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著名戏剧家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长生殿》向来被人们誉为清初剧坛的“双璧”。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最著名的作品《桃花扇》是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写南王朝兴亡的历史剧。作者在《桃花扇小引》中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这是一部有意创作的政治历史剧，而且此剧也比较重视历史的真实，然而《桃花扇》并非史书，而是通过人物形象和戏剧冲突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孔尚任对剧中人物有一个完整的设计，《桃花扇》的爱国主义，主要是通过它所塑造的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 。作品描绘了一系列具有正义感的正派人士形象，如史可法、侯方域、李香君等人，同时也谴责了导致南明亡国的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这里，就对作品的男主人公侯方域作一点简单分析。
　　总的来说，剧作家基本上勾勒出了一个具有正义感、忠于爱情、正直而又软弱的明末封建知识分子的形象。
　　侯方域作为《桃花扇》中的男主人公，虽然较之女主人公李香君，是不够鲜明和生动的，他无论在政治、品德上都稍嫌逊色。但他有他的肯定之处。首先，他具有正义感，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和才能。
　　侯方域虽然性格淳厚，洒脱，是个城府不深的年轻人，但并不能说他很幼稚、毫无见解，他真正办起事情来的时候，也还有一定主见的。比如说，在“阻奸”一出戏中，凤阳督抚马士英和阮大铖等主张拥戴福王，而侯方域反对这个意见，提出了福王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说。又如在“争位”这出戏中写侯生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比史可法还有先见些，文中这样描写：
　　（见生介）世兄可知今日四镇齐集，共商大事，不日整师誓旅，雪君父之仇了。（生）如此甚妙！只有一件，高杰镇守扬、通，兵骄将傲，那黄、刘三镇，每发不平之恨，今日相见，大费调停，万一兄弟不和，岂不为敌人之利乎？
　　此时史可法心中也许还不以为然，然事实果然不出侯生所料，四镇各不相下，争起座位来，史可法只好说：“候兄长才，只索凭你筹画了。”由此可见，侯生还是有一定的见解和政治才能的，在反对权奸的斗争中坚持了正义的立场。
　　其次，侯方域在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过而能改，从善如流的优点，也是应该肯定的。例如，侯生一开始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助奁”，而李香君“却奁”之后，侯生说：“好！好！好！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向末介）老兄休怪，予非不领教，但恐为女子所笑耳。”侯生接受“助奁”确实糊涂了些，但在李香君的正气面前，他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所意识，接受了李香君的劝说。他说：“这些箱笼，原是阮家之物，香君不用，留之无益，还求取去罢。”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侯方域作为明末封建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在坚持与阉党进行斗争的同时，时常表现出软弱和动摇。侯方域不是那种具有强烈斗争精神的人，与陈定生、吴次尾等人相比差得很多，他经不起暴风骤雨的袭击。在复社文人与阮士铖的斗争中，他往往采取一种调和的态度，总以某种善良的愿望来推测阮大铖这样的奸佞之徒。比如说在“却妆”这出戏中，当杨友龙明确告诉他阮大铖给香君妆奁 ，不过是交纳他的意思，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如不是李香君的劝谏和果断的“却妆”举动，便可能造成政治上的失足，又如在“闹榭”这一出中陈定生、吴次尾对阮大铖要采取果断的行动，陈说：“好大胆奴才，这贡院之前，也许他来游耍么？”吴说：“待我走去采掉他胡子。”侯方域则加以劝止：“罢罢，他既回避，我们也不必为已甚之行。”侯方域在这场合跟其他人的态度大不一样，是拦住他们，固然，公子秀才们意气用事不一定正确，但憎恨奸人之心是强烈的，也是该有的，而侯生则没有这一点斗争性，不过是个“烂好人”而已。而且他这么做，并没有让阮大铖对他宽容，反而适得其反，在阮大铖东山再起之时便把诬陷之词首先加在他头上，并要置他于死地。在第十二出“辞院”开头，阮胡子是如此无中生有地陷害人的：
　　（副净）老公祖不知，他与左良玉相交最密，常有私书往来，若不早除此人，将来必为内应。（净）说的有理，何惜一人，致陷满城之命乎？（外）这也是莫须有之事，况阮老先生，罢闲之人，国家大事也不可乱讲。（别介）请了，正是“邪人无正论，公议总私情。”
