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张浩哲 文/晚报记者 班琳丽 图/晚报记者 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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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侯方域，有一种感觉很强烈，就是痛。这种痛是什么？给一个男人同情、怜悯，是对他人格的不尊重。感情是对等的，不是不能同情、怜悯，而是对有些人自己没有这个资格。居高临下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够有的姿态。

    那么这种痛是什么呢？

    年代并不久远，一个人却已如同一段历史一样，引发唾沫四飞的争议。其实，他的人、他的事、他的思想、他的气节等，都已成为谁也篡改不了的定数。争议全在各自的认知不同吧。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叩开长城，挥鞭南下，一群小人牵着一个懦弱的朝代逃亡，一介书生拍案投笔，欲把七尺的身躯投进大厦将倾的政治涡流中力挽狂澜。一个人改写不了历史，一个人挽留不住一个气数已尽的朝代，如同一个人阻挡不了一个已经在历史的舞台上“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王朝。

    侯方域的拍案投笔挽留不了明王朝，他的仕或不仕也阻挡不了清帝国，这是谁也无能为力的朝代更迭、历史进程。我们以此界定一个人晚节保还是不保，是不是太过轻率？太有点“我以为”了？思考侯方域之前，似乎更应该思考清楚什么叫男儿气节。有“复国”之志叫气节。旧国无可复，新朝已稳固，顺应历史的潮流，这不叫失节吧？逆历史而动，像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难道就是一种可倡导的大气节、大国魂？是不是还要看看旧国与新朝哪个更得民心？一把尺子想裁量一切，只会出现偏颇。

    38岁，虽是壮年，却不该是壮悔的年龄。在理应年富力强、踌躇满志的年龄上翻然悔悟，不是壮志凌云，而是壮年而悔，这其中不是一种切肤的痛，又是什么？壮悔有多痛？怕他人能穷极想象的，都只能是一种“盲人摸象”的臆想吧。

    事实是，不论世事怎样评说，侯方域与他的壮悔堂依然静静地站立在古城一隅，眺望的目光永远浸透着一种忧思难消的沉郁……

    一朝文章惊海内

    被人称为“侯才子”，侯方域当之无愧。这一点，归德古城有着不曾淡泊的记忆。

    第一个段子，当数“葫芦诗”。说是侯方域“自幼颖异过人”，是人们公认的“小才子”。一次他逃学到一座庙里玩，几个在葫芦架下乘凉的和尚，就刻意拦着让他做诗。8岁的侯方域并不推脱，狡黠的眼神在葫芦与和尚的光头上“溜”过，张口就来：“葫芦架上葫芦藤，葫芦架下葫芦明。葫芦碰着葫芦头，葫芦不疼葫芦疼。”等这边和尚们明白过来被“戏弄”了，古怪精灵的“小才子”早跑得没了踪影。

    第二个段子，是说侯方域有着“过目不忘”的超高智商。他少年时曾奉父命去江南买书，买了整整一船的书。归途中，他每天坐在船头看书，看一本扔一本，回程未过一半，书已所剩无几。撑船人越看越纳闷，忍不住问他回去如何交代。侯方域拍了拍肚子说，书全都在这里了。果然，他回去后一本本写出，竟一字不差。

    自然，这些多多少少都带有些“故事”的色彩，它们多半在古城人津津乐道的讲述中。不过，在历史的讲述中，“侯才子”的赞誉，同样不是浪得虚名。

    1627年，在地方官万元吉的倡导下，归德府的文人名士成立了雪苑社，一时人才济济，一度令当初的文坛为之惊叹。侯方域就位列其中，虽年仅10岁，但他的文章已令人刮目相看。一时间，不少名士们“无不人人引为小友，文名不胫而走”。

    之后，随着年龄、阅历、学识的增长，侯方域的才华进一步得到展示，时人评价他“朝宗（侯方域字朝宗）天人姿，才大不可囿”、“好言天下大计，为文若不经思，下笔千言立就”。

    明崇祯帝即位后，魏忠贤遭诛，此前受到排挤的东林党人纷纷被起用。当年冬天，11岁的侯方域跟随重新被启用的父亲侯恂赴京做官。到了京师，经父亲安排，侯方域拜在当时著名文人、书法家倪元璐的门下，学习八股文。倪元璐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非常喜爱，传授文法，悉心指导，这对侯方域后来的散文创作影响极大，也使他受益终生。

    15岁时，侯方域回家乡应童子试，府、县皆为第一。但这位少年并无得意之情，在他看来，这只是实现宏图大志的第一步，他写下诗作《苍鹰》抒怀：“斜日催寒树，苍鹰独野征。飞扬愁岁暮，迟顿为毛轻。自具风霜气，终非燕雀情。去来须任意，湖海尚孤清。”当时名士蒋鸣玉在侯家做塾师，看到侯方域的诗文，“大惊，以为天才艳发，有不可一世之慨”。于是向自己的所有朋友推荐侯方域的诗文。一时之间，文人名士纷纷为他的文采卓识倾倒。第二年，侯方域回到北京，其间以文会友，结识了复社张溥、吴伟业，几社名士陈子龙、夏允彝。

