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卢淄青镇是唐代的一个重要藩镇，它的建立、灭亡及内部环境都呈现出一种特色：它是由原平卢军南下青齐地区而建，内部稳定，而迅速败亡的原因主要是人民反对割据。

    平卢淄青镇建立于安史之乱后，是唐代的一个重要藩镇。近年来，王赛时[1]、樊文礼[2] 、孙慧庆[3] 等几位学者对该镇进行过研究。它长期辖有的淄、青、齐、登、莱、兖、海、沂、密、郓、曹、濮等十二州的总体范围，大致与现代山东政区相当。《新唐书•藩镇传》把它列在魏博、成德、幽州等河朔三镇之后，位居第四。该镇的建立、灭亡及其内部环境都呈现出一种特色，下面即分述之。

    一、平卢军的南下与淄青镇的建立

    最初的藩镇，是玄宗基于边境形势的考虑，为防御外患而设立，故皆位于沿边之地。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在逃亡四川的途中下了一道制命，准许各地自募军队，自调兵食，自署官吏。 [4] (p3720) 于是，在战争期间，中原内地以至江南、岭南地区也设置了许多藩镇，形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河朔三镇建立于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当时安史余部纷纷投降唐朝，唐王朝亦元气大伤，为加速平定战局，遂将安史降将安置在旧地。于是，河北地区的魏博、成德、幽州三个藩镇，即通谓的“河朔三镇”，便显露了雏形。它们名为唐属，实为割据势力。张国刚先生把中唐以后的藩镇分为四个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

    淄青镇既不同于各地为抵御乱兵而建立的藩镇，又不同于朝廷将土地分付安史降将的河朔三镇。正如刘禹锡诗所云：“胡尘昔起蓟北门，河南地属平卢军。貂裘代马绕东岳，峄阳孤桐削为角。” [5](p3998) 它是由原驻东北边疆的平卢军在安史之乱中转徙千里，南下至今山东地区后，以平卢军为主力而建立的一个藩镇。为对此问题有一完整而清晰的认识，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平卢军的变化情况。

    ㈠平卢军（镇）的建立与安史之乱后的分化

    平卢军始置于开元七年（719年）[6](p1430) ，是开元时期最强大的军镇之一。“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 [7](p1387)治营州。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时，又兼押两蕃（即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8]（p1836)，这项职能一直执行到肃宗朝。由此看来，平卢道是镇抚当地少数民族，维护东北边疆安全的重要机构，不仅管制规模较小的东军等十一守捉，而且统辖规模较大的平卢、卢龙二军。[8](p1328)

    平卢也是安史乱军的老巢。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达十年，史思明也长期担任平卢军将，后官至兵马使。天宝十四载（755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他起兵南下后，留驻后方的平卢军一分为 二。一小部分由史思明率领南下，大部将士则留驻原地，一直忠于朝廷，并且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至德元年（756年），平卢军游奕使刘客奴与诸将袭杀安禄山任命的节度副使吕知诲，上表归顺朝廷。朝廷即任命刘客奴为平卢节度使，并赐名“刘正臣”。

    安史之乱起，叛军所经各地因承平日久，皆望风披靡，只有平原郡太守颜真卿未雨绸缪，成为抵抗叛军的中流砥柱。刘正臣遣使与颜真卿取得联系，颜真卿支援平卢“军资十万”，并遣子入质。至德元年（756年）六月，刘正臣率兵进攻范阳失利后被杀，安禄山又任命徐归道为平卢军节度使。安东都护王玄志“与平卢将侯希逸等又袭杀（徐）归道”， [7](p3939)朝廷任命王玄志为平卢节度使。王玄志不仅固守平卢，还于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派出平卢兵马使董秦和名将田神功率部南下青齐。

    乾元元年（758年），王玄志死，军人推侯希逸为节度使，从而开有唐一代“节度使由军士废立”的先河。 [9](p7065)侯希逸率领的平卢将士继续坚守平卢，但“既淹岁月，且无救援，又为奚虏所侵”， [7](p3554)无法在河北地区立足，遂不得已而作战略转移。上元二年（761年），侯希逸率平卢将士二万人，突破叛军安禄山部李怀仙的防线，于次年一月浮海到达青州。

