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遍盂县的史书，“进士之乡”的称谓，没有记载，只记有进士人名及简要介绍。在人们的记忆中也无此印象。
    进士在现代人心目中，是具有很高学问的人。进士如同官位，因为是进士，即会有官职。进士在古代是金榜题名的人物，是非常了得之人。
上网查询：进士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及第者之称谓。意思就是可以进授爵位之人。此称谓始见于《礼记·王制》。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科目。唐朝也设此科，中试者皆称进士。元、明、清时，贡士经殿试后，及第者皆赐进士，且分为三甲：一甲3人，赐进士及第；二、三甲分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在中国1300年的科举制度中，有10万左右的人获进士称号。
    大约在2006年秋，盂县籍的著名作家张石山先生在闲聊中谈到，他在京读博士后的儿子，在一本书中看到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山西的进士中盂县的进士数最多，为三晋第一。听到此，我顿感愕然。盂县乃太行山中部、晋东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县，春秋时为仇犹古国，晋国欲伐，因交通不便，以献钟之计，让仇犹国修路，路通钟至国亦被灭。盂县其地形如盂，四面崇山峻岭，偏居一隅，自古以来交通不便。这样一个山区县，经济不会发达，文化教育也肯定是落后的。在考取进士的问题上，如何能超过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发源地晋南的河东大地？我当时很不相信，感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能是大作家听错了，或是其子弄错了，实属无稽之谈。
    2006年初冬，我再次与张石山先生电话中谈及此事，问其子所读书目，他说这本书名为《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他说可以给我从太原购一本。再次同大作家见面时，他送给了我这本书。
    我翻开书一看，书中有一明细表格，为山西各县在历朝考得进士的数目表。盂县赫然名列第一，为161人，比历史文化悠久的晋南、晋东南及省府太原周围各县都多，排第二位的是永济县，160人，文献名邦平定排第七，108人。在此应当提及，盂县的进士以宋、辽、金、元时期为多，明清稍逊之。
    近日，看到阳泉市文联主席侯讵望先生的一篇论述阳泉文化特征的文章，他从《山西历史进士题名录》一书列表中，计算出的比例数更为令人震惊：金元时期，盂县进士为73人，占到全省600名的12.2%，比位于此一时期第二名的陵川县多出23人；特别是元代，全省进士为267名，盂县独得49人，比例高达18.4%，占到全省近五分之一。就是说，在元代山西每考中5名进士，即有盂县1名。
    以上数字表明，盂县当称“进士之乡”，名副其实，毫不逊色。此一消息我在省、市级报刊报道刊出，题目为《山西进士盂县最多》。这样，“进士之乡”便成为盂县是“仇犹古国”、“程婴藏孤”、“李宾释经”、“二程讲学”、“文人长虹”之后又一张重要的历史文化名片。于是，我在《擦亮盂县的历史文化名片》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进士之乡”的称谓。
    太行山西麓大山中的一个小县，在古代何以能培育出这么多进士呢？盂县的文化教育如何能敌晋南、晋东南古老的深厚的黄河流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呢？我同县内历史文化界的前辈多次探讨这个问题的答案。
查询史书，考证地理，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论述盂县古代文化教育之强势，也望有志于盂县历史文化的同仁来共同探讨。
    一是宋代二程莅盂讲学，推动了盂县的儒学教育。程朱理学是我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孔孟之后的第二个发展高峰，程颢、程颐兄弟即是程朱理学的奠基人。
    二程弟兄是盂县上文村文化名门侯氏家族侯道济的外孙，侯氏家族自古多才子、才女。唐武宗时，侯氏才女一首七律《题夫张睽戌边不得归，绣回文诗上天子》惊动皇上，敕其夫还乡探亲，并赐绢三百匹。二程之母侯氏，幼即聪颖过人，苦读史书，识见高远，也有五言诗传世。《因夫太中觐亲河朔，夜闻啼雁》诗曰：“何处惊飞起，雍雍过草堂。早起愁未寐，忽闻意转伤。良人沙塞外，羁妾守空房。欲寄回文信，谁能付汝将。”二程之表弟侯仲良论经讲述，通贯不穷，有《侯子雅言》大作传世；其舅父侯可博览群书，贯涉万类，礼乐诗易，天文地理，阴阳气运，医药算术，无不究其渊源；其外祖父侯道济为北宋进士，仁丹徒令，官至比部员外郎。
