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贵筑(今贵阳)人，于同治癸亥年(1863年)中进士入翰林，历任御史、刑部侍郎、工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因文才出众，在同治、光绪两朝均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云南学政，山西、广东、四川、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颇能“识拔名宿”。甲午战后，李端棻目睹中国的政治现状，深切感受到民族的存亡危机，从而支持康梁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维新变法失败后，作为康梁余党，李端棻被充军新疆，即使处于人生境遇的最低谷，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爱国立场，以改革封建教育制度的弊病为己任，身体力行。作为黔籍大员，李端棻对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提出爱国主义的教育理念，提倡“救时”之学，涉及时代的主题，有利地促进了近代贵州知识分子观念的改变。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李端棻反思中国战败的原因和今后的对策，得出“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的结论，要强国就必须大量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然而，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即使已经建立了一些新式学堂、学馆，已经开始学习西方文化，但无论是教学的硬件还是软件都不完备。既没有广泛涉猎西方的科学知识和书籍，也没有必备的进行科学研究的器材和设备，更没有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对于救国、治国、强国、富国之道没有深刻的认识，甚至新式学堂和学生的数量也少得可怜，完全不能适应当时国家对人才的需求。至于地处偏远的贵州，人才匮乏的情形尤为严重，而且学风空疏如故，不但本国的历史、地理知识茫然无知，更不用说涉猎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长此下去，爱国、救时都将成为空中楼阁。而原因则主要在于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存在太多弊病。

　　针对此种状况，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明确指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强调兴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人才以强国御侮。他认为读书应该分为两种情况：或救时，或穷理。为救时而读书者，学习是为了致用，为了救国，也就是后来新时代知识分子所呐喊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至于穷理者，固然是为了进一步发掘已知并探求未知，以增进人类的智识，然而在国难当头之际，“救时”之学的作用和价值已经超越了“穷理”之学。在国家危机存亡之时，强调“穷理”是不现实的，只能让学子埋头故纸堆，脱离实际，毫无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且没有安定的学习生活环境，学子们也不可能真正达到“穷理”的境界。他提倡“救时”之学，鼓励学子学以致用，学以救国，才是真正可行之道。

　　教学方法上，强调所学课程应“各执一门”、“分斋讲习”，即按学科分类讲习，才能致精、致深，培养真正的专门人才，且学习理论应该与实际紧密结合。同时提倡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应仿行西方的模式，“终身执业，聚众讲求”。

　　教学管理上，针对“所立学堂既多，所需教习亦多，窃恐乏人堪任此职”一事，主张“或就地聘延，或考试选补”。并要求“各省学堂请特派绅士督办”，从在籍绅士中“选择品学兼优，能孚众望之人，派令管理各该学堂”，以规范学堂管理和建设。

　　教育体系上，其一，按地域在京师、省、府州县分设大学、中学和小学堂，充分利用师资，节约教育经费，开清末建立学校系统之先声；其二，对每一级学堂的招生对象均有不同的入学条件，提倡普及教育。入学年龄从十二岁始，学生从府州县学的民间子弟，到省学的诸生，到京师大学的贡监生，甚至京官；其三，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知识层面安排教学内容，各级学堂的学习内容均从易到难，且中外知识兼顾。李端棻甚至特别强调学习普通学的重要性，认为学习应从基础知识开始，“不明普通学，不能学专门，欲求专门之大成，则普通学之程度亦须随之而高。”坚实、丰富的基础知识是进一步掌握专门知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此，他所指的普通学包括算术、几何、代数、中国地理、中国历史等共十六科，突破了传统知识分子仅以“四书五经”为学习内容，仅以“学而优则仕”为学习目的的藩篱。

　　为启动新式教育，李端棻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操作办法，包括：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五项。李端棻希望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中国的士子“中人以上，皆可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从而达到“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的境地，这是他爱国主义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而他提出的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并得以实施。他所请自京师以及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后来演变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仕学馆、分科大学、法科、财政等学堂，在各省设立中学堂，在各府、州、县设立小学堂之办法；所请分斋讲习及奖励办法等，后来成为学部考试及授予翰林部属等官之办法；所请设藏书楼，后来则为开设图书馆之办法；所请选派游历，后来则为资谴学生出洋肄习之办法。可以说，李端棻提倡的教育改革理论，切中时弊。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但对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教育观念的改变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近代贵州的教育改革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

　　二、亲自参与教育实践，为贵州近代新式学堂的建立，新式人才的培养，新的教育体制的确立，新学风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李端棻不仅倡导爱国主义教育理念，还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当中。戊戌政变后，他因参与变法而被流放新疆，中途遇赦回到家乡。此时，年近古稀的李端棻没有沉沦，而是积极投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中。1902年，应当时贵州巡抚邓华熙之邀，李端棻每月至经世学堂两次，为学子们讲解新知识，灌输新的学术理念，如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培根、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等，“谆谆以开通风气，导引后进为务”，“教以立身敦品根坻之学”。从而得到了绝大多数学生的拥戴，开启了贵州近代的新式学风，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和新式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当时贵州的教育极为落后，不但学堂少，学生们也只知孔孟程朱，对新学、西学几乎无人涉猎。促使贵州开设新式学堂以培养更多的掌握新知并能学以致用的有志之士，是李端棻晚年的志向。他曾任贵山书院山长(院长)，并参与创办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贵州省公立师范学堂(校址在贵阳城南的雪涯洞丁文诚公祠和昭忠祠，今贵阳二十七中附近)和贵州第一所中学——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今贵阳一中)。此外，在他的积极促进和推动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设贵州大学堂。虽然存在的时间仅短短两年，即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学堂停办，但毕竟开贵州创办新式大学堂的先河。1905年前后，在他教育改革思想的影响下，一批中小学堂，甚至包括女子学堂也创办起来，大大改善了封建教育的弊病。以至于一些封建顽固分子做诗诽谤他：“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君常把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把孔孟比卢梭。”“居心只想作奸臣，姑把康梁份外亲，此君已为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然而李端棻为着国家的命运前途，仍孜孜不倦地在学生中言传身教，甚至临死前，还“谆属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李端棻对新式教育的执著追求和投身教育实践的热诚，值得后人敬佩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