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侯宝璋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我和侯宝璋先生（爷爷）并未直接谋过面，却欣赏过不少他撰写的论文、讲演稿、收藏的字画、手写的笔记和书信等。还听奶奶廖文瑛、岳父（大伯伯）侯助存、二叔侯建存、舒奶奶（胡洁青，老舍夫人）、母亲丘建春和许多长辈讲述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我所钦佩的是这位老先生做人的气节和风度、治学的严谨和睿智、以及他广博的涉猎和学识。我老觉着我应该这些趣事写出来和华西坝朋友们共享，时值老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写出这些趣事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思念吧。

    爷爷出生于安徽凤台县一个破落财主家庭。幼年生活的拮据并未夭折他求学的意志。进入怀远的“洋学堂”之后，他一直是全校学习的佼佼者。大概是出于智者的本能吧，“君子好逑”的爷爷早就心仪于隔壁“女洋学堂”的学生廖文瑛了。

    奶奶廖文瑛，安徽怀远一个大家庭的 “廖四小姐”，其家族中有数位是中国历史中的“名人”：先祖年羹尧（这是可以查到族谱的，但奶奶不大讲此事，因为年羹尧是被皇帝杀了头的）和娘舅李鸿章（大伯伯和二叔讲此事是否真如奶奶所言，不敢十分断定，因为文革时有关资料和照片大部都被毁掉了），无怪每次电视里一讲到“卖国贼”李鸿章，奶奶必从沙发上跳将起来，破口指责：“你胡说八道”！奶奶是当时怀远 “女洋学堂” 中的学习佼佼者，每次放学回家，必引来不少 “男洋学堂” 学生们颇高的“回头率”。

    可是那时的“男洋学堂”和“女洋学堂”的学生们是绝对不能来往的，怎么办呢？聪明的爷爷自有他的“高招”：不知他用什么办法说动了“男洋学堂”的洋人校长，带着他来到“女洋学堂”的洋人校长办公室，由“女洋学堂”的洋人校长把廖文瑛叫到办公室与爷爷见了面，从此开始了奶奶和爷爷的“情缘”。这之后爷爷坚持了数年的书信来往，持续不断的向奶奶抒发他的爱慕，然 “廖四小姐” 却一直未予首肯。直到爷爷考上协和医学院，即将赴京求学的前夕，一封哀婉的来信 “文瑛，我已爱了你三年了，为了爱你我都得上了肺结核，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终于打动了奶奶，他们在怀远举行了该县开天辟地的第一遭“文明结婚”， 让 “廖四小姐” 风风光光的成为了侯宝璋夫人。（此乃奶奶常向我回忆的辉煌往事，大伯伯和二叔等子女们均坚决否认爷爷会写出这样的信。可不管怎样，我还是挺佩服爷爷的智谋的）

    办完了人生的一件大事以后，爷爷意气风发的进京求学了。那时的爷爷穷得叮当直响，怀里只揣着四十文铜钱。而在学校里，他的成绩可是，呵呵，乖乖隆的咚，好得不行不行的。他是一个精通了孙子兵法“知己知彼”信条，极有自知之明的学者，对自己一生的发展早就作出了十分客观的选择。 多年以后，他告诉了大伯伯（长子侯助存）他选择的理由：“我的文学功底好，记忆力好，英文也不错，但与同班们相比，数理比他们差，因此我选择了病理学专业”。那时的协和，是现在协和医学院的前身，教育和生活都是完全洋化的（这可能是现在那些哈韩、哈日、哈美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学习环境吧），可爷爷们并未因此舍弃中国人的气节和骨气。为了抗议校方对中国工友的虐待，爷爷们曾集体罢课。校方的威逼利诱使大部分同学都复了课，惟独侯宝璋就是不复课。于是校方将侯宝璋“贬”到了山东。

