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老英侯礼祥<李祥>传奇故事）失踪的红军团长侯礼祥（之四）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杨得志任职武汉；老首长亲赴荆州视察，为侯礼祥平反昭雪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一大军区除新疆、成都、昆明三大军区外，其他八大军区司令员全部对调。这样，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互相换了位置。

    杨得志司令员来到武汉，对弄清侯礼祥的问题，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极大转折。

    一九七四年四月中旬，也就是杨得志来武汉不到半年，他沿鄂北到鄂西视察“三线建设”，然后从鄂西转到荆州。这是他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以来，首次到荆州视察工作。

    荆州军分区司令员粟侠辉，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了杨得志。谈完工作，杨得志突然问粟司令员：“侯礼祥在哪儿，你给我把他叫来！”

    粟侠辉愣了一会儿：“谁是侯礼祥？”接着，他急忙吩咐下属们打听侯礼祥其人其事。

    自古以来，荆州和江陵的首府都在荆州城内。所以，杨司令员到了荆州也就等于到了江陵。到了江陵，他自然就会想起两年前曾向自己求救过的老战友侯礼祥。

    粟司令员知道侯礼祥是江陵县人时，亲自给江陵县打电话。江陵县委办公室接到荆州军分区打来杨得志司令员要见侯礼祥的紧急电话，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此时，他们对侯礼祥其人其事，心里尚无底无数。于是，江陵县兵分三路开始行动：第一路人马到江陵县招待所待命；第二路人马到县民政局，务必迅速弄清侯礼祥的简历及现实表现，以便杨司令员查询；第三路人马，即县委、县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务必在家恭候，以便听从杨司令员的指示。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侯礼祥正准备来县里上访，区公所的通讯员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来到了他的家里：“侯礼祥，县里要你马上去一下，说中央有一位大首长要见你。你快去吧。”通讯员不到二十岁，照理他该叫侯礼祥伯伯或爷爷，但是，当时对四类分子能直呼其名，这也算是客气的。

    此时，侯礼祥像掉进长江抓住一根救命木棒的人。他心里想，也许是杨得志来了。要是他来了，我侯礼祥就有了出头之日！实际上，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消息，他老早就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当大官的除了杨得志、杨勇外，哪个中央首长还会来见我呢，八成是这小通讯员说话没有到位。

    “好好，我这就去。来，你把自行车借我用一用，我马上就还给你，好吗？”侯礼祥还没等通讯员反应过来，夺过他手里的自行车，骑上去就向区公所急驰。

    侯礼祥骑车到了离家二十多里远的熊河区公所。没等他下车，那位曾到他家“追逃”的干部半是讨好，半是讽刺地说：“老侯啊，杨得志司令员点名道姓要见你。这次恐怕不把你调到中央，也要调到省里呀。”

    侯礼祥瞪了他一眼。平日里就是这家伙作怪，他没好气地说：“我就盼着这一天。若真有这天的话，我一定把你也带去。我的儿子、孙子们都等着这一天呢！”

    侯礼祥本来是想到区公所里后，再打听一下，到底是谁召见自己。这位老兄一说，他悬着的心立即放了下来。这时正值中午，区机关的人都休息去了。侯礼祥将自行车往区公所院墙边一靠，爬到区委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就睡起午觉来。 

    一会儿，县里又催电话了：“喂，熊河区吗？侯礼祥找到没有？如果找到了，你们要迅速将他搞到县里来！”

    区公所明明有人看到侯礼祥来了，但是，当工作人员去找他时，却又不见了他的人影。区公所的人到处找，直到下午上班时，人们才在办公桌上发现正在打鼾的侯礼祥。

    那时，区公所都没有小车，县革委会机关里才有三辆武汉牌吉普车，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区里找到侯礼祥后，专门安排两个人像押犯人一样，把他押上了一辆路过熊河的，由大货车改装的代客车。

