟子侄等六、七人在军政中任职执事，其实力人物恃势“尽量搜刮，罗掘俱尽”。民国21年（1932），在遵义酿成“讨王会议”上，有人大声吼道“金克木”（意即“铜仁系”克“桐梓系”），“王纲坠地，万恶滔天”。仅管有朋党攻讦之嫌，但到底反映了“团体”观念之盛。
    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
    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
    这是周西成执政后自书悬于省府办公大楼照壁之古联。据考，是联为清嘉庆四年进士程祖洛所撰。陈为安徽歙县人，官至闽浙总督。以安民剿匪集功，清道光皇帝御书赠“忠、勇、廉、明”四字。陈于任上曾有名言“安民必先征蠹”。是联从字面粗解大意或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究其言外之意，让人联想同是草泽英雄的陈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壮语。
    民国17年（1928），挂系李济深被蒋介石扣留。周欲电蒋为李缓颊，左右劝周不必开罪蒋。周愤然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何能首鼠两端。况李任公此次被祸，举国同情。若我们不仗义执言，还交什么朋友！”就事而论，周李同气相求，惺惺相惜。实质上反映其王霸意识。
周西成一次在贵州大学讲话中曾张杨说：“有人骂我是老腐，不是老虎的虎，而是腐朽的腐；有人骂我是土皇帝，难道一般人就不可以当皇帝吗？”周西成等杀伐独断正是以贵州独立王国的“土贵帝”自居。
    醴泉灵草，山川之极致。成王败寇，人事之王霸。一句话：“难道一般人就不可以当皇帝吗？”这正道出了周西成、“桐梓系”的隐衷野心，即对皇权的觊觎和追逐！
    二、“桐梓系”的文化建树和思想专制
    “桐梓系”对贵州文化的建树，包含两端：一是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二是创建贵州近代化性质的文化事业。
    （一）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关于提倡方志。贵州省先于国民政府在民国16年（1927）颁布全国修志法规之前，即较为重视修志，桐梓系领 军人物督令修志更是身体力行。《续遵义府志》虽于民国3年（1914）启动，然挨延不果。周西成执政令赵恺等人将原杨兆麟（清末探花）未成之志稿编就，并令省教育厅长周恭寿审读签印。《桐梓县志》系周西成任省主席时任“创修”授命县长李世祚（周的部属）“督修”，至三年成书。时任省主席毛光翔任“鉴定”，王字烈、犹国才任“审查”。毛、王、犹于卷首依次作《序》。毛序早：“黔中八十多县，有志者仅十之一二，得桐梓为先路之乎”。意即为引导全省之先进典型。此前，周、毛分别于民国15年（1926）为《大方县志》作序。周又于民国17年（1928）为《绥阳县志》作《序》。《序》曰：“残膏剩馥，岂惟沾溉后人。”在“桐梓系”的倡导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贵州先后修志20多部，保存了地方史料。
    关于弘扬国粹。诗词对联和书法金石，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泛称为国粹。“桐梓系”执政时期，上行下效，蔚然成风。
    诗词对联　周西成少年即“入塾从师诗赋章”“一一默识口诵，心维洋洋有味，”“弱冠从戎，虽戎马倥偬，”“仍究心文学，暇时恒取古诗歌往复吟咏更潜心而探讨之。”“任职省恒学”“万机余暇，尤喜吟咏。”虽以浅语成诗，犹有诗艺价值。遗作为一五律一绝句。绝句为早期与朱德唱和《游云台山》，反映其志趣高骞。
    游云台山
    白云隐隐露高峰，峭壁巍峨叠几重。
    峻岭登临空眼底，群山俯首拜春风。
    五律为《即事有感》，约咏书于民国17年（1928）。
    即事有感
    短策三年感，长江万里情。