    ㈡平卢军南下山东的原因

    为什么侯希逸会选择山东地区作为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呢？笔者认为有三点原因：

    首先，富庶的青齐一带与位于东北边疆的平卢，只有一海之隔，早就有经济方面的联系。正如元人胡三省所云：“自帝事边功，运青、莱之粟，浮海以给幽、平之兵，故置海运使。”[9](p6941)这就是说，从唐玄宗重视增强边疆军事力量之时起，就已经开辟了一条渤海供给线，并设河北海运使专门负责把青州、莱州一带的粮食运到幽州、平州，借以补充该地军粮的不足。而当青齐之粟不敷平卢所需时，还会从江南转运。杜甫的诗作：“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5](p2358)即生动地描述了从江南泛海至登州，再至河北供给平卢军粮的情形。有人据此认为青莱只不过是物资的“中转站”，[10]此处“粟布”完全出自“吴门”。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唐代河北海运的规模颇大。开元十四年（726年）七月，“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71(P1358)沧州为平卢军粮自青莱诸州北上所必经之地，沉没的船只虽仅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二，就已丧失军粮五千余石，那么，此次运输军粮当为三、五万石。总数如此之众，尽管可能含有一定数量的江南粟米，但多数应来自青齐一带。

    其次，平卢人被迫远涉沧溟之险向外迁徙，主要是因为军计不足，选择经济富足地区立足尤为迫切。而当时戎马倥偬之际，各地惨遭战争蹂躏，此时淄青一带的经济现状又如何呢？能否再额外负担平卢军民的衣食所需呢？平原郡太守颜真卿一次就向他们馈资十万的举动，无形中向他们展示了该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消除了平卢军的疑虑。日野开三郎先生即认为平卢军南下是为了获取山东地区的资粮以维持本军生存，并认为此因是导致平卢军举军南下的最主要原因，这是很有道理的。[11]
第三，平卢兵马使董秦(后改名李忠臣)和田神功、阳惠元等人已“相继泛海至青、齐间”， 并在当地占稳了脚跟。田神功“从李忠臣收沧、德，攻相州，拒杏园”，[7](p3914)又“自淄青济淮”，助邓景山平定刘展之乱，因功“迁淄青节度使”。 [8](p4702)李忠臣则转战沿途，收复了许多州县。防河招讨使李铣“承制以忠臣为德州刺史”。此时史思明一度归顺，河南节度使张镐“令忠臣以兵赴郓州，与诸军使收河南州县。”他与裨将阳惠元大破贼将于舒舍口，肃宗多次下诏慰谕，“仍令镇濮州，寻移韦城。”至乾元二年（759年）时，又“拜濮州刺史、缘河守捉使。”[7](P3940)可见李忠臣南下后，在山东战场的战功尤为卓著。他们的先行到达及在山东地区的经营，在当地形成了一支颇有规模的政治势力，从而为大部人马的南下，奠定了牢固的根基。

    当然，囿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即河北大部沦陷，陆路阻断，客观上也只有浮海转移一途。这也是平卢军南下青齐一带的另一重要原因。总之，以上诸种因素，使得山东地区尤为适合作为平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孙慧庆先生推测平卢军南下时，携带家属者“绝不是个别的”。[3]事实诚然如此。魏博节度使田悦，“早孤，母更嫁平卢戍卒，悦随母转侧淄、青间。”[8](P5926）田悦的继父仅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平卢戍卒，田悦母子即可随其南下，由此看来，家属随军南下应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孙先生估算“南下将士及家属总有十万人左右”，是比较可信的。平卢地区和山东地区，分别减少和增加十万人，无疑会对两地人口构成、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东北地区的人口南迁后，奚、契丹趁机南下，在客观上便于接受中原影响。当然，当他们怀有不臣之心时，对中原地区亦更具威胁。南下人口与青齐人民也会存在矛盾和冲突，但南北文化交流乃至民族融合毕竟是主流。

