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休范氏是清代“康乾盛世”饶富最久、最为显赫的皇商。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范氏濒临破产前的一个不完整资料记载：范家当时在直隶、河南二十个州、县开设有盐店，此外，天津、沧州有囤积食盐的仓库，苏州有管理专赴日本贩铜的船局，北京有油盐铺等3座，张家口有商铺6座，归化（现呼和浩特）有米局等商铺4座，河南彰德府有当铺1座。张家口有土地106顷，大同、阳曲等地有房产近千间。以上尚且不包括介休老家的财产。乾隆四十八年（1783），朝廷将范氏一门查钞，财产被没收时，曾饬令山西各级官员赴介休县张原村对范清济老家财产进行调查。当时管家范饮诚供述：范清济原籍只有村内住宅二所，村外房院一所，又旧园子一所，共有零星房五十六间，契买地三百四十六亩，契典地六十五亩，此外别无产业。但这仅是范清济一门在老家的产业。张原村仅清济父辈直亲就有五门分支，笔者外祖父范益政系范氏后裔，据祖辈讲，张原村正街西侧有一条当地人叫“范街”的近百米街道，街两边院落当年全系范家的房院。街西北的一所房院当年尤其豪华壮阔，老百姓曾传为“小金銮殿”。山西巡抚农起当时对范清济资产调查后，在奏摺中所写其介休县房地产折库平银为12120.8两。此数目是否属实可当别论，但它毕竟为后人研究范氏老家资产记载了一笔史实。

    （一）

　　范氏远祖居住介休城内。明初，该族有叫范至刚者由城里迁居东乡张原村，范至刚为明初“市易边城”的商贾。到明末传至八代范永斗时，范氏已成为主宰张家口贸易的八家山右商人之一。张家口地处满、蒙、汉族的结合部，明末满族皇太极政权建立后，接着征服了内蒙诸部，以后又不时向关内入侵。满清所需军需物资除靠军事掠夺外，还靠与张家口的商人通过贸易获得。张家口商人一般都诚实可信，渐渐地，清军与张家口商人增进了情谊。

　　清军灭明并在北京建都后，由于皇室物资供应需要，顺治皇帝专门把张家口八家商人请入北京，设宴招待，还要授以官。范永斗等以不熟悉民事社交，即力推辞。最后，将八家赐给房地产业（张家口一带），并且都接受为朝廷内务府的商人，范永斗还被任命主持贸易事务，条件是每年要交纳内务府皮张若干（另据《宣化府志》等资料为一年交银一百两）。从此，这八家商人名正言顺地成为清政府的皇商。

　　有了清王朝给予的特权，凭借着内务府的权威，范永斗在其长子三拔的协助下，一方面继续主持在北边的贸易，一方面在国内经营丝、绸、粮、茶、铅矿及盐务等，经营范围逐步扩张到了燕、楚、交（广西、越南一带）、广等地。康熙初期，范三拔年老患病归里，商业贸易由其第三子范毓接替。范毓　是兄弟五人中最有胆识，最有才干者。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汪由敦评价范毓　“生而颖异”，“忠实能任事”，“任事不择险易”，口授指画“有过人的智力”，擦虚实“数千里外无遁情”……见（《范毓　墓志铭》）。这些评语用在范毓　身上并不过分。该从小跟随父辈往来塞上，长大又出入燕、楚、广、交诸大都市，既熟悉边地交通要塞，又与京师官员和蒙古部长有密切的交往。范毓　继承祖业，既要经营自己的河东、长芦大宗盐务，又要为朝廷采办皮张和人参等。在平常人讲，挑好这几付担子本来不轻了，然而“生而颖异”、“任事不择险易”的范毓　宁是甘冒风险，主动接受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下面私运军粮、飘海贩铜便是该“有过人智力”的壮举。

    （二）

    清初，康熙皇帝曾两次率军征讨西北噶尔丹叛乱。由于千里沙海，路途遥远，兵费耗费特大，结果却“军粮渐少，班师而还”。当时运米一石已耗银120两，还是接应不上，以致一次次耽误了军情。康熙五十九年（1720）再次西征，运粮费用仍按前次一石米耗120两银计算。范毓　知情后讲：“顶多用三分之一足够了”。在清将富宁安的推荐下，范毓　真的以三分之一（40两运米一石）承包了运送军粮的任务，而且是先用个人的私财运粮，任务完成后再回京结算。由于这次运粮没耽误军情，清兵在吐鲁番一带有效牵制了策妄阿喇布坦的兵力，也使得达赖六世顺利由青海入藏“安床”。

　　雍正五年（1727），世宗皇帝再次征讨噶尔丹策零。主管户部的怡亲王允祥再次举荐范氏兄弟承担了运输军粮。范毓　这次根据各路王师用粮多少，路程远近，又请沿路官仓先期借填，又让地方州县协作支援，甚至连所需人工、牲畜、器具等都仔细筹划，精心调度。遇到紧急事务也很快办完。这样往返数年，范家运粮作到了“幕府所在，储胥充裕，军得宿饱”。

