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交网站渐成时尚，“种菜、偷菜”等社区游戏成为老少咸宜的网络新宠，作为信息时代日记载体、代表web2．0时代网络特征的博客已然过气时，手写日记这种记录个人生活的形式则成为绝大多数人记忆和小学生的写作基础练习。然而，在悠远的黄河之滨，有一位普通的农民，从1940年直到2004年3月，64年笔耕不辍，坚持写下30多本共200多万字的日记，记录着家长里短、国运兴衰。

　　8月11日，记者来到距史圣司马迁故里仅50多公里的合阳县，在108国道旁的一个叫路一村的村子里，追寻那以超常毅力坚持记录下的特殊 “史记”——一部属于侯永禄老人也属于时代的“编年史”。沿着公路边的一个村巷走进，侯永禄老人的妻子78岁的赵菊兰老人正在与邻居分拣苹果，拄着根拐杖的老人精神矍铄、步态轻松。走到家门口，老人把拐杖靠在门边，开了门，自己提起门槛，说是来了客人一定要这样。进门的过道里还挂着村里恭贺老人两个孙子考上研究生的横幅，老人孙子辈9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其中三个读了研究生。

    在我们的共和国即将迎来60岁华诞的时候，翻阅这本跨越60多个春秋的日记，可以从一位普通农民的视野里看到农民生存状态的改变和新中国走过的历程。信息时代人们的价值观日益多元、理念信念因时而变，而这本质朴无华的日记却能唤起大家内心本真；记者撷取日记中有代表性的篇章以飨读者，以期和不同年代的人们共同感受60年来共和国的变化和人们观念的变迁。

　　 40年代：新中国成立，“社火”来表达喜悦之情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八

　　新中国成立了。合阳县的村村乡乡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位于最南端的路井乡格外热闹。除召开大大小小的庆祝会、座谈会、报告会之外，庄稼人用民间“社火”来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九

　　一大早，我到西庄子叫来赵妈，又到乾字村和东明村叫来两个姐姐去街上看“社火”。路井城周围村子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向街头，有步行的，有骑牲口的，有三三两两的，有成群结队的，路井街上，一片节日景象。各茶坊酒肆、商店当铺都挂上了一面面有着五颗星的国旗，大街小巷贴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打倒蒋家王朝，人民当家作主”等红红绿绿的标语。我们一家子挤在水泄不通的人群里长时间地守望。大约上午十点钟，随着几声震耳欲聋的“三眼铳”的响声，浩浩荡荡的“社火”队伍过来了。最前面，是一个长长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金色大字。接着，四名舞狮人和八头威风凛凛的雄狮喷火吐烟地过来了，二十多名舞龙人和两条鳞光闪闪的巨龙腾云驾雾地过来了，紧跟在队伍后面的是英姿飒爽的男女民兵。他们戴着红袖章，拿着红缨枪，雄赳赳、气昂昂，分外引人注意。再往后，跑旱船的，踩高跷的，扭秧歌的，打腰鼓的人们载歌载舞，尽情宣泄着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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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我家地里的产量虽然不如别人家打得多，但却是父亲去世后这十年来收入最多的一年。夏季收入小麦六石，豌豆一石，扁豆一石；秋季收入荞麦五斗，糜子四升，棉花九斤。解放后，我们没有了各种负担，生活便不那么辛苦了。虽然也给解放军管饭，但管饭后解放军每顿还给我们一千元的伙食费和四两粮票。起初人们总不相信，后来一兑现，果然拿粮票就能换到粮食，大家才真的信服了解放军，知道他们说到做到，不哄人。

　　侯胜天：父亲的这篇日记写在1949年10月初，全国人民欢天喜地迎解放的时候。在旧中国，我们家经常受到地主和军阀的欺压，生活苦不堪言。我奶奶当时就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近代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屈辱史，新中国成立是我们家庭命运的转折点，更是祖国命运的转折点。

　　 50年代：分地分浮财，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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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改革法》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政府给一些无房无地或少房少地的农民分了些房屋和土地。路井乡的财东家良田好地成百亩，骡马牛驴几十头，四合院的房屋好几院子，高大宽敞，房上的椽比穷汉家的檩还粗，因此分田、分地、分浮财的日子，是平日里在财东家面前低声下气的穷汉们兴高采烈的日子。农会的干部领着敲锣打鼓的人们，涌进财东们的家，扛的扛，抬的抬，将那些没收到的金银珠宝、粮食棉花、布匹绸缎以及农器家具等，搬到农会，登记造册，分给贫苦农民。要分土地了，他们一大早就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洒满他们汗水的田里，等着乡政府干部的到来。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本巷侯要富分下大巷地主侯越根楼房院的房屋，侯万寿分下前巷谭秉直的门房。我是中农，属于团结的对象，没有分田、分地、分浮财的份儿。我便和菊兰也随敲锣打鼓的队伍涌进地主家里，搬运那些被分到农会的农器和家具。世事变得让我俩都不敢相信了，就是那些分到浮财的贫下中农也不敢相信。有些人白天分到了衣物家具，晚上又悄悄地跑到财东家 “物归原主”。农民们再也不为抓壮丁、出差事、逼款子的事而愁眉苦脸了。地主老财们一下子威风扫地，见了农会的干部也只好点头哈腰。贫下中农的腰杆子一下子硬起来了，走起路来抬头挺胸，扬眉吐气，高兴的时候，还会哼上几句眉户戏《梁秋燕》中的唱词，真是心情舒畅，干劲冲天！

