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清代道咸时期著名舆地学家邹汉勋（1805─1853）故居，在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北部的罗洪乡官树下村，是湖南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日，笔者慕名寻访。那是一座地处湘西南偏远山区的普通农家，由五、六幢两正四横的木板房错落其间，每两栋一字排开，外匝以青石围墙，庭间铺设青石小道通向带檐的柴扉。整个院落色调灰暗，显出厚重与沧桑。

    在我国传统文献中，将地理、地图学称为“舆地学”、“地学”（部分属方志学），其领域涵盖广阔博大。因而，我们讲述隆回邹氏学人的学术成就时，无疑将他们的方志学成果包涵其中。
    舆地世家
    很难想象，这是一座影响中国地理学长达两个世纪的农家。正是从这“霾蕴里閈”的“草莽中”中，走出了邹汉勋（著名汉学家、音韵学家、舆地学家）、邹代钧（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邹新垓（新中国地图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与组织者之一）等蜚声中外的邹氏学人，形成传承七代、集结学者46人的地理学术“湘军”阵容。为后人留下学术精神楷模与数百种理论著述、上千种出版地图等优秀学术成果，其中不乏享誉世界的地理学专著。隆回“邹氏舆地世家”业绩和著作影响全国乃至世界地理、地图学界。他们用数代人的心血和智慧编纂的珍贵地理地图学术资料，是我国地理学文化宝库的丰厚遗产。

    让时空推移至清代乾嘉时代末期，在罗洪山坳这所农家，由邹文苏（1769─1831）吴瑚珊(1777—1831)伉俪“开其山”，而成为邹氏舆地学的第一代。这是一个“名儒”与“才女”联袂之家，夫唱妇和，演出前无古人的“耕读”成材神话：耕作果腹之余，教其六个儿子“经世致用”之学，自编蒙学教材入手涉足“舆地学”，成效大著。其六子“皆以经学、音韵闻名于世，尤长于舆地之学，并各有著述”：长子邹汉纪有《古经舆地图说》等著作14种，计41卷；次子邹汉璜有《山经类谱》等著作15种，计160卷；三子邹汉勋（著作见后文）；四子邹汉嘉考订《读史方舆纪要》，并有诗集《海帆诗存》等；五子邹汉章有《皇朝舆地记》、《黔滇楚粤水道考》等著作10种，计82卷；六子邹汉池有《度里表》等著作19种，计50卷等等。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正是他们的母亲吴瑚珊。赢得“中国第一位女地理学家”美誉(何光岳语)的吴夫人，曾随父吴兰柴学习而“周知天下方舆沿革、郡县四至”“学有专门”的她，用知识和母爱把幼小的孩子们引入地理学迷宫；以“聚灰画禹贡山川地图”方法，寓教于乐，诱导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仿若今天的“形象教学”。由此，地理学衍生为邹氏“家学”。难怪清末著名学者兼外交家郭嵩焘在《曾母唐太恭人七十寿序》中感叹道：“自古豪杰功名有所表见于世，成于母教为多！”他甚至将这种成功的“母教”，提到“圣贤立教之仁”的高度，并主张为文予以“导扬”之，以启迪当世与后人。

    邹汉勋等兄弟六人身后，其子侄辈中有邹世诒(著《清一统舆图》，并参与《湘阴县图志》及湘、鄂、黔三省《通志》的编绘)、邹世琦（著《新宁疆里图记》、《贵阳府疆里图记》）、邹世可（著《亚洲北段图》）、邹世咸与邹世繇（续编《中国历代沿革险要图》、《历代战争沿革图》等）。

    邹氏第四代传人邹代钧（邹汉勋之长孙），是地理学者中的佼佼者。另有邹代契、邹代立、邹代重（三人合著《广西全省舆地图》）。

    从第五代算起，为邹代钧族侄邹永煊（鼎立协助邹代钧创办亚新地学社）、邹永修（著有《历代战争图说》等地理专著11种，22卷）、邹永良等。

    此后，第六代为永煊之子邹兴钜（著《中国分省图说》、《京省道县图说》等）。

    邹氏第七代传人邹新垓（邹代钧之侄曾孙、邹兴钜之子），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前为“亚新地学社”祖业倾注全力；后为新中国地理、地图事业奉献毕生精力。

