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25日上午，中南海，一个关乎中国21世纪发展大计的重要会议——“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汇报会”如期举行，主持会议的是温家宝总理，而主讲人正是92岁高龄的侯祥麟院士。
　　有媒体形象地将当年的油价发展概括为“颠簸之旅”，回顾这一年，烙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深刻印记，就是挥之不去的高油价、电荒和煤炭紧张。用不少学者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面临严重的能源瓶颈。
　　谈到这次危机关头再次出山的原因，侯老说：一是总理的亲自点兵，二是他本人也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其实说得再精炼点，就是侯老2001年出的自传的书名“我与石油有缘”。
　　一个“缘”字，多少荣耀辉煌，多少艰辛曲折，尽在不言中……

与石油“结缘”的不老人生

　　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能源短缺时期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一幕：走在街上，一辆辆无油可用的汽车顶着沉重的煤气包，像负重的老牛一样喘着粗气……此刻的新中国，正面临着由于中苏关系紧张而引起的全国性“油荒”，急需维持国家运转的“血液”。更严重的是，关系到国防安危的空军部队也因缺油无法起飞，毛泽东主席为此忧心忡忡地感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是转不动的。”
　　大庆油田的发现解决了原料问题，但怎么把这些黑糊糊的原油变成能让汽车跑起来、战机飞起来的燃料？时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石油工业部新型材料领导小组副组长的侯祥麟接下的，是刻不容缓的如山军令……急呀，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一语道出了大家的心情：“这一关不过，我走过天安门时总觉得低人一头。”
　　但科学研究不像冲锋、占山头这么痛快淋漓，反反复复的失败，通宵达旦的试验，高度危险的工作环境……凭着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工作，侯祥麟和他的同事们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先后成功开发了五项关键的炼油新技术并实现了工业化，比原计划提前了7年，使中国本来十分落后的炼油工业技术以最快的速度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4大类产品产量自给率达到100％，结束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历史。
　　油炼出来了，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怎么“用”。到1978年底，中国原油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但此后的几年却徘徊不前，而国民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却增长迅猛，产销矛盾日益突出——“如何用好1亿吨原油”，成为中国高层领导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密切关注的课题。
    此时的侯祥麟已经是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主抓科技工作，根据自己多年的思索以及多名专家的调查研究，他提出了“把大型的炼油厂和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厂实行统一指挥、统一销售、统一外贸，同时加强原油深度加工”的理论。1981年12月，这份名为《关于如何用好一亿吨原油的意见》的报告出现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案头，胡总书记阅后批示：“印成政治局参阅文件，并发省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同志看看，目的是为了增加知识，开阔眼界。”而这份报告中提出的整合中国石油企业、对有限的石油资源“吃干榨净”的整体思路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
　　光阴荏苒，当年披荆斩棘、豪气冲天的科研带头人已成了德高望重、满头银发的行业泰斗，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侯祥麟先后担任了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院长、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职务，但他与石油的“缘”一直没断……
    如今，95岁高龄的侯老还担任着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两大集团公司的高级顾问，每天上午9点准时到办公室上班，风雨无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政治思想工作部主任关晓红的办公室紧挨着侯老的办公室，她说，“每天看到侯老精神矍铄地到班上工作，心里都会萌生一种对生命对未来的憧憬。很多年轻人总爱把人生苦短挂在嘴上，可看看侯老，你就知道年轻其实与年龄没什么关系。”

“他的一生没废话，也没废事”

