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一元（1511―1585），字舜举，号二谷山人，乐清缑山（今虹桥镇蒲岐上侯宅村）人，嘉靖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其《二谷山人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一部具有极高价值的乡邦文献。日前，随着篇幅逾百万字的《侯一元集》出版面世，这位明代乡贤的面容在历史的尘霾中重新变得清晰。

　　同朝进士子继父

　　家庭濡染，父师提携，侯一元的科举之路相当顺利，二十八岁踏上了仕途。

　　侯一元在其纂修的《缑山侯氏谱》里曾说：“往有司廪邑弟子，选应乡举，邑二十人而吾侯九人焉，衣冠半于封内。吾郡五邑，自有国以来，父子进士才两人，又不同朝也，至吾侯父子进士而同朝。”显而易见，在侯一元的心中充满家族自豪感。他所说的“父子进士而同朝”是指他与他的父亲侯廷训。侯廷训是明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由于正德十五年的进士殿试实际上是在嘉靖元年举行的，所以侯廷训与侯一元可以称为同朝进士。

　　侯一元生长于一个文风鼎盛的家族，幼年即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据侯一元之弟侯一麐所写的《先兄行略》记载，侯一元五岁时，父亲将他抱在膝上，“指析章旨，随问随答”，不但启蒙甚早，而且显露出了聪颖的天资。侯廷训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南京礼部主事，侯一元也跟随父亲到南京继续受学。他在南京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邹守益。邹守益是王守仁的得意门生，侯一元也由此接触到了当时流行的阳明心学思想。侯一元毕生恪守“戒慎恐惧”、“谨独”的教条，以持敬工夫为个人修身的要领，主要就是接受了邹守益的教导。大概也是在南京学习期间，侯一元对当时的文坛领袖李梦阳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发生了兴趣。晚年与朋友论文时，侯一元尝自称：“仆年十四五时，亦尝酷好李氏，爱其叙事精神，史迁不异也。”

　　可以说，青少年时期的侯一元对弘治、正德时期新出现的思想潮流和文学观念是抱有浓厚兴趣的；而随父游学的经历，也为他创造了接触这些新思想、新观念的机缘，使他对阳明心学和前七子的古文运动有了较为深切的了解。当然，出于时代和家庭传统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侯一元主要还是致力于科举事业。嘉靖六年，侯一元应童试。在取得县学生员的资格后，又师从永嘉举人项乔学习制艺。项乔以精于举业著名当时，其制艺能“揣合时制，折之以理”，“即有高才宿学能者，莫能出其范围”，并且还著有《义则》一书，专门讨论科举时文的做法。项乔在嘉靖五年会试落第后居家授徒，跟从他的学生多至二十余人。但除了精深的时文造诣之外，项乔的学问人品更令侯一元倾倒，项、侯之间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家庭濡染，父师提携，侯一元的科举之路相当顺利。嘉靖十年，侯一元中浙江乡试第二十一名举人。七年后，登进士第。二十八岁的侯一元就此踏上了仕途。

　　宦途缓步至封疆

　　侯一元官场从政的二十多年，基本上是严嵩把持朝政的时期，自从踏入仕途后即屡萌退意。

　　纵观侯一元的仕宦生涯，他所经历的是一条相对平缓的升迁之路。从嘉靖十七年至二十五年，首尾八年的时间，侯一元由南京刑部主事按部就班地迁升为员外郎、郎中。二十五年五月，侯廷训去世，侯一元回家守丧。三十二年五月复出后，仍补南京刑部郎中。次年夏，升任广东布政使司右参议，分守海北道。三十五年，擢河南按察副使，次年兼大名兵备道。三十七年，迁广西布政使司左参政，未及赴任，即遭议罢职。三十九年，复官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四十一年，升广西按察使。次年九月，升河南右布政使，未至官，引嫌求调。四十三年，转江西左布政使。四十五年，遭勒令致仕。

