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四川省和自贡市都是比较闭塞的。那时自贡市只有少数几所初级中学：一是东兴寺的蜀光初级中学，一是雨台山的培德女子中学（洋人办的） , 一是贡井的旭川中学，还有一所是凉高山的剑南初级中学。这几所初级中学，以蜀光初级中学的质量较高，出过一些人才，如第一期毕业的李松桥先生，曾出任过俐凉税务局局长，他写得一手好字，自贡市街面上许多商店的招牌都请他书写，此外吟诗、绘画、猜灯谜，他都少有对手。

    东兴寺原本是一位李老先生的产业。他在向蜀光初中捐赠东兴寺时，曾经提出过一个条件：要让全体师生向他行九十度鞠躬礼三次，全体师生满足了李老先生的要求。许多年后李老先生反悔了，要求收回东兴寺。当时自贡市盐商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董事长是曾子郁老先生，但经济大权实际上掌握在董事兼会计的父亲侯策名手中。董事会研究，由父亲出面，通过缪秋杰先生请张伯荃来自贡接办蜀光中学，父亲到重庆请张伯荃来自贡市，张伯荃看上了东兴寺对面的伍家坝，那是一块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由董事会出钱买下这块地，请南开毕业的土木工程师设计，由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于右任题写校名，自贡市许多著名商店的招牌都是于老先生的手笔。上述父亲到重庆请张伯荃的事，韩叔信校长曾多次在早晨的升旗仪式和每星期一的纪念周上说过此事。

    韩叔信校长还说：张伯苓与董事会之间有协议，董事会只管经济，不管教育、教学及行政工作。学校的学杂费由父亲的裕商银行代收，教师的工资、房屋的维修等均由董事会办理。校董可以向学校推荐老师，是否录用，董事会无决定权。任何学生入学都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达官贵人包括校董和本校教职工的子女，都不能例外。董事长曾子郁的儿子曾宏宇（外号叫大狗），因留级三次被学校默退，默退的处分比开除要轻一些，被默退的学生可以保留学籍，转学到其他学校上学。曾子郁先生因此事感到丢了面子，辞去董事长职务，以后就由父亲任董事长兼会计。

    记得我小时候，不少父亲的亲朋好友，在我父亲面前告韩校长的状，说他用人唯亲，用山东帮垄断学校；说他独裁，不民主；说他的夫人到盐商屋里打麻将，赢得输不得 … … 父亲从来不爱听这些搬弄是非的话，当即说：“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又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否则不能办大事”。父亲还说：“我们盐商办学校是外行，只有听内行的话，才能办得好学校。”由于蜀光董事会遵守校董会与张伯荃之间的协定，坚持南开办学模式，企业家与教育家联合办学，各司其职，各展其长，正是这种现代教育办学模式，使蜀光中学教育质量迅速提高。荣、威、富、内江、江津、沪州，甚至成都、重庆的学生，都纷纷到蜀光上学。流亡到内地的东三省、平、津与江浙等地的学生，也到蜀光借读。

    名师出高徒。蜀光中学在南开接办后，引人了大批优秀教师，几乎每个学科都有名师任教。被蜀光学生称道的优秀老师，在我的印象里有檀伯孚、孙伯蔚、杨秉钧、高峻乾、李绍华、罗达仁、李观芳、张伯阳、罗根基、范连芬、桑常山、谢以明、关兴三、李官娟、万美恩、刘世藩、白春玉、车克英 … … 真是数不胜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峻乾老师（外号高几何），我初三毕业的那一年，他是我的级任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他是一位又可爱又可怕的老头子。他上课时，先从怀里摸出一只挂表，放在讲台上。他宣称自己的教法是“道尔敦式”的（译成中文就是“启发式”的意思），无论是讲定理还是例题，听懂的学生依次举手。我们班的何泽高（外号大嘴巴）总是最先举手，其次是桑逢系、徐典鹏等，轮到我时已是三十多名之后了，当班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举过手之后，他就抽一位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或上讲台演算。上课之中若发现有人驼着背，他就大声喊：“坐直了！ ' ，我们班毕业时没有一个驼背的。高老师上课不迟到，下课从不拖堂，当他拿起讲台上的怀表，放人上衣口袋时，恰好下课铃就响了。我初中毕业时，高老师在我的 《 纪念册 》 上写了几句话：“花钱要知父兄艰，不怕人不知，应虑不如人，”这几句话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高老师还带我们班利用课外时间修了一条从敬思碑到思蜀亭的石头路，命名为“男 25 班路”，作为我们留给母校的纪念品。 1947 年，高老师返回重庆南开中学任教，临走那天，为了不影响学生上课，韩校长在学校大声疾呼：“不准离开学校去送行 … … ”，同学和老师依然偷偷跑到沙湾河边送高老师启程，其中送行的学生有一百多人，最后韩校长本人也“偷偷”跑了出来，高老师同大家在河边一道合影后才挥泪而去。历经 57 年的风风雨雨，这张告别高老师的合影照，我一直珍藏在身边。我这里讲的只是蜀光师生间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事例很多。它说明母校的老师的确是一流的，是永远值得学生怀念的。