　　侯老的口述自传《我与石油有缘》只有十万字，是一本简单得近乎流水帐的书，主要编写者、中国石油文联秘书长冯敬兰女士说，侯老对这本书很满意，因为它真实、没有废话，而“侯老的一生就是这样，没有废话，也没有废事” 。
　　纵观侯老的人生历程，你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上面的这段话，那就是：他一生想做、该做的事情太多，也就没有时间去做废事、说废话了。
　　1912年出生的侯祥麟生于乱世，长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新时代。少年时期，他最爱看的书是《三国》和《水浒》，那些忠君报国、舍生取义的英雄好汉让他感佩不已。而上学之后。他又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和“五·四”思想解放运动，“救国”、“报国”从此成为他追求的人生目标。
　　中学时代，一堂讲述原子能的化学课改变了侯祥麟的人生道路，当他在课上知道原子核中蕴藏着巨大能量、释放出来会产生巨大威力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撼和激动，开始憧憬着将来研制原子弹对付日本侵略者。虽然很久之后他才搞清楚原子核是物理学，不是化学，但少年的一时幻想却让他迷上了化学，并决心把研究化学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
　　侯祥麟青年时代的另一个人生抉择是加入共产党，1938年4月，也就是全民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春天，热情激进、对美好新社会充满向往的候祥麟秘密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红色科学家。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定下了侯祥麟一生的基调：“年轻时的动力来自爱国救国，想走科学救国的路。后来信仰马列主义，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当然距离目标还很远，但要从点点滴滴的事情做起。”
　　从此，侯祥麟不再是孤独的爱国知识分子，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他始终行走在时代的前列没有掉队，成长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缔造者之一。
　　1944年，党中央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为了培养造就自己的科技干部队伍，周恩来指派一批党内的技术骨干出国深造，侯祥麟作为其中的一员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用现在人的眼光看，这似乎是个“美差”，但对于当年的侯祥麟说，却是一次艰巨的政治任务。在美国的6年时光中，他不仅学好了自己的专业，还和其他几名赴美党员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留美科协”，新中国成立后，“留美科协”中的300多名科学家和学者先后回国，绝大多数成为我国各个学科的开拓者或带头人，“留美科协”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先立一功。
　　回国之后，侯祥麟的工作日程更是排得满满的，他的一句名言成为许多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座右铭：“八小时出不了科学家”，对于落后了世界先进水平几个世纪的新中国来说，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手中的时间又太少，侯祥麟们要做的，是补上前面几代人欠下的“债”，让中国的科技水平站到一个不落人后的新起点上，这样的历史使命，怎能不让他们“只争朝夕”呢？
　　熟悉侯老的石化科技界前辈们都还记得这样一幕场景：文革开始后，位高权重、说话直率的侯老被打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别的不让干，他就在石油科学研究院院里开起了电瓶车，给各个实验室运送仪器设备，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侯老熟练地驾驶着电瓶车，整天乐呵呵地穿梭在石科院的大院里——即使在那样的年代里，他仍能够找事情让自己“忙”起来，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时间去做“废事”、说“废话”呢？

“先办国家的事，再办自己的事”

　　在事业上建功立业、走在前列的侯祥麟却在个人生活中永远落人半拍。1955年结婚时他已经43岁了，当为他写自传的冯敬兰女士问起其中的原因时，他说：“那得先办国家的事，再办自己的事。”
　　但实际情况是，办了“国家的事”，“自己的事”可能就顾不上了。这样的例子在侯老的生活中不胜枚举。
　　2004年6月25日，就在侯老到中南海向温总理做“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总结汇报的当天，病重多天的老伴已到了弥留之际，当侯老下午赶到医院时，她已是重度昏迷……
　　为了让日夜劳顿的侯老不在一天中同时遭受大喜大悲的强烈刺激，同事和家人向他隐瞒了老伴的病情，直到老伴去世的第二天才把消息告诉了他。
　　据秘书张继光的回忆，当时的侯老“惊呆了”，继而就怒斥女儿：“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这是张继光“第一次见到”他发脾气——和他牵手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伴啊，在她最后的生命旅途里，他却没能好好地陪她一程……年逾九旬的侯老孩子般地号啕大哭，房间里的所有人也随之泪下……
　　侯老的一生向国家捐献钱财无数，而且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80年代初，侯老家乡政府为侯氏家族落实政策，准备归还他们祖上在广东揭阳留下的大片祖屋、花园等房产。按照时任侯老秘书的马汝爱估算，这笔家产折合成人民币有上百万元之巨——那可是在80年代初啊！老家的侄辈、侄孙辈都非常兴奋，跑来请求侯老这位大家长签字，以期收回这笔祖产。但侯老却决定，把这些房产全部捐给地方政府办教育事业，他对远道而来的亲戚们说：现在国家困难很大，家乡学校的条件也差，咱们把这些房产捐了办学校，为教育事业出把力吧。
　　但人非草木，怎能无情，马汝爱秘书向我们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70年代末，他陪侯老去上海给他的五姐奔丧，侯老在北京出发前特地在机场买了两把檀香扇和一些小艺术品，当时这两把檀香扇售价20元，是马秘书一个月的工资啊，侯老以前从来没花钱买过这么贵的东西，这回是怎么了？——到了上海以后，马秘书才知道这是侯老买给他妹妹的：“也许他觉得亏欠自己兄弟姐妹的太多，想用这种方式补偿一下吧。”
　　说到这里，马秘书哽咽不能再言……也许，只有离侯老最近的人，才能体会他深深埋藏在心底的对家人的愧疚之情吧。

侯祥麟的“立德”和“立言”

　　古书曰：“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在这“三立”中，可能要算是“立功”最易，“立德”、“立言”更难，因为“德”和“言”都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侯祥麟的话不多，但敢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