　　侯一元官场从政的二十多年，基本上是严嵩把持朝政的时期。应该说，大多数正直的士大夫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或多或少都会感到压抑和不满。因而，侯一元自从踏入仕途后即屡萌退意，并曾多次上疏告病。他最后一次上疏乞休是在嘉靖四十四年。本年春，侯一元以江西左布政使入觐。地方大吏在入朝述职时，照例都要去拜见阁臣。但侯一元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派人送上了一份未封口的辞呈。侯一元做出露封乞休的过激行为，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就在这年三月，已经失势的严嵩被削籍，其子严世蕃被诛。严嵩一案，盘根错节。时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与严嵩积怨甚深，故在取代严嵩之后，压制严氏及“严党”不遗余力。严嵩是江西分宜人，江西自然就成了查办严案的重点。如果仰承徐阶之意彻查严办，势必株连太广，同时也会扰乱地方社会的稳定；而如果为地方考虑，避免将案情扩大化，则难免得罪徐阶和“徐党”。身为江西布政使司的长官，侯一元深知处境的艰难。或许是为了避免陷入严、徐党争的夹缝，侯一元不得已出此下策。

　　但辞呈未获批准。于是，侯一元在回到南昌后领衔承担起了籍没严嵩家产的任务。今天，在详细登录严嵩被抄没家产的清册《天水冰山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侯一元的名字赫然列在查理官员之首。但侯一元对严案的办理显然并未让徐阶满意，于是在请辞一年之后，侯一元遭到了吏科给事中胡应嘉（胡为徐阶南直隶同乡）的弹劾，结果被勒令致仕。

　　嘉靖初年，侯廷训以上疏议礼下狱，被贬为泗州判官。在泗州得罪大吏，复谪曲周县丞。嘉靖二十二年，时任福建按察司佥事的侯廷训，又因与巡按御史互相攻讦而被黜为民。侯一元性格温和，行事谨慎，但他在仕途上的命运也与乃父相去无几。这说明侯一元虽然不像其父亲那样骨鲠强项，但也绝非脂韦圆滑之辈。在明中叶以后被日趋激烈的党争弄得污浊不堪的政治环境中，侯一元始终能够洁身自好，足以见出他外圆内方、风骨内敛的个人品质。这与他平时持敬谨独的修身工夫是分不开的。

　　乡邦文献借裁成

　　侯一元晚年对于乡邦文献贡献最大。在隆庆、万历年间，温州地区先后纂修的几部县志都有赖于侯一元的裁成。

　　侯家从侯廷训开始，就已迁居永嘉（今温州市区）。到嘉靖中期，倭寇渐炽，乐清因濒海而屡遭侵扰。为避倭难，当时因父丧归里的侯一元遂定居于温州城内。致仕之后，侯一元大部分时间仍是居住于温州城内。他在温州城内有多处居宅，并在城北郭公山麓构筑了适园别墅，在大南门外和离城较远的吹台乡有“南塘楼居”和白泉庄。在明代后期的士人中间，流行着一种结合城居与乡居的隐逸风尚，他们热衷于修建园林别墅，夸奇斗胜，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太仓王世贞的弇山园。受此风气影响，这时期的温州士人也刻意追求山水园林的享受。侯一元所居或城或乡，皆据山水之胜。他徜徉其中，与昆弟友人吟咏唱和，直到去世，都没有再萌复出之念。

　　侯一元晚年对于乡邦文献贡献最大。他以三品封疆大吏致仕，爵尊望崇，而且发身科甲，素具史才，所以在隆庆、万历年间，温州地区先后纂修的几部县志都有赖于侯一元的裁成。

　　首先是隆庆《乐清县志》。该志由乐清知县胡用宾委托侯一元主纂，隆庆五年（1571）开修，次年六月成书。侯一元的方志学思想形成甚早。嘉靖二十六年，就曾与章玄梅共辑《雁山续集》。后来在担任大名兵备道时，又主持重修《大名府志》。从作于嘉靖三十七年正月的《重修大名府志序》来看，侯一元的方志学思想已经成熟。这篇序文对方志的内容和体例都有精到的论述，其修志“八难”之说，被清初学者阎若璩采入《潜邱札记》中。隆庆《乐清县志》集中体现了侯一元的方志学思想，特色鲜明，略论之。

　　第一、采取层级分目。全《志》分“壤地”、“廨宇”、“财用”、“秩祀”、“官师”、“人物”、“志余”七篇，七篇之下又细分为六十个类目。这种层级分目的好处就在于以纲带目，纲举目张，使志书的体例更加清晰严整。