    遭遇人生的一次挫折之后，爷爷并未气馁，他在山东教会医院的出色工作终于给了他又一次求学的机会：到德国进一步深造病理学。当时德国的病理学造诣是世界之巅，欧美各国学生们无不趋之若鹜。爷爷师从的病理学大师皮特教授是一位十分严厉的犹太人（也因为这份固执，他谢绝了他的学生们让他逃离德国的所有努力，最后惨死在纳粹集中营里），爷爷到他实验室的第一课就是做组织中的结核杆菌染色。有多年的熟练工作垫底，爷爷只用了二十分钟，就染好了一般学生往往需要好几天才能做好的片子。爷爷兴冲冲的拿着做好的片子进了皮特教授的办公室。教授看都不看他一眼，随手接过片子就往地上一扔，将片子摔了个粉粉碎：“你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做出片子！” 爷爷在暴躁的教授面前将中国人的涵养和矜持发挥到了极致：他一言不发，轻轻退出教授的办公室，笑眯眯地到实验台上又拿来一张同时做好的片子：“请您还是看一看吧。” 面对如此修养的中国学生，教授只好把片子放到显微镜上…..看完片子之后，皮特教授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从此，P.C. Hou（爷爷名字的英文缩写）得到了教授的格外眷顾。

    爷爷是一位天才的外交家，又具极好的个人魅力。在德国求学期间，他与来自欧美的留学生们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这些人日后都成了欧美病理学界的台柱，也等于就是为爷爷在全球病理学界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

    回到济南之后，爷爷在齐鲁大学任教。不知为什么，他总是能和“洋人”建立极好的交情。洋人们在学校治学和管理方面，总是要先听听他的意见。因此他在齐鲁有了“不是校长的校长”之称谓。除了在病理学方面辛勤耕耘之外，爷爷在中国文学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他在齐鲁最要好的哥们（儿），就是舒舍予爷爷（老舍先生）。他们常在一起讨论和切磋。文学教授舒爷爷那会儿写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写好之后，先念给大伯伯、二叔、三叔他们听，如果他们满意，他就拿去发表，不满意，他再去修改。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宝船”，大概就是这时期舒爷爷的“大作”。 大伯伯他们的小学老师，老舍夫人舒奶奶告诉我；“你爸爸（指大伯伯侯助存）老实极了，一点（儿）也不像你的叔叔们（指二叔、三叔），活猴（儿）似的！”（舒奶奶是旗人，那一口纯正京片子说出的这一段逗死个人的话，至今还在我耳畔荣绕）。爷爷从不与官员打交道，但在国府里他也有几个好朋友。冯玉祥将军大概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成了他的挚友的。

    好景不长，日本人在37年打了过来。爷爷照例又在奶奶的安排之下，早早的“逃”到了武汉。奶奶和她三姐带着七个小孩、二十七口皮箱回到了怀远老家。到家之后听说日本人专杀中学生，奶奶立刻乘船送大伯伯和二叔到蚌阜乘火车去武汉。一到蚌阜火车站，奶奶眼见那逃难的情景，赶快叮咛大伯伯说，你们先走，我马上返回怀远去接孩子们。大伯伯和二叔正暗自庆幸可以两人“自由”一下了，谁知一上火车即遇到爷爷的技术员马先生（马先生后来是西安医学院的病理教授），马先生义不容辞地把他们俩“押送”到了武汉与爷爷会合。奶奶带着五个小孩（小姑姑还抱在怀里呢）、二十七口皮箱和三姨乘船自怀远赶到了蚌阜火车站之后，奶奶凭着都是基督教徒的“缘分” 与一群国军军官和太太们结伴而行，平安到达了武汉与爷爷会合（真佩服廖文瑛女士处理应急事变的能力）。