    民欢田野治，贼尽道途平。
    宝藏新开地，弦歌不夜城。
    大同竟何日，南望颂休明。
    此诗表现其三载安黔建功立业的踌躇满志，又反映响往“大同”，“南望”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的胜利。
    周西成曾应刘以庄、刘节光昆仲（均为桐梓系骨干，周的僚属）之请，为其父刘瑞堂的《公笃草堂诗》作序。周序曰：“篇什虽微。一付剞劂，将偕子尹、淳斋诸前辈之遗编，传之无穷，向遗后学。”又曰“诗主性灵之说”。“实大而宏”，“妥贴排·”。在贵阳家中，经常在家塾中给学童讲诗词，细述作者身世、背景、诗体、格调声韵和平仄等。周之提倡影响世人，亦荫及子孙，其次子周国鼒成为民国著名诗人，有《周国鼒手稿》遗世。
    王家烈结业于桐梓高等小学堂，曾在遵义县境教私塾，颇有诗词功底，曾辑《征尘诗钞》亡佚。所遗诗4首均反映下野失意之感。民国37年（1948），滞留南京，秋游紫金山天文台回程途中有感而发。《观天文台有感》：“斗转星移风和雨，半树空枝半树光。白骨沙场多少恨，任他深锁在眉双”。（按首句应为“星移斗转风和雨”）。折射其对内战的追悔和愤慨。
    周、王乃至毛、犹于对联迹有沾溉。周西成除上述书古联外，犹在办公室挂有“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联语。毛光翔曾为人 “生栖”题墓联：“抚林总百万家喜见母仪昭南国；秉权衡八十邑欣成寿藏待西归”。周西成逝世，世人震悼，中央到地方各界全省81县拥送挽联祭悼。群、绍、佩、用均有挽联哀悼。王家烈的<挽联>：
    养士敢息鞍部伍循驱刁斗依然严故垒；
    看碑同驻马江山如画风云终古拥佳城。
    后人辑集达1488副。加之公祭、题墓的像赞、诔词、祭文、志铭、诗词，共计1658件。这是一次空前的诗联创作活动。其中悼诗65首，加上赞、铭等韵文共百件。由于“桐梓系”直接间接的提倡诱导，民国早期，全省诗联的著作颇丰。仅桐梓一县，辑集就有《素园诗草》《公笃草堂诗》和《溱韵》等等。著名诗人侯树涛《素园诗草》响彻全黔，全省名家贤达为其作序题诗者达8人之多。
    书法金石　“桐梓系”对书法和金石文化之发展亦有贡献。（按：金石为钟鼎碑刻之艺术。“石”如：篆刻、勒石和摩崖）。周西成从小习“八分书”，军暇公余日必练字一时辰，临何子贞所临“汉碑十册”等。字艺“不烦绳削以合，军中效之，好尚一变”。日常榜书即自不凡。曾在遵义为寺庙题写“大雄宝殿”，在贵阳常书“格言”、“教训”之类的横推条幅送人。王家烈书法有致，曾为新站小学题词。黄道彬（黄丕谟，第25军师长，民政厅长）善书法，或供勒石和摩岩。《娄山关碑》即是一名例。是碑书刻于民国17年（1928），碑面1.80米×0.90米，字径50厘米×40厘米。字体为带颜风格之行书。又有《题新桥桥头》之摩岩：“建乡即是建国，渡己必先渡人。”蒋丕绪（第25军师长，后转升国民革命军93军副军长），曾书仙人山摩岩“仙人旧馆”。民国19年（1930），周西成祠竣工，为中西合璧建筑，两廊嵌有全省81县及省级机关敬献之颂碑，碑长者56厘米×42厘米，方者45厘米×42厘米，计有百余通。均选自各地上好石料，名家贤达撰书，宗工哲匠勒刻。诗文题序，真草隶篆；铁划银钩，精雕细刻。内容有“南天一柱”和“黔路先峰”等。几经折腾，尚余55通，中有桐梓籍人士撰书之11通，其如黄道彬、 马空凡、赵兴鉴等人。周祠碑廊集20世纪30年代贵州书法金石文化之大成，颇具邈远的历史文化的物化纪念价值。
    （二）创建贵州近代化性质的文化事业
    贵州大学建立为标志的文化教育事业振兴