    代客车载着侯礼祥直开江陵招待所。江陵县民政局的人们老早就等在那里。他们将侯礼祥安排在一间单人客房里，要他暂且休息，不得乱跑。谁知，民政局的人刚一离开，他就一个人溜出去了。

    下午，杨得志要与侯礼祥共进晚餐，地点就在荆州军分区招待所小餐厅。开饭前，杨司令员想提前找侯礼祥聊聊。可是，荆州军分区奉命通知江陵县时，江陵招待所里怎么也找不到侯礼祥的踪影。江陵县从县委书记到县革委会正副主任一个个急得要命，立即通知县革委会办公室和县民政局分头去找。他们又分三班人马：一班人去侯礼祥有可能去的亲戚家找；一班人去闹市中心的商店找；一班人去风景名胜处找。约找了二三个小时，人们才发现侯礼祥在荆州城西门城墙上观风景。

    “我的侯爷王爷，您哪里不好玩，怎么偏偏要来这鬼不生蛋的地方！您害得我们好苦哇！”时任县民政局优抚股长的何文泉说：“杨司令员接您去吃饭，您怎么一点也不着急？”

    “啊，杨司令员请我吃饭？谁请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吃饭？世界上哪来这等不讲无产阶段立场，不讲革命原则的人？杨司令是什么人？他设鸿门宴，我不去！”侯礼祥的目光看得远远的，望都不望何文泉一眼。 

    好久好久，何文泉好说歹说，才把他从城墙顶上慢慢地劝了下来。 

    进晚餐，坐在司令员身旁；当众告状，杨得志拍案而起

    一路上，侯礼祥不光继续装蒜，“吊胃口”，而且还在想点子如何应付杨司令员接见他，这个非同寻常场面。他想，这么多年来，地方上的人就是不相信我侯礼祥拖过长征，就是不相信我侯礼祥与杨得志有过交往。今天，我就是要在你们面前好好亮一亮相，风光风光给你们看看。

    现任荆州区劳动局局长的何文泉说：“当时，我们用县革委会最好的北京吉普车，把侯礼祥从西门城墙边，直接送到荆州军分区招待所。杨司令员他们那么多人都在餐厅里，只等侯礼祥一人来开饭。我们心里都是毛焦火辣的。进餐厅的时候，侯礼祥走在前面，后面跟着的是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办公室及县民政局的头头脑脑们，再后面就是我们这些办事员。”

    侯礼祥的眼睛很好，一进餐厅，他老远就认出杨司令员来了。

    “唉，你是老杨啦！”侯礼祥用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话，大声地跟杨得志打招呼。“老杨啦”三个字拖腔特别长，特别难听。接着他又说：“机日（今天）是轰个（什么）风把你吹到得里（这里）来的呀！” 

    此时，餐厅里万籁俱寂，所有目光“唰”地一下对准了侯礼祥，所有的人几乎都屏住了呼吸，餐厅里只有侯礼祥的鞋底磨擦水泥地板的“嚓嚓”声。

    “啊，老战友，你还好吗？”杨得志爽朗的笑声和问话，打破了餐厅里死一般的沉寂。大家又“唰”的一下，将目光转移到杨得志身上。人们满以为杨司令员会对侯礼祥的大口大气有所反感，谁知道他对“老杨”并没有在意。此时，杨得志走下座位，大步向侯礼祥走去，并远远地伸出手来，抢先将侯礼祥的手握住。这时候，大家才将为侯礼祥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顿时，餐厅里的气氛活跃起来。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杨得志拉着侯礼祥的手，对在场的所有人说：“这是我的老战友，侯礼祥同志。红军长征途中，我负伤后，就是他把我背下火线的。”