    辗转到达华西坝，爷爷建立起了病理学实验室，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他带领全体同仁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为华西协和大学培养了自己的病理学家。华西病理学的两个“超级大国”，江靖芬和陈钦材教授都曾是爷爷的高足。爷爷这时对黑热病 (Kala- azar) 的发病地域发生了兴趣：以往的教科书里均认为黑热病只发生在中国北方，中国南方有无黑热病？无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他决心来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怎么去到他怀疑有发病的川西北藏区去呢？在当时洋人和国府的官员们连行程的安全都无法保证，更不要说去进行研究了。可爷爷自有他的“高招”：先找到成都的袍哥组织，由成都的袍哥们给灌县的袍哥们打招呼，灌县的袍哥们再给藏区的土司们打招呼，就这样一程一程的接力相送，爷爷顺利到达了藏区，如愿完成了他的流行病学和病理学调查，证实了在中国南方地区也有黑热病流行。为黑热病的研究完成了一项奠基性的工作。

    因为抗战，全国的精英们都聚会到了西南。爷爷因此又认识了更多的朋友。比如他与刘成钊教授和乐以成教授从此保持了终生的友谊。Dr. Joseph Needam (李约瑟) 博士时任英国领事馆的一等秘书，对中国古代科技史有浓厚的兴趣，爷爷凭着他渊博的国文和历史知识，给了李约瑟极大的帮助。李约瑟和爷爷成了挚友，并在“中国科技史”这部巨著的绪论里专门向爷爷致谢。四十余年后二婶刘东生到英国访问工作，李约瑟还专门请二婶去他家做客，了解P.C. Hou家族的近况。 经李约瑟和好友曹天钦（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前所长）介绍，大伯伯也作为英国剑桥大学生化学家Dr. Laurence Picken的向导和翻译，与他一起到川南和云南进行考察。四十余年后Dr. Picken又与大伯伯接上了关系，这时的Dr. Picken已对唐乐进行了多年的研究，现今我们家里都还保存着Dr. Picken自己演奏的“唐乐”磁带。

    欣赏西方的古典音乐和文学是爷爷的癖好。可他一生中对中国画也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的好友里既有黎雄才、关山月等这样的岭南画家，也有赵望云（黄胄先生的老师）、胡洁青（老舍夫人，齐白石大师的高足）等这样的北方画家。爷爷十分好客，常在家里招待朋友们。奶奶热情待客，可有时也因节俭闹出一些小小的“笑话”。据大伯伯告诉我，一次爷爷在家款待英国驻华空军司令，各色菜肴都还过得去，就是馒头是前两天做的，蒸热之后都有点“拔丝”了…….。

    爷爷很会教育子女。大伯伯学的是化学，爷爷给他找的导师是戴安邦先生，那可是中国化学界的泰斗。二叔学的是病理，爷爷给他和小姑父找的导师是Gorden Cameron 勋爵，那可是英国病理学界的精英。四叔学的也是病理，他的导师是Dr. Willies, 60年代权威教科书《肿瘤病理学》的作者。有了爷爷如此良好的启始，这几位父辈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都很有建树。

    抗战一结束，爷爷即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到美国讲学。我仔细阅读过爷爷在美国各大学演讲的内容，令我大为惊讶：他讲的居然全是中国古代医学史！ 诸如“中国古代解剖史考”、“中国古代结核史考”、“中国古代杨梅疮（梅毒）考”等等。他接受的是全盘西化的“洋教育”，一直在教会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留洋”师从当代最棒的病理学大师。按说他应该是一个“纯”洋化的病理学大家，可他居然在那个“贬损”和“嘲讽”中国自己科学的年代里冒天下之大不违，对祖国医学进行了如此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且试图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理解祖国医学的奥秘，这实在是我辈学习的榜样。不光这样，他还敢于到世界一流学府去弘扬和介绍祖国医学！ 显然他的研究得到了美国同仁们的认可，否则干吗要由美国国务院邀请他去讲学呢？他这种认真探索的精神和中国人的气节真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48年爷爷结束讲学返国之时，正值山东国军被解放军打得节节败退。爷爷只好转道接受了香港大学的聘任，出任港大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成为了英女王陛下的各大学中有史以来第一个华人正教授和系主任。这期间因为他的学术成就，他荣获了英国所授的最高荣誉学位: 科学博士（Science Doctor）。1948－1960港大任教期间，他完成了另一项科学研究：经过长期的病理学观察和流行病学调查，经过严密的验证和分析，他得出结论：由嗜食生鱼等淡水水生物造成的反复华枝睾吸虫感染可以导致肝癌。 用今天的术语来阐释，这是中国人具有原创性的科学发现。 三十余年后我在Emory大学求学时，多次遇到隔壁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寄生虫研究人员，无论是老美、日本人、韩国人、还是印度人，只要一提起P.C. Hou这篇划时代文献，没有不知道的。除此之外，爷爷还和Gorden Cameron 勋爵合写了一本“胆汁性肝硬化（Billiary cirrhosis）”的专著。在五六十年代，那可是一本经典的教科书。书不大，32开本，三百余页。拜读之余，我发现在封底有一段十分有趣的书评：“不要小看这本书，因为它集中了一个中国人的智谋和一个苏格兰人的吝啬，所以它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大的部头。”爷爷先后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