    民国初年，贵州教育事业极其落后，“各属教育多半废驰”，“抑且前清原状尚未恢复”。就是贵阳第一中学，累累停课，“时有风鹤之惊”。“桐梓系”于民国15年（1926）执政后，周西成、毛光翔等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首先是健全教育行政机构。民国16年2月，周西成令设立贵州省教育厅，委著名教育家周恭寿（日本明治大学研究班毕业）任厅长。此后各县相继设立教育行政机构。民国17年（1928），经周西成批示，贵州大学设于南明中学校址。周恭寿兼任校长。贵州大学的创办，“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持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服务民族独立，民权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为目标。此一近代化民主观念渗透的教育思想，指导全省教育事业的振兴。贵州大学设文理预科班，学制两年。设土木工程、医事、矿业专科，学制三年。贵大聘请教育家和著名教师任主任、校监，曾重金敦聘全国有名学者丁文江、马寅初来校讲课。正当校务蒸蒸日上之际，因周逝世，于民国29年（1930）5月停办。贵大毕业生约300来人，有一部分人出省出国深造；有一部分人，通过文官考试，录取任职160人，其前20名分任县长和厘金局长，有一部分在中、小学任教。这些毕业生大多成为社会中坚。李独清就任省政府秘书，曾任贵阳师院中文系教授，是著名藏书家、文史专家。毛光翔掌黔曾倡办“贵阳私立导文学校”，民国20年（1931）开学，学生500名，五年后，高中毕业生300名，初中毕业生300名，商科毕业45人，小学毕业一千余人。这些学生分布各行各业，“七七事变”后一部分人奔赴沙场，报效祖国，为抗战捐躯。是校一直坚持办到1949年。
    民国16年（1927）4月，《贵州省教育局暂行规程施行细则》出台，即着手中、小学教育的整顿。全省划为八个学区，每区设立一所省立中学，遵义为省立遵义三中。经过三年，全省中小学有较大发展，据民国20年统计，全省小学1752所，学生8300人；中学26所，学生4493人。王家烈执政时期，谭星阁（桐梓籍，北京大学政学士）任教育厅长，饬令当时布满全省城乡90%的私塾进行关停或并转，改办成县、区、乡、保等不同档次的高小、初小或混编班级小学。“桐梓系”重视教育还反映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通过财政整理，扩大教育投入。周西成任期，经常视察中小学，“到各校演讲，每名学生各发银币一元，作为笔墨费，以示关心”，对社会造成广泛影响。
    这里，就“桐梓系”重视教育，关心桑梓作一详记。1、“桐梓系”上层人士捐款万元（银元），其中周曾一次独捐三千元，以资教育经费。2、成立教育维持会，由熊逸滨为会长。3、恢复劝学所，随即改名教育局。4、培训新建校舍，置办教学用具，一次以三千元上海购买图书和仪器。5、以高薪在贵阳市聘请冉德光、许传铎等名师来桐任教，冉、许相继任校长。6、高等小学图书室被烧后，何知重（第25军少将师长，后任国军86军军长。）捐钱在原地基上修一楼一底四列三间砖木结构教室楼一幢，人们称作“知重楼”。由此一斑，可窥全豹，以反映全省的教育事业。据民国23年（1934）统计，全省小学达1809所，学生增至145653人。
    民国17年10月，周西成指令成立贵州省图书馆。全省各县仿效，相继筹建。水城、织金、修文、赤水、遵义等县均成立县图书馆。在遵义，由城防司令黄丕谟和县长金章（均为桐梓籍）共商建立“郑莫祠”。祠内设有图书室。配备专门管理人员，收藏郑、莫、黎等著作多种，供游人和学子阅读。
    全省运动全的举办，表示体育卫生事业的进步。
    民国16年和17年，贵州省相继举办全省两次运动会。民国16年农历10月，由教育厅主办的第一次运动会，于贵阳市区南门外的团坡举行。周西成主持大会开幕式。参会有各级各类学校二十余所，师生二千多人。闭幕式由正谊小学师生唱《闭幕歌》。“夕阳映远山，中田生晚烟，夺标归去望如仙。东风第一枝，梅花也争妍。难得阳春十月天。回看少长，才艺喜翩翩。万人齐羡亦堪怜。天下正多事，吾辈属中坚，唤醒同胞在青年。”民国17年秋天，全省第二次运动会仍在团坡举行。周西成仍临场指导，因战讯催急，压缩时间，于第三天匆匆闭幕，周出席闭幕式即行离去。此后，省运动会中断七八年。两次运动会如东风一枝，梅花争妍，在贵州省体育史上有重大影响。
