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符侯姓迁入归德

    明朝洪武年间从祥符迁入商丘的这支侯姓由弱旅发展成为望族，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商丘背依黄河，南临淮河，元末明初是黄河流经之地。由于之前黄河多次自然和人为的决口，地处黄淮平原的归德在河南省各府之中地势最低。《柘城县志》载：“豫省八府，归德处东方，最洼下之地。”商丘饱受黄河决口之害，加上多次兵灾，元朝末年，归德人口大量减少，至明初，归德府由府降为归德州，隶河南开封府，统宁陵、虞城、夏邑、永城、鹿邑五县。《归德志》载，洪武初年，有司还以“城阔民少”议裁城池四分之一。时人云：“归德本宋旧封，自昔声为河南雄郡。宋元来，中原多艰，焚为金革之场，衣冠文物湮消澌尽。”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版籍虚空，户籍散失非常严重。据光绪《柘城县志》载：“洪武元年（1368），招集流散，以实版籍。”更为重要的是，为充实中原，朱元璋下达迁民令，进行强制性的政府迁民。史称：“明太祖甫定豫省，思以天下之望族实之”，“设法招徕耕种以实中原”，“从山西洪洞迁民于河南者又以彰德府、怀庆府、开封府、归德府为最多。当时豫东各处多新迁之民”。《侯氏家乘》载：“徙豪杰实大郡，归德尤多。”由于归德为豫鲁苏皖四省交界之通衢，有“南北咽喉”、“江淮屏蔽”、“水陆冲要，运路咽喉”之称，一直是中原通往江南的交通要道，所以明政府对这一区域非常重视，很早便在此处设卫进行守备。

    在这种背景下，祥符的一支侯姓迁入了归德。《侯氏家乘》多处显示这支侯姓“奉诏”迁入商丘一事。一世侯成“奉诏隶归德卫，遂为归德卫人”；“高皇帝定鼎而后，徙素族实要害地”，“成因自祥符家商丘焉”；“太祖高皇帝定天下，谋实诸郡邑要害，徙土著戍归德，始祖成自祥符隶焉，遂家于宋”；“高帝初定环宇，徙豪杰实大郡归德”……有资料说商丘侯氏家族的始迁祖侯成原是杞县（当时属祥符）人，明初奉诏以军籍隶属归德卫，在商丘古城西南侯老家村居住下来，后世遂为归德卫人。光绪三十年（1904）的《侯氏家乘》显示，其历代传承世系是：一世：侯成；二世：侯英；三世：侯滑；四世：侯显；五世：侯山、侯和、侯举；六世：侯进。前四代每代仅有一名男丁，在第五氏、六代时，即正德、嘉靖年间，侯氏家族的人口开始增多。《侯氏家乘·五修家乘自叙》云：“溯吾始祖由大梁迁宋单传四世，至五世而分为三，六世而分为七矣。”

    这支侯氏前几代“有隐德，家世业农”（《侯氏家乘》）。到侯和的儿子侯进的时候，仍“无甚厚产”，“独持以勤俭，故生齿日繁，军徭日增，能宽然不乏常，村居时时杖履行吟陇上，欣然自得，无上事未尝入城府”。有学者推测，此时的这支侯氏可能只是地方弱族，所以经常遭到“同伍无赖”的欺负，“有横逆宁汪涵不求直而同伍无赖以公（侯进）为易凌益日奇乞公，公终置不较，或以无能消之，公第曰：吾固无能耳!一切宏怨奚啻不挂衷抱，盖若罔知焉者。”对“同伍无赖”的欺负忍屈负辱，而家族又要承担沉重的军役，家道又不富，在这种情况下，侯进却心存大志，以延师授子谋求家族的振兴，“公始课子弟以博士业，辟塾延师督训有加，不令其与治生计，衣服冠履爱从先进”（《侯氏家乘》）。在他的精心训导和影响下，侯氏族人“悉恂谨朴茂，一见即知为侯氏子，与人坦夷（平和、平易），不设城府”。

    商丘侯氏的崛起

    侯进有三子，长子侯禹、次子侯玑、三子侯琳。侯琳幼弱，侯玑早卒。侯玑留下一子名执蒲，被侯禹收养。（《侯氏家乘·卷一》载：侯执蒲“六岁而父母亡，鞠于其伯禹”。）侯禹是侯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此人相貌、品德均不凡。侯执蒲说：“伯父体质修伟，须髯盈尺，高眉丰准，双目炯炯，若神仙中人。”“生而凝重”，“外方内平”，“万不喜争讼”（《侯氏家乘》），其高尚品德受人尊重。

    侯禹字君佩，别号继洲。在他以前，侯氏家族“家世业农”，他是家族中第一位科举习文者，虽然“弗售”，但他并不减振兴家族之志，在承担繁重赋役的情况下，用心教导幼弟和子侄，严格要求他们刻苦读书。侯执蒲说：“伯父且耕且读，一切偏赋徭役皆身当之无难色。”见其处世的大度与乐观。“复延师都伯兄兄弟及余，内外综理，井然秩然。维时吾父早卒，季叔幼，伯父惨淡经营，艰难险阻靡不备尝。”侯禹认为要使家族振兴，重要的是让家族中的青少年刻苦读书上进。据侯执蒲对他的回忆，他一生最高兴的事便是看见孩子们精心读书。他对他的弟弟和子侄们都一样严格要求，哪怕是他的弟弟不好好读书，他都像严父一样进行严厉教训。子侄们对他更是敬畏。