    ㈢淄青镇的建立与辖区变化

    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为首的平卢将士到达青州之前，朝廷已在这里设置了青密（又称北海）节度使，“领北海（即青州）、高密（即密州）、东牟（即登州）、东莱（即莱州）”。[8](p18OO)战争时期，青、密等州得失无常。宝应元年（762年），朝廷任命先期到达的平卢军将田神功为淄青节度使，李忠臣为淮西节度使。侯希逸到达青州后，田神功“以州让之”， [41(P3425)移镇兖郓。朝廷即以侯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因侯希逸是以平卢节度使的身份率领大批平卢将士来到山东的，唐朝廷遂将“平卢”、“青密”两称号合而为一。从此，“淄青节度皆带平卢之名也”。 [7](P3534)除“平卢淄青” [7](P3534)之称外，该节度使还有多种称谓：有仍称“平卢”的，如李纳叛而复归之后，唐德宗“授检校工部尚书，复平卢帅节” [8](P5991)；有仍称“淄青”的，如宪宗授李师道充“平卢军及淄青节度副大使”。 [7](P3538) “淄青”这一名称是以境内两大主要州名命名的，类似名称还有“青淄”，如代宗拟以“沧、德、棣、冀 瀛为青淄管” [9](P7143)；或称“青郓”，如《旧唐书》称师道祖父弟兄，盗据“青郓” [7](P3543)；或称“青齐”，宪宗平定山东这一事件，被称为宪宗皇帝扫荡青齐[4](P7450)；或称“淄郓”，如吴元济遣人求救于“淄郓李师道”。 [7](P3949)因治所郓州原为东平郡，故又有“东平”之称，如李惟诚为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最后客死“东平”。 [7](P3870)又该地区为古齐国、鲁国之旧境，故又有“齐鲁”之称，如宪宗收复该地区，即称为“复齐鲁地”。 [4](P4917)为方便起见，本文统称之为淄青。

    淄青镇的统辖范围，并非固定不变。侯希逸任节度使，仅辖有青（治今山东青州）、淄（治今山东淄博南）、齐（治今山东济南）、沂（治今山东临沂）、密（治今山东诸城）、海（治今江苏连云港）等六州。[9](P7126)李正己任节度使时，增扩了登（治今山东蓬莱）、莱（治今山东莱州）、德（治今山东陵县）、棣（治今山东惠民南）四州，达十州之地。大历十一年（７５６年），李正己会合诸道平定汴宋留后李灵曜的反叛，又得曹（治今山东曹县北）、濮（治今山东鄄城北）、兖（治今山东兖州）、郓（治今山东东平西北）、徐（治今江苏徐州）五州，辖境扩至最大，达十五州之多。建中年间四镇之乱中，淄青镇失去了德、棣、徐三州。此后，直至元和十四年（819年）被朝廷平定，淄青节度使一直控制淄、青、齐、登、莱、兖、海、沂、密、郓、曹、濮等十二州之地，大致相当于今山东省几乎全部及江苏省部分地区。

    二、淄青镇的内部环境

    淄青镇的首任节度使侯希逸，因统治后期佞佛大兴土木，激起士兵愤怒而被逐离镇。[1]侯希逸被逐后，以李正己（原名李怀玉，“正已”是朝廷所赐之名）、李纳、李师古、李师道为节度使的李氏家族，在淄青镇建立了割据统治。该镇长期辖有十二州之地，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现将各任节度使的继立情况列表如下：

    淄青镇历任节度使简表

    姓   名 受镇方式 去镇原因 在镇起止时间 在任时间
    侯希逸 朝命 军乱被逐 宝应元年(762年)- 永泰元年(765年) 3年 
    李正己 军人拥立 卒 永泰元年(765年)- 建中二年(781年) 16年
    李   纳 父殁子代 卒 建中二年(781年)- 贞元八年(792年) 11年
    李师古 父殁子代 卒 贞元八年(792年)- 元和元年(806年) 14年
    李师道 兄终弟及 军变被诛 元和元年(806年)- 元和十四年(819年) 14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李正己开始的淄青镇的各节度使，都是在前任节度使尽享天年后，平稳地完成了政权交接。姜密将节度使都能传延子孙或兄弟，一些重要职位也大多由其家属担任的管理方式定义为“家镇”管理模式。[12]成德镇尚有暂时中断世袭制之时，淄青镇则成功地实现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节度使传递。更不象幽州等镇那样或逐杀前任节度使，或政权屡屡旁落他姓之手。