　　而侯方域则没有坏心意，觉得他怎么会有那样害人的坏心肠？当杨友龙赶来告诉他“阮圆海对着大众说你与宁南有旧，常通私书，将为内应。那些当事诸公俱有拿你之意。”这时，他还书生气十足，说什么：“我与阮圆海素无深仇，为何下这毒手？”以己度人，终吃大亏，虽然这突出表现了侯生的善良淳厚，但也从中看出了他的软弱性。
　　侯方域不可能斗争到底，他在斗争中受到挫折，处在逆境中时便会消沉下去。例如在“会狱”一出戏中，他被捕入狱后，在狱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心灰意冷，毫无斗志，甚至可以说侯生是一个胆怯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革命家，至于他要“虚庭一步”，不过是书生的积习难忘，并非在困厄之境仍然好不畏惧，他觉得自己无故落难，独明月还来相照，不期然而然地产生感激的情怀，才想步月遣愁，然终因书生胆怯，仍然脸带愁容，感到凶多吉少，只是认为自己系司徒公的孙子，朝中不乏亲戚故旧，一定会有人设法营救，还不至于十分骇怕，但当他看到眼前凄惨的景象，便愁上加愁了，正如文中所描写的：
　　[忒忒令]碧沉沉月满天，凄惨惨哭声一片，墙角新鬼带血来分辨。我与他死同仇，生同冤，黑狱里半夜作白眼。
　　“独立多时，忽然毛发直竖，好怕人也！待俺唤醒陈、吴两兄，大家闲话”
　　“毛发直竖，好怕人也！”由此两语足见侯生的胆子怯得很，一点也没有个革命志士那样置生死于度外，在第三十三出中看到主谋拥潞王而拒福王的周镳、雷寅乍被拖出去处死刑时，他甚至看呆了，这些都表现了侯生的怯懦。
　　侯生是个软弱的知识分子，他虽然有正义，有理想，也提出了一些政治见解，但终究只是纸上谈兵，他在政治、军事有关的大事上毫无建树，可以说完全表现了书生无用。例如在“赚将”一出戏中：
　　（生摇手介）这是万万行不得，昨日教场一骂，争端已起。自古道“强龙不压地头蛇”，他在唇齿肘臂之间，早晚生心，如何防备？ （副净指生介）书生之见，益发可笑！俺高杰威名盖世，便是黄、刘三镇，也拜下风，这许定国不过是走狗小将，有何本领？俺倒防备起他来！（生打恭介）是，是，是，元帅既有高见，小生何用多言！就此辞归，竟在乡园中打听元帅喜信罢。 （副净拱介）但凭尊意。（生冷笑拂袖下）。
　　史可法当初原为高杰有勇无谋，怕他有失，才派侯生去监军，责任匪轻，侯生如此重担在肩，何能轻卸？万一出了差错，既对不起付托大事于他的史可法，更对不起国家民族。而事实上呢，他居然不力争扭转莽将军的轻举妄动，反而耍公子脾气，沉不住气地轻松说句“小生何用多言”就一走了之。随便扔纱帽是侯门公子的脾性，可他现在是一个负重任的监军，这已大不该，何况接着又是赌气还乡不管这事了。临走只是冷笑拂袖，活脱一个空疏而无实用的公子哥儿。
　　综上所述，侯方域只是个软弱的知识分子，空有理想，而实际上一无建树，但也不能说侯方域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在感情上是认真的，他对香君的感情是真实的。可以说侯生是忠于爱情的。虽然他起初爱恋香君，也只是对香君“妙龄绝色”的倾倒，直到“却奁”之后，才把她引为“志同道合”的“畏友”。这是由侯生的家庭出生、阶级特性决定的。他是司徒公的公字，自命清高，虽然不满那些整日“莺颠燕狂”的贵家公子，但自己也忘不了“寻花问柳”来“消遣春愁”。比如说第一出中有一段介绍人物和前景：
　　（生）既是这等，且到秦淮水榭，一访佳丽，倒也有趣。
　　“生”侯方域最关心的是访佳丽，以致后来侯方域中“美人计”才恋上李香君的。
　　侯方域作为贵族公子爱上一个秦淮歌妓，而不是把她当作玩物，相反尊重她的品格情操，并始终如一地钟情于她，对于这一点，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在“却奁”这出戏中，李香君视阮大铖的礼物如敝屣的行动，使侯方域对她刮目相看，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她的敬重之情，说道：“好、好、好！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侯方域这种态度，突破了封建道德的规范，表现出尊重妇女的平等思想。
　　作品还十分细腻地刻画了侯方域离别李香君后，对她的真诚思念，他的思念是那样单纯天真，因而令人觉得他可爱，比如在黄河渡口上，他与李贞丽、苏昆生偶遇，听到李贞丽说香君“碰死在地”时，他便禁不住大哭起来，叫道：“我的香君，你怎的碰死了？”又听李贞丽说香君并没有死时，他就破涕为笑，连声叫好。当他从苏昆生手中接过李香君捎给他的桃花扇时，他有禁不住边看边哭，喃喃地说：“香君，香君，叫小生怎生报你也。”孔尚任的生花妙笔，确乎把这位多情公子的微妙心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再如，经过战乱烽火，侯方域重返南京，急匆匆来到秦淮河沿的媚香楼去寻找香君时，他无法遏制的内心喜悦，是富有感染力的，他在院门之外，“只见黄莺乱啭，人踪悄悄，芳草芊芊，”他推想“应有娇羞人面，映着他桃花红妍”，他“蹑踪儿回廊一遍，直步到小楼前”，自言自语道：“想是香君春眠未起，俺且不要唤她，慢慢地上了妆楼，悄立帐边，等她自己醒来，转睛一看，认得出是小生，不知如何惊喜哩。”然而，他的希望立即化为泡影，使他在喜悦的云雾中跌落下来，面对人去镂空的冷酷现实，他又禁不住双泪长流。这一出戏对侯方域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的真切描绘，表现了侯方域忠于爱情的高贵品格。
