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老英侯礼祥<李祥>传奇故事）失踪的红军团长侯礼祥（之一）

    失踪几十年，突然出现；将军刚与他通信，线索又断了 

    一九五五年九月，毛主席在北京为新中国十大元帅授衔，颁发勋章完毕，国务院又为新中国第一批将军授衔，并发勋章。将军授衔典礼完毕，杨得志、杨勇两位将军高高兴兴地走出了会场。

    此时，两位将军不约而同地想起了红军长征时自己的老部下李祥。李祥跟杨得志拜过把兄弟。从长征开始到长征结束，李祥一直在杨得志的直接领导下冲锋陷阵。杨得志当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团长，李祥当一营营长；杨得志当师长，李祥当团长。一九三六年二月后，李祥又一直在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的麾下战斗，直到李祥进红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一九三九年春后，两位首长再也没有见到过李祥。如果李祥还在部队的话，至少应该授予他中将军衔。然而，此时李祥却生不见人影，死不见记录。因为查不到李祥的下落，两位将军把他当成牺牲的红军干部，将其名字记载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据说，关于李祥的下落，毛泽东主席曾经过问过。毛主席为什么会记得他呢？这是因为李祥在长征途中，一直是先头部队的基层领导。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他又是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警备第一团的副团长。他直接参与过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任务。

    李祥的名字载入牺牲将士名单不久，忽然，他又复活了。一九六一年，杨得志、杨勇分别收到从湖北省江陵县熊河区永兴人民公社侯兴生产大队寄来的信。寄信人叫侯礼祥，自称李祥。信中说，他是昔日的红军团长，强渡大渡河时的十八勇士之一，两位将军的老部下。接到信后，两位将军都分别与侯礼祥通过信。然而，一九六二年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又突然中断，自称李祥的侯礼祥再次“失踪”。以后，因为国际形势紧张，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两位将军再也无暇顾及与“李祥”的联系。

    侯礼祥生于一九一二年，念过四年私塾。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父母双亡。十五岁那年，他从江陵县侯家台那个“水袋子”的低湖地区，来到古城荆州。念过四年书的人，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侯礼祥想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在城里找一份工作，以自食其力。可是，个头并不太高，营养不良的他，一直没有人雇用。此时，他却被一个人高马大，膀阔腰圆的年轻叫花子盯上了。

    “你叫什么名字？”叫花子轻手轻脚地走到侯礼祥跟前问。 

    “礼祥。你呢？”

    “哦，李祥。这个名字好听。我叫梁子，你就叫我梁哥吧。”叫化子看侯礼祥饿得歪歪倒倒的样子，从衣兜里拿出几个铜板：“拿去，买点粑粑吃吧。”

    侯礼祥肚子里填了些东西，似乎有了精神。他四处瞅了瞅，下一步又到哪里去呢？此时，侯礼祥发现叫花子还在那里盯着他，于是走近了叫花子。

    “李祥，你要到哪里去？”

    “不知道。”

    “你住在哪里？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我住在荆州城东边八九十里远的侯家台。家里很穷，也没有什么人了。” 

    “我今天要到汉口去讨饭。你愿意跟我去吗？”

    “去汉口？”侯礼祥再次打量了一下叫花子：“那当然好啊。”

    “那好，今天晚上我们就搭洋船，下汉口。”

    就在那天晚上，小小年纪的侯礼祥从沙市洋船码头出发，踏上了革命的征程。到了汉口，梁哥将“李祥”介绍给一家招待所，后来又转到了武昌。从那时候起，侯礼祥白天接待南来北往的客人，晚上就补习文化。

    一九二八年五月，“李祥”正式被派往江西，参加地方革命工作。一九二九年春节前夕，正是红军扩编的时候，侯礼祥被地方干部送到了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二营五连当兵。当年三月，“李祥”由连长彭绍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年，他被编入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一营一连，直到跟着部队从江西出发，踏上万里长征之路。他也由一名普通的士兵，一步一个台阶地提拔到红军团长的职位。

    从“梁哥”错将礼祥当“李祥”，一直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侯礼祥都是用“李祥”的名字“登记注册”的。 