    此外，淄青镇军乱较少。军队是河朔型藩镇赖以割据的重要基础。拥有强大的军队，才能有效地抵御朝廷发动的征讨或侵袭他镇。军队对维系一个藩镇的割据至关重要，故节度使们都想方设法笼络军心。总的说来，其手段无外乎施以恩惠与严法震慑两种。一味地轻财好施、旬犒月赏固然能够得到军士欢心，但同时亦会刺激骄兵更大的贪欲。而欲壑难填的骄兵，反而更具躁动性。如刘玄佐轻财重义，厚赏军士。而汴宋士卒“始于李忠臣，讫于玄佐，而日益骄恣，多逐杀将帅，以利剽劫。”[7](P3932)杀戮惨酷固然能够震慑士卒，但却难以得到其真心的拥护。因此骄兵逐帅，方镇军乱的事件史不绝书。唐五代时期的骄兵成为令藩帅头痛的一个难题。司马光形容说“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间则掩而屠之。”胡三省赞叹此二语“曲尽唐末藩镇、将卒之情状”。 [9](p7065)下面将若干重要藩镇的军乱次数列表于下：

    重要藩镇军乱统计

    镇名 军乱次数 镇名 军乱次数
    成德 2       宣武 8
    魏博 10     泽潞 7
    幽州 18     山南东道 4
    淄青 1       易定 6 
    淮西 2       沧景 2

    注：此表据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而列。

    由上表可以看出，河朔三镇中幽州、魏博二镇军乱较多，多属骄兵兵变，逐杀节度使。成德镇则发生了2次军乱。淄青镇历史上仅发生了一次军乱，即侯希逸被逐事件。这在发生动乱的藩镇当中是最少的。这当然与其割据时间较短不无关系。不过，该镇的军乱极少与节度使的和平交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内部环境的相对稳定。淄青镇是如何成功地预防军乱这一顽症而得以安定内部呢？

    据张国刚先生分析，兵乱的原因之一是少数凯觎帅位的将校杀帅谋位。淄青镇的节度使杜绝此源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任用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要职；其二采用严刑峻法进行防范，而这种严刑峻法则带有极大的遮掩性。

    李正己任命从父兄李洧为徐州刺史，并“使子纳及腹心之将分理其地”。 [7](p3535)李纳曾任淄州、青州、曹州三州刺史。其子李师古曾任青州刺史，另一子李师道曾任密州剌史。李纳之婿张昇璘，被署为“海州团练使”。 [9](p7543)李师古器重刘悟，“妻以从媦，历牙门右职。”[8](P6012)

    淄青镇的节度使们出自平卢军，非当地之土著。他们来到山东地区后，虽然也吸收一部分当地势力加入统治集团。但终究还是存有戒心，颇加防范。因此身居要职，倍受信任的仍是自己的亲戚故旧。这种心理还表现在政令严酷、严加防范的统治手法方面。

    李正己“为政严酷，所在不敢偶语。”[7](P3535)自李正己至李师道，“惧众不附已，皆用严法制之。大将持兵镇于外者，皆质其妻子；或谋归款于朝，事泄，其家无少长皆杀之。以故能劫其众，父子兄弟相传焉。”[7](p3538)建中二年（781年），李纳拒命朝廷，命令高彦昭守濮阳，以他的妻子儿女为质。高彦昭投降河南都统刘玄佐后，李纳就将他的妻子、儿子及年仅七岁的女儿全部杀害。[4](P6445)李师古“其有任使于外者，皆留其妻子，或谋归款于朝，事泄，族其家，众畏死而不敢有异图。”[7](p3537)李师道命令刘悟在外领兵，署其子从谏门下别奏，其实多少也含留以为质的目的。

    节度使对属下不满时，往往采取秘密处死的方式。如李师古“尝怒其僚独孤造，使奏事，遣大将王济缢杀之”，[8](p5991)即将其调离本镇后处死。李师道亦采取过类似手段，如大将崔承度因批评他“初不示诸将腹心”，就遭到忌恨。李师道遣其去京师，“戒候吏时其还斩之”， [8](P5994)意欲待其归来时将其斩杀。承度遂逗留京城，不敢归镇。

    应该看到，政令严酷、严加防范的统治方法，并非淄青镇所独有。河朔藩帅为防范军乱，对军士亦防范甚严，“河北之法，军中偶语者斩”。[9](p8013)对拥兵在外的军将，亦往往拘质其妻子儿女以为人质。

    兵士为反抗暴虐或谋求赏赐，贪图眼前经济利益是发生兵乱的另一原因。侯希逸之被逐即一显例。淄青镇经济富庶，节度使又注意发展生产，存恤百姓，故杜绝了此种兵乱之源。侯希逸初镇淄青，“理兵务农，远近美之”。 [7](P3534)李正己“法令齐一，赋税均轻”， [7](P3535)很得民心。李师古认为其弟师道“不更民间疾苦”，不知“衣食所从”， [8](P5992)很是忧虑。因此他本人无疑会整饬内政，均轻赋税，以稳固自己的统治秩序。