    在“邹氏舆地世家”中，邹汉勋最为突出。在他身上，浓缩了邹氏学人在地学上的历史功绩。

    蜚声湖湘

    邹汉勋，字叔绩。邹文苏之第三子、“邹氏舆地世家”第二代兄弟六人中的杰出人物。李元度在《邹叔绩先生事略》中说：“兄弟六人，少秉庭训，皆以才称，而先生为最。”他的学问涉及经、史、音韵、方志、典籍校刊等多方面。还师从过贺熙龄、丁耿忠等名师，研究算学和历法。仅以编校而言，曾历时两年，刊定王船山遗书51部300余卷，并加按语以助阅读。使当时已埋没200余年的珍贵文化遗产重见天日，功莫大焉。1851年（清咸丰元年）秋，邹汉勋参加湖南乡试中举。1853年12月，邹汉勋与安徽巡抚江忠源同守庐州城，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攻入庐州，邹汉勋被杀，年仅48岁。“方志于学耳”的一代奇才陨落。时人叹“天丧斯文”！邹汉勋一生沉浮学海，当他还是普通农家一位少年时，就立志“使天下知吾楚复有绩学谈舆地之人在于草莽中”。他是湖南晚清人才崛起的典型代表。他的地理学理论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形成产生了启蒙影响。

    邹汉勋与中国近代史上编写世界地理著作作者中最杰出的人物——魏源，有着深厚的乡谊。两人的故居都在隆回县望云山脚下，前者在东麓，后者在西麓，他们皆以“博学”闻名当世。此前，笔者访问过魏源故居，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记载：魏源任高邮知州时“不能理事，终日著书”，遇到审理案件时“辄搔首不能语”。其痴迷学问，亦至于此！无独有偶，邹汉勋也以治学“苦行”著称，“少溺苦于学、罔舍昼夜”。15岁开始笔耕，协助长兄完成《春秋左氏地图说》。从16岁至33岁，虽是邹汉勋治学的黄金时代。但在1831年前后，母亲、父亲先后病故，使他的苦学生涯雪上加霜：“衣履垢敝，不稍修饰”、“霾蕴里閈，无繇出与名流结纳以扩见闻”、“乡居苦书少，尝诣郡学借读，卖田访购，家贫不顾也”。生前留下大量著述，而大都散失，现存《邹叔子遗书》。据罗正钧《左宗棠年谱》：1882年（清光绪八年），时任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71岁高龄的左宗棠，亲笔为《邹叔子遗书》作序，序言回顾邹汉勋“居高平山中，穷年兀兀，静对一编，不与世俗接……心精一缕，独追古初”的治学情景。笔者徜徉于当年邹汉勋兄弟的书屋前，仿佛看到他们“达摩面壁”般苦读的身影。邻居们围过来告诉我：“记不清，问汉勋；记不全，问魏源”的乡谚流传至今，令我震撼无语。

    鸦片战争后，国家边患日益严重，有识之士痛感“外夷形势当考地图”。林则徐早在广州主持禁烟时，曾组织人员将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等书编译成中国最早的世界地理译著《四洲志》。林则徐离任时，将多年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初稿托付给魏源，魏源在原书基础上大加增补，于1842年出版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52年（清咸丰二年），正计划增加图版、扩为100卷本。正是这年，从北京会试归乡的邹汉勋，专程到江苏高邮造访魏源。此间，两位地理学同道“互出所著相参订”，痛谈列强“之敢为奸诈欺中国者，以中国无人留心徼外事”，则扼腕叹惜；为谋划“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途径，常常彻夜无眠。邹汉勋客居高邮期间，精心为魏源所著《海国图志》绘制列国地图。1853年，邹汉勋惜别魏源，翌年死于庐州。1855年，魏源忆及邹汉勋生前“千里相访，为我豁疑”时，不禁潸然泪下。两位“志士仁人”，携手同编世界地理名著、同为追求救国救民真理而“联床共衾、达旦不寐”的感人故事，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永久佳话。 

    方志大家

    除上述家庭环境因素外，认真学习研究我国传统地学文化遗产，是邹汉勋成功的秘诀。

    32岁的邹汉勋，受到同县邓显鹤的器重，应邀校刊古籍。35岁转入编修方志，久困“于草莽中”的他终于厚积薄发：1840年至1850年间，先后参与编制《新化县志》，《宝庆府志》、《宝庆疆里图》；应官方邀请赴黔，修撰《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五年修四府志（共计二百六十六卷），工程浩繁。其《图记》绘制还要克服黔南“水难图、地难图、道路难图、山难图”，为历来修志者所不敢为。

    邹汉勋在贵州的著述是其一生学术活动的重要时期，现存有两封邹汉勋致莫庭芝的手书，弥足珍贵。莫庭芝，字芷升，贵州独山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拔贡，官贵州思南府教授。其父莫与俦，是清代遵义府教授，著有《汉且兰县故地考》。莫氏父子及郑子尹、安龙县附贡生张蔚斋（清代重臣张之洞幼年的老师），皆“西南硕儒”，邹汉勋与他们过从甚密，并有诗文唱和。