　　侯胜天：我是教语文的，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比较熟，土改分地不仅使农民得到了土地，也使农民在村子里挺起腰杆。千百年来作为农民命根子的土地，在新中国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60年代：公社破“四旧”，大队更名农民改名一时风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早上，路井社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上午，大家正在讨论时，便听说范家洼的一个党员投井自尽了。我吃了一惊：“怎么啦？这个同志是贫农出身的初级社会计，因未能及时入共青团，曾和我在县上会计学习班上谈过心。他为什么要投井自尽呢？”真叫人难以理解。直到下午开全体党员大会时，公社领导才讲到这件事，并说他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党委立即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

　　这次会上，公社党委以破“四旧”的名义将路井公社更名为要武公社。各大队的名字也都改了。路一大队改为要武一队，路二大队为要武二队，……真是新颖而革命化了。我回头一想，自己的名字上的“禄”字也不太妥当，带有贪图享受的意思，不如改为“永学”，表示对毛泽东思想要永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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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胜天：父亲在日记中写到了，他把侯永禄改成了侯永学，表示要永远学习毛泽东著作。大姐改名侯向红；我后来起名侯胜天，是人定胜天的意思；二弟起名侯丰胜，意思丰收、胜利；三弟起名侯万胜，以为排除万难，取得胜利；四弟起名侯争胜，意为下定决心，争取胜利。我们的名字都有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

　　 70年代：恢复了高考，两代人走出12名大学生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

　　习金海报来喜讯：“万胜已被延安大学数学系录取了，并已接到了入学通知书。”下午，引玲和万胜便从韩城回来了，并去街上照了一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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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胜接到了张掖示范专科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他以278分的成绩（超过了甘肃省当年规定的录取分数线28分！）被录取。我家今年这一年里便有了两个孩子上了大学，一个孩子上了重点高中，村上的人都很羡慕。

　　侯胜天：在恢复了高考后，我家三个兄弟先后考上了大学，我也在父亲毅力影响下自学获得了学历。知识改变命运，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恢复高考，我们家孙辈就不可能出9个大学生。我们从内心里感谢党，感谢改革开放。

　　 80年代：包产到户，从争议开始解决吃饭问题

　　 一九八二年七月九日

　　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在我家门口的树底下召开社员会，讨论本队实行哪一种生产责任制。经过表决，全队到会的人都同意大包干，只有公寿妈和我说是“应该包产到户”。我想，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么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呀？岂不是太遥远、太渺茫了吗？党的政策真的是那样吗？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九日

　　上午，巷东头的饲养室门口，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生产队开始评价分牲口、农具等。经大家一致同意，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对每个人、每一户都是公平的，分得多少好坏，就看你的运气了。我的运气不怎么样，只分到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同一天，队里又将全部耕地按人口分给了社员各户，作为责任田。我共分到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在靳家岭，也就是1960年公社组织108位英雄好汉进行割麦大战的地方，自留田东西宽十来米。当天下午，我和丰胜去地里看了自家的责任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从互助组、农业社、再到公社化，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路啊！回想起我1954年加入农业社时，共有27亩地，并按地交了207斤种子和631斤饲料，另外，把家里的一头牛和一头驴也加入了农业社。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还有人惋惜地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二队的一位复员军人说：“唉，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试验田了！”但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侯胜天：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吧，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我吃过树皮，吃过棉花杆磨成的粉，那时候我们村饿死过好多人。改革开放后实行包产到户，人们马上有粮吃了，解决了温饱问题。同样的庄稼地，同样的人，为什么现在就能吃饱了？

　　 90年代：农村生活在改变，农民负担在减轻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西玲几年前在秦家岭和靳家岭的地里都栽了苹果，今年算挂了果。今天西玲过来说：“村上来收苹果税的人蛮不讲理。我说了句：‘我把苹果卖了，价款还没收起来，等收下了款就交。’要款的人不让，便把我的缝纫机抬走了。多亏五组组长侯文天挡了他，我才又把机器抬回来放下。”我听了很生气，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二零零零年元月二十七日

　　上午11点，电话拨通了，我和菊兰十分高兴！我们若有个头疼脑热，缺盐少菜的事，要是能和西玲、新录打个电话就好了。于是，我便让新录从家里往西玲家又拉了一条专线，把两家的电话串联起来，设置了密码。这样我们两家人就可以随时随地通电话了。

　　侯胜天：以前憧憬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都实现了，我们要给老人装电话，但他们向来节约就一直没让装，直到2000年的时候才装了电话。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9亿农民彻底告别了延续了2600年的 “皇粮国税”，农民负担一下子轻了，遗憾的是父亲没机会记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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