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鸣珂（１８３４—１８９８），字韵轩，湖南沣州永定县（今大庸市）二家河乡候家湾人。
    鸣珂生性聪慧，五岁时即受其父侯兆恒教读，对“水可作黎庶，舟可作人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深解。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即为戍午科优贡，考选八旗官学镶黄旗汉教习。历任陕西署孝义厅（今柞水县）抚民同知及韩城、沔县、兴平、保安、凤翔、渭南、咸阳、平利、白河等县知县。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五六月连续大旱，庄稼树木枯死；同治二年孝义厅阴雨６０多天，庄稼霉烂在地，加之洪水冲淹，收获甚微；同治三年，蝗虫自东而西，遮天蔽日，食尽山川田禾。由于连续灾荒，孝义厅户户断炊，满目哀鸿，饿殍满地，厅署官员纷纷逃遁。就在这生灵涂炭之际，鸣珂于同治四年春，奉命任孝义厅抚民同知。上任时行至车家河，见荒野遍尸的情景，即刻泪水长流。他未听夫人劝阻，强行进入一家宅院，发现一具尸体横在院中，死者嘴里还含着一块没有咽下去的观音土。他对天盟誓：“不解民倒悬，鸣珂宁愿一死！”到厅城的当晚，即亲写呈文，差人星夜赶赴省署禀报灾情，请求赈济。不久省署拨下百万斤赈济粮。粮食到厅后，鸣珂亲自赶着骡马，把粮食送往各地，拯救饥民二万多人。他一面救灾，一面号召百姓开展生产自救。接着他又到蔡玉窑、营盘等地，发动民众开展春耕生产，与百姓一块下田插秧，一块上山挖地，一天只喝一顿包谷粥。回到厅城后，除多次告诫厅署官员“与民共淡泊”外，还给自己和家人规定：“一日三餐，不得过斤，洋芋、包谷、糠菜各三一，不得妄加细粮”。部下余言吉不甘忍受无油的粗饭，向一民勒索了１０斤猪板油，自食５斤，将５斤暗送鸣珂夫人杨芝香。鸣珂得知后，拍案大怒：“刮民脂膏，如杀我父！百姓倒悬，尔等安享清福，不堪造就！”当即升堂问罪。除将余言吉削职为民外，并下令对其妻杨芝香杖股四十。芝香当场承认错误，声泪俱下，“后悔莫及”。此后，孝义厅军政官员都以鸣珂为榜样，躬身为民，同人民一起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孝义厅山大沟深，地僻土瘠，天灾兵燹，民不聊生，“因之急于谋生而缓于谋道”（《孝义厅志》），厅无官学，只有两所私塾，一所义学，在校学生只有２３名。鸣珂喟然长叹：“教育为一地振兴之基，学校寥寥无几，学生寥若辰星，孝义难兴也！”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鸣珂捐献俸银８０两，又到处奔走，在富户和商户中募银２０００多两，创办官学一所，收纳学生８６人。由于师资不佳，鸣珂于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日到校讲课。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有１３名贫寒学生辍学，鸣珂又捐俸银５０两进行资助，使辍学学生全部入学就读。后来，他又将几所私塾改为义学。

    鸣珂判案清正廉明，刚直不阿，从不屈就权势。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乾佑关守备汪宪忠之子汪林勇，抢走石嘴子首饰店刘汉本银镯十对，在刘汉本阻挡时又举刀将其砍伤。守备汪宪忠知其子罪行严重，深夜给鸣珂送银１００两，请求开释。鸣珂勃然大怒，除将１００两贿银充公发送贫户外，痛斥汪宪忠：“你儿子乱臣贼子，你身为守备不去诛伐，反为其开解，何以为官！”后即禀报省抚和三法司，将汪宪忠削职，并处汪林勇死刑。

    同治年间，清王朝日趋腐败，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国内有识之士救亡图存日益高涨，农民起义蜂拥而起，太平军、回民起义军等各路起义军，利用孝义厅山大林深的有利条件，纷纷在此聚合，清王朝极为关注，多次敕令全力围剿。候鸣珂认为农民起义是“不堪忍受之举”，内心寄于同情。他仅率部在大峪、小峪防堵，为时两年没有杀害一名起义人员。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在孝义厅人民安居乐业时，侯鸣珂奉命离任，但“他还有些未了事替民关怀”（《劝民歌》语）。他连夜作《劝民歌》， 奉劝百姓息争讼、戒赌博，读书人立志上进，勤务庄田、公平交易……。离任时四乡百姓送“仁德如春”巨匾，从厅城到营盘，官民沿途含泪送别。

    鸣珂为官时时不忘体恤百姓，常常解囊相助。由于慷慨救助，为官三十年竟负债万贯。因病卸职后，不得不变卖家产、庄园偿还。他不以为困，反以为乐，临终时劝告为官的六个儿子：“知民，助民系吾为官之道，此乃留给尔等‘家产’。虽系无形之物，但胜以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