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夕，我去西北大学，专门采访了物理系教师侯伯宇。当时他还没有职称，不是讲师，但学术水平很高，学校一般人称他为教师。
    最近，陕西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追记著名物理学家、西北大学物博士生导师侯伯宇。文章是我熟悉的杜耀峰、王鳴奇等同志写的。文章的“题记”说，当侯伯宇先生在世时，我们多次造访，先生都一一拒绝，也曾通过校方联系，先生都婉拒。原因是“他不愿意张扬”。
    看到这篇文章后，我回想起当年采访先生的情景。我采访侯伯宇时，走进他宿舍的门一看，桌子上、床铺上和书架上，都摆满了中外文书籍杂志。他正在伏案就读。见来了客人，他刚刚皱眉深思的面孔，立即活跃起来。一双炯炯有神的眼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坐定以后，我们攀谈起来。
    侯伯宇那年45岁了。1951年，正在上学的他，毅然离开学校，报名参加军干校，决心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他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报考到西北大学物理系插班学习。在学校，他刻苦学习基础理论，成绩突出，于1958年提前毕业，担任了西安矿业学院的物理教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他硬挤时间，勇攀高峰，攻克当时研究基本粒子要用的繁难“群论”工具。他研究“群论”时，首先拿来一本英文专著，费了很大功夫没有弄懂。接着又拿来一本俄文“群论书”，仍然读不懂。连吃两次败仗，他毫不灰心，又找来一本美国人写的“群论”书，把三本书对照着读，一句一句硬啃，终于掌握了这门繁难的学科，为以后研究“基本粒子”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2年，刚过30岁的侯伯宇在科学研究上初露锋芒。当时，吉林大学唐敖庆教授和一位外国专家在研究量子化学中需要用一个数学算式，但国内外对那一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侯伯宇知道后，勇敢地挑起攻克那道难关的的重任。为了得出算式，他不知道消磨了多少不眠之夜。问题很复杂，他就从简单做起，查不到教学文献，他就把积分展开，一项一项地计算……遇到困难气不馁，有了进展不骄傲。先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得出算式，彻底解决了那个在当时国内外没有解决的难题。论文中《中国科学》一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德、澳、美等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陆续来函索要抽印本。一些国内外研究者用他的算式解决了很多问题。
    1973年，侯伯宇回到母校西北大学。不久，周总理指示周培源同志写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受到攻击，大学的物理专业也被“四人帮”说成是复辟专业。接着，西北大学的理论物理和基础物理教研室也被拆散了。教师纷纷改行。在那场严重的斗争面前，侯伯宇脑海里不停地翻腾着：二十年的辛勤努力，向科学进军的远大抱负，青春时代的美好愿望，竟然遭到如此下场！侯伯宇进一步思考着：那些论调，荒谬绝伦！绝不能盲目符合他们。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侯伯宇激动地说，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常常受到同志们的支持。1976年6月，在农场夏收，我利用休息时间在地头看书。我们专业的党支部书记就坐在我的身边。他不但不批评我，后来还说我做得对；我清早起来看书，起床早的同志在窗子外边看我的窗子亮着灯光，亲切对我说：“你真难得呀！”我的好邻居张克敏不但为我画图，还把房子借给我看书。那个时候，能够得到这种支持，比什么都宝贵。尽管四人帮猖獗，但我相信，灿烂的前程一定会到来。
    你看，中央今天这样重视科研工作，给我们开辟了多么广阔的前程啊！
    难能可贵的是，在“四人帮”大反基础理论研究、“白专道路”帽子横行，随时都能戴在头上的时候，他想到了中央对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刻苦探索的决心更加坚定。他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攀登科学高峰上去了。在教研室或宿舍里，同志们常常看到他埋头书案，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在出差的火车上，在上街的公共汽车上，他常常看书、思考，有时候挥笔验算。他经常带着乾粮，骑上自行车到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图书馆查资料。家里来了客人，由爱人去接待，他就避到厨房里看书；厨房灯光暗，他就站在椅子上看。年年除夕，他都在科研攻关中度过的。三伏盛夏，天气炎热，他就披上毛巾看书；数九寒天，没有炉火的房子太冷，他就戴上棉帽，披上大衣看书。头晕了，伸伸腰；手冷了，一边搓手一边看。几年来，一个又一个新见解，一篇又一篇新论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
    侯伯宇在科研上的最大特点是：他不怕别人认为是“最难”的、搞得“昏头转向”的难题。只要看准了研究课题，他就坚持下去，百折不挠，直到最后取得成果。例如基本粒子《自发破缺规范场的可重整性和么正性》，在国际上，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一般人避开了它。面对这个别人知难而绕的问题，侯伯宇知难而进！他花了两年时间，从眼花缭乱的大量中外资料中，寻难点，找规律，先后计算了上千项式子，一步一步地总结、探讨，得到了结果。1976年，在研究“Su(2)与U（1）规范场的结构问题时，需要读一本英文著作《纤维丛的拓朴关系》。对他来说，这拓朴学是一个生疏的学科。开始读一页需要费半天时间，但他决不后退，强迫自己硬看，先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读懂了那本二百多页的专著，可是他的论文中，只引用了三行字的一个定理。通过那次公关，扩大了他的知识领域，开掘他科研的思路，不久就发现了基本粒子规范场Su（2）与U(1)的拓朴关系。为描述基本粒子间的互相作用提供了一种新途径，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好评。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从美国来信，询问他的论文发表在何处？赞扬侯伯宇的研究成果很有意思。当时，我亲自看到了杨振宁先生的信。
    侯伯宇依靠顽强不懈的攻关精神，学术论文喷涌而出。那几年，他和兰州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研究所等单位协作，先后写成十七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物理通报》《科学通报》等刊物上。其中基本粒子规范场与单磁极八篇论文，在1977年全国高能物理研究所座谈会上宣读后，大家都认为他的研究达到了可以与国内外同类工作相比的水平。他的研究成果，是世界科学前沿，一项被称为 “侯氏定理”，一项被称为“侯氏转换”。
    那次，我离开西北大学，到西安市南郊侯伯宇家中访问。侯伯宇爱人和几位客人热情欢迎我。
    侯伯宇当年的好邻居1977年调到陕西省测绘局的张克敏说：“老侯是我的好邻居，也是我的好榜样。在白专道路，知识私有谬伦满天飞时期，他的研究精神可佩可嘉！深深感动了我。”
    我在《贺俊文手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77年冬天，我两次到西北大学参访了物理系教授侯伯宇。第一次，我笼统地问；他也笼统地回答。我问一句，他也回答一句。我没啥问了，他也没啥回答了。采访深入不下去。我觉得，你不懂得他研究的大体内容，稿子没法写；即使写了，也没有意思。第二次采访，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向他学习基本粒子的基本概念。此时，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健谈的人，一讲就是三四个钟头。我也听得津津有味。通过一番热烈交谈，我理解了“基本粒子”这一科学研究的发展原委和重大意义。在大体理解了这个深奥的问题以后，就用自己的语言把“基本粒子”的知识和他勇攀高峰先进的事迹介绍给听众朋友。
    后来，侯伯宇被誉为“中国的骄傲”、新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83年夏，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在大使馆宴请赴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时候，邀请名单里边就有侯伯宇及其父亲侯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