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村民一起辨认碑文。焦宇 摄

　　西吕匠村村民翻修房屋挖出一巨型石碑
　　明代兵部尚书侯琎墓神道碑重见天日

　　西吕匠村村民近日翻修房屋时，挖出一巨型石碑，高349厘米，厚28厘米，宽127厘米。这位村民赶紧拨打晚报热线反映，本报记者迅速与市文物部门取得联系，不料有了重大发现！这块石碑竟是明代兵部尚书侯琎墓的神道碑。
　　翻修房屋挖出明代神道碑
　　昨天上午，记者驱车赶往西吕匠村。在村委会大院，记者看到，这块巨型石碑平放在地上，很显然比往常见的石碑要“大一号”。在阳光的照射下，本来就有些模糊的碑文更让人无法辨认。村民马永锁用清水泼洒在石碑表面，碑文顿时变得清晰：“故资善大夫兵部尚书侯公神道碑”。显然，这块石碑是古代官员墓地的神道碑。
　　神道即墓道，神道碑指立在墓道上的碑，是死者生前身份的象征。碑文记载死者生前事迹和帝王大臣生前的活动，说明墓地主人生前应当是具有相当级别的官员，这也与“兵部尚书”的官位吻合。
　　“景泰元年八月十三日，兵部尚书侯公以总督征苗军务，得疾，卒于贵州之普定。”在石碑碑文结尾处，记者看到落款为：“景泰二年发次辛未四月吉日立石”。从“卒之日，距其生洪武戊寅三月六日春秋五十有三”字样不难看出，墓主人去世时享年53岁。
　　“侯公”是何许人也？
　　“侯公”是何许人也？闻听记者前来采访，西吕匠村村委会主任张海兵也来到了村委会大院介绍，“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石碑上记载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朝兵部尚书侯琎。”
　　记者翻阅了一些史料发现，侯琎生于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8年)，卒于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字廷玉，明泽州(晋城)人。少年慷慨有大志，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乡试第一名，宣德二年(1427)中进士，辟为行人，以多谋善断和善辞令而让人称道。正因如此，四川、云南、广西诸地发生土地纠纷时，朝廷便派侯琎前去调解，侯琎在明朝历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臣，在平定云南麓川土司、贵州少数民族叛乱中功勋卓著。历任兵部郎中、兵部侍郎、贵州总督和兵部尚书，最终在平定贵州诸苗叛乱中因染瘴疠病逝，年仅53岁，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西南边陲。
　　另据《明史》记载，云南土司思任法和境外勾结，发动叛乱，明朝三次派大军平叛，三次侯琎都参加了。第一次是兵部尚书王骥带12万军队，侯琎为兵部郎中。第二次是侯琎以礼部侍郎兼参赞军务的身份和杨宁代王骥进剿，以军功升兵部侍郎。后侯琎与王骥带兵第三次征麓川，一直打到了金沙江，这次胜利后，为永久解决边患修建了腾冲城，并派大军驻扎。史料记载与墓碑上所刻的内容基本吻合，印证了其真实性。
　　市旅游文物局文物科科长张建军介绍，明代西南总督的设置，从英宗正统六年至崇祯末年，前后延续200余年，其时间之长为全国各地区之最。其间，先后设立33任总督，任职时间最短者为数月，最长者达10余年。侯琎总督西南时，正是民族社会冲突最激烈的时段，为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冲突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侯琎墓地可能就在村子附近
　　“归葬五门山川胜境，我书基石志公平生后，有考者来世断铭。”看着神道碑上的碑文，马永锁指着村西一座大山说道：“那就是五门山。”由此说来，侯琎墓地就在村子附近。
　　西吕匠村村民说，在村西有座关帝庙，侯琎的墓地原来就在关帝庙的西北角。在张海兵等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刚刚翻修一新的关帝庙。在庙内，现存明万历四十二年及清顺治、乾隆年间的石碑三块。奇怪的是，关帝庙东殿后墙与正殿平整如一，而西殿后墙与正殿却不齐，竟然向南退回约1米的距离。
　　“就是因为侯琎的墓地在此，所以后来在修关帝庙时，西殿给墓地让出一角，以示对侯琎的尊重。”据村民们讲，这块神道碑原来是置放在龟背上的，“文革前，就被人敲了，原来墓地周围有许多石碑，都被打碎烧了石灰。”侯琎墓地神道碑得以幸存，是因为当年有村民拿去当基石，修在房屋之下。“这次房屋翻修，神道碑才得以重见天日。”村民们发现这块石碑后，迅速用吊车将石碑移放至村委会院内保存。(记者 李骏)（来源：晋城新闻网 2012年06月14日）