    “桐梓系”执政，对全省卫生有推动。贵州省立医院（西医）的建立。民国15年，周西成将建立省医院列入计划，及时拨款兴修。民国16年，贵州省立医院，在大马槽新址建成，留学日本归国的邓光济和岩濑（日籍）夫妻主治，是时月门诊量达三千人次。日本《读卖新闻》香港特电报道。周逝世后，邓光济题词勒石挽悼。“娄山峨峨，溱水汤汤，我公之泽，山高水长。”
    “桐梓系”对文化虽颇有建树。“但是，自然也不可能摆脱其封建军阀的固有局限性。”有意识形态总体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破旧立新之举。封建糟粕仍有流毒，甚至倒行逆施，厉行其思想专制。
    一是，抵制进步思想传播，排斥异己。尤“斥共党为邪说，其祸甚于洪水猛兽”欲除之而后快。周西成主黔，数次以强制手段阻挠国民党“染指贵州”。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尤致力于“反共”。遵蒋介石电令派兵出湘“讨共”。遵蒋介石电令派兵出湘“讨共”，“扑灭共产机关”，翻印《防共须知》等等。为了禁锢思想，甚至草菅人命。例如，以“共党”罪名，暗杀年仅21岁的李益之于螺蛳山。以“曾是贺龙部政治主任，实为共产党”时任省政府参议靳王至 伟遭其逮捕抢决。
    二是，利用封建迷信意识，处理内外关系。每月逆望，周亲率大小官员到八大庙敬香，跪拜祝福。日常以看相、解梦等迷信活动参阅政务。尤以“诅咒”手段桎梏部属。任命官员，大多带至城隍庙、关帝庙谟拜，按其统印誓词：“谨以惟诚惟信，爱国爱民之本意，誓尽劂职”云云，跪地明誓。
    三是，采取粗暴手段，控制学校禁锢青年，乃至追害师长和学生。民国16年（1927）3月，因贵阳达德学校经常举行各种进步活动，周扣以“结党营私，谋为不轨”罪名，下令查封校舍，解散师生。同年3月，进步人土黄齐生（王若飞之舅父）任省立遵义三中校长，黄在集会上谴责国民党在重庆屠杀共产党人，在校刊上发表反对封建婚姻文章等，招致周西成不满，下令将黄解职，并通令缉捕。贵阳中学教师靳荣禄因思想进步，被指控为“共产党说客”而将其杀害。王家烈多次镇压学潮。民国21年（1932）9月18日，贵阳市中小学举行国耻纪念游行，时任教育厅厅长谭星阁受命派人开汽开、马队“冲”游行队伍，伤及中小学生，为鲁迅撰文《冲》以揭露。
    四是，采用强制措施，控制舆论，竟至杀害报人。周主政时对贵阳仅有《平民》《黔灵》两家日报勒令停刊，并入受其控制之省府机关报《兴黔日报》，后更名《贵州改进日报》。毛光翔执政，改组《革命日刊》为《三民日报》省政府和第25军军部机关报。香港《民气》日报曾以“内政方针， 有官皆桐梓；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的联语讽刺“桐梓系”，周大为恼火，鞭长莫及，不了了之。黎平人廖绎南、谢泽在汉口主办《长江怒潮》杂志。对周“寓禁于征”、“变相强制种鸦片，滥证烟税”进行揭露。周除严禁全省人订阅。尤于民国17年（1928）乘谢泽从汉口回乡省亲，周电令黎平县长将谢逮捕杀害。谢临弄愤怒高呼：“打倒贵州土皇帝”！
    “桐梓系”的皇权观念和思想专制属于桐梓系军政集团的文化形态的阴暗面，是整个文化潮流中的一股逆流。桐梓系军政集团文化的主流，终究融入了贵州近代化的历史洪流。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研究桐梓系军政集团的文化形态中必须防止两个倾向，一是是非不分，功过混淆，竟至粗浅誉为“军政文化”者；二是追究动机，无视效果，或曰：“反动军阀文化有什么研究头。”二者均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前者趋向庸俗的实用主义，但后者则近乎取销主义，均有待历史界专家和方志学者警惕或廓清。
    恩格斯说过：“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的辨证统一论者。桐梓系军政集团的文化，就其历史背景、外部特征、基本内涵和社会效果来看就是属于恩格斯的论断，而人们常称的“历史合力论”的逻辑，所提示的奇特历史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