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镜如（1902—1994），号心朗，1955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常委，第六、七届中央副主席。

    侯镜如毕业于国共合作时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东征中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沉着冷静、指挥若定；在南昌起义中他机智果敢、成功克敌。虽然在大革命失败的恶劣环境中他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执著地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民党陆军中供职，为打击侵略者，他始终率部驰骋在抗日最前线，参加过忻口战役、徐州会战、长沙会战、湘西战役，是国民党军队中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在解放战争中，为减少战火、避免流血，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和职务促成了多次起义。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在纪念侯镜如诞辰100周年时说：“侯镜如同志的一生，是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考验和洗礼的一生，是为国家、为民族尽心竭力、赤诚奉献、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对真理、对光明孜孜以求的一生。”

参加北伐　激战上海

    侯镜如，1902年10月17日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县侯楼村。他上有4个姐姐，2个哥哥，排行第七。10岁时开始上小学，15岁时考取河南省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3年，转入河南大学理工科班学习。1924年2月，他受进步教师和国民党人的影响和推荐，出于爱国之情，救国之志，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悄悄奔赴上海报考黄埔军校。当时，毛泽东是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委员。侯镜如经初试合格后，乘船经香港抵达广州。是年5月正式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编在学生第三队。经过6个月的军校训练，于同年11月毕业。

    毕业后他被派往国民革命军教导1团1连任排长，连长郭俊是共产党员。1925年2月，他随军参加首次东征，调往教导1团9连任排长。部队扩编后，升任第1军第1师3团1营副营长，郭俊任营长。不久，在棉湖战役中，他左手中弹，伤愈后派到河南胡景翼的国民第2军任学兵连连长。数月后他回到广东，于当年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部队打到潮州时，在西湖的笔架山上，经周恩来、郭俊介绍并亲自为他举行入党仪式，从此侯镜如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由于陈独秀坚持妥协退让政策，接受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并交出了第1军军内跨党籍的300多名共产党员名单。侯镜如入党时间不长，没有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留在第1军中继续开展秘密工作。同时留下的中共党员廖运泽是他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当时正在潮州分校任队长，另外留下来的还有黄埔军校的三期学员周邦采。

    北伐开始时，侯镜如在何应钦指挥的东路军第14师48团任参谋长。进军到广东梅县后，在东江农民协会的大力配合下，于松口战役中歼灭了孙传芳部的孙晓和刘俊峰两个军。东路军临近福州时，原袁世凯的“模范团”起义后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7军第3师，侯镜如调任该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这个师奉命开到建瓯时，因何应钦怀疑该师有异动，命第1军的第3师和第14师将其包围缴械。侯镜如只身逃出后，随何应钦的东路军总部行动。2月份，当东路军开到浙江金华附近时，他接到党组织的密信，让他到上海去接受新的任务。他便向何应钦请假，佯称先到北方进行策反以配合北伐军顺利北上。随后他乘一叶小舟取道宁波，再换乘海轮抵达上海。经组织安排，在设在法租界内的中共党的机关，见到了当时任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军委书记的周恩来。

    在总结上海工人两次暴动的经验和教训后，周恩来和赵世炎制定了第三次暴动的计划，并成立总指挥部。侯镜如担任主席团成员并在总指挥部参与暴动的指挥工作。他分管起义前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还担任暴动的部分指挥工作。他在组织的安排下，深入到各训练点对各区的纠察队骨干进行训练，给他们讲授枪械构造和使用方法以及巷战技术等知识。

    3月21日中午，上海总工会命令上海的工人举行第三次总罢工。当天上午，周恩来派侯镜如到南市，指挥工人纠察队攻打上海警察厅和高昌庙兵工厂。侯镜如和伍镇率领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员，乔装来到上海市警察厅门口，趁敌不备，侯、伍二人突然冲上去，用手枪顶住门卫的头说：“党军到了，还不投降!”(当时的“党军”指的是北伐军)此刻，工人纠察队员全都亮出了左臂的红袖章，冲进警察厅的大院。警察们看工人纠察队员人多势众，纷纷缴械投降。工人纠察队员打开警察厅的武器库，工人们分到了枪支弹药，个个喜笑颜开。这时，侯镜如立即召集队伍，迅速奔赴高昌庙兵工厂。沿途又有不少工人群众踊跃参加到纠察队的队伍里来。当队伍开到龙华车站时，遇上奉军毕庶澄的一支队伍，约有200之众，摆开阵势，企图拦截工人纠察队的进攻。侯镜如当机立断，指挥工人纠察队员迅速分兵两路，从两翼包抄上去，将敌军团团围住。敌军见大势已去，只好缴械投降。随后，侯镜如指挥队伍直扑高昌庙兵工厂，在厂内工人纠察队员的配合下，里应外合，很快就占领了这家兵工厂。至此，南市的战斗胜利告捷。