    侯禹心胸开阔，为人忠厚，对乡里很少计较，对家族中人尤其宽厚。有一次侯氏族人为争夺祖产而起冲突，侯禹很痛心，劝说不听，便不与族人争，自己“别有行营”，另辟发展途径，独立创业。

    “别有行营”，选了什么职业？有学者推测，很可能经营的是酿酒业，因为在明清河南的酿酒业中，商丘侯氏的苦露酒最为有名，畅销各地。当时的达官贵人皆推崇苦露酒，称其“清冽碧寒，能事尽矣”。至清代还有诗人王祖辉写诗称赞道：“醉乡日月叹生涯，韵事看书与浇花。清冽碧寒推苦露，侯家擅胜又王家。”

    无论如何，侯禹“别有经营”，辛苦创业，最终有了财富的积累。之后不但进行家族建设，而且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根据《侯氏家乘》记载：“（侯禹）念宗盟不固，率徭祀典弗修弗备以至于怨恫，为先人羞，乃著约春秋大会，族人祀于茔，祀毕，少长递进殇为寿，其贫不任婚葬者助之，逸不率祖训者教告之，尝日：吾门荣盛，成祖宗积德所致，今者食神之惠，必诚必恪，庶几羹墙。”逢灾荒年月，侯禹极力救助灾民。如“岁己亥（1599），淫雨漏河城以肉室庐荡析，人无所托处，癸卯（1603）又荐饥，益不聊生，公（侯禹）尽倾储峙，全活无虑数千人。”另外还常出资为乡里修桥补路，周济姻党，“如蔡河诸处，至今利涉皆公之贻也。他如周姻党、赈急难，未易更朴矣”。因而，侯禹在乡里颇有声望，被人称为“乡里善士”。

    侯氏家族迈入“商丘八大家”行列

    侯禹族为戍籍。戍籍即军户，须承担军役，对家族的发展很不利。为改变家族境况，他百挠生法使家族采取寄籍（由军籍改为民籍）的方式，以求发展。明朝初期政局不稳，一有战事，归德卫的军户即被调去行军打仗，承担沉重的军役，导致军户人口死亡率很高，因而，卫所军户在前几代人丁单薄。有学者说，在明初原籍主义的指导原则下，移往卫所的常为单丁或为以卫军为主的核心家庭，卫军老疾，常归葬原籍，继役者也常常由原籍勾补。所以戍籍之族的人丁很难兴旺，因而便出现逃避军籍的现象。《归德志》载有一例：有一个叫胡元凯的人从江西吉水被调至归德卫前所，“既老勾丁原籍檄下族人率逡巡避之”。清初商丘文人刘榛在回忆沈氏与刘氏起家之艰难时说：“予与沈氏皆以军戍来归德，创造之艰难与有同焉；而三世、四世之间不过三数人，又不显，两家亦同。”由此可见普通军户在前几代生活艰辛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设法改为民籍是使家族发展的有利之举。当然，赴军役也有后来走向辉煌的凡例，但那就看赴军役的人才干和机遇了。而当时的人家大多是不愿赴军役的。在侯氏家族已经成为世家大族的时候，侯恂还有摆脱军籍的倾向。崇祯三年（1630），侯恂官至兵部侍郎，试图把侯氏的出身戍籍改掉，被侯执蒲修书制止。《侯氏家乘》记载：“侯执蒲，字碧塘，商丘人……家故军籍”（《商丘县志》亦载“执蒲家本戍籍”），“子侯恂佐司马欲脱之，执蒲书止之，目若人以为苦，如国家何？若吾以为辱，如祖宗何？卒不易二事，至今乡里传为美谈云。”有学者说，当时“寄籍”方式是很多卫所军户发展成为地方望族的重要途径。

    在一系列措施之下，商丘侯氏家族培育出兄弟进士、父子进士等高级士绅，成功迈入“商丘八大家”的行列。万历十六年（1588），侯执蒲与兄侯执躬同举于乡，侯执蒲登万历戊戌（1598）进士，侯执躬登万历己丑（1589）进士，执躬官至光禄寺正卿，执蒲官至太常寺正卿。万历四十三年（1615），侯恂与其弟侯恪同举于乡，万历四十四年（1616），二人又同登进土，侯恂还相继官为太仆寺少卿、兵部侍郎、户部尚书，侯恪官拜南京国子监祭酒。正如侯氏十七世孙侯锡辂所说：“最可奇者父子兄弟同朝，吾族之盛在明季也。（《五修家乘自序》）”吏部尚书宋荦为《商丘侯氏家乘》作序说：“吾中州族望之最夙称侯氏，先祖由祥符徙商丘，代有闻人。自光禄太常以暨司徒司成诸公皆兄弟贵显，煊赫一时，又皆卓然为时名臣，业在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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