    1946 年，父亲 60 岁寿辰前，大约六月初就有亲戚朋友前来询问寿辰送礼之事。父亲特意发了一张请柬，注明“余今年腊月初六日生辰，凡亲朋好友，如有送礼者，均请送现金”。大家都很奇怪，难道父亲过生日还缺钱花？原来父亲看到每年考上大学的学生，有许多贫穷的盐业职工的子女，无钱上大学，父亲借此机会设立了“策名奖学金”。奖学金由专门的委员会管理，按章程发放，以免被人贪占或挪用。我记得委员会成员有徐用圭、侯竞寰、滕汝成、侯朝达，以及达记钱庄的师爷等。申请“策名奖学金”的毕业生，我记得有 1947 届的高鹏久， 1948 届的张思敬，他们二人考上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将需要交的学费数目写信告诉委员会，然后由滕汝成师爷到邮政局汇款，有时还在汇款时附上由侯八爷、徐用圭兄或侯竞寰大哥写给获奖学生的信，祝贺他们取得的好成绩，使他们见信如同见到家乡的亲人一样。

    父亲虽然是学校的校董，对在学校上学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我在上蜀光小学六年级时，数学考试不及格，通知书上的成绩是 56 分，我怕回家挨打，就用橡皮攘将“5”，字擦掉改为“6“，成了 66 分。不料暑假期间，父亲请蜀光小学的老师们来家吃饭，胡校长发现我改了数学分数，父亲让我跪在地上，问我：‘那支手改的分数？ " 我说：“右手”，父亲让我伸出右手，用竹板子打我右手心，打到五十多下，胡校长向我父亲求情，让我向父亲认错，永远不再欺骗家长，父亲才让我站起来，还对我说：“要是不看胡校长的面子，我把你赶出大门，不要你这个儿子”，从此我知道了做人一定要诚实。现告诉了父亲蔚潍翼想把这套不用的童子装送给他，助同学是好的，但不要先斩后奏。享受奖学金，后来他跟我父亲同有一次我把自己用过的童子军上下装藏在大衣里，出门时被继母发，父亲说：“你缺钱用？想卖自己的衣服？”我说：“班上有个同学叫黄宗禄于１９４９年毕业于蜀光中学，在校期间一直享受奖学金，后来他跟我父亲同任自贡市副市长，在工作中跟我父亲十分默契．

    1949 年 3 月，蜀光全体教师罢教，学生分成两派，男高三甲班与女高三班，在王颖和马侠夫老师的带领下，在音乐教室继续＿ L 课。支持老师罢教的男高三乙班和其他班，大约八十多名学生，在游行时有人把一块大石头，砸向王、马两位老师宿舍，将窗玻璃打碎。为了防止两派学生因此发生冲突，也为了两位老师的安全，父亲便将两位老师接到东兴寺“涵苑”暂住，不少学生也到“涵苑”来看望老师，并在我家玩桥牌，后来又一道去富顺旅游。在此期间，父亲积极努力，协助有关当局解决老师罢教学生罢课中提出的问题，当我们从富顺返回时，罢教罢课问题已圆满解决，夏天高考时， 1949 届考上大学的学生仍然很多。

    父亲一生关怀家乡的教育事业。除了蜀光中学外，父亲在上世纪 20 年代，就是自贡市昌平小学的董事长，昌平小学的教学质量居自贡市各小学之冠。上世纪 60 年代，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父亲拿出自己的定息，创办了 3 所民办中学。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六叔侯信函出资修建了自贡市私立树德幼稚园，六婶严云尧还出任过自贡市玉皇庙小学校长。我现在是武汉市 48 中英语教研组长，成了桃李满天下的人民教师，全世界都有我的学生，其中不少学生已成为理、工、农、医、音、体、美等方面的专门人才。

    今年是父亲诞辰 118 周年，正值蜀光中学 80 周年校庆到来之际，蜀光人没有忘记我父亲，使我十分感动。除我父亲外，为蜀光发展做出过贡献的长辈还有很多，我相信所有的蜀光学子都会怀念他们。同时，祝我的母校，我的父母之乡，日新月异，欣欣向荣。

    编者注：本文原载北京 《 校友通讯 》 第 17 期，作者侯朝隐系 1949 届蜀光校友，侯策名先生的七子，武汉市中学英语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