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影—哀思慈母侯御之——杜 毅
- 中华侯氏网 2011年9月21日 人民日报录
妈妈走了，我常在梦里见到妈妈。醒来，我眼泪汩汩而下，怕惊醒同屋如今也在病中的小妹。我忍住抽泣，不敢翻身，不敢开灯，泪眼婆娑中，默默梳理着妈妈那些发黄的照片和照片背后的故事。
流韵扶桑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妈妈身穿藕色团花和服，在日本京都大学毕业，成绩出众，获奖时所拍的一张照片。
妈妈对自己幼年时的回忆：“……慈母猝亡于暴病，遗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兄姐高不及桌沿，妹弟尚在襁褓中，由父亲牵着背着哀哀走在灵车后，倾盆骤雨中……”
妈妈进小学早，连年跳级，提前毕业。考取《庚子赔款》官费，年仅8岁孤身爬上赴日船梯，远驶异国天涯。在日本学习期间，妈妈日夜苦读，年年门门功课亦是百分。18岁大学毕业，22岁获法学博士学位。小荷尖尖、崭露头角。特别当国外使节纷纷祝贺，妈妈以流利的日、英、法等七国外语答谢时，更震动了全场。他们尊称她为“公主殿下”。
1926年在日本与爸爸杜重远结识后，妈妈更多地参加了要求收回旅、大等爱国学生运动。常听爸爸在“同学会”的演讲，随爸爸率团去请愿。冬季深夜，宿舍炭火熄灭，她常裹一件厚衣，伏案疾书论文到天明，身体日渐衰弱，患严重胃溃疡，坚持大考结束，即住进了医院，妈妈是在病床上接到校方通知：“阁下的成绩再次独占鳌头。”领奖这一天，爸爸为妈妈拍下了这张照片，以志纪念。
1932年秋，妈妈博士论文和《刑法学》等著作尚未公布，许多日本高等学府，如“东京帝大”、“同志社大学”等和各领使馆纷纷来函聘职。她的导师龙川教授———日本法学泰斗，将一串钥匙并一个存折，放在她面前，挽留妈妈继续作他的得力助手。当时日寇已发动“九一八事变”，妈妈放弃了这一切，回到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和“冯庸大学”。
当时两校校长常亲临教室，聆听这位最年轻的教授颇有新意的讲学，也为我国第一个女法学博士击掌喝彩。
俏不争春
妈妈披纱、爸爸礼服、珠联璧合的婚照，拽着一只风筝，冉冉而来。爸爸有过一次封建包办婚姻。虽然离异，但妈妈总顾虑日后说不清楚，一直拒婚，甚至中断音讯颇久。一天，在她宿舍窗下，飞来一只雁形风筝。上写“不传消息，但传情”。大家都说妈妈终被这只风筝感动了。实际是被爸爸忧国忧民、实业救国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那年春假，她随爸爸去了一次杭州。西子湖畔，妈妈饶有兴趣地观看爸爸制作风筝。牵线放线，一只“彩蝶”，翩跹高空。“有情人终成眷属”，只是在那祖国河山破碎的日子里，新婚燕尔亦无欢。妈妈回忆：“1932年底，我从国外学成归来，重远正忙于抗日救亡活动，无暇择日而是撞日订婚。假座北平铁道饭店举行仪式。我穿一身黑色丝绒旗袍，未施脂粉，仅一双红鞋，略志喜庆。汉卿（张学良）先生送来了贺礼———一个心形金盾，当中镶刻一个爱字。他语重心长地祝贺说：‘愿你们举案齐眉、白头偕老。我送的这颗爱心，象征着你们永结同心，也代表着我们万众一心，复我河山……’1933年初，日寇进犯喜峰口，热河危在旦夕。我与重远推迟了原订于该年2月2日的婚期，重远带领青年记者随同汉卿、子文先生奔赴热河。”