    在港大期间，爷爷的实验室里人丁兴旺，出了不少优秀的学者。其中有一位 Dr. Skinsnest，后来成了美国麻风病学会的主席。还有一位就是韩素英女士，开始是爷爷的技术员，后来在文学上大有发展，成了有名的作家。至于受过爷爷教诲的医学生们那就更多了….。

    由于他的学术成就，爷爷在欧美病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英国病理学界著名权威Cameron 勋爵和Dr. Willies均与他有学术上的合作，并成为了他终生的好朋友。当我翻阅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时，除了佩服爷爷的学术成就之外，也深深被爷爷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在港大期间，爷爷继续拓展他的爱好：鉴赏和收藏字画。他手里有九千多幅（册）字画和古本书籍以及瓷器、古玩等。从家里墙上文化部奖励爷爷的奖状所述，他收藏有宋代几个著名窖厂烧制的瓷器、宋代名画《狸猫图》（作者被我遗忘）等等。 故宫收藏的《乾隆下江南四条幅》只有三幅，是爷爷在香港“淘”到了第四幅，带回北京后捐给了故宫博物院，补齐了《乾隆下江南四条幅》。据说当时在香港估价，爷爷的收藏价值二十万英镑。可老人家回到北京后，陆陆续续全部捐给了国家。我很钦佩他那过人的聪明才智：他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病理学家之一，可同时他对中国文化的鉴赏和体味，丝毫不输给任何一个专业的研究员啊。一个人同时能在两个专业上有如此精深的造诣，不得不让人五体投地。再加上他对祖国医学开拓性的考证和精辟的理解，我认为老爷子真乃神人也。

    不过神人也有偶尔“打滑”的时候，爷爷一次“淘”到了一个古陶俑，十分珍爱，放在书房里时时欣赏。一日不慎被五叔摔在地上，把头摔掉了。爷爷气得要揍五叔….等到把陶俑拿起来一看，爷爷一下就泄气了：摔破的陶俑脖子里露出了一截铁丝…..。

    六二年爷爷自港大退休，应周总理邀请回到北京出任中国医科大学（协和医学院文革前的名称）副校长。总理将中组部阜城门内的一套四合院安排给爷爷和他的三个儿子一块（儿）居住（据说是副总理级别的住宅）。自此直到文革，他常和住在灯市口的老舍先生一块去琉璃场欣赏字画和“淘”古董。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祥和的时光。六六年文革开始，总理数次打电话要他呆在家里，以便接受“十六条”的保护。可他的挚友老舍先生跳了团结湖，大伯伯、二叔和三叔均被批斗，如此的打击让七十余岁的老人家心力交悴，终于六七年春因心肌梗塞悄悄的走了。时值文革，国内对如此杰出的病理学家去世只能保持沉默，惟有英国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 影响因子23.4）刊登专文予以悼念。79年在北京为爷爷补开了追悼会。今年是爷爷去世四十周年，特在此记录这位华西病理学创始人的些许趣事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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