    “哗哗??”，不知是谁带头鼓掌，餐厅里顿时一片掌声。

    “来，来坐。”杨得志将侯礼祥安排在自己的左边坐下。原来坐在杨司令员身边的荆州地委书记主动地让出一个座位。

    接下来，江陵县的所有领导和办事员，被安排在另外两张饭桌上坐下，陪杨司令员与侯礼祥吃饭。此时的侯礼祥，恐怕才真正领会到中国成语“狐假虎威”的丰富内涵。他那平日里积压下来的怨气，似乎得到了彻底地宣泄。

    “老战友，你在长征途中负的伤还发不发呀？”侯礼祥坐定，杨得志问他。 

    “发，怎么不发呀，特别是变天之前发得厉害。可是，发又怎么样呢，没有钱医治呀。”

    “怎么，你的老红军待遇没有落实？”杨得志大吃一惊。 

    “人家不干嘛！”

    “谁不干？是不是江陵县委的问题？”

    “倒不是江陵县委的问题，就是那个姓罗的主任作梗，像个抵门杠，怪搞怪搞的。”

    “罗主任是个什么人？” 

    “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

    此时，杨得志拍案而起：“江陵县来人没有？”

    县委王书记起身答道：“来了。”

    “你们给我查一查，姓罗的是个什么政治背景？他为什么对我们的老红军如此没有感情？”杨得志的话音一落，全场又万籁俱寂，大家面面相觑。

    杨得志发脾气之前，在座的人都有趣地在那里听他和侯礼祥两人一问一答地说“相声”。尽管侯礼祥明显有告状的意思，但谁也不愿意插一句话，以免扫了他们的兴。此时，杨得志要追查罗主任的政治背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杨司令员，侯老这事儿，要说怪也不能怪人家罗主任。”等杨司令员稍微冷静了一下，另一桌座位上慢慢站起一位和侯礼祥年岁差不多的人。他操着北方口音解释说：“其一，人家罗主任一直没有接到过任何上级关于落实侯老待遇的指示；其二，公社和区公所两级基层革委会，从来没有向县里送交过任何侯老被打成反革命，或者要求平反的文件资料。人家光听侯老的口头申请怎么好立案？人家办事没有任何依据，不符合立案程序嘛。” 

    杨得志听到这话蛮有道理，笑了笑，依旧坐到座位上，问：“你叫什么名子？是干什么的？”

    “报告首长，我叫杨厚德，军人出身，现在是江陵县革委会副主任兼民政局长。”

    “哦，咱们都姓杨，是家门。”杨得志继续笑着。突然，他把话题一转，严肃地对所有在座的人说：“你们不是要上面给个指示吗？我告诉你们，侯礼祥同志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当过红军团长。攻打敌人岷州至腊子口封锁时，他救过我的命。他也多次负伤，我可作证！”

    此时，杨得志虽然没有明说要荆州地区和江陵县领导落实侯礼祥的待遇，但其强硬态度足以令在座的地县两级领导心领神会。于是，他们赶紧表态：“侯老的问题，我们马上成立专案组，立即调查落实。”

    “好，好。这样，我就放心了。”杨司令员高兴地端起酒杯：“来，喝酒！”

    酒过三巡，杨得志又问侯礼祥：“老战友，你还有什么困难，趁我和地县两级领导都在这里，你就说吧。”

    侯礼祥欲言又止：“首长给我解决了大问题，我就知足了，不过，还有些小事就算了吧。”这时候，侯礼祥将“老杨”的称呼，改成了“首长”。 

    “哎，老战友，别客气嘛，趁热打铁，有话就说！你过去流血流汗不说，就这几十年挨批挨斗，给点补偿也是应该的嘛！”

    “首长，那我就说呀。”侯礼祥看了看杨司令员，又将目光扫视了一下地方领导：“到现在，我还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能不能给我解决几立方木料和一些砖瓦，让我做三间房子。”

    “这个要求不过分嘛。”杨得志对粟司令员说：“你们地方上有没有困难，如果有困难的话，我从三线建设的军用指标中给他解决。”

    县委王书记立即表态：“没有困难，我们县里可以解决。”