　　到乾隆年间，范毓　与其四弟毓　仍旧用自行采买办法为皇室运送军粮。范氏前后十数年，共运送军粮百余万石，节省大司农金共600余万两。若按早先王师运米一石耗银120两计，省国库“不啻百亿钜万矣”（《范毓　墓表》）。范氏开历史先例，自售军粮，且为国家作出如此重大贡献。也难怪雍正七年（1729），皇帝胤　授给范毓　太仆寺卿官衔。并再加二级，赏二品官顶戴。其弟毓　则被赐为布政使参政。范氏兄弟受此殊遇自然也是史无前例的。

    （三）

　　范毓　另一件“任事不择险易”的壮举是为清政府东渡日本贩铜。清代用铜钱作民间货币流通。康熙中期以后，社会安定，民间交易用铜钱越来越广。清政府铸钱，在北京有户部所属的宝泉局，有工部所属的宝源局。另外，各省、镇也设有铸局。清前期，各局铸钱靠云南省产铜供给。随着货币需求量增大，云南铜供不应求，一些民间商人开始到日本国长崎贩运铜料。这些商人往来日本还可以兼运其它杂货，输出输入皆有厚利可图。善于观察商界虚实，“数千里外无遁情”的范毓　看到贩铜有利可图，于是联络张家口皇商呈请朝廷，允许他们包办“芜湖、浒墅、湖口、淮安、北新、扬州六关额铜”，呈书中还提出“自请减价”和“专交承办，不误运解”的承诺。康熙三十八年（1699），经过清政府正式批准，以范毓　为首的皇商承包了上述六关每年应交宝泉、宝源二局的额铜任务。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国内差办进口铜的十四关全部由原来招商采办归为范毓　等内务府商人经办。这样做的目的正如户部一奏议讲：“内务府买卖商人系身家殷实之户。办理铜务尤为熟谙……每年可省银五万两”。

　　范氏等商人东渡日本贩铜，开始每年购回铜数量250万斤左右，以后随着十四关额铜任务数全部承包，购铜数量每年可达六七百万斤。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日本当局因铜源减少，开始实施《正德新商法》，新商法对中国入港船数量、贸易额数等都大加限制，否则就采用没收货物、不发给信牌（准予买卖凭照）等处罚。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商人购铜发生了困难。随之而来，国内发生铜荒，影响铸币。清政府不分青红皂白，于康熙五十五年取消了内务府商人到日本采办铜货资格，改由八省督抚办解。

　　然而，起用八省督抚的措施不能扭转国内铜荒局势。雍正年间，“洋铜”输入减少，国内钱价腾贵，连雍正皇帝都感叹：“钱文系国家要务。”乾隆三年（1738），皇家再次起用范氏父子办铜务。“忠实能任事”的范毓　此次受命明知今非昔比。然而，由于历年经办运米、运盐及参票等各项共欠下户部银114万两，更何况范毓　自认为“受皇恩重”，明知前途艰难也只好奉命了。从乾隆十年开始，范氏飘洋采铜诸事不顺。鉴于范氏办铜有许多实际困难，经过几次复议，岁办铜由130万斤减为80万斤，后又减至50万斤。乾隆十五年，范毓　去世，之后，由其子范清注接替毓　继续为清廷办铜。乾隆二十年，范清注向清政府呈述到办铜的艰难：“现采办洋铜，供解五省鼓铸，注置货出祥，必得资本二副……惟是倭人狡诈，居奇勒肯，货到本国毫无利息。加以注所办铜斤，水陆路程合算，每百斤只抵银十三两五钱，较之江浙收买洋铜每百斤减价四两，以致采办愈难。其所缺银两，俱以高利供货，愈累愈深……”

　　范氏这次呈请本想讨个与民商一视同仁的结算铜价格，然而清政府仅贷给20万两资本，铜价根本不于理会。乾隆二十七年（1762），范清注英年早逝，铜务由其兄清洪接办。范清洪看到对日贸易前景暗淡，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弃产变价，告退招商”的奏请，因清政府不允，只好勉强维持。乾隆二十九年，经内务府同意，范氏办铜务改由范清济（毓　侄子）主持。范清济为了摆脱困境，一面请示清政府允许其添办船只，余铜由自己售卖；一面兴利除弊，开源节流，甩掉了内贸中出现亏本的河东盐业。范清济大动心机，寻求转机，“日夜筹思，汗流心裂”，孰料此时又遇到日本国提高铜价、征收关税和限量出口等问题。无奈，范清济只好请求将应办铜额“减半交纳”。清政府则以“范清济所办铜斤有关六省鼓铸，何为轻言减少？”予以驳回。乾隆四十五年（1780），日方又变招对中国商船非难，凡中国商船只能在一所指定的庙里贸易，而且进在庙里每年还得交1.6万两白银的租金。这时的范氏求退不得，完全处于寅吃卯粮困境。乾隆四十八年，范氏终于被彻底拖垮。前后累计亏损银156万两。清政府看到范氏再无使用价值，于是将其一门查抄，家财全部充公，范清济还落了个被囚的下场。范氏从此基本上结束了前后70年对日贩铜贸易（范清济侄子范柴以后仍旧给江苏局办铜，但已不是范家主持的时代）。

