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1618-1655)，字朝宗，号雪苑，河南商丘人，明清之际著名文学家。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了由风流潇洒的公子、蹈厉风发的名士到凄凉哀痛的遗民这样巨大的身份、心理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侯方域体现出的心态、文学、文学思想都既有时代特色，又有其个性特点。
　　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曾官至太常寺卿；其父侯恂，崇祯年间历官兵部侍郎、户部尚书、总督。两代显贵，造就了侯方域贵公子的气度。而侯方域的公子气度、名士风采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结合，就使得他的诗论有其个性特点。他论诗反对竟陵派，认为“诗坏于钟谭”，在《书彭西园集后》记述彭西园“尝游京师，遇竟陵钟惺，与谭不合，奋拳欧之”，并评论说：“当是时，惺方倡异说蛊惑天下，见者莫不拱揖下拜，西园独勇于拥卫风雅如此。”相形之下，他还更肯定前后七子，在《陈其年诗序》中便说：“子知明诗之所以盛与所以衰乎？当其盛也，北地、信阳为之宗，而郎耶、历下之辈相与鼓吹而羽翼之，夫人之所知也；其衰也，则公安、景陵无所逃罪。”他并不赞同前后七子拟古的主张，在诗论中指出拟古之风与竟陵派一样是诗坛之弊，批评“当世之为诗者众矣，或侈衣冠之威仪，则千幅同裁；或叩响籁于寂寞，则新声竞奏。宁非所谓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故烦杂而无当哉？”他并在《与陈定生论诗书》中提出：“今日所为色大率皆借色也。借何可久，天然威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东，不南而北，藻绘雕饰，徒自苦耳。故必洗尽天下之借色，而后天下之真色始出。”又说：“今人往往好为乐府，仆谓如郊庙、铙歌诸题，皆古人身在其间，铺张赓歌；今无其事而辄摹拟之，即工，亦优孟衣冠而已。”这种对于摹拟的批判与对个性的追求无不中肯而尖锐。其实他肯定李孟阳、何景明，主要是因为他也从封建正统诗学出发，认为“诗本经术，不同词曲，其大者陈无外，微者道性情”，并同样以盛唐为取法对象，如他赞赏彭西园“诗开阖起伏，具有法度，意远调圆，在盛唐入室之列”。所以他在《宋牧仲诗序》中赞赏宋荦的诗“神苍骨劲，格高气浑”，“直由盛明接于盛唐”，这与前后七子的论调相近。因此他要求“诗之为道，格调欲雄放，意思欲含蓄，神韵欲闲远，骨采欲苍坚，波澜欲顿挫，境界欲如深山大泽，章法欲清空一气”，这显然就是以唐诗为标的。
　　侯方域诗作宗唐，确切地说是“以杜甫为宗”。他论诗推尊杜甫，在《戴黄门诗序》中说：“昔杜少陵生李唐肃代之间，间关氛祲，曾无虚日，而避蜀逃秦，能以忠义自持，一饭一吟不忘君父，故其诗多忧悄之思，雄郁之气，亘古弥今，卓然不朽。”又说：“夫少陵一集，而古今天下之治乱兴亡离合存没莫不毕具，岂仅仅一詠一吟足以尽风雅也。”可见他推崇杜甫一是因为杜甫忠君爱国，在乱世中颠沛逃亡，诗中有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深厚的兴亡之感。这正与他一贯的政治取向和凄凉身世相同，所以他要求诗应“忧时悯俗，托物见志”，诗集中也特多感慨兴亡之作。他宗法杜甫二是因为杜诗沉郁厚重，感慨深长，雄浑慷慨，所以他的诗歌也追求开阔而悲壮的意境，其中渗透深沉的故国之思。如《过江秋咏八首》在情感、意境上都与杜甫的《秋兴八首》相近。前后七子学杜只能形似，不能神似，这是因为他们生于承平之世，不可能感受到杜甫身无所托，悲痛哀恸，触目惊心的心境，而侯方域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杜甫极为相似，身世、心情也相仿，所以对杜诗能有更多的体会与共鸣，诗歌肆口而发也自然合于杜诗。
　　因此，特殊的时代给侯方域的创作提供了远比前后七子丰富得多的内容与深刻得多的意蕴，也使他的审美情趣不同于复古派的典雅中正。他在诗序中赞许那些苍凉激楚，抒发自己心中悲愤的作品，如《孟仲练诗序》云：“孟君生平数遭兴废，皆身与之，固宜其痛切以愤，怨悱以怒，而其为诗顾能遣于道，不以自累，望之也厚，而测之也深。是岂犹夫世俗之苟作者耶？”由于作者亲身感受时世的动乱，艰危苟免，困顿无聊，所以能写出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及其对士人内心的重大影响，哀怨悲痛，情不能已，从而具有特别的力量。侯方域指出这种诗“触讽时事，则屈子憔悴之容，哀激为骨；倾舒情愫，斯杜老顿挫之致，沉郁有神”，即它继承了屈原与杜甫感遇讽咏的传统，是“诗以言志，古人感遇而申怀”的诗学思想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表现。侯方域自己的诗与遗民诗所表现的内容、风格是一致的。“零落湮隳”，正是那个悲剧时代士人总的心理感受与诗中共同的风貌。
　　但侯方域的公子气度、名士风采在诗论中也时有表露。他在《与陈定生论诗书》中说：“贾君论诗欲清空一气如话。仆曰：是固然，更少气象不得。阊阖冕旒固属气象，木鸥风燕，得意容与容非气象耶？推而至于太原真人之褐裘，曲江仙侣之彩笔，任城豪饮，斗落参回，玉门愁月，练白霜皎，皆能以其气象为气象。当其胜绝，变动难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触通而已。”这种开阔的视野，风流的生活，潇洒的气度非侯公子莫属。他认为诗在于作者心灵与情境的触通，所以要求诗人能坦率真诚，认为“人未有胸中忸怩而发之于言磊落而光明者”，并说：“昔人制行立言各有一事，不必兼顾。人不逮其言无论已，即使言不逮其人，而苟得其诚以朴，伉爽以直，豪宕而感激，已不失孝侯国士之风”，这正是他自己个性的写照与对诗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