    紧接着，侯镜如又率部支援闸北的激战，并在纠察队总指挥部协助周恩来指挥战斗。当时上海守敌毕庶澄的军部直属部队数千人大都集中在闸北地区，闸北战斗的胜负是整个上海暴动胜利的关键。周恩来亲自指挥闸北的战斗，并令侯镜如到龙华去找北伐军的胡宗南，要求北伐军迅速开进上海，协同工人纠察队作战，尽快占领整个上海。侯以工人纠察队代表的身份见到胡宗南。胡宗南称，奉上级传达蒋介石总司令的命令，暂不要进攻毕庶澄，要等待上面与毕谈判后和平占领上海，故不能马上进军上海等。侯听后愤然返回把胡宗南的态度向周恩来总指挥进行了汇报。

    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上海工人纠察队终于打垮了毕庶澄的军部直属部队，占领了敌军的指挥部，迫使敌军两千多人缴械投降。就这样，工人纠察队控制了闸北，进而胜利地占领了整个上海。

    这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许多起义领导者、共产党人和工人惨遭逮捕或杀害。大部分工人纠察队员面对敌人的进攻，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特别是守卫在闸北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员有多人，是一支精锐的队伍，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下，奋战敌人。这天凌晨6时许，侯镜如在俱乐部4楼上指挥战斗，不幸右胸中弹，流血不止。当时没有救护人员，他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坚持战斗到上午8点多，这时周恩来闻报，立刻赶来看望，并亲切地说：“你负伤流血太多，赶快到医院去吧，我派人送你去。”随即派人把他和其他几位伤员送到一家小医院安顿下来。其后党组织不断派人到医院看望他和其他伤病员。4月底，侯镜如伤愈后乘船到了武汉，接受新的委任，担任了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在此期间，侯镜如和李嵩芸女士结为伉俪。

南昌起义　荣立战功

    汪精卫叛变革命时，侯镜如已奉命调离了武汉，到鄂城贺龙部队的第20军任教导员团的团长。1927年7月底，第20军取道九江开到南昌，8月1日，侯镜如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

    当时，教导团驻在南昌城东的新营房里。7月30日下午，军部突然发出紧急通知：下午2点钟，团长以上的军官全部准时到军部参加重要会议。侯镜如心中暗想：可能要有新的行动了，便连忙赶往设在原省政府附近圣公会的军部所在地(这里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为星火路小学)。

    贺龙军长手拿芭蕉扇，笑着招呼大家在一张大桌子的周围入座，准备开会。两点整，贺军长宣布开会。他双手按着桌子站起来，态度严肃地向大家介绍第20军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他说：“今天召集大家来，有件重要的事情和大家讲，现在国民党已经叛变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推翻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用严峻的目光环视到会的每一个人，室内的气氛异常严肃，安静得可以听到大家的喘息声。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贺龙军长。只听贺军长用低沉凝重的语气说：“大家跟我很久了，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决定带领部队起义!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起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军长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坚决跟着走!”大家也随着响应，一致表示：“拥护军长的决定，坚决随军长起义!”

    贺龙满意地点着头说：“好，从今以后我们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起义的计划。根据上级指示，第20军的任务是解决省政府和朱培德的第3军军部以及所属的部分部队。贺军长对所属各部一一分配了战斗任务，只剩下教导团还没有分派任务，侯镜如心中暗急。这时贺军长正在给第3师第6团交派任务，让第6团负责解决敌方驻在大校场营房的敌79团。侯镜如知道敌79团是金汉鼎第9军的主力团，而我方的第3师第6团是新建团，一色新兵，尚未经过实战的锻炼，没有作战经验，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有困难，如果搞不好会影响整个起义的计划。于是他挺身而起，向军长请命。