    二程之外祖父（侯道济）与舅父（侯可）曾在县内大力办学，传播儒学，当时在龙华河畔的兴道村东北岩凹丰乐寺中施教讲学时，二程曾为盂县学子授课传道，兴起斯文，故村名为兴道村，讲学处称为程子岩。现岩洞中立有“宋大儒程夫子讲道处”石碑。盂县作家马玉亮先生考证其讲学时间可能在1075～1085年期间，在这10年中，二程“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当他们来母舅家省亲时，是有充裕的时间讲学传道的。大儒二程莅盂讲学对盂县儒学教育发展肯定具有很大的推动功效的。
    二是祖籍为盂县的唐代名臣、虢国公张士贵家族由武功世家转为文人世家。史书载张士贵为河南卢氏县人，我们考证其祖籍为山西盂县人，可能是其祖辈外迁至河南的，从其八世孙又迁归故里。
    张士贵在过去的文艺作品中被塑造为奸臣形象，但历史上真实的张士贵是为唐太宗立过巨功的名臣，死后得到陪葬昭陵的荣誉。1972年发掘其陵墓时，发现其墓志铭长达3000余字，铭文中战功赫赫，是当朝著名宰相上官仪所撰。此为铁证。
    张士贵的武功世家连续世袭七代，到五代十国时从第八世孙开始转为文人世家。从宋代到金元的连续十九世中，代代有进士，有时父子同科，有时兄弟同科，共出进士34名，其中，宰相级官员3名，尚书级的近10名。进士数占盂县总数的五分之一。山西闻喜县宰相村裴氏家族的进士也不过30名，没有张士贵家族的多；晋城皇城相府三代帝王师陈廷敬家族的进士也不超过10名，更无法相比。可见其张氏家族的文化教育之强势，也说明了当时盂县的文化教育的兴盛。从另一方面讲，张氏家族的文化教育也推动了盂县的文化教育，提升了全县的水准。
    三是盂县西部的农业经济自古发达，实力雄厚。经济是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是文化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一个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家庭，是不可能让孩子去花钱读书的。同理，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其文化教育也将是落后的。
    盂县的进士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源于西部，古称西盂县。西盂县所处的乌河川自古分上川、中川、下川，三川粮田肥沃广袤，号称20万亩的“米粮川”。人均耕地约20亩，是盂县古代的富庶之地。乌河川上古代曾养育了3个显赫的文化巨族：上川有现属于阳曲县方山村的吴氏家族，这个家族曾出现过16位进士，其中有一位状元。其家谱中自称为文化巨族，我想也不过分；下川上文村有前文中提到的张士贵的文人世家和侯氏家族，张、侯两大家族曾出现了近40位的进士，侯氏家族还产生了“二程”这样的外甥。这两个家族与吴氏家族相比，更显其强势。可惜，这些家族到后来因水土流失严重，上下两川平整宽阔的田园被洪水冲刷得支离破碎，或完全毁坏，农业经济的衰败也导致其家族后来的衰落。明代之后，这三大家族就再未考取进士。
    四是盂县西部靠近省府太原，交通条件相比全县要好一些。省府太原是数千年以来三晋大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西盂县中间接壤的阳曲县自古也是一个文化强县，距离较近，地势平坦，且没有什么崇山峻岭阻隔，所以西盂县在文化方面受之影响较大。而盂县的东、南、北部则不同，在古代到处山高路窄，南有方山，东有太行，北有牛道岭，西有管头梁相阻。不发达的交通条件也是文化阻隔难以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西盂县优越的地理条件也是其文化教育发达的原因之一。
    五是盂县在金元时期的建置曾升为州，是晋东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金元时期，是盂县考取进士最多的时期。盂县由县升为州，这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其儒学教育的发展，肯定是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作者系盂县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