    （四）

　　毋庸置疑，范氏作为皇商，既有权势，又有巨资，利用此条件无论经营盐务，私办军粮，还是采买人参，飘海贩铜，中间可以源源不断获取大量财富。然而，范氏获取财富虽有特权和条件，但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中间付出的代价也够触目惊心的。

　　随同康熙等皇室西征，范氏兄弟自办军粮，需身先士卒，临难不顾。史书称：“是役也，出长城逾瀚海（沙漠）”，“长途万里，跋涉经年，卤碛林莽，荒无人迹”，“人乏勺水，马绝刍粮”，“积雪苦寒，坠入肌骨”，在荒漠中渴死者，枕与尸简直没有区分。更令人震慑的是不时还要遭遇蒙古亡命之徒的抢掠。范毓　之胞弟范毓　效力疆场八年之久，勇决敢为，“身其难以倡之先”，所幸作到了“克期必至，不误军情”。但自身却落了个“风霜侵剥，以病归里。”

　　雍正九年（1731）对准噶尔部用兵，北路统帅出师不利，中了噶尔丹的诡计。清军溃退中，范氏损失牛马等财产不计，仅运送的军粮“所失米十三万余石”。这次失米本来雍正皇帝已同意“据实报销”，但“忠实能任事”的范毓

　首先考虑的是“以军兴亟，不可悬待”，宁肯再用私财“复补运所失数”，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局。这一次按范氏所运米最低费用每石耗11两银计，失米13万石实际损失银144万两，但这还仅是部分损失。这次战争大兵回撤后，运往最远处科多的米又改运回近地，户部却以变更运输路线为由，核算时只近地估价。范氏顾用的运户往返运输费早已开支，无法追还。无奈，范氏又暗中亏了“代输所应追者262万余两”，两项共计损失400余万两。范氏以家财助清政府用兵，十多年为国库节约银亿万两计，此次为了“军兴”又慨然承担了400多万两损失。而清政府后来却因范氏贩铜欠了156万两债务，将其满门查抄，家产充公。范氏忠实能任事竟是如此待遇不公！

　　再说东渡日本贩铜，范氏遇到清政府与日本当局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且不说。当时，商船设施、航海技术、气象知识都远不能与二三百年后的今天相比。商船下海飘洋，凭借季风往返，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在海浪中漂泊，在洪涛礁屿中拼搏，如不走运气，轻者不能如期返回，重者“屡次遭风沉溺。”据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记载：乾隆四十六、七年间，范清济办铜商船“命运乘蹇，所发洋船抵达东洋，忽遭飓风打回，抛弃货物无算，更有范成大一船，人货全倾。亏折成本六万两……”。当时处于捉襟见肘，朝不保夕的范氏遭此横祸，何尝不是致命的打击。

　　范氏办铜有来自不测风云的意外事故，也有来自人为的厄运。据乾隆时期的《介休县志》记载，范毓　最初组织的内务府购铜商共六人，其中有个叫王刚明的年龄最大，但其恶习也多。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四人也仿效其“恒舞酣歌，鲜衣怒马”，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前后10年，这些人欠公款83万两之多。王刚明既死，四人都往死者身上推罪，范毓　见这些人实在不讲信义，“乃一力担荷，按期完纳，不累同事，天下称为长者。”

　　有关范氏“命运乘蹇”的记载还可以举出数例，如《内务府奏销档》记载乾隆四十六年间，范氏经营盐业，“又去夏，海潮涨涌，冲没坨盐三万余包，折本银三万两，以致今年不能周转，告运艰难。”等等。

    （五）

　　范氏家族在“康乾盛世”昌盛一百多年，范氏几辈人为清廷效力，“功次可最也”。期间，范家有20多人担任了清政府上至朝廷、下至县丞的官职。在科举方面，范家这个时期出过进士2人，举人3人，武举1人。范氏上通朝廷，下连市廛，亦官亦商，甲第联辉，名艳当世。也难怪，别人视西出峪关及东渡日本为“畏途”，范毓　却认为是“吾受恩重，此吾分也”。《清史稿》文献中有范毓　五弟《范毓　列传》，《列传》记载了这位“以驼佐军”，官至总兵者。乾隆皇帝弘历评论其为“富家子弟，谨慎无过”。《列传》中还对范氏兄弟有一段评论曰：“毓　与其兄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家，而不悔求。诸往史所未有也。”范氏为清室近臣，因报恩报国，任事而不择险易，不顾身家性命，几倾家产而不悔求，这在中华文明史上实在是不多见也！范氏堪称国内富商中的佼佼者！

 

　　作者简介：侯清柏　男，市史志办退休干部，曾任《介休市志》总纂。近年来，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文章主要有《考朔州军人踪迹，解张壁古堡诸迷》、《介休绵山：清明节从这里源起》及出版专著《介之推与寒食清明节》等。

　　侯添　男，现供职介休市志办公室，主要发表文章有《注重信誉的蔚字号票号》、《蔚字号谈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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