    侯镜如的教导团学员一部分是第20军的下级军官，一部分是他从武汉保安总队带过来的学兵队队员，这些人都是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其他学员大部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及“马日事变”后，由湖南、湖北各地逃往汉口的党团员和农民运动骨干，这些人政治觉悟高，战斗情绪一直很旺盛。所以他心中有底。贺军长望着侯镜如问道：“有把握吗?”“有！”侯坚定地回答。“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贺军长点点头，又嘱咐道：“不过你要注意，一定要用突然袭击的打法，一下子把他们收掉!”随后又派第6团配合作战，合力解决敌79团，确保万无一失。

    从当时敌我兵力的对比来看，我方有贺龙将军领导的第20军，叶挺将军领导的第11军第24师，和在党影响下的第10师和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再加上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留校学员和两个警察队，一个消防队，总共3万余人。敌人方面的第5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省长朱培德正在庐山开会，他所部第3军王均部队的第23团、24团，第9军金汉鼎部的主力第79团、80团在东乡、进贤一带，加上朱培德第5路军总指挥部及警备团，南昌卫戍司令部和伪省政府的警卫部队，在南昌市内和近郊总计有6个团的番号，共约有1万多人。从南昌市内和近郊敌我双方的态势来看，我方包围着敌人，占绝对优势；而在吉安、东乡、进贤的敌人和九江的张发奎部队又包围着南昌。所以，我们必须速战速决，在敌人来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占领南昌，夺取起义的胜利。

    当天下午，部队就开始换防，侯镜如带领教导团移到了6团原来的驻地———顺化门外的大校场营房，正好与敌人第79团的驻地“小营盘”相邻，为我方的行动提供了方便。

    7月31日下午，侯团长以新换防为名，率领本团连排以上干部“拜访”敌军团长，进入敌79团驻地“小营盘”，侦察了敌情和地形。晚饭后，敌军士兵穿着白色衬衣，在操场上打球、游戏，教导团的将士们围在那里看热闹，对方毫无觉察。

    当晚9点多钟，侯镜如召集了大队以上的干部，宣布起义命令。部署完毕，又向他们详细交代起义的时间、标志及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各总队都分头回去作了周密的布置，一切均已安排妥当。

    这天午夜12点的钟声已经敲过，8月的第一天已经来临。这时，南昌城头鸣枪三响，各总队都已开始行动起来。营房内穿衣声、低语声、板凳的撞击声，开始零乱地响起来。一总队派人来报告，他们已向敌营大门运动了。正在这时，副官进来告诉侯镜如：79团派人来了。来人是位年轻的副官，一见侯团长就慌慌张张地说：“我们团长让我来问问，你们这里在干什么?要我禀告侯团长，都是自己人，千万不要误会!”侯连忙安慰他说：“哪里哪里，我们是夜间演习，请不要误会!”说着便向自己的副官使了一个眼色，暗示他把来人稳住，便走了出来。不一会儿，忽然三总队来人报告：敌人的营房里开始有动静了。侯赶紧跑到墙根听了听，果然敌人好像在起床。看看表，离预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同时听到市内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事不宜迟，他当机立断，立即向各总队下达命令：“开始攻击!”刹那间，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喊杀声在敌人的营房里响作一团，教导团和6团的将士分别包围了敌人。教导团一总队从正面大门冲进去，其他大部分队伍翻墙而入，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敌人受到迅雷不及掩耳的猛烈袭击，一时间晕头转向，除了少数顽抗者被当场击毙外，大部分敌人从梦中惊醒，连喊：“不要误会!”等明白时也只好纷纷缴械投降，敌79团的士兵大部分就这样成了俘虏。随后侯镜如又指挥教导团配合我军第10师歼灭了驻在附近老营盘的敌肋团。

    战斗结束很快，前后1个多小时，整个大校场营房里的枪声就停止了。侯镜如迅速派人向军部报告：任务完成，敌79团已全部解决。

被捕入狱　坚持斗争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大军稍事整顿，便挥师南下。侯镜如也率部随起义大军抵达江西省会昌县。8月23日，侯指挥教导团配合友军参加会昌战斗，敌方是国民党钱大钧部的第22军。经过浴血奋战，全歼敌军4个团，但千余人的教导团伤亡大半，侯镜如也负了伤。大军到达广东汕头后，上级安排他到当地的同仁医院进行治疗。到10月份，组织上又安排他与陈赓一起乘英国海轮离开汕头到香港去疗养。直到年底他才奉命回到上海，组织上派他到设在法租界的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后又调江苏省军委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1928年春，党组织又派他到河南省开封市，担任中共河南省军委书记。不料在接头时他被捕入狱，被监禁在开封第一监狱。同时被关在这里的还有中共要人安子文。

