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腾凰、史挥戈合著的《李香君传》，写得流畅细腻，在形象思维上用了工笔，应属于文学范畴。但是，和一般的传记文学略有不同，它不仅附录了《侯方域（及李香君）年谱》，在书中某些重大情节交代清楚之后，还用相当大的篇幅、不同的字体，详细地进行了说明。例如，原来侯方域《李姬传》载陈贞慧、吴应箕对阮大铖之为人处世深为痛恨，阮大铖乃托王将军其人多方设法对侯拉拢，李香君颇为疑虑。侯向王将军探问，乃明真相。侯听从李香君劝告，与王将军决绝。《李香君传》就是这样处理的。书中又用黑体字标明：

    而戏剧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却根据侯方域这篇文章提供的素材，进行了艺术加工，写成《却奁》一场。剧中王将军变成杨龙友，替阮大铖送银子给侯方域的也是这个杨龙友，侯接收了银子竟然同意替阮大铖疏通与复社人士的关系。李香君得知后，拔簪脱衣，盛气却奁。

    《李香君传》进而发表感慨：“剧本中的描绘，当然比生活中的情景精彩多了，侯方域却变成了一个看重钱财的自私鬼，一个不明大义的糊涂虫。侯方域，何其冤哉！”作者认为如果历史剧、传记在“重大事件和关键的年代上人为地进行篡改”，“那只能称之为‘戏说’和小说了。”我们不难看出，吴腾凰、史挥戈对《桃花扇》的评价是不高的。

    我们应该承认，《李香君传》在史料取舍方面基本上是严肃认真的，比孔尚任自诩“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的《桃花扇》要可靠得多。因侯方域《李姬传》比较简短，《桃花扇》则以李香君在栖霞山葆真庵出家为结束，给人以李香君在栖霞山终老的感觉。而此书作者虽然也是以《李姬传》为依据而敷陈，对秦淮河畔那一群青楼名妓的生活也是参照余怀《板桥杂记》略有点缀，也没有过分渲染。吴腾凰、史挥戈又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多次到媚香楼、栖霞山寻访遗迹，又多次造访侯方域故乡商丘，还拜访了研究侯方域的专家何法周、王树林、尚起兴等，终于得知侯方域在清顺治八年河南乡试乃出之于被迫，而且“实未完卷也”，原来他采取了消极抵抗的对策。更重要的是李香君虽曾一度在栖霞山葆真庵出家，后来还是被侯方域接到了商丘，但不能见容于大家庭，被安置于郊外侯家老宅。侯方域与李香君所生一子，亦不准姓侯，只能姓李。李香君凄苦而无限委曲地郁抑而死，死在侯方域之前。

    《李香君传》既然也写了李香君以往不为人所知的后半生，所依据的素材也相当可靠，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次尝试。因为大陆的南明史研究者、《桃花扇》研究者不一定能读到这部书，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我在欣赏、肯定《李香君传》的同时，觉得他们对《桃花扇》的指责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仍旧有主观和脱离实际之处。因为康熙年间文字狱遍布全国，孔尚任如果真的完全依照史实来写，单是把史可法写在扬州城破时被清兵所杀这一情节，对立面就绝对不是农民起义军而是清军，孔尚任便难保不遭灭门之祸了。怎能以今天写明末甲申、乙酉年间历史的自由尺度来要求孔尚任呢？

    而且，此书的第九章《赏心亭痛斥奸佞》也是虚构的，和《桃花扇》的《骂筵》基本相似，也不能排除有参考《骂筵》的可能，过分责备孔尚任就显得不够公平了。

    另一点是写戏剧作品和写小说、写传记不同，即使是散文化的结构，即使无场次之分，终究要比小说、传记在形式上、情节上要集中一些、紧凑一些。《桃花扇》只能把杨龙友作为介绍侯方域梳栊李香君的惟一牵线者，没有写张溥，为阮大铖去拉拢侯方域的角色不是《李姬传》所提到的王将军，也是杨龙友。这倒不是孔尚任怕得罪朝廷，而是技术性的编剧技巧的手法也。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李香君传》也好，《桃花扇》也好，那柄扇子既是侯方域、李香君定情的信物，更是贯串全剧的砌末（道具），究竟是什么样的扇子不能不认真对待。孔尚任所以在《桃花扇·凡例》中开宗明义地强调：“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其重视之程度，非同一般。

    《入道》一出结束时，[北尾声]“……亏了俺桃花扇扯碎一条条，再不许痴虫儿吐柔丝缚万遭。”“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这扇分明是纨扇。《访翠》出，侯方域吟的诗是“南国佳人佩，休教袖里藏，随郎团扇影，摇动一身香”。《眠香》出，侯方域带的是“宫扇一柄”。《守楼》出李香君唱：“宫纱扇现有诗题”。纨扇、团扇、宫扇、宫纱扇都是同义词，不是折扇也。孔尚任的判断我们应该尊重。乾隆年间诗人陈文述在媚香楼题诗，有“桃花宫扇今犹在”之句，更使人确信为宫扇无疑了。

    《李香君传》美中有不足，作者不顾欧阳予倩、王季思、朱端钧、谷斯范诸戏剧家、作家均毫无保留地肯定桃花扇为团扇之事实，根据《中国书画报》1986年《张伯驹目睹桃花扇》一文，定此扇为折扇，进而把“宫扇”十分勉强地解释为崇祯皇帝赐给侯方域父侯恂的“宫中之扇”，那是既不符合孔尚任的意思，也违反了历史真实、生活真实，又曲解了“宫扇”的字义，故决不可取也。

    蒋星煜   文汇报 2007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