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移民，历史地看，对海城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移民对海城人来说，也是一段悲怆史。好好地城池人丁兴旺，何来移民？其实，“移民”与“屠民”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可以说，如果没有后金的大肆屠民，便没有清初的大规模移民。

    历史上，居民历来都是统治者权衡政治、军事得失的一个筹码，或当做可以驱用的牛马。

    明末，随着后金的崛起及其图谋称霸中原野心的日益澎胀，明与金的政治、军事斗争日益加剧。而处于这种斗争的边争地带的辽海百姓，已陷入到“边事不宁，战乱频仍，生灵涂炭，难于日熬”的灾难之中。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沈阳、辽阳相继为后金所攻破，辽东明地纷纷失陷。后金军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惨绝人寰。据《明季北略》、《清稗类钞》所记时人所述称：“辽有金、海、复、盖四州，金、复多山，海、盖濒水，乃驱四州之民近海，尽杀之。此天命初年事也。次年，‘杀穷鬼’。又一年，‘杀富户’。如此三年，而辽民靡有遗者。”

    据海城尚氏族谱记，时为戍岛明军的尚可喜家眷仆从十余口，即于时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晨，全部被掠，直无下落。海城河南所有村庄均成火海。金军其行之恶，生民其状之惨可见一斑。

    直至天聪，“民始不杀”。至清顺治入关，“国基日定”，清政府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增加税赋，开始对往日边地实行复垦政策，遂一方面力劝流民归里，一方面组织移民，招民赴边地复垦。清顺治十年颁发《辽东招民条例》，规定：招百名垦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判，武授千总；招五十名以上者，文授主薄，武授百总；招民多者，每百名加一级。并规定对所招之民发口粮，每月一斗，地一垧，种子五升，每百名垦者给牛二十头。这些招民措施，促使河北、山东、山西等人口较密集的地方遗民不断涌入。至道、咸年间，随着牛庄的重新开埠，牛庄作为北方大港地位的逐步确立，促使晋、鲁商人不断北来，海城的商业也随之得以繁荣起来。至清末，海城的大小商铺已有五六百家，并先后组建起了山西会馆、山东会馆等多个商会组织。

    复垦与招民不仅促进了海城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推动了商业的兴旺与繁荣，同时也带动了手工业生产的兴起与进步。东北唯一琉璃官窑——皇瓦窑，与它的琉璃制品便是这一兴起与进步的典型代表。

    皇瓦窑琉璃瓦遗址，位于海城市析木镇缸窑岭村。“皇瓦窑”初名为“黄瓦窑”，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1607年，初以烧制民间日用陶器为主。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三月（公元162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军攻破沈阳、辽阳之后，遂将其都城由新宾迁至辽阳，在辽阳建“东京城“。黄瓦窑窑主原山西窑艺世家侯振举闻讯，特精心烧制绿釉碗、罐等3510只，专程送至辽阳以为后金迁都之贺。努尔哈赤见后甚喜，直言：析木城所献之物，皆为国之有用之物。金银不足贵，寒不当衣，饥不当食。唯此匠人所造之物，方为至宝。遂授侯振举守备职，赏银二十两。同年十二月，侯氏再献绿釉瓦、盆等1300余件。努尔哈赤大悦，遂将黄瓦窑封为“御窑”。黄瓦窑自此改称为“皇瓦窑”。嗣后，黄瓦窑也由原先烧制日用陶器为主，改为大量烧制龙砖彩瓦，专供清廷修筑皇室、宫廷之用。

    自皇瓦窑成为清代御用特殊工业之后，其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生产工艺日臻完善，产品已达到同时期建筑材料之顶峰。清廷在辽阳东京城所建的八角亭殿、东京陵和沈阳故宫、新宾永陵、沈阳福陵和照陵以及大量的皇家楼、阁、斋、堂等所用的琉璃制品均出自皇瓦窑。

    皇瓦窑鼎盛时期有七个厂，共有匠人37人，工人210余人。还另有清廷所赐壮丁600余人。窑主侯振举也因生产琉璃制品有功，而受皇家封赏。先后得清太祖授守备、守备御，皇太极授云骑尉；顺治授琉璃厂世袭提督，统辖十二厂千总；康熙将侯氏家族编入汉军佑领，隶镶白旗汉军籍；道光、咸丰授五品；直隶盛京工部，世袭管理七厂事务等；先后沿袭15世，260余年。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日本鬼子的侵略，皇瓦窑终成废墟。诺大的皇瓦窑，最终在窑址惟存完好的琉璃影壁。2007年此窑遗址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重要科研课题，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鞍山博馆物承担研究任务，对皇瓦窑的生产历史、各王宫陵园寺庙使用过的琉璃构以及琉璃瓦的制作流程等课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事实证明，辽宁境内的“沈阳故宫”及其“三陵”等清代建筑，始建时所用琉璃瓦和琉璃构件，大都是皇瓦窑烧制。尤其那至今保存完好的已移居于海城厝石山公园的琉璃影壁，塑有“马上封侯（猴）”和“连升三级（戟）”浮雕，在默默地向人们述说着它曾经承载过的那一段辉煌的历史，述说着一个琉璃匠人家族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