    在狱中，侯镜如与安子文一起积极开展狱中斗争。经过周密策划，他们准备组织一次暴动，狱中的同志们一致推侯镜如担任暴动的总指挥。但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暴动未能实施。到1929年7月，由于狱外党组织的营救，也由于蒋、冯大战中韩复榘倒戈，形势发生了变化，侯镜如、安子文等后来都被冯军释放出狱了。

    事隔30余年后，人们在安子文的自传中看到有关这段历史的追忆：“当时，侯镜如的年龄大一点，经验也多一点，又有军事知识，他实际上成了这个地方的中心。我们虽然没有正式建立起党的组织，但大家对他的话，一般来说还是听的。因此，在蒋、冯大战中，当冯玉祥在军事上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时，我们策划了一次暴动，并推侯镜如为总负责人。我们通过看守把脚镣上的锁都打开了，准备在冯玉祥军队从开封撤退时，利用混乱的机会，用碗、盆为武器，夺取看守的枪支，然后闯出去。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恰好韩复榘倒戈，冯军西退，开封南关的一个兵工厂被炸，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但正当我们即将发动时，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敌人不但没有慌乱，而且增加了警卫，我们不得不被迫临时停止行动。现在看来，当时决定停止行动是对的。如果当时不顾形势的变化，还是按原计划发起暴动，可以肯定是会完全失败的。”

    由此可见，侯镜如能在关键时刻，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中止这次计划中的暴动，是明智的，这样避免了无谓的损失，保存了革命力量。

    侯镜如出狱后回到上海，接受中共党组织一个多月的培训后，先后被派往香港中共华南局军委和天津中共顺直省委军委工作。

英勇抗日　浴血奋战

    1931年春，党组织把侯镜如调回上海，准备把他派往苏区，但由于交通问题尚未布置好，所以改派他到郜子举的部队去做策反工作。之后，他在转回上海时，因中共中央保卫局的顾顺章叛变投敌，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他无可奈何，只好暂时投奔时任国民党监察委员的刘峨青。不久，他又经肖洒、艾圣绪两位原黄埔军校同学的举荐，到河南省主席刘峙的部下任开封行营咨议，后又以刘峙的代表名义去山西晋城，到河南永城的同乡、第41军军长孙殿英那里去做联络工作。此后，孙殿英又委派他任第41军驻南京的代表。1935年4月，国民党政府授予侯镜如陆军少将军衔。然后，派他担任第30军第30师参谋长，不久又调任第30师第89旅旅长。

    1937年夏，侯镜如正在庐山暑期团培训，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底，侯镜如奉命中止培训，返回驻扎在江苏淮安一带的第89旅。8月底，又奉命率89旅赶往北平外围的房山周口店，堵击前来进犯的日军。当时，侯镜如指挥第89旅官兵同数倍于自己的侵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官兵一致，奋勇杀敌，日军伤亡惨重，锐气大挫，侯守住了阵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接着他又奉命转战到潼关地区，阻击南下的敌人，紧密配合了忻口战役。由于这几次出色地完成作战任务，表现出他英勇果敢和机敏善断的指挥才能，被升任为91军参谋长。1938年初，调任第92军第21师师长，并奉命率部参加徐州会战。他指挥所部21师全体官兵在山东临沂东南一带牵制日寇，与友军共同防守鲁南。是年8月，又在鄂豫皖边区一带，阻击南下的日军，重挫了日寇的侵略气焰。随后率部参加长沙会战，在湖北通城一线，英勇抗击向长沙进犯之敌。侯镜如在对日作战中屡建战功，1943年，他荣升第92军军长，领中将军衔，统辖第21师和第142师两个师，驻守湘西桃源地区，并参加了湘西会战。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侯镜如奉命解除日本侵华部队驻武昌地区的冈部直三郎所辖的第116师团，第86、88旅团、第12步兵旅团等后勤海空部队的武装；随后，又北上解除在北平的日军关东军第3师团部队的武装，并兼任了北平的警备司令。