　　第二、精辟的叙论。隆庆《乐清县志》有大量的叙论，叙的作用主要在于发凡起例，阐明述作之旨；论的作用则或析理治道，或褒扬人物，或指斥时弊，提出劝惩鉴戒的意见。这些叙论充满了侯一元的现实关注和批判意识，使志书摆脱了罗列事实的平庸面貌，而为一种更加积极的史学精神所灌注。

　　第三、优美的语言风格。作为一个古文造诣精深的文学家，侯一元对志书的语言有很高的要求。隆庆《乐清县志》叙事简洁而不失生动，条理错综又井然有序，读之俨然有《史》、《汉》家法。

　　梁启超曾经指出：“方志之通患在芜杂。”而隆庆《乐清县志》却体精事赅，神采可观，毫无“芜杂”之弊，因而被后人评价为“详确有史裁”，“在明代志乘中最为佳本”。除了隆庆《乐清县志》之外，隆庆《平阳县志》和万历《泰顺县志》在纂修时，当局都曾取材于侯一元，或请其审订体例，或请其删润文字。

　　阳明后学一通儒

　　作为阳明再传弟子，侯一元对“良知”学的特点深有体会，他的论学也较为圆融，注重变通。

　　与明前期士人的抱残守缺不同，明中叶以后士风日趋开通。侯一元也不例外，他似乎具有“一物不知以为耻”的“君子”精神，对琴学、刑律、医卜、棋弈等小道方技也有浓厚的兴趣。追求通博可以说是侯一元的一贯态度，这在他的儒学思想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侯一元的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读书记》中。《读书记》分“名理”、“论学”、“传习”、“尚友”、“道术”、“拟议”、“义命”、“观物”等八篇，是侯一元对儒学理论所作的系统研讨。《读书记》在当时得到过很高的评价，申旞赞之曰：“神契妙悟，炳然大义数十，皆度越旷古，卓乎大道之指南矣。”其论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概念整体性的强调。在儒学发展史上，从孔子言“仁”，到孟子言“性”，到宋明儒家言“理”言“心”，本体性的概念屡经变换。但这些概念都因指向某一终极的实体而无一例外地陷入僵滞并丧失最初的鲜活性和生命力。王守仁提出“良知”说，实是有见于此。以“良知”为本体，即体即用，沟通内外，贯穿物我，其本体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从而避免了执着于两端的弊病。作为阳明再传弟子，侯一元对“良知”学的特点深有体会，他的论学也较为圆融，注重变通，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对冠礼的探讨。

　　冠礼是古代士人的成人礼，在士人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但侯一元对于冠礼仪式却提出了怀疑，认为跪着受冠既不方便，也有失冠礼尊重成人的本意。他考察了古今生活习俗的变化，指出古人跪地行礼，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桌椅，人们本来就习惯于席地而坐，古人的跪和今人的坐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在给次子侯化邦举行冠礼时，侯一元便对仪式做了改革，“使宾主皆立而行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此，侯一元写了一篇《冠范》，编入《缑山侯氏谱》中，把自己对冠礼仪式所做的改革固定了下来，让子孙世代奉行。冠礼仪式代代相传，宋代大儒司马光、朱熹亦信守不疑。但侯一元引据“礼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的说法，取礼之意而变礼之文，使传自古代的礼仪合乎现实的人情习俗，这种变通精神颇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侯一元对礼学的探求，让我们想起另一位乡贤张璁。张璁是嘉靖初年“大礼议”的主角，对明代礼制的变革有深刻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在“大礼议”事件中，侯一元的父亲侯廷训是反对张璁的，也因此下狱遭贬。但侯一元的态度却与乃父迥异，他对张璁景仰有加，不但称之为“特达磊落人”，还评价说“本朝相业，廉直刚正，未有盛于公者”，“公以刚德正气，相业矫矫，为本朝辅臣第一”。对于父亲的正直品格，侯一元极为尊重。但很显然，侯一元并不认死理，在他身上更多的是圆融变通的精神。侯氏父子之间的这种差异，可谓是相映成趣！