翌年，爸爸从热河前线回来，与妈妈在上海举行了隆重而阔绰的婚礼。不是爸妈在国难之际，刻求奢华，而是当时斗争环境的需要。爸爸已与周恩来、潘汉年分别取得了联系，正在国民党高层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扩大抗日力量。新婚第三夜，爸爸即离家，为“国难宣传团”紧急备车，赶去参加“内蒙自治委员会”在绥远百灵庙举行的成立大会。在妈妈新婚和婚后的十年中———爸爸有生之年，伉俪情深，却一直离多聚少。爸爸为救国难，一直奔波在外，几乎夜夜晚归或不归。在“地方协会”每晚开会，向上海工商界宣传抵制日货；组织物资支援十九路军和马占山将军，在敌机狂轰滥炸、血染成河的重灾区安置难民。爸爸还经常与众人推着抛锚的大卡车，行进在悬崖陡壁的小路上，亲送军需上前线。抗战需要资金，爸爸又在江西景德镇创办了第二个“光大瓷厂”，同时在上海、武汉、云南等地续办第三、第四个瓷厂。哪里有困难、有需要、有危险，爸爸就在哪里出现。家中留下新婚的妈妈一人面对庞大而陌生的环境：六亩地的大花园，上千平方米的大宅，川流不息的来访者；三个筹建瓷厂的催款单；达官贵妇们的清唱、茶会、麻将之约，常使一向潜心学问，不喜抛头露面的妈妈手足无措。爸爸信中、电话里劝导：“要利用这些聚会，多作宣传抗日工作。”妈妈刻意改变自己，每日处理纷至沓来、各种复杂局面。当时日军和蓝衣社等组织已注意到爸爸这座“豪宅”的一些可疑“形迹”。一天深夜，爸爸正与潘汉年、宋介农、胡愈之、高崇民伯伯、叔叔在客厅麻将桌上研究如何揭露日伪阴谋。一队混有日人、汉奸的“夜访者”，气势汹汹上门查问。妈妈通知爸爸的同时，一身华贵和服，“傲慢愠怒”地出现在敌人面前。她用纯熟的日语，提出很多在犹琦夫妇家知晓的日军高层关系，巧妙地击退了这一突然袭击。1935年，爸爸因“新生事件”爱国入狱后。妈妈身怀六甲，不顾骄阳酷暑，日夜奔波营救。撰写《抗告》文，诉诸法律报端。劳伤过度，头胎流失。爸爸出狱后，赶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再定“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重大决策。“西安事变”爆发，爸爸二次被捕，押送南京。
凌霜斗雪
蒋介石生还南京，爸爸虽获自由，但形势更为严峻：由于爸爸是著名的实业家，抗日积极分子，又被提名为国共联合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影响颇大，日寇四处通缉、密令追杀。爸爸日夜在为上海工厂内迁紧张工作的同时，不得不改名换姓，与妈妈一夜三迁宿地。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和妈妈在美国的亲友都力劝爸妈去美创办实业，然而他们终不忍离开苦难中的祖国。妈妈决心走出翠楼暖阁，离开霓虹灯闪烁的大上海。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1939年与爸爸一起来到了荒凉落后的新疆。
到达新疆不久，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叛变革命，大批虐杀陈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爸爸先被软禁，后被监禁，最后受尽酷刑，惨遭杀害，并被毁尸灭迹。妈妈的辛酸记忆：“那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边疆五月之夜，重远与我和孩子长别的那个夜晚。塞外的初夏仍然凉气袭人。再加这晚月黑星暗、雨凄风急。在我们晚饭时，盛世才杀人组织———‘侦缉队’，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宅，黑衣队员冲进了重远的书房和我们的卧室，翻箱倒柜并‘请’走了重远。我站在大街门外，望着囚车远去、远去。直到雨水从发间流下，衣角也在渗水，我才惊觉在夜风冷雨中站得太久。回到满地狼藉的卧室，我跌坐在地，靠在新疆特别低矮的窗台上，就此浑浑噩噩……似乎窗外风雨已停，只有人的狗哭声，断断续续，时远时近。檐间积雨，漏得艰难，似簌簌泪、滴滴血……”