　　附录：边疆骄子—明兵部尚书侯琎

    在祖国西南边郵云贵高原，人们一提起晋城人侯琎，无不津津乐道。在云南省腾冲县文化馆内，至今陈列着一文一武两件重器—侯琎钟与神武炮。神武炮为经略大学士傅恒造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用于镇守边防要塞，敕封“大神威炮”。而侯琎钟为何要以侯琎之名命名？原来，享誉“极边第一城”的腾冲石城，是侯琎随尚书王骥远征麓川、平定边乱、后留镇云南时，基于对腾冲特殊地理位置的深切了解和边境攻防的需要，动用西征将士1.5万人修筑的。城成之后，铸此黄铜巨钟，镌刻征战功绩于其上，以传后世。故名“侯琎钟”。

　　侯琎，为维护边疆的安定，做出了不朽贡献。

　　侯琎（1398--1450），字迋玉，明泽州（晋城）人。少年慷慨有大志。永乐二十一年（1423）乡试第一名。宣德二年（1427）中进士，辟为行人。以多谋善断和善辞令而让人称道。正因如此，四川、云南、广西诸地发生土地纠纷时，朝廷便浱他前去调解。地方的土地界限之争，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云、桂、川地界纠纷，因久拖不决，导致了互相仇杀。侯琎来到此地，召集各部首领及耆老长者商议。由于事关重大，各方难免要施些手段。而侯琎拒绝贿赂，不听巧言诡辩，坚持按图考和志书秉公而断，争议双方，无不佩服，多年纠纷，一旦解决。这件事情，处理得公允果断，侯琎显示出处理民族问题与地方纠纷的卓越才能，连皇帝也佩服他是一个有能耐的人。后又让他作为副使随礼部侍郎章敞前往交趾（越南）聘问。

　　外交官的形象非常重要，他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到了交趾，“关门卑，前驱伛而入，琎叱道：‘此狗窦耳，奈何辱天使！’”侯琎义正辞严，深得交趾敬重。归国时，侯琎不收丝毫礼品，人们更觉得他品德高尚。不久迁任兵部主事。

　　正统初年，侯琎从兵部尚书柴车等，出铁门关抵御阿台有功，升任兵部郎中。这一次，侯琎显示出自己军事方面的天才，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镇边大将。

　　三平麓川，在明季的军事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侯琎，随兵部尚书王骥，参加了三征麓川的战役。

　　麓川地处祖国边陬，民族成分复杂，历史上土酋割据称雄，战事迭起，边患不断。据史书记载，麓川虽早在汉代就“奉冠带，列版图，通中国声教”，但因其地远离中原，“蛮夷”杂居，唐宋以前，被中央朝廷视为化外，实行的是羁縻政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受地方割据政权的统治。自元明以降，麓川成为边关要塞，既是叛乱、入侵者觊觎内地的首要目标，又是中央朝廷刈平边患的战略大本营。明洪武时期，沐英平云南，平缅酋思伦发率众归附，朱元璋仍以招抚为主，命他兼统麓川，为平缅、麓川宣慰司。已而思伦发复叛，又经沐英讨平。正统四年（1439），其子思任发又发动叛乱。朝廷诏新任兵部尚书王骥率师讨伐，侯琎随军同行。他負责往来督战，根据将士用命情况，定其赏罚。思军以3万人马攻大侯州，侯琎率偏师火速前往援助。他对部将说：“敌人势骄，有轻我之心，可待其不备而攻之。”乘机率师大破思军于鬼哭山，杀得叛军鬼哭狼嚎，抱头鼠窜。明军士气大振，又连破石甸等十余寨。听说王骥率大军到了麓川，思任发军已被阻截，侯琎率军昼夜兼程，越高黎贡山与大军会合。在行军途中，侯琎写下了《高黎贡山》一诗，为征战纪实。诗云：