解放战争　率部起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消灭共产党的革命力量，迫不及待地撕毁《双十协定》，挑起了内战。1946年7月，蒋介石命令侯镜如率所部向冀东解放区进攻。侯看到祖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后，刚刚得到和平生活的机会，本应开始重建家园，可是又被投入战火的深渊，心中很不情愿，因此他的部队行进缓慢，延误两天才到达指定地点。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陈继承为此电告蒋介石，欲参侯一个延误军机、撤职查办的罪名，后来由于陈诚的反对而作罢。

    1947年，安子文派中共党员李介人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侯镜如，因李介人是侯的外甥，不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信中大意说：“周恩来和贺龙同志对你很关怀，并让我给你写信，欢迎你能够回来，过去与组织失掉联系的那一段经历是可以谅解的。”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侯镜如心里十分感动。

    1948年，侯镜如升任第17兵团司令，他调黄翔接任第92军军长，调张伯权任兵团参谋长。当年九、十月间，处在辽沈战役中的国民党锦州守军告急，蒋介石电令侯镜如指挥所辖4个军增援锦州。由于此时侯镜如已与中共秘密联系，正在部署起义事宜，故迟迟按兵不动。直到10月12日才率部分援军抵达葫芦岛，10月14日解放军就攻占了锦州。

    辽沈战役结束后，侯镜如奉命率第17兵团驻守塘沽。不久，傅作义突然调92军入京，到北平待命，并由傅直接指挥。另外，又调来几个军名义上交侯指挥，实际上是暗中削弱他的兵权。他立即通报李介人，让他找张伯权、黄翔商量对策，决定让他们从速找解放军方面直接联系起义事宜。侯镜如让李介人看了平津国民党军队的布防图，提出了自己对攻打北平和天津的具体建议，并根据自己当时的处境提出了两个方案，请李介人转告聂荣臻和林彪两位司令员。这两个方案，一是率部就地在塘沽起义，按兵不动，就地待命，或是用船将部队运到秦皇岛，然后北上华北；二是如果可能，撤退到长江以南，再同廖运泽等有关将领联合率部起义。不料，天津解放后，傅作义就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立即南撤。”形势紧迫，当时又受到第95师段师长的监视与挟制，迫不得已，只好按第二方案行事了。

    1949年，侯镜如率部撤到上海后，很快和廖运泽会了面，并商定由廖运泽部的廖运升师和侯部的第318师一同起义。不久，侯改任驻徽州的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副司令。4月底，解放军渡江后，他与廖运升失掉了联系。不久，廖运升师在浙江义乌县起义。他率318师撤到福州。中共方面再次派李介人来福州与侯联系。这时，第17兵团的直属部队被编入第318师，侯镜如被调任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任华东军官团总团长。不久，侯镜如到香港去探望母亲。为了商议部队起义的事宜，李介人和廖运泽特地来港会见侯镜如，共同商议起义大计，最后决定：一方面让第318师准备在福州起义，一方面派人到海南岛、四川、河南做策反工作。侯镜如又把第318师副师长曹仁凤召到香港，面授机宜，并令其与中共华南局在香港的张铁生、范剑崖联系。然后，曹仁凤回到福州即与第32军军长王修生秘密商定，做好准备工作，就等福州解放时，请侯镜如赶回福州，直接率领第318师和第32军同时起义。未料及解放军进军神速，势如破竹，包围了福州。侯镜如事先未接到通知，没能如期赶回福州按原计划率部起义。曹仁凤和赖惕安便按侯镜如原在香港的指示精神，率第318师起义，然后编入解放军叶飞独立旅。解放战争很快取得全面胜利，侯镜如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爱国爱民　参政议政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侯镜如曾一度滞留香港。他住在香港的这一段日子里，联络了许多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党和政府对他非常关怀，周恩来、安子文、李克农分别给他打电报，对他的工作和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并欢迎他回祖国内地共商国是。