    鉴于侯礼祥的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当天晚上，杨得志就敦促地县两级比照一个标准，暂时解决侯礼祥看病和吃饭的经济困难。最后，大家统一思想，暂时给予侯礼祥国家二等甲级残废军人的待遇，即除每月发给四十块钱的固定工资外，看病吃药的钱全部报销。

    成立专班，内查外调；大人物动笔，给侯礼祥写证

    杨得志离开荆州的第三天，江陵县成立了“落实侯礼祥政策”的专门班子。专班分为两套，一套班子负责落实其政治历史问题，称专案组，也有人戏称“侯案组”。另一套班子负责为侯礼祥脱贫解困，称“解困组”。

    相比之下，“解困组”的事比较好搞。任务主要是解决侯礼祥衣食住行看病就医。工作专班主要由县民政局优抚股的工作人员组成。一个月之内，他们就在吴桥村为侯礼祥建起了三间大瓦房。从此，侯礼祥有了自己的房产。接着，“解困组”又将侯礼祥一家八口人全部转成了国家商品粮户口。侯家成了住在乡下的城市人，昔日对侯家颇有成见的人，此时无不刮目相看，投以羡慕的眼光。

    专案组由四人组成，县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彭加伏任组长。专案组成立第一天，彭组长就把侯礼祥请到县招待所住下来，要他提供一切能够证明他的经历的证人。专案组根据侯礼祥提供的材料，将工作任务和工作人员分为三大块。第一大块主要是函调，即对侯礼祥在长征和在延安革命时期的证明，一律通过信件调查获取。这一段时期的证人，要么已故，要么已经成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彭组长想，要找这些高级领导当面调查，仅出入那些深宅大院都不容易。因此，邮件“函调”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第二块主要是找本地人，调查侯礼祥从延安回乡后“杀人投敌”的问题。这一部分人主要在民间，比较好接近。第三块是查阅敌伪档案，从敌人那里调查侯礼祥“替坏人干事”是我党委派，还是他自觉自愿所为。

    四月二十一日，彭加伏要熊河区永兴人民公社首先报来了《关于要求纠正侯礼祥被错划反革命分子的报告》。有了这份报告，专案组为侯礼祥立案进入程序，也就有了依据。

    熊河区报来的这份《报告》，比起他们早期为侯礼祥所填写的《专政对象摸底表》，在“公社党委意见”一栏里，加盖了“江陵县永兴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印章，而作为永兴人民公社的上级，熊河区公所仍然没有盖章，也没有为侯礼祥平反昭雪提出任何观点。

    紧接着，县专案组根据侯礼祥本人的申诉和调查线索，向中国党政军相关高级领导人发出了第一批调查函。

    专案组最早收到的证明材料，是杨得志司令员亲笔书写的。他为侯礼祥提供了三份证明效果极佳的文字。他的第一份证明材料，只在县专案组寄去的《调查函》的空白处写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是：

    侯礼祥同志负伤是事实，我可作证。

          杨得志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三日 

    他的第二份证明材料由武汉军区政治部代写，杨得志签名，时间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全文如下：

    一、我任中国工农红军一团团长时，侯礼祥同志任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以后我调离红一团，与侯礼祥同志就不在一个单位了。他以后是否当过团长、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中央留守处作战参谋等职，我不清楚。

    二、侯礼祥同志在红一团时，是共产党员，但他以后的情况，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恢复党籍，请你们依据中央有关规定和调查情况由县委决定即可。

    三、侯礼祥同志当过红军，这是事实。我和肖思明同志（现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原红一团参谋）可以证明。现在能不能恢复他的红军待遇，请你们根据中央规定和他本人情况研究决定。如果符合中央规定，就恢复其红军待遇，如果不符合中央规定，请向他解释清楚。

    他的第三份材料由武汉军区司令部代写，杨得志、肖思明签字，并加盖了武汉军区司令部公章，时间是一九七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全文如下：