    纵上所述，淄青镇一方面严刑峻法，严加防范；另一方面修饬内政，保障了管内将帅乃至民众的经济利益，从而消除了滋生兵乱的土壤，使得内部稳定，军乱较少。

    [1]关于侯希逸的被逐，存在两种说法。其一，认为参予者只是军士，与李正己本人无关。《旧唐书》卷124《侯希逸传》载：“永泰元年（765年），因与巫者夜宿于城外，军士乃闭之不纳。”同卷《李正己传》亦称：“会军人逐希逸，希逸奔走，遂立正己为帅。”《新唐书》卷213《李正己传》略同。其二，认为是李正己所为。只见于《新唐书》卷144《侯希逸传》：“李正己因众怨闭阖不内（纳）。”虽然侯希逸是被姑表之亲李正己所拥立（希逸母即李正己之姑），但权力之争使二人关系不睦。“希逸以为兵马使，沉毅得众心，然阴忌之，因事解其职。”（《新唐书》卷213《李正己传》第5989页）《旧唐书》所载略同。据《太平广记》卷137《李正己》载：“侯（希逸）镇淄青，署怀玉为兵马使。寻构飞语，侯怒囚之，将置于法。”这就表明，三军逐出侯希逸时，李正己正被囚于牢中。故他本人不可能参予军乱。因《太平广记》是小说，此事的真伪不得而知。不过，联系李正己被解职的事实。我认为此记载有一定的可信度。此两说姑妄存之。总之，不论李正己是否参予了此次军乱逐帅的活动，他能够成为淄青节度使，终究是得到军人拥护的。这一点则是确信无疑的。

    三、淄青镇与中央关系的变化

    《新唐书•藩镇传》记叙淄青镇的历史是从李正己开始的。史臣评论该镇为“得计则潜图凶逆，失势则伪奉朝旨，向背任情，数十年矣。”[7](P3543)

    李正己时，无论是版图、兵力、威望，淄青镇在各镇中都首屈一指，扮演着“号令诸镇”的角色。德宗即位之初，一反代宗优容姑息之风。李正己尽管实力强大，还是“内不自安，遣参佐入奏事。”[9](P7218) 还同田悦“各献缣三万匹”， [9](P7280) 庆祝德宗的生日。

    建中年间发生的魏博、成德、幽州、淄青等藩镇的叛乱，源于德宗坚决不许藩镇世袭。 “泾原兵变”，德宗被叛军逐出长安，不得已赦免四镇。四镇遂罢兵。李纳得到节度使的任命后，便不再拒命朝廷，反而听从朝廷的调遣，防秋备塞，并响应德宗号召，共破李希烈。

    李师古时期，淄青镇内相对和平，基本上未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他畏惮宰相杜黄裳，遂“终身不敢失节。”[13](第2集)

    李师道继任之初，在判官高沐、僚属李公度等亲唐派的扶持下，“乃请进两税，守盐法，申官员。”[7](P3538) 他还曾献帛万匹助军。设在他辖区内的兖郓巡院也曾收缴盐利上交中央。但不久后，李师道便在邪佞分子的蛊惑下，走上了公然背叛朝廷的道路。

    宪宗即位后，坚决推行裁抑藩镇的政策，对藩镇发动了一系列讨伐战争。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征服欲割据三川的西川节度使刘闢，接着又先后平定了夏绥留后杨惠琳和镇海节度使李锜的割据叛乱。各割据藩镇都有所收敛，李师道却不识时局，逆潮流而动，一反前任节度使“相机而动”的旧风。元和四年（809年），宪宗讨伐成德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正后，李师道派人联络宣武节度使韩弘，企图使淄青、宣武、成德三镇合军讨伐田弘正。元和九年（814年），宪宗发动了淮西之战。李师道欲“倚蔡为重”， [8](P5993) 多次伙同王承宗上表请赦吴元济。他不仅在外交上进行声援，还违反榷盐制度，向吴元济“餽盐，出入宁陵、雍丘间”； [9](P6006) 军事上，“使大将将二千人趣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元济，实欲为元济之援也。”[9](P7711) 后来索性明目张胆，直接出兵相援。他屡次进攻徐州，败萧、沛数县，与官军对抗。不仅如此，李师道还派遣亡命之徒到处制造恐怖事件：烧毁河阴仓所储军粮；刺杀宰相武元衡，伤裴度；断建陵门戟；预谋焚毁东都等。

