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1898年出生于吉林怀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3岁考入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19岁时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专业。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远近闻名的才女侯御之。侯御之当时参加了要求收回旅顺、大连等爱国学生运动，常听爸爸在同学会的演讲，从此结识了杜重远。 　　

    短暂的相识后，杜重远就开始苦苦追求侯御之。5年中，他的书信塞满了侯御之的书桌。然而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又与侯御之志同道合的杜重远，还是遭到了拒绝。原来杜重远曾有过一段封建包办婚姻，还生有4个女儿，但侯御之那么出众，也不想背负不好的名声，顾虑日后说不清楚，一直拒绝着，但杜重远还是经常来找她谈心，说不成为夫妻，可以做个朋友嘛。当时，侯御之的同学很崇尚杜重远，在旁挑拨离间，甚至于对侯御之说：“你就是半推半就，你要是真的不想跟他来往了，一刀两断就完了，你怎么还那么藕断丝连的？”侯御之哪能料到到她的用心，杜重远的信件也不再接收了，再写信来她也原封退回，她连拆都不拆。 　　

    无奈的杜重远学成回国，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初衷，在沈阳集资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得到张学良投资12万元的大力支援。同时他又担任了张学良的秘书，为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治理东北出谋献策；还在东北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协助处理对日外交问题，推动了东北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秋，远在日本的侯御之，听到日寇已发动“九一八”事变，坚决放弃了许多日本高等学府的聘用机会，匆匆赶回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命运的安排，让她与杜重远在北平再次相逢。 　　

    杜重远终于等来了侯御之，他特别喜欢风筝，做了一个风筝，就挂在侯御之宿舍的窗子底下，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只传情”；背面写着：“我在这里等你”。正是这只风筝，感动了侯御之。 　　

    1932年，他们在北平订婚。第二年，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为了迎娶侯御之，杜重远买下了位于淮海路的豪宅，六亩地的大花园，上千平方米的大宅，不仅是想给侯御之一个惊喜，也是出于斗争环境的需要，原来那时候杜重远已经跟周恩来、潘汉年，这些地下党员已经联系到了，也跟一些爱国人士很熟悉，他们经常会开会，他就希望买这样一个豪宅掩护他们工作，所以在这里头就发生了很多的抗日活动。 新婚第三夜，他即离家，赶去参加“内蒙自治委员会”在绥远举行的成立大会。 　　

    只要杜重远在上海，他的豪宅就成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场，高朋满座，川流不息，堂会、舞会、茶会、麻将……这些都是掩护，实际上这里是爱国人士秘密开会接头的地方。当时，汪精卫的特务和日寇，已经注意到这所豪宅不对劲，也在暗中观察着。一天深夜，杜重远与潘汉年、胡愈之、高崇民、孙达生等人在客厅麻将桌上研究如何揭露日伪阴谋。一队混有日本人、汪伪汉奸的“夜访者”，气势汹汹上门查问。他们每次开会都会摆上麻将作掩护，偏偏那天就忘了把麻将拿出来，因为形势比较紧张，坐下就谈正事了。侯御之见事态紧急，迅速换上了一身华贵的日本和服，傲慢愠怒地出现在日本人面前，他们立刻被她高贵的气质所震慑。侯御之把他们领到大客厅，故意让他们看一看客厅里挂的那些照片，上面挂的照片也都是有用意的，有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黄炎培，还有张公权，都是当时的大亨，她用皇家贵族的高等日语，说出很多在犹琦夫妇家知晓的日本军界高层关系，吓得日本人连连道歉，仓皇逃走。事后潘汉年等人连连称赞侯御之是“女诸葛”，但侯御之却说自己全身都是冷汗。 　　

    1935年，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因鼓吹抗日而被捕。在狱中，他向前来探望的东北军将领表示，要“反蒋抗日”。他给张学良写了《建议书》，劝张“停止‘剿共’，保存实力”；又给杨虎城写信，力劝东北、西北两军之间解除误会，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同年12月，张学良乘专机由南京飞往上海。当时，杜重远已被保释在上海虹桥疗养院看病。当晚，张学良便来探视杜重远，他们见面后相拥而泣。张学良直言不讳地透露了自己的想法，说以前拥护蒋介石做领袖，跟着蒋介石剿共，是希望国家统一后再抗日，现在认识到那一套做法走不通。杜重远也直率地批判了张学良过去的做法，并向他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