从此妈妈的空房，从生离变成了死别。爸爸的狱友王保民叔叔，事后来家叙述爸爸被害经过：“重远受过二十六种酷刑，长号大骂达16天，最后盛世才亲自动刑。用沸油浇重远上身（刑名‘穿马甲’），用烈焰烧下半身（刑名‘烘山药’）。可怜重远大片皮肤被浇烧得嘶嘶作响……”保民叔叔说得热泪淋淋，妈妈面色惨白，两手捂住耳朵，拼命摇头，摇散了发髻，摇乱了神志。整整两天两夜呆坐桌旁，不语、不吃、不睡。弟弟、小妹饿醒了哭、哭累了睡，妈妈一如泥雕。保民叔叔请来了医生，大院的邻居也都聚拢来，大家认定：她精神失常了……
四个月后才通知妈妈这一噩耗，妈妈悲怆回眸：“记得十月的新疆已开始下雪，我被通知重远已死，要我去领取遗物。我坐在新疆特有的六轱辘车上，奔往监狱。感到一片白茫茫，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倏忽间，大雪纷飞里，我似乎看到重远那关注而呵护的目光，听到了我们到新疆被软禁后，重远常鼓励我要坚强的话语：‘困难再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了勇气’，‘万一我遇害了，你千万这样想，离散了一家，团圆了万家’，‘男儿有泪不轻弹，巾帼如你，也要有泪不轻弹啊’。面对皮笑肉不笑、等着看我笑话的狱长和狱卒们，我拿着重远衣物，硬是没有流下一滴眼泪，镇静地走出了牢房。尽管回来时，昏倒在家门前，我觉得我维护了重远的形象……”
爸爸残酷被害后，又一厄运接踵而来：盛世才阴谋用疾病夺去我们一家人的生命。妈妈和我们被关进了当地结核病院，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大口咯血的女病人。一旦确诊我们也都染上痨病，又将我们软禁在家，冻结爸妈银行存款，使我们既无钱治疗，又陷入断炊绝境。一天，妈妈长久站在爸爸遗像前，泪流满面，又很快擦干，默默祈祷爸爸保佑我们，自己带病单身进城，也不知怎样闯进了那戒备森严的盛世才“督办公署”，严正要求：“救救孩子，孩子无罪。”盛世才命令特务用“拖死狗”的方式将妈妈从城里拖到郊外。他们一人拖，一人双手掐紧妈妈咽喉至气绝，松手，再扼紧。如此一路反复，停停走走，使妈妈受尽了窒息死亡的痛苦。她被掷回家中，几天后，又虚弱地站在爸爸遗像前，没有哭泣，没有默祷，而是将爸爸遗像取下，放进小旅行袋里，大雪迷漫的夜晚，妈妈带上刚会走路的我，刚会说话的弟弟和还在襁褓中的小妹，半坐驴车，半步行，直奔飞机场，想趁天黑逃上机舱，飞往内地。当我们母子女匍匐挨近机场外围，即被岗上哨兵发现，子弹上膛，厉声喝止：“不许动，否则开枪。”大风雪呛得我透不上气，双脚冻得骨折般剧痛，实在也走不动了。妈妈这时放下小旅行袋，右手拖我，左手挟弟，背着小妹，继续前行。刺耳的枪声响了，连续射击。妈妈按倒我们，趴伏雪地，被围上来的持枪大兵抓住，又将我们押回那已冰冷的家。妈妈没有经验，用热水敷我们冻坏了的手脚，痛得我们三人撕心裂肺般的哭叫。急得妈妈环室乱转。“黑狼”把守门外，也无法出去求助，妈妈痛楚的眼泪滚滚而下……午夜，由于冻饿，我们意识朦胧。恍惚间，妈妈从箱子里找出瓶瓶罐罐，喂我们吃一种有些怪味的果酱，并要我们大量喝水。从此白天要我们卧床不动，保存体力，夜间避开看守，喂我们三次果酱，每人每次一匙，妈妈半匙。就是这些从内地带来，已经有些发霉的果酱，维持了我们将近两个月的生命，等待胜利。
抗战胜利后，盛世才调往重庆。妈妈带着三个气息奄奄的我们回到了上海，回到了那“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爸爸的故居。
“屋漏又遭连夜雨”，一位赫赫有名将军的夫人看中了爸爸这座豪宅，强行要我们搬家。从此，我们无家可归，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等我们病情稳定后，妈妈又挑起超负荷的重担，在三年内教会我们全部中小学课程，使我们都考上了名牌大学。
暗香浮动