    宪宗以裴度为宰相，坚决讨伐淮西。元和十二年（817年），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平定淮西。唐廷威望大大提高，对其它藩镇产生了极大震慑力。就连始终与李师道为伍，在与宪宗较量中两次获胜的王承宗也被迫献出德、棣二州，并遣二子入质。师道大惧，请割沂、海、密三州，并遣长子入质。但他不明治道，为左右群小所惑，又改意顽抗。宪宗多次派遣使者去招抚李师道：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命给事中柳公绰宣慰淄青；十三年（818年）命谏议大夫张宿（宿至东都卒，代以左常侍李逊）再次宣慰淄青。宪宗在攻打淄青前夕，仍没有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多次给予李师道机会，一反攻打他镇时的果断作风，可见他对淄青镇的强大亦畏惧三分。李师道却不识时务，执意顽抗。他上表三道，“凡所陈列，无非怨妄，露其悖慢之词，备在封章之内”。 [14](P634) “初哀狂童袭故事，文告不来方振怒”，即指此事。“去秋诏下诛东平，官军四合犹婴城”。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宪宗发布《讨李师道诏》，削李师道官爵，命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道进讨。

    出人意料的是，号称“东方强镇”，“境内兵士数十万人”的淄青镇与官军交战，连连败北。李师道任命都知兵马使刘悟抵御魏博军队。刘悟颇得民心，军中谣传刘悟当为帅。李师道派人召悟计事，实欲杀之。在兵败势蹙的情况下，刘悟与诸将商议：宪宗所欲诛者只师道一人，不如转祸为福，斩杀李师道以求富贵。计议已定，刘悟于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深夜发动兵变，袭杀李师道，向唐朝投降。朝廷仅用了七个多月即平定了淄青镇。

    淄青镇何以如此不堪一击，迅速败亡呢？我认为这与当地人民对割据的态度密切相关。
    淄青镇的辖境即齐鲁故地，素称诗书礼仪之邦。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文化渊源于此，它的重要奠基者孔子、孟子都诞生在这里。这里自古风俗信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观念、忠孝思想深入人心。徐铉称王棲霞“生于齐，得泱泱之风；长于鲁，习恂恂之教。”[4](P9249) 可见当地风俗对一个人成长影响之巨。淄青镇的土著居民生于斯，长于斯，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就会更深一些。

    不过， 随着来自东北边疆的平卢人的迁入，特别是在李氏父子五十余年的高压统治下，风俗有所改易。“军州民吏，久染污俗，率多犷戾”。 [7](P4242) 陈寅恪先生即认为“淄青一镇亦与河朔同风”，“实由其统治者本从河朔胡化集团中分出者也。”[15](P36) 李正己是高丽人，李氏家族确含有胡人血脉。但是，淄青一镇与河朔三镇有别。土生土长在河朔的藩帅们能代表当地的文化。但是，把外来的统治阶层的文化简单地视为全体淄青人民的文化，则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况且，外来平卢人的数量远较当地土著居民为少，五十余年的外来统治较千余年的文化底蕴更不能相提并论。因此，持传统忠君思想的人应占绝对优势。李师道幕府的高沐、李公度、郭 等人都忠于中央，多次谏止李师道的跋扈行径。而蛊惑李师道为非作歹，为李师道所信任的“皆亡命之徒与皂隶耳”。 [4](P4917) 淄青镇平定后的首任郓曹濮观察使马总，曾深有感触地说：“于以见周公太公之遗风，仲尼之礼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凶事犹未顺，唯此邦众，尚或率从。及显逆谋，多不为用”。 [4](P4917) 这说明当地人民识破真相，发现节度使公然背叛中央朝廷后，会依据深入骨髓、融入血脉的儒家君臣礼义的观念，采取与之决裂的立场。马总为政四年，即能移风化俗，使得人民“恶绝于心，仁形于色”。 [16](P96) 这一方面离不开马总之善政；另一方面说明儒风在当地占主流。这种忠君思想在笔记小说里也有所反映。李师道模仿天子正殿来修建新宫，宫殿建成后，“是夕云物遽晦，风雷如撼，遂为震击倾圮，俄复继以天火，了无遗者。青齐人相顾语曰：为人臣而逆其君者，祸固宜矣。今谪见于天,安可逃其类（注：《太平广记》作戾）乎！”[13](第4集《宣室志》) 这表明青齐人是以李师道的割据为非的。