    1952年7月，侯镜如感激党的关怀，并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怀着对新中国的希望和信心，终于回到祖国内地，定居北京。党和政府安排他担任了政务院参事。他于1955年5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文革”以后，1978年民革恢复工作时，他受命重组民革北京市委员会并担任了民革北京市第七届委员会和第八届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同年，被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增补为第五届副主席，1979年12月被选为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换届时，他被选举连任北京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至1988年届满。1956年2月以来，先后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1981年12月，在民革五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此后连任第六届和第七届民革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2月以来，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9年至1975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984年6月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被推选为副会长，后任会长。1985年，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成立，被推选为副会长。1988年4月，继续当选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同年，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时，被推选为会长。1989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一贯坚持认真学习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工作，诚恳地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他多次真诚地讲道：“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领导中国的建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他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积极献计出力。他对政协和民革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和加强民革的自身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1988年春，他已年届85岁高龄，又在全国政协第七届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他看到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世人瞩目的成就备受鼓舞，感慨之余，以“更开放才更有希望”为题，亲自撰文盛赞改革开放，并在报上发表，文章写道：“余今年八十有五，半生戎马，半生参政议政，历经中国人民政协二、三、四、五、六届，今又欣逢七届。蓦然回首，感慨系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十年步步开放，天下有治，国势渐盛，可做力证。开放，乃是中国人民自觉敞开胸襟，纳精吸粹，取他人之长、补自家之短，革故鼎新之为。开放之利，不仅在取新技术、新思维，更重要的是取一种‘新秩序’，这项战略的构想，我看就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新秩序的形成，以改变我国经济运行效率不高、浪费颇大的落后状态。”

    他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今天讲开放，强调的是一个‘更’字。要更开放，我以为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那种凡事不重实践、光闹着什么‘性质之辨’的陈规中解放出来。须知当今世界，先进的东西并非姓‘资’者独有，落后的东西也并非姓‘社’者独无。姓‘资’姓‘社’之外，更有一片谁都可以去拿去用的大天地，我们何苦守井不投湖泽，望洋却居小潭呢？放开眼界，跨出‘雷池’，放胆去拿去用，不惧飞进国门几只苍蝇掸腿、几只蚊子呜叫，我看就是更开放了。亚洲‘四小虎’，并无多么高明的‘主义’，并无多少雄才大略，只是及时搭上了‘国际列车’，就见勃兴之象。今天我们面对世界勇敢举步，先不为那些‘性质之辨’而趑趄不前，我想这才更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更显出中华民族滔滔不尽的活力来呢!”

    文中还盛赞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政治：“国家要更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可靠的保证。七届政协一次会议开得何等民主、何等开放!我当了这么多届委员，以这一次开会最意顺神畅。这就是好兆头!大家议论纷纷，指指点点，这比鸦雀无声中的‘统一’要好得多!有了民主，人民的统一意志才是自觉的，国家面向世界敞开的胸襟才是最为广阔的。”

情系统一　赤诚坚韧

    几十年来，他始终牢记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对后人的谆谆嘱咐：“统一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他一直念念不忘把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视为己任，并不懈地为之努力奋斗。不论是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或提案，还是在集会或报纸上发表讲话和文章，也不论是出国访问，还是在接待台湾和海内外来访的朋友时，他都不失时机地阐述自己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意见和主张。他积极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国两制”的构想。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然孜孜不倦地为加强海峡两岸的联系，增进相互的了解，做了大量的工作。1983年5月，他偕夫人李嵩芸女士赴美探亲访友、观光旅游。1984年2月，他联合三位旅美的黄埔军校早期的老校友，即知名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宋希濂、蔡文治，在美国华盛顿发表《黄埔军校老同学及家属促进中国统一筹备委员会宣言》。这篇《宣言》在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当中有很大影响。由于他在访美期间广泛联系黄埔军校校友，并积极倡导和推动，终于在1984年6月促成了黄埔军校伺学会的成立。他向台湾和海内外的老同学、老同事发出“祖国尚未统一，同学仍须努力”的呼吁，殷切希望黄埔师生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肩负起历史重任，并肩携手，团结奋起，同全国人民一道，反对形形色色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共同促使台湾当局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对等谈判，使我们的祖国早日山河一统，金瓯无缺。

    1986年7月9日，他作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副会长，在纪念北伐战争6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回顾这段虽然短暂但十分辉煌的历史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条结论：第一，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是取得北伐胜利的根本保证；第二，黄埔军校师生以崇高的理想和奋不顾身的行动，在北伐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建设祖国的今天，这两条仍然有大的现实意义。”