    17岁时，侯方域代父草拟《屯田奏议》，详细地分析了明代官屯、军屯、民屯、商屯等的历史、现状和对策，提出考课、信任措施。他广征博引，洋洋万余言。但此时明朝大局已危，各种苛捐杂税让有田者宁愿乞讨他乡。在这种情况下，屯垦根本无法实施。但一个17岁的少年写出这样的经世治国之策，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此后，侯方域的才名“播誉于公卿间”，“天下争结交之”，人们将他与汉代张安世、唐代李德裕等相提并论。他也因此由“侯才子”成为“名公子”。

    痛煞一个“悔”字

    侯方域是一位“才子”，是一位拥得“佳人”仰慕、追随的经世才子。虽生在“纨绔”之家，但绝不是一位遭人不齿的“纨绔子弟”。他擅长散文，以写作古文雄视当世，清人将他与魏禧、汪琬合称“国初三大家”。

    但无论散文，还是诗作，侯方域的文字中不乏忧世之情和用世之志。当年侯恂再赴京师，由太仆寺少卿升为兵部侍郎，再升为户部尚书。其时明朝内忧外患，弊端尽显，侯恂欲展抱负而不能，内心十分痛苦。他的经历和用世思想，深深影响着逐渐成熟的侯方域。贾开宗《侯朝宗本传》说他：“幼博学，随父司徒公官京师，习知朝中事。尝叹曰：‘天下且乱，所见卿大夫殊无足以佐中兴者，其殆不救乎？！’”由此，忧愤之情可窥探一二。

    真实的侯方域理应是一位“忧国忧民、具有民族气节”的非凡雅士。他所交往和相互敬重的朋友基本是有气节、有豪情的仁人志士。他也一直极力用诗文歌颂民族节操和献身精神，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明崇祯十二年，22岁的侯方域赴南京应试，一举中第三名。但因策文言辞激烈、涉及指责皇帝而被除名。由此可见，他对大明王朝的“忠”也绝非一种愚忠，对乱臣贼子、社会阴暗，侯方域绝对深恶痛绝，但对忠义之人、凛然之事，他绝对有情有义。他称赞为抗清而死的吴应箕“明三百年独养此士”，他为抗清被捕、不屈而死的平民任源邃著文立传。

    当大清帝国已固若金汤时，侯方域选择了归隐。顺治二年到九年，侯方域经历了整整8年的隐居、奉亲生活。这期间，他重整旗鼓，恢复了雪苑诗社，搭齐“后雪园六子”——侯方域、贾开宗、徐作肃、徐世琛、徐邻唐、宋荦。

    至于侯方域被后世某些人讥为晚节不保，当时他于顺治八年参加了河南省乡试，并获第一名。怎样看待这种所谓的“失节”，当年二月河先生的论断可谓中肯！

    当年二月河参观过壮悔堂后，欣然著文《怎一个悔字了得》，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文章中说：“康熙这个人是很深刻的政治家，他对降顺他的前明官员很不客气，他瞧不起这样的人。活着不待见，死了——他专设《二臣传》请你上榜示众。”另一方面，康熙无时无刻不在绞尽脑汁“网罗”英才，希望大汉民族的英雄才俊全能为他所用。因此不惜动用政治手腕，敢不应举、出仕的，就让你获罪、入狱。可以想见，侯方域应大清科举，有些不得已而为之。不过设想，等他历经“康乾盛世”，他济世的思想和热忱再次被点燃起来，一个男儿重登历史舞台，无论是著文还是为官，“达济天下”，又有何不可呢？又有何值得非议的呢？

    35岁这一年，侯方域在他的“四忆堂”忆起自己的坎坷遭遇，感叹平生可悔者多，于是把书斋更名为“壮悔堂”。他悔什么？悔无功名？悔无建树？悔红颜玉陨？如今的壮悔堂依旧书香扑面，世事流变间依旧庄严肃穆，它可能回答得了主人的痛为何痛？

    我们倒可以坚信，无论侯方域的壮悔有多痛，绝不会狭隘到对一个女人的无限追悔。女人痛悔一定在感情，男人痛悔一定在功业。因为男人一生志在赢得世界尊重。由此推知，侯方域的壮悔一定是在家国高度上痛彻肺腑的追思与追念。

    侯方域的悲歌，理应是当时社会的悲歌。只是他的人生中太过深刻地打下了朝代更迭的烙印而已。天涯去往竟如何，最是关情云雀歌；细忆姑苏好风景，青衫回首泪痕多。天涯去往，青衫泪痕，真的难以想象，有多少眼泪能稀释这位倜傥才子的壮悔之痛呢？不过有一点不可否定，一代才子，一首悲歌，任时光不停流转，却难以成为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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