    宪宗下诏讨伐李师道后，其属下十二州之中，有两个州的剌史即淄州剌史张 、登州刺史高曙，“以尝谋杀李师道归国，为师道所害”。 [17](P1693) 此外，元和十三年（818年）冬十月，齐州刺史高士荣奏“蒙恩受任，其州犹在贼中，须置行州，及倚郭历城县行印。”[6](P1254) 显然，齐州刺史高士荣也已暗通朝廷。莱州刺史李廷远也是忠于朝廷的，并因此被害。文宗太和元年（827年）正月，平卢军节度使康至睦上言称：“故莱州刺史李廷远，当李师古节制东平之日，庭远为属郡，屡陈忠顺，以沮奸凶，由是父子二人俱为师古所害。其幼子可举才十岁，逐在海中，至今犹在，臣已署军职，请兼授管内一官”。 [17](P1580) 李可举是忠臣之后，文宗遂任命他为淄州高苑县主薄。同书卷140则称元和十四年（819年）九月，“赠淄州刺史张 左散骑常侍，登州刺史高曙右散骑常侍，莱州刺史李廷远洪州都督，莱州长史蔡成，郓州左司马尚振，兖州长史沈皆并赠刺史，皆以尝谋杀李师道归国，为师道所害故也”。 [17](P1693) 莱州刺史李廷远究竟是被谁所害呢？两处记载不一。

    我认为当是李师道。首先，从史料来源看，“李廷远为李师古所害”这一判断很可能来自李廷远的次子李可举的记忆。当父兄遇害时，他尚是一个年仅十岁的懵懂顽童，况且他“逐在海中”，并不在事发现场。而旌表莱州刺史等一干人等的记载显系源于皇帝的诏书，而且发布于淄青镇平定后不久。我认为其真实性当远较李可举的记忆更为可信。再者，从师古、师道平日之所为分析。李师古曾辟用李某，“公（注：指李某）感深知遇，累抗直言，缕（屡）陈大体，辞颇激切，乃奏授兼监察御史”。 [18](P2063) 李某“累抗直言”而安然无恙，“屡陈忠顺”的李廷远也不至于被害。其实，李师古时期，忠唐之属不在少数。如高沐、李公度、贾直言、李存、郭 、郭航等。对唐忠心耿耿的高沐为李师古的判官，不仅不被疏斥，反而深受器重。甚至李师古临死时，还将选任下任节度使的重任委托给他。延至李师道时，高沐便惨遭杀害。李师道还多次残害心存忠唐之念的属下。综上所述，我认为李廷远被李师道所害的可能性极大。若此说成立，那么淄青镇内有四个州的刺史同李师道决裂，归顺朝廷，比例高达33%（4 ：12）。

    此外，在元和十三年（818年），唐军四面进攻淄青镇，“平卢兵势日蹙，将士喧然”， [9](P7756) 纷纷指斥是奸佞的李文会蛊惑李师道，招致此次宪宗发兵征讨。因众怒难犯，“师道不得已，出文会摄登州刺史，召（郭）、（李）存还幕府。”[9](P7756) 这说明将士们对李师道的所作所为，颇为不满。

    李师道将败的数月，已成惊弓之鸟，“闻风动鸟飞，皆疑有变，禁郓人亲识宴聚及道路偶语，犯者有刑”。 [9](P7766) 这种高压政策更招致民众的不满。后来又因修筑郓州城堑，役及妇人，“民益惧且怨”。 [9](P7762) 李师道民心已失，无怪乎“诸军讨伐已来，百姓归投相继”。 [14](P634) 更有甚者，李师道的亲将王承庆（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之弟，师道以兄女妻之），虽是李师道的姻亲，但却“潜约左右，欲因 兵执师道。”[8](P5995)

    由此可见，淄青镇由上而下的各个阶层，从刺史、将士到普通百姓，都对李师道不满。外而强兵加境，内而众人离心。虽然淄青镇辖地十二州，有军士十万人。但在战争中，能够真心抵抗的人数就大打折扣了。这样，淄青镇的节节败北，被迅速平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从淄青镇的败亡过程可以看出：该镇所处的今山东地区“儒风不坠”，人民反对割据是其灭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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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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