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妈妈苦尽甜来之时，却一病不起———晚期肺癌。此事惊动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他亲自批示：“像杜重远这样的遗孀，已没有几位，请务必医救。”上海医务界行动起来，3个医院，4位专家，成立了特别抢救小组，妈妈经历了特大手术，在国外也禁刀的情况下，手术成功，奇迹般活了下来。活下来的日子：左肺全切、右肺肺气肿，日夜与呼吸困难作斗争；喉返神经被切除，气管不能正常关合，每吃一顿饭，咳呛得汗淋窒息……妈妈靠在氧气筒上，写出了很多感人文章，宣传国家大政方针，殷切呼唤港、澳、台三游子归来。6年前甲状腺又出现癌肿，住院5年，气管切开。病势日趋危重，肿瘤压迫食道气管，不能进食，经常窒息，并出现黄疸。妈妈的病牵动了多少国家领导人的心，他们纷纷来人、送花、祝愿。病情一有变化，医院内外一次次大会诊，视妈妈为亲人的院长、专家、医生护士们日夜守候在妈妈病房，将死神挡在门外。妈妈气若游丝，仍勇敢接受无麻药肝胆穿刺（以防麻药引起窒息）。妈妈与死神作拉锯战的间隙，断断续续写在小纸片上，由我抄出，向党中央和亲友们表达绵绵心意：“回顾往事，不禁悲从中来，夫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国家蒙难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和子女们无悔无怨。重远英年被害，没能作出更多贡献，党和国家却给予我和孩子如此多的关爱和照顾。我被安排为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有关部长、秘书长们常来医院嘘寒问暖。每逢春节，我病房里的鲜花、花篮摆满，更多的放在门外长长的走廊里。医生护士都说我的病室更像花苑，门外是花展，我好有福气。‘舴艋小舟载不动许多愁’，而我和孩子们的心舟却是装不下党的似海深恩……尽管女儿和医生们都安慰我，说我的病会慢慢好起来，但我感觉到我的人生苦旅，已行至尽头。我不愿向您们告别，我很留恋大好河山，温馨的社会和儿女们的孝心。我会尽可能地放慢脚步、慢慢走……”
1998年6月21日晚，妈妈痛苦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思绪痛楚里，我们找出妈妈生前最爱凝神静听的碟片———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妈妈最后的叮咛：“在这远行之际，我想让重远一生为国忘家的事迹，留给后人；我想让孩子们记住，国强才能民富。中国有五千年璀璨的文化历史，也有近百年被帝国列强侵略瓜分的屈辱历史。我们为此自豪，为此付出……感戴江总书记一再要求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的国家经历了血染河山、还我河山，待到我们重整河山时，我愿小平旗帜猎猎，从此河山如画。”妈妈走了，给我们留下了一颗中国心。
在我们神思恍惚，悲哀默悼中，到处都是妈妈丰姿绰约的身影和晚年灿烂如花的微笑，一旦定睛，再也看不到、找不到妈妈了……我们从小痼疾缠身，劫难重重，一直也没有自己的家，但有妈妈在，就是一个相依为命的家。妈妈走了，家也散了，总觉人在旅途中。深深感念党中央和上海市委，又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将爸妈忠魂安息在这么好的地方———万国公墓名人墓地（宋园），古树参天、鲜花四季。我们倦鸟归来，天上人间相聚在爸妈墓碑旁。爸爸，毁家报国，挫骨扬灰，归去，斜阳正浓；妈妈，冰雪梅骨，默默历尽“苦旅”，花落，春来。
《人民日报》 (2000年05月09日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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