　　文章能使时流仰

　　如果要问温州地区在明代中叶有谁能跻身主流作家的行列，恐怕非侯一元莫属了。

　　侯一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他的文学成就。嘉靖十七年，侯一元中进士，与同榜莫如忠、翁相、茅坤、沈炼、王德联结声气，“以古人文章行谊相砥砺”，时有“六子”之目。根据现存的作品，侯一元正式从事文学创作，大致即从此时开始。在“六子”之中，茅坤后来成为明代散文流派“唐宋派”的巨擘，在文学史上地位最为突出。

　　嘉靖时期，文坛出现多元发展的格局。在对前代文学遗产的取法上，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独尊观念不断地向六朝、唐、宋拓展。六朝和中唐诗或藻丽、或冲淡的审美特征，唐宋古文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观念及其经纬错综的法度，都被不同的作者或作者群所接受。“唐宋派”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与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相异动的文学流派。侯一元与“唐宋派”有较密切的关系，不但与茅坤志同道合，对“唐宋派”的开创者王慎中也颇为推崇。故而有的文学史研究者将侯一元也归入到“唐宋派”的队伍中，如廖可斌在《唐宋派与阳明心学》一文中就说：“最早对王慎中、唐顺之新的文学主张遥致声援的，就是‘嘉靖八子’的其他成员。……王、唐的文学主张还得到当时另一部分知名文士的回应，他们是项乔、蔡汝楠、茅坤、侯一元、洪朝选、王宗沐等。”

　　但应该看到，侯一元并未主动地将自己纳入某一流派。他虽然也批评复古派将审美情趣定于一尊的做法，但也反对“变秦汉为欧曾”，从秦汉独尊论的窠臼跳入唐宋独尊论的泥淖。所以，侯一元论文的主旨大体可以“文之世降，气运自然”八个字来概括，调和的意味多于流派的意识。

　　“唐宋派”主要是一个散文流派，其代表作家的理论建树和创作实绩都集中在散文领域，对诗歌则明显关注不足。而侯一元早年从事举业，即以《诗经》起家。以后无论是宦游还是乡居，都保持着赋诗言志的习惯。他的诗歌体式多样，内容丰富，思致绵邈，具有冲淡清腴的风格，其创作实绩并不亚于散文。相反地，侯一元为文长于叙事，短于言情，往往令人觉得雅驯有余，精彩不足，这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侯一元的诗不乏触事感怀、感情充沛的佳作，比如《哀良家行》：

　　长鲸跋波海水飞，边城落日寒无辉。虎符远借良家子，身长九尺腰十围。楮甲当前攒虏箭，淫霖天借狂夷便。勇气凭河捷若飞，巨防蚁穴须臾变。朱英贝胄沉水中，可怜三十六英雄。夷奴弯弓翻射水，碧波惨淡流殷红。君不见、易水萧萧风正哀，壮士一去无重回。潮头犹作子胥怒，棘门霸上真奴才。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倭寇数千侵犯乐清黄华。当时有从处州（今丽水）招募来的三十六名勇士人前来迎战，寡不敌众，被倭寇追逼落水。而当地土人畏寇如虎，隔河观望，“袖手不发一矢以助”，遂使三十六名勇士全部被射杀在水中。《哀良家行》对战斗的场面着墨不多，但长鲸跋浪，落日无辉，全诗沉浸在哀悼勇士的愁云惨雾中。结尾笔锋陡转，辛辣地斥责了当地土人和官军作壁上观的懦弱表现。

　　侯一元的文学成就，在当时就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如晁瑮就说，若以侯一元文集中的作品与李梦阳、何景明、薛蕙、徐祯卿诸先辈相角，“识者犹谓格力相当而神化过之”。王应辰亦称赞侯一元的作品“其气浑，其旨远，其音希简，不求文而文妙天下”。如果说时人的评价或有过誉之嫌，那么孙衣言在光绪年间所作的评论应该还是比较公允的。孙氏在比较侯一元与乐清前辈章纶（恭毅）、朱谏（荡南）的文学成就后说：“二谷侯先生最后出，甄综经史，特为淹雅。文似宗派荆川诸家，而以视恭毅，则已过之。诗与荡南涂辙不同，而亦无纤仄之音。”如果要问温州地区在明代中叶有谁能跻身主流作家的行列，那么，恐怕非侯一元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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