    据史学家邓之诚考证：
    其一封或写于纂修《贵阳府志》时（1848年）。当时莫庭芝将抄录自“唐宋 诸文中有关于贵阳者”以及自己收藏的《九域志》（北宋综合性地理总志）与《水道提纲二十八卷》（清代齐召南著），提供给邹汉勋，这对正应聘修志的邹氏无异雪中送炭。信中对莫庭芝的“恳恳拳拳”“感激之至”，幽默地将莫氏的无偿“借书”比作“馈我数月粮矣！”并告之：其父莫与俦的“《且兰地考》，谨已录入”《贵阳府志》。此外，针对莫庭芝有关“推步、明算”的提问，邹汉勋和盘托出自己治舆地学的步骤及体会，他认为：必须先从学习梅文鼎的“九数之学”入手，后读《算经十书》（即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缉古算经、数术记遗等十部著作）；然后，读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中国学者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而后读戴震的《勾股割圜记》；再读金、元时期李治著《测圆海镜》；在此基础上，读康熙末年梅款成编纂的《数理精蕴〉》，“三角勾股”就不难理解了；于是再读（康熙五十二年）钦天监根据汤若望《西洋新法历书》所编成的《历象考成》，达到“先悟其理，次求其根，然后时时布算，不少间断，当亦无难者。”邹汉勋谦虚地将自己的解答称为“曝芹之献”。

    另一封则写于纂修《兴义府志》时（1849年）。信中对莫庭芝举“已酉拔贡”一事，以“狂喜数日”来表达高兴的心情。信中还说，已安排张蔚斋赴省城，托莫庭芝与渠于“省肆”中购求《天下郡国利病》、《读史方舆纪要》，“交蔚斋带归，以便入之此郡之志（即兴义府志，引者按）也”，可见邹汉勋修志之认真。

    值得关注的是，信中还反映出邹汉勋“考古究微、日无暇晷”的紧张生活表面与“仆仆随人、郁郁无悰”的内心矛盾。更多的则是向黔省学者坦陈抱负、表白心迹：誓言“举平生著述之清趣，一委弃之于方志中”；希望实现“讨寻沅、无、辰、酉之源于川黔之东”的地理考证计划；殷殷感谢黔省学者的帮助，并以“共勉为贤士大夫”相砥砺。

    两封手书，无疑是研究邹汉勋在黔活动以及湘、黔学者交流切磋的珍贵史料。且莫庭芝父子等为黔东南布依族学者，亦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史话。

    总之，邹汉勋在贵州的艰辛赢得“西南方志大家”、“名志”作家的赞誉，写过《赠叔绩兴义诗》的郑子尹，评其所修志书“体例详正、考据精博”。的确，邹汉勋深入被前人忽略的荒凉边远地区调查精测，是履行自己“实地测绘，以今补古；追根溯源，以古证今。通古达今，古为今用”的修志目标的。邹汉勋声名由此大振。楚地“绩学谈舆地之人”，终于从“草莽中”凸现在历史舞台前沿，冲破传统“舆地学”窠臼，超越前贤。

    创新理论

    邹汉勋虚心步乾嘉时期戴震、章学诚等“巨人”的后尘，善于学习继承乾嘉时期前辈方志学遗产。他在《宝庆志局与采访绅士条例》（以下简称《采访绅士条例》）中，就曾大段引用《章(学诚)氏遗书》原文。然而，邹汉勋没有停留于考证地理和记述地理上，今天看来，他的理论创新成果，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具有的意义是划时代的：

    1，邹汉勋是中国地志史上提出“民生”问题的第一人，与其孙邹代钧共同开启方志编制关注“民生”的历史。

    《采访绅士条例》，是邹汉勋提出关注“民生”问题的代表作。他指出：志书，是刚到任的“守宰者”查访民情风土的重要途径，所以要做到“凡有关民生者，无不一览而备具”。无独有偶，1889年，其长孙邹代钧在《湖北测绘地图章程》也提出关注“民生利病”问题，他说：“江汉之濒，湖泊甚多，……民生利病，胥在于此。均应循湖测岸，并逐测纵横交错之堤，……依率入图”。出自“草莽中”的祖孙二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连文字表述也不谋而合。虽然，在此前的古代方志文献中，也出现过“民生”字样，如吴从谦在《康熙武冈州志》序言中说：方志应“俾民生治道”，那只是官样文章罢了。又如，后来者蒋梦麟也建议在《省志》中专列“民生”一目（1929年）；寿鹏飞在1941年出版的《方志通议》中提出“研求民生之枯荣”等等，已比邹汉勋所论晚了近一个世纪！再如1928年，在《胶澳志》中也说道：“事有关国故民生者……悉皆所当存”，不过是邹汉勋“凡有关民生者，无不一览而备具”的“学舌”而已。