    为什么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侯礼祥乐意接受“李祥”这个名字呢？他说：“小时候在家里，父母和乡亲们都只叫我的名，而不叫我的姓。这似乎也是中国人的习惯。我们侯家台的人都姓侯，大家叫我礼祥，是省略了姓氏的。日子久了，我也自己把自己叫‘礼祥’了。再说，两个字的名字简单，叫起来上口。部队都这么叫我的名字，却很少写我的名字。我当了军官，也很少签我的名字。所以，我那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礼祥的礼，是礼貌的礼，还是十八字李的李。再说，我也纠正过人家叫我十八字的李，但一纠正，人家反倒把我的姓与猴儿联系起来，怕我做事像猴一样毛手毛脚，从而不给我官当。我想，十八字李就十八字李吧，这是一个大姓，还好些。”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他是先头部队的先头

    长征期间，侯礼祥跟“一”字很有缘分。他所在的部队是第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一营。就是这个“一”字，将他的部队定位在主力的主力上。当时，这个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师长是李聚奎，团长是杨得志，营长是李祥。可以说，李祥当时的作用相当于子弹上的弹头，刺刀上的刀尖。长征队伍所过之处，必有李祥他们的足迹与标记。先遣部队是危险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们必须为大部队的到来铺平道路。所以，他有机会参加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征服雪山草地，以及攻打腊子口等那样名垂青史的战斗。

    侯礼祥说他自己是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之一。虽然史料记载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中没有营职干部，但是，杨得志对于“李祥”参加并且指挥强渡大渡河的事实是十分肯定的。因为，强渡大渡河的部队是杨得志一团一营的干部战士，其中，肯定有一名营长带队，而“李祥”当时正是这个营的营长。后来，“李祥”复出，在老首长杨得志北京家里做客，他俩曾为强渡大渡河只有十七勇士，十八勇士中少了他“李祥”而大为恼怒。同时，杨得志夫人在场就因为杨得志辩解了一句，而遭到侯礼祥拍案大骂。

    不过，杨得志心里很清楚，描写红军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里，那位处处带头，勇于承担艰难险阻的“泰山营长”，其原型就是“李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侯礼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回忆说，记得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有一次，前敌司令部第一军团宣传部长邓小平，来我们住的地方写宣传标语。我就帮他和石灰浆，提石灰桶，还写过一个字。字写完，小平同志笑着对我说，你的字写得不错嘛。我说，我是白字大王，光写白字。小平同与认真地看了看说，很好，没有错，不是白字。我说，邓部长，这石灰浆写出来的字都是白字，包括你写的字在内。邓小平立即笑起来，你这个人哪，真会说笑话。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李祥”。

    长征中，侯礼祥曾经五次负伤，其中两次最为严重。一次是攻打四川的小河，颈部被子弹打穿。一次是攻打陕西的甘泉，右大腿骨几乎被打断。为了迅速恢复战斗力，红军会师后，侯礼祥奉命在瓦窑堡后方医院养病。痊愈后，侯礼祥被提拔为红一师十三团团长。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也从此离开一师，调任二师师长。打这以后，侯礼祥离开了杨得志，又在新任师长陈赓、政委杨勇的领导下工作。 

    一九三七年冬，侯礼祥被调到延安中央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侯礼祥说：“我在那里学习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候。我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那里的学习。在那里，中央首长经常给我们上课，还能够接触更多的新战友。我们在军政大学里，快活得像小孩子一样。”

    他说：“我记忆犹新的是与许世友开玩笑。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握着饭勺就是不给许世友添饭。许世友看了看我，竖了竖他那又黑又硬的眉毛，抓起我头上的帽子就往地上甩。当时天气很冷，我连忙去地上抢帽子。这时，许世友夺过我手里的饭勺就添完了饭。下一次吃饭的时候，许世友又握着饭勺不让我添饭。这时候，我就抓起他的帽子往地上甩。这时候，许世友没有去管地上的帽子，而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不慌不忙地将饭勺传给了别人。学员们看到许世友的光头，以及他那不慌不忙的样子，再看看我依旧端着一只空碗站在那里，都哈哈地大笑起来。”

    侯礼祥在抗大学习结束后，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任副团长。一九三九年初，他因伤势严重，影响战斗力，经本人要求，并组织安排回到了后方。这年底，侯礼祥辗转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任办事处领导的叶剑英接待了他，并将他介绍给湖北省党的地下组织。省委地下党组织又将侯礼祥分配到中共江陵中心县委。当时，江陵中心县委直属湖北省委领导，分管江汉平原的枝江、江陵、潜江、监利、石首等几县。中心县委书记魏西接受了侯礼祥的全部组织关系，并把他安排到监利县朱河镇的洪湖湖区开展工作。