　　高黎贡山花正红，千岫万岫烟云中。

　　险道岧峣锁青黛，绝巘突兀摩穹窿。

　　莺声鹊声满丹峤，远色近色皆苍松。

　　记取此景付彤管，豪吟野眺生春风。

　　侯琎在晋城没有留下什么作品，今人无法得知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但从这首《高黎贡山》诗中却可以看到他的才华。高黎贡山是怎样一座大山？《滇略》云：“高黎贡山在腾越东北百余里，古名昆仑冈，夷语讹为高良公云。界龙潞二江之间，潞江冬月无霜，而此山巅霜雪严冱，蒙氏封为西岳山。上下东西各四十里，登之可望吐蕃之雪山。山顶有泉，东入永昌，西入腾越，故又名分水岭。”对这样一座险峰和戎马倥偬的征程，诗人不是平庸地记叙或描写。开篇平平叙起，看似语意无奇，但一个“正”字，却透出平平之中暗藏的机趣。正当寒冬腊月，本当朔风劲起，但映入视野的却是高山之上怒放的鲜花。祖国边郵之美，就是这般热烈地开放在高山。“红”是耀眼的色彩，是勃勃的生机，是与众不同的大自然呈现的风姿丽态。“千岫万岫烟云中”以烟云烘托山势之险峻，红花宛如美艳的少女，依傍着伟岸群山。“莺声鹊声”使山色充满了灵动之趣。“豪吟野眺生春风”，结句飞扬的豪情逸兴，让人浑然忘却这是军旅之诗。侯琎是山西人，所以云南人见惯不惊的寒冬景物，独他能看出奇趣。

　　侯琎越过高黎贡山险阻，与大军会合，直捣敌巢，叛乱遂平。凯旋归朝，侯琎升礼部右侍郎，赐白金五十两、银五十锭、玉帛表里，且赐浩命，以示宠幸。不久，奉敕出镇云南，任西南总督，授以便宜行事。

　　明代西南总督的设置，从英宗正统六年至崇祯末年，前后延续200余年，其时间之长，为全国各区域之最。其间，先后设立33任总督，任职时间最短者为数月，最长者达10余年。就全国各区域比较而言，西南总督虽最早设置，延续时间最为久长，但并无御外之责，其主要目的和职能均为调控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冲突，故中央王朝对西南总督任命同时，时有“着按限前去，事完回京”之语（《明神宗实录》卷278）。总督的设置与罢免、总督事权授予、辖区大小，无不围绕着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冲突的调控这一中心，这是明代中国各边疆民族地区总督之制中，西南地区最为突出、鲜明的区域特征。

　　侯琎总督西南时，正是民族社会冲突最激烈时段，为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冲突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云南遐荒，去京万里，百蛮杂处，叛服不常”。侯琎灵活地贯彻朝廷抚战结合的政策，该抚则抚，该战则战。正如侯琎在《新筑腾冲司城碑记》所言：

　　仰惟皇上，钻承列圣，嗣登宝位，四夷八荒，莫不梯山航海，稽颡称臣，述职纳贡。书曰：万帮黎献，共惟帝臣。易曰：圣人作而万睹，正兹时也。越五载，麓川酋守思任，侦边缓驭，遂肆出疆，找戢口口犬豕，侵轶疆场，蹂躏氓夷。云南守臣以闻上，乃敕廷臣曰：蛮夷禽兽，不可以中国道理处，自古但羁糜而已。复申命守臣，谨封域，戒斥堠，严备守，需招徕，俾贼去逆效顺，转祸为福，仍守彼土，庶全草木命，实皇上好生之德，同天地之涵育。不忍加兵蛮夷者，诚以兵凶战危，一压境壤，胁从罔逭，及无辜也。蠢兹思任，负固恃险，执迷顽梗，愈作跳梁，蚁聚蜂屯，乃捅南甸，乃突我干崖，乃犯我腾冲，叛衅弗庭。适守帅口口以事闻上，珍念边民悉吾赤子。遭贼荼毒，匪加兵地殛之，彼尤猖撅犷悍，不可拊也。不得已出师……