　　总的来说，侯方域并不可爱，但也不可憎，至少有让香君爱恋他的地方。侯生的不可爱，也是受他当时所处的社会阶级、家庭影响的，而他的可爱之处，在他那样的阶级中来说，是可贵的，所以说，侯生是一个好人。
　　那么，作者孔尚任为何把侯生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呢？
　　就《桃花扇》的情节来说，这部传奇是以侯李因缘为经，以亡明痛史为纬，也就是通过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离合悲欢故事表现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即封建地主阶级和劳苦人民的矛盾，当时的民族矛盾则是汉族人民和外族侵略者之间的矛盾。而《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写作本传奇时是抱着怎样的思想认识呢？我们注意一下“本末”中的第二条：
　　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然独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燕亦往往及之。又十余年，兴已阑矣。少司农田纶霞先生来京，每见必握手索览，予不得已，乃挑灯填词，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已卯之六月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尚任的思想认识随着他的生活体验的不同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桃花扇》才三易稿而书成。未仕时，他未经世故，孤陋寡闻，而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他热中于做官，还写了《出山异数记》，可以说是一心为清王朝服务。自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这一段时期，他从事治河工程，开始有一番阅历和社会关系，他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毁灭了他的不正确的幻想，对现实开始不满，也因此对《桃花扇》作了修改，完成了这部巨作。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要反映社会现实，表现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作者选择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作为依托，当然侯方域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有其必然性。
　　首先，从作者的阶级立场出发，作品要表现思想主题，不可能以农民作为主人公。孔尚任虽然在治河时期看到了一些社会现实，对朝廷统治有所不满，但他毕竟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分子，他对穷苦人民也许有所同情，但是对于人民起义军，孔尚任不可能作正面宣扬，事实上，由于思想局限性，孔尚任对人民起义军甚至带着一点仇恨和恶感
　　其次，面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作者不能赤裸裸地以史可法等抗清志士作为作品主人公。作者创作《桃花扇》，其主题思想并不是感慨侯方域、李香君地恋爱波折，而主要是希望大家能知道朱明王朝之所以灭亡地前因后果，因而惩创人心，这关系于一姓皇朝的覆灭，又是一个民族的大悲剧。作者要褒贬一大群人，其反映的社会面极其广阔，所涉及的史实，极其庞杂。而明皇朝的覆灭，不免和清朝入侵相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作者面前的政治藩篱是具体而现实的。作者当时处在异族统治之下，那是个汉人最难说话的时代，不容许他明目张胆地表白民族思想。所以《桃花扇》不可能从外表一看便显露出民族意识，虽然它的实质是一部亡明痛史，民族悲剧，但却只能以侯方域、李香君的因缘恋爱作为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以侯方域作为《桃花扇》的主人公是必然的，也是符合情理的，侯方域的出身符合作者的阶级立场，同时，在侯方域身上体现出来的民主进步意识，也是作者需要的，侯方域的生活经历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交织在一起，也是能够表现作者的思想主题的。
　　参考文献：
　　《五大名剧论》 董每戡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戏曲名著》 钟林斌 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79）
　　《元明清戏曲探索》 徐扶明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桃花扇》 孔尚任 著 中国古典戏曲经典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