    从延安回乡下，证件被盗；组织安排双重身份，他又当了伪保长 

    侯礼祥外出闯荡十多年，依旧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穷乡僻壤。老家里满眼都是姓侯的，细看再无血亲人，他只得投靠一个叫侯运才的本家叔叔，并住到了他的家里。当年八九月间，他娶了一个名叫杨绪儿的农家女子为妻。婚后，他搬出叔叔的家，租了堂兄侯礼太的一间瓦房安身。

    从延安到江陵，侯礼祥虽然不算衣锦还乡，但也该是荣归故里了。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红军团长啊。可是，纵然大红大紫满身光环，他在日本鬼子统治下的家乡白区是一丁点儿也炫耀不得的。于是，他把从延安带回来的一切光彩夺目的身份证明，什么军官证啊，残废军人证啊，红区白区之间来往的护照啊，全都用厚厚的草纸捆好，放在那只从延安带回来的心爱的皮箱里。然后再将皮箱偷偷地放在床铺底下，并巧妙地掩藏好。 

    也许是初来乍到，也许是地方上对侯礼祥不甚放心，头一年，地方党组织没有给他安排地下党的任何工作，更谈不上与红军团长职级相等的领导工作。
 
    这一年，侯礼祥为了谋生和养家糊口，跟侯家族长说好，借用侯家祠堂开了一间牌铺，当起了牌铺老板。牌铺开张后，方圆数里三教九流慕名而来，或打麻将，或打纸牌。俗话说百人百心，来往人多了，有的就打起了侯老板的主意。他们想，侯礼祥出去跑江湖十多年，即使没挖个金娃儿回来，恐怕也赚了不少钱，干脆伺机把他的家给“挖一挖”。终于，侯礼祥的那只宝贝皮箱给牌友们挖走了。

    皮箱被盗后，侯礼祥关闭了牌铺，再也不做这门生意了。他在家里足足闷了三天三夜，将门闩得紧紧的，三天只吃了一餐饭。原来，他打算保存好所有证件，休整生息，等伤势彻底好后东山再起，或重新去找部队，或争取在地方上当个地下党的领导干部。没想到，一夜之间，自己上十年挣来的一切光彩夺目的标记竟然一扫而光。他想，从今以后自己恐怕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人了。

    正当侯礼祥满心沮丧的时候，中心县委书记魏西派通讯员小王来到了他的家里。“嗬，国家乱成什么样子了，你还有心思在家里守老婆？”小王说。

    “所有的证件都被盗了，现在出门，我无以为证，不在家里守老婆，干什么去？”侯礼祥没好气地回答。

    “办法是有的，就看你舍不舍得离开老婆。”小王看了看他漂亮的妻子说。 

    “怎么舍不得！你说，中心县委有什么指示？”

    “魏书记要你速到监利县朱河镇洪湖湖区，以国民党伪联保主任的身份，与伪监利县县党部取得联系，打入敌入内部开展工作。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叫做侯文彬。联络员和联络地点另行通知。记住了吧？”

    “记住了！”“侯文彬”爽朗地回答。

    一九四O年三四月间，“侯文彬”到监利朱河没干多长时间，敌人一二八师攻下监利县城和朱河镇，以伪县长、伪区长身份出现的地下工作者郑恒斌、姚子清叛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侯文彬”及所有的地下工作者，全部奉中共江陵中心县委之命各自分散隐蔽起来。从此，侯礼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一九四二年七月，张秀龙带领的鄂豫边区第三军分区十五团挺进潜江县。侯礼祥得到这一消息喜出望外，连忙赶到潜江县熊口镇泰安客栈。侯礼祥在泰安客栈拜见了张秀龙团长。侯礼祥向张团长亮明身份，希望投靠到他的门下。可是，正当侯礼祥要跟张秀龙接上关系的时候，警卫员忽然来报告，说敌入由伍家场出发袭击熊口。张团长立即中断与侯礼祥的谈话，带着部队就出发了。此次，侯礼祥不仅没有跟上张秀龙的部队，反而差点被张秀龙怀疑敌人是他带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张秀龙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但是，侯礼祥主动寻找组织的事，因无人证明而最终没有得到组织承认。

    侯礼祥像驴拉磨一样，转了一个圈子，又转回侯家台。他依旧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依旧靠租用人家的房子度日营生。侯礼祥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他既不会耕地，也不会插秧。他在侯家台呆不下去了，组织也找不到，就去离侯家台五六里远的普济镇小街上开起一家茶馆。他在茶馆里除了煮茶待客，还学会了一门蔑匠手艺，常常编些筲箕、竹篮出售，以补充家里的经济来源。

    至此，侯礼祥认命，算是死心塌地过起了平民百姓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