    2，首次提出方志应具备供“行旅”效用

    章学诚说：“夫修志者，非是观美，将求其实用也”，但他对“实用”未作明确细化。邹汉勋在《采访绅士条例》中，对于“实用”的要求十分具体。如要求全面记录“孰者为行旅之所凑集，孰者为道路之经由”，以做到使人“周知”。“行旅”者，旅行也。而黎锦熙提出“旅行指导”是方志“四用”之一，是在他二十世纪中叶所著《方志今议》中。

    3，在地理制图上的除弊与创新、发前人所未发

    在《宝庆疆里图说》中，邹汉勋认为：方志“成于俗吏”带来“二十六病”。突出现象有：一、地图绘制“委之画工、书吏”。结果成了“近密而远疏”的风景画；书吏则只画城邑、汛哨等，其他则不画。这样的地图无“分率”（比例尺）。二、测量无“方隅”（方位）。测量者没有掌握“转测”、“转移中宫”（移动坐标）、“测日星”、“句股重测”等方法。三、作图者未学习《周髀算经》、《海岛算经》，故“不知何以测度，何以入算”。四、缺少必要的测绘器具，“必不能测，又何以算”。五、不注重“道里”（距离）的实地测绘。或照抄旧“方志之言，苟且填入”，或“讯之途次”、“据以入图”。

    对此，他开的改革方案是：不“泥古”，要创新图编理念、方法。即“知古期以用于今，知今期以稽于古”，即今天也常讲的“古为今用”。他认为改革首要在人才，提出：一、“举郡内髦俊，转相授受”。即选拔地志人才，互教互学、经常研讨、共同提高；二、讲明《周髀算经》、《海岛算经》之应用；三、所需测绘器具，“悉依法以制也”；四、拟定图志制作的标准，如“经纬咸登，委曲备写”、“图既茂密，差即易知”等；五、“为知者提其肯要，为习者道其艰苦”，即组织者要让已熟悉制图者更深得要领，向正在熟悉图志者讲明任务的艰巨性、艰苦性。后来，邹代钧在《湖北测绘地图章程》中也提出：“招聪俊生童能耐劳苦者，教以测绘成法，习之三月，始出从事”。祖孙可谓“一脉相承”。

    以上认识，不仅是对章学诚“文人不可与修志”的否定和批评，且其影响及于后世：如1929年国民政府《修志条例概要》中，即列入“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制绘精印……。”

    从传统地学走向近代地理学的先驱

    我们从《采访绅士条例》、《宝庆疆里图说》中发现，邹汉勋的地学理论突破如下：⑴、“民生”、“民情”、“民力”等系列问题的提出；⑵、对“地与民两相维系”等地理要素的分析，他举例说：“郡内不乏可歌可泣之事，以传示后世”，只要“以事实为断”，就不能“泛泛数语”；⑶ 大胆改革制图理念和方法等等。显然，上述认识已触及到了诸如地理要素、人文地理学基础的“人地关系”问题。可以说，它们已开始脱离“传统地理学的母体”，触摸到中国近代地理学的门阑。

    除上述“方志”成果外，邹汉勋还撰有《水经移注记》、《宝庆沿革表》、《贵州沿革表》、《宝庆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极高偏度说》等著作。他的《红崖碑释文》、《汉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考》、《昆明考》等地理考证论文，仍受到今人重视。 据笔者所知，学术界将1840─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开始萌芽和建立”期（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近代前编》）。然而，无论是其萌芽、建立期，还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隆回邹氏学者的影响总会出现在时代的学术前沿。

    访问过邹氏故居的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彭卿云研究员感慨地说：“自古都梁多学士，除了最先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首推邹氏七代舆地世家。以邹汉勋为代表的祖孙七代，一脉相承，持续二百余年，专力于舆地学研究，著述之丰、成果之巨，为古今所罕见。他们对中国舆地学的创建和发展，对世界地理、地图学的推进和完备，以至对反侵略的胜利和中外边界谈判所作出的贡献，也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名人多为政界、军界的风云人物，而科学文化界的专家学者，往往不入名人之林。”他热情期待“邹氏这个‘风流文采，倾动一时’的学者世家及其故居，必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青山碧水之间，在中外学者之林重放异彩！”并即兴赋《西江月》以颂之：

      七代同攻舆地，百年独领风骚。
      红岩飞瀑育英豪，个个斯文先导。

        （文章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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