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璋（1893～1967），利辛县阚疃集人，著名病理学家、医学教育家。

    侯宝璋出身于中医之家。父亲侯秀春，清光绪年间秀才，累试不第，弃儒从医。侯宝璋幼承家学，有“神童”之誉，聪颖过人，过目成诵。后至怀远教会民康医院，被保送入含美学校，靠向民康医院借钱维持生活。毕业后又被保送南京金陵大学预备班。在金陵大学时，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回到民康医院。民国5 年（1916 年）民康医院保送其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民国7 年因分班入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民国9 年毕业留校。侯宝璋在离家的6 年中，得不到家庭资助，自谋生路，半工半读，生活极为清苦，夏天唯有一件背心，冬天仅有一条薄被。

    侯宝璋在齐鲁大学医学院任教，成绩卓著，民国15 年被推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又到柏林大学深造病理学，得到极为严格的培养训练，为后来病理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民国20 年“九·一八”事变，侯宝璋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以至丧失大片国土而痛心疾首，极力请求参加喜峰口战役的战地救护医疗队，亲赴前线，抢救伤员，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民国26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大举侵犯华北数省，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危及山东。为使齐鲁大学医院免于沦落敌人之手，侯宝璋积极组织学生将学院迁往四川成都，在成都华西大学借读，并担任华西齐鲁联合病理系教授。民国27 年由民国政府教育部任命为部聘教授。是年，亲赴贵阳参加筹建贵阳医学院的工作，并承担病理学教学任务。民国30 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大肆占领广大的东南亚地区，不少东南亚及香港华人子弟，纷纷流亡大后方，侯宝璋与教会合作，负责安排这些青年到大后方就读，在海外侨胞中产生良好影响。

    在学术方面，侯宝璋在30 年代已日趋成熟。民国23 年发表我国第一部《病理组织学图谱》，用绘图的方式，把病理学的基本病理改变，简易明了地表示出来，形象而真实地给人以深刻印象。是年，获得罗氏基金的资助，去伦敦大学热带病研究所工作一年。民国31 年先后发表《为司马相如的病下一诊断（中国糖尿病史）》、《医史丛话》、《中国解剖学史》。民国32 年发表《中国牙医史》。民国35 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民国36 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赴英讲学。民国37 年受聘于英国教育部任香港大学医学病理系主任教授，曾代理院长职务。1954 年曾相继发表《中国天花病史》、《疟疾史》、《杨梅疮考》。1956 年发表《原发性肝癌与华枝睾吸虫感染的关系》，第一次提出并证明了寄生虫在人体肝内寄生可以引起恶性肿瘤，因而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重视。侯宝璋的科研成就，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1958 年被选为伦敦肿瘤学会第七届委员会执行委员。1960 年在东京第二届国际防癌会议上担任主席团成员，并承担编写《癌百科全书》中的“肝癌病理学”部分。1961 年香港大学授予其荣誉科学博士，并推荐其为英国皇家学会病理学会终身会员；亦应聘为美国病理学会会员、香港政府医务部病理学顾问。1962年与英国卡梅伦教授合著《胆汁性肝硬变》，对临床与基础医学研究作出贡献。

    1962 年春，侯宝璋拒绝了英、美的聘请，欣然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毅然从香港大学退休回国，带回大量病理学标本和教材，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侯宝璋挈家归国，在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回国后，出任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病理学教授、病理解剖教研室主任，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总会理事，担任《中华病理学》杂志副总编辑。

    侯宝璋一生治学严谨，刻苦认真，发表论文50 余篇，著书3 部，尤其对中华分枝睾吸虫与二级胆管性肝癌的关系、胆汁性肝硬变、绒毛膜癌、鼻咽癌、黑热病等，以及中国医学史，具有独到的见解。执教近50 载，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医学科学人材，成为我国著名的病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

    侯宝璋在文学艺术界交游颇广，对考古学、古文化亦有较深的造诣。与文学巨匠老舍、史学家顾颉刚、岭南画家关山月、黎雄才、赵望月等人交往甚密，并能从医学角度，提出个人见解，相互切磋，彼此获益良多。逗留香港期间，曾收集不少流散国外的文物，如陶瓷、字画等。1963 年、1964 年两次择其家藏有历史价值、甚为珍贵者，尽数赠给故宫博物院珍藏，受到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奖励。

    1967 年3 月12 日，侯宝璋因急性心肌梗死病逝，骨灰存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