    1987年7月，黄埔军校同学会举行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座谈会时，他在会上发言说：“从我亲身参加抗战的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是我们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最宝贵的历史经验。正是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密切配合，汇成了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才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周恩来总理说过，前线的血还在流，怎么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凡是进行了英勇斗争的军队，和在战斗中牺牲的官兵，都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永远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纪念。他们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将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中国人民正是经过雄伟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的锻炼，不断积累和加强自己的力量，最终赢得了胜利，赢得了光明和进步。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永远记取。”他还说：“时代要求我们向前看，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大陆，还是生活在台湾，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都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台湾与大陆分离，始终是笼罩在全国同胞心头的阴影，每个炎黄子孙都希望这个阴影早日消除。现在，无论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各方面的条件都对统一有利，任何人都不应违背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正如50年前任何人都不能抗拒团结抗日的潮流一样。邓小平主任提出的‘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科学构想，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通情达理，历史的发展将会证明这一构想的正确性。”

    他晚年撰文：“我辈已垂垂老矣，国家正兴旺发达。余心只有一事未曾了结：何时能与台湾的故旧好友们同席政协，共商振兴华夏的大计?”他希望“两岸捐弃前嫌，再修新好，方为顺应当今世界开放之大潮。莫让明月空悬，待彩云归!”直到病中，他仍关注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念念不忘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1990年冬，他在接受《中华英才》画报社特邀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愿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台湾国民党中央进行接触对话，就“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中国统一不容外国干涉”达成三点共识。面对“台独”分子公然主张把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嚣张气焰，他寄语台湾当局：今后10年，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时期，对于台湾国民党来说，也是面临考验的关键时刻。不管今后由谁上台执政，只要做有利于祖国统一的事，将名留青史，若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分裂祖国的事，必然成为千古罪人。希望台湾国民党秉承孙中山先生遗教，顺应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对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积极的响应。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和平统一祖国，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兴衰的大事，需要海内外炎黄子孙齐心协力，共同来完成。时不我待，机不可失。我们必须要有紧迫感，使命感，不要把这一历史任务留给后人。”

    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每日清晨，洒扫庭院亲自动手，门窗家具坏了，经常自己修理，凡修理后能再用的东西，决不轻易丢弃。他的一把藤椅，用了多年，已经很旧，有多处藤皮已经脱落，家人欲弃之更新，他却不舍，亲自动手修理好，继续使用。他从年轻时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年春季都要参加植树、种菜的劳动，不论走到哪里，总不忘记吃家乡饭，如今官居显位，仍不改初衷，真乃居庙堂之高而不忘乡土之情。

    “文革”以后，常有旧部来京上访，他既关心体谅，又坚持原则，时时都注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事事都按政策办事。经他关心、帮助而得以落实工作、生活和私房政策者不下40余人。他对部下关怀备至，有时遇上来访者生活实在困难，他便慷慨解囊，资助其食宿和交通费用。有人出于感激带来点乡土特产相赠，他一律婉言谢辞。

    他要求部下严守军纪，他的部队不论在哪里驻防或行军作战从不扰民，这也是由于他作为高级将领一贯以身作则所致。军人最忌饮酒误事，所以他本人从不喝酒，而且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又把烟戒掉，为部下树立了榜样。

    他教育子女和青少年一代，注重言传身教，他自己时时以爱国民族英雄为榜样，也以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后辈。他给长子起名伯岳、次子起名伯羽、三子起名伯援，意在效法岳飞、关羽、马援，以英雄人物为楷模，学习他们为国为民的精神，不忘为祖国和人民效忠尽力。他在皖北驻军时，让副官买来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等民族英雄的画像送给附近的小学校，挂在学校里供学生瞻仰，教育学生学习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

    侯镜如晚年，还念念不忘为家乡做点实事，他把政府在落实政策时发还的那座很大的私宅，作价筹得一笔资金成立“侯镜如助学基金会”，以帮助家乡的贫困学生，成长为国家的有用之材，由此可见他对教育下一代之用心良苦。（魏世元）

    主要参考文献：

    1.《国民党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2.《文史资料》，文史资料出版社。

    3.《侯镜如同志生平》，《团结报》第1557号。

    4.《斯人已逝范长存》，香港《大公报》。

    5.《访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中华英才》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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