　　在当时不仅社会动荡，而且又遭遇饥荒。侯琎命开官仓，募富粮，予以赈济，救活了很多人的性命。这时，麓川余党再次叛乱。侯琎引偏师由平崖、南甸进击，破思任发之子思机发所盘踞的城寨，俘虏其妻子家奴并辎畜。报?朝廷，升左侍郎，赐白金、彩帛多件。不久，又迁兵部右侍郎，仍镇守云南。腾冲石城就是在这个时候修建的。《新筑腾冲司城碑记》：“建城门楼四座，高四丈有奇，广六丈四尺，重檐三滴，三间转五亘，三十八楹度，用材木梗楠橡樟，悉域此三十里，皆矗直精致。城墉四面连雉，高二丈五尺。”腾冲石城对于巩固边彊起了重大作用。

　　时隔不久，思机发又生事端。朝廷复命王骥率兵往剿之。侯琎与张轭分兵抵金沙江，造船先渡河，毁敌围栅而进。叛军溃退，思机发等人料不能取胜，遂鸟兽散。大军穷追至孟糯海等处，班师回朝。当地诸酋长皆惊骇曰：“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大将军至此，真天威也！南人再也不敢反叛朝廷了。”侯琎继续镇守云南。在此期间，云南渐趋平静，“明迁中州人居之，分置郡县，改设流官，于是声名文物蔚然，与中土等列”。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三月，由于明朝三征麓川，不断从贵州征兵，人民苦于战祸，又值饥荒频发，头人苗韦同烈等煽动苗民反叛，围攻新凉、平越、清平、兴隆诸卫。声势浩大，人数达20多万。明廷命都督宫聚为征南总兵官率军镇压。同时命广西总兵官柳溥、贵州参将都指挥同知郭瑛、湖广参将都指挥佥事张善各率官军、土兵会剿。四月，再命出征麓川的兵部尚书王骥领兵增兵贵州。因众寡悬殊，官军穷于应付，处处败绩，逃散者多达数千余人，迫使朝廷不断向贵州调兵遣将。九月，苗军围攻平越卫(今贵州福泉)甚急，朝廷又集兵七八万人，东西夹攻。景泰元年（1450），朝廷命侯琎总督军务前往征讨。侯琎领兵于都卢寨、水西等地击败苗军，打开了由水西至贵州(今贵阳市)的通道，明云南援兵由此而进入贵州，加强了官军力量。侯琎挥军东向，在安南卫、紫塘、弥勒，南窝、阿蒙等寨以及七盘坡、羊肠河、杨老堡、清平(今贵州凯里西北)等地击败苗军，打通了兴隆(今贵州黄平)至镇远的道路。为解普定城之围时，侯琎乃自云南兵中选拔一队弓箭手作前锋，亲冒矢雨，进行督战，遂解其围。不久，同烈拥兵数万据兴隆，自称“苗王”，率军进攻平越、清平、新添等地，但官军已大兵压境，占据优势地位。次年(1461年)正月前后，官军取得重大胜利。丙寅,侯琎与副总兵田礼大破贵州苗。秋七月庚戌,侯琎与参将方瑛破贵州苗,擒其酋献京师。朝廷闻报，嘉其功，升侯琎为兵部尚书。

　　接着，又进军克安庄、西堡、长官司等处。时值暑雨方盛，瘴疫大作，加之奔波操劳，侯琎病倒了。抬往普定，医治无效，于当年八月二十三日卒。代宗闻报，悲伤不已，遣官赐祭，命护送灵柩归泽州。地方官负责治坟以葬。朝廷荫其子侯爵入锦衣卫，世袭千户侯。侯爵之子侃、侃之子夔、夔之子烈、烈之子序、序之子秉公、秉公之子嘉正，七代子孙均在锦衣卫。(来源：晋城广电网 作者：老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