    1936年，杜重远出狱后，立即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对促成“西安事变”起到了巨大作用。杜重远因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幕后策划者，事后被陈立夫押送南京。杜重远临行前在机场歉疚地与侯御之话别，侯御之感到身心交瘁，摇摇欲倒。后来，侯御之在给杜重远的信里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重启，杜重远获得释放。但形势更为严峻，由于杜重远是著名的实业家、抗日积极分子，又被提名为国共联合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日寇四处通缉，密令追杀。不得不改名换姓，与侯御之一夜三迁宿地。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和侯御之在美国的亲友，都力劝夫妇去美国创办实业，然而他们却不忍离开苦难中的祖国。 　　

    1939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侯御之与杜重远一起来到了荒凉落后的新疆，侯御之从小生活优越，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此行她带了40多个箱子，遭到杜重远的批评。她不知道新疆那么苦，连条路都没有，全是牛粪羊粪，一下车就吓傻了，也和杜重远发脾气，说他骗了她，即便如此，侯御之还是留了下来。五年颠沛，五年艰辛，侯御之都坚持过来。 　　

    新疆军阀盛世才任命他为新疆学院院长，他为此竭尽全力，聘请茅盾、萨空了、张仲实等人任教。杜重远与盛世才是东北同乡，又是留学日本的同学，特别是受到盛世才伪装进步的欺骗，他写过《盛世才与新新疆》一书，介绍了一些盛世才和新疆的情况。不料盛世才是个口蜜腹剑、阴险毒辣、反复无常的投机军阀，他在1941年看到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初步得逞，就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苏联必毁，共产党必败，同时对杜重远在新疆人民中的声望和工作的成绩又产生了忌恨和疑惧，于是在杀害了共产党人毛泽民、陈潭秋等同志后，1941年5月18日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了杜重远，杜重远这一别，成了与家人的永诀，盛世才进行严刑逼供，要杜承认与汪伪汉奸勾结在新疆搞颠覆活动，但杜坚贞不屈。当时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闻讯后曾多方设法去电营救，但都无效。1942年周恩来因公途经新疆也曾当面向盛世才询问，要求将杜释放，盛世才仍拖延不放，终于在1944年6月13以“汪精卫系统汉奸”、“托派分子”、“中共秘密党员”和“苏联间谍”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杜重远严刑拷打，并注射烈性毒药残杀于狱中，遗骨至今尚未查到。 　　

    杜重远被害4个月后，侯御之才得知这一噩耗，得到消息的侯御之像个木头人一动不动。然而盛世才对他的家属子女也不肯放过，对杜夫人侯御之和一子二女进行监禁、下毒、摧残折磨，使一家四人在冰天雪地、举目无亲、悲惨痛苦中生活，甚至被盛世才关进了当地的结核病院，一家人都被传染上了肺病，从而失去了健康。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盛世才被调往重庆。侯御之终于历尽艰难辗带着三个重病在身的孩子回到了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杜重远的故居。这幢大宅也经历了沧桑巨变，先被敌寇占领，又因“敌产”收回。长女杜毅说，“原先代管此房的姨夫、姨母，为妈妈尽可能地恢复了旧观。妈妈在房子外面站了很久，泪珠慢慢滚下，说了一句——画楼重上与谁同？” 　　

    全国解放后，中共中央曾专门派出考察团到新疆寻找其遗骨，没有找到。 　　

    一天下午，女儿杜颖忽然听到弟弟在后花园里哭叫。原来侯御之做了一只风筝，写有“不传消息只传情”的风筝。弟弟放飞时绳子断了，风筝扶摇直上云端。只见妈妈蹲下身来对儿子说：“那是我写给爸爸的信，绳子不断，怎能飞到爸爸那里？”儿子似懂非懂，抹干了眼泪。 　　

    建国后，组织上考虑她是国际司法学的博士，曾有意照顾，让她担任司法部部长，却被她拒绝了。次女杜颖说：“了解妈妈的人，都说妈妈只知道有家庭，不知道有社会。她太单纯了，完美主义者。妈妈想法很简单，突如其来的打击，已经让她心力交瘁，她无法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好。”那时，侯御之仍不乏追求者，但她毫不动心，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子女身上。 接下来，侯御之用3年时间，教会了没上过一天学的子女12年的中小学课程，她要让孩子直接报考大学。1963年，杜家三子女分别报考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并被高分录取，一时在沪上传为美谈。儿女们总记着妈妈的话：“活着对社会有用，才有活着的价值。” 　　

    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侯御之却一病不起，查出肺癌。1998年，侯御之在上海去世，享年86岁。杜毅感慨地说：“多少人都说我妈妈是生不逢时。她多才多艺，才貌超群，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美好卓绝的东西，多半会被摧毁。妈妈并不埋怨，也不后悔她所走过的路，她说，一是因为她嫁给了爸爸，一个爱国者；二是因为她和爸爸没有愧对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