    江陵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民政局：

    最近，侯礼祥同志又提出他在红军时期任团长的问题。我们共同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是，杨得志同志调离红一团到红二师任师长时，侯礼祥同志当过红十三团团长。 

    特此证明。

    十二月二十一日，杨勇将军用毛笔在新疆军区公用笺上写的证明，给江陵县专案寄来了。杨勇将军的字工工整整，十分认真。这份证明材料还盖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的公章。证明全文如下：

    湖北省江陵县革命委员会：

    李祥，湖北人，一九三六年，我在红一师任政治委员时，李祥确任过红一师十三团团长。在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之后，李祥到延安红大学习去了，据说，回原籍了，以后情况，我不清楚了。

    杨勇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史料记载铁板钉钉， 担任伪职也是组织安排

    外调材料回来差不多了，专案组开始分析研究。根据杨得志、杨勇、肖思明的证明，侯礼祥曾任红军团长无疑，因为这毕竟不是孤证啊。

    十三年后，即一九八七年七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与军事博物馆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明确记载了侯礼祥（李祥）为红十三团团长，及延安时期（含八路军总部）警务第一团，即中央警备团副团长的事实。当时，警备第一团团长是贺晋年，政委是钟汉华。这两位将军都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任过武汉军区很重要职务。

    侯礼祥回地方之前的历史真相大白，完全可以认定其为老红军。可是，他回家之后十来年与党组织脱离关系，而且确实杀过人，民愤较大，这些问题又该如何定性呢？

    专案组决定先弄清他从红区到白区的组织接转情况，再层层剥笋，弄清他在地方的政治表现。关于组织接转的问题，专案组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这就是当年任中共江陵中心县委书记的魏西同志。

    专案组办案期间，魏西同志任中共荆门炼油厂党委副书记兼副厂长，以后他又调任武汉医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此间，魏西同志曾写过两份证明。证明全文如下：

    侯礼祥同志是一位老红军团长，有关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一九三九年春，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江陵中心县委，以准备开展我省湖区的武装斗争。党派我任中心县委书记。五月以后，我接待了从延安转业回乡的侯礼祥同志，他交给我两件组织关系。一件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转来的介绍信，另一件是延安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退伍证明书。

    二、我接到侯礼祥的介绍信，在沙市“战地文化服务社”（党组织的秘密联系点）和侯礼祥谈话，要他回到地方继续为党工作。随即将侯礼祥转介绍给郝穴区委书记陈克东同志具体安排。

    三、一九四O年初，中共江陵中心县委为了开展监利县的工作，从沙市和江陵抽调一批干部去监利，侯礼祥同志是被抽调的干部之一。

    四、侯礼祥到监利后，通过统战关系，当了一段时间的伪联保主任。没有党的关系，侯礼祥不可能到另一个县当上联保主任。

    魏西同志提到的陈克东，在落实侯礼祥政策时，正是广东省珠江电影制片厂的领导。此件，魏西同志已经把侯礼祥从延安到地方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接着，就要弄清侯礼祥在地方上的问题了。

    要搞清地方上的问题是十分复杂和艰难的。当年，监利县洪湖区域的老百姓见到的侯文彬（侯礼祥），是一张狰狞的面孔。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联保主任，有些时候他必须干些“欺压老百姓”的事，以掩护自己地下工作者的身份。所以，谈到当年的侯文彬，大家就咬牙切齿。至于他在监利县朱河镇洪湖湖区杀土匪的事，专案组的人取回的是一张盖有三枚公章、十多枚手指印的负面证明材料。证明材料称侯文彬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狂，并且要政府向他讨还血债。这样一份材料，无疑是对侯礼祥在地方工作的全盘否定。为了慎重起见，彭加伏派人再次到取证的地方调查。调查证实，在这份证明上盖公章和押手指印的人，几乎全是被侯礼祥杀掉的那个人的亲属和后人。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江陵县委根据专案组的报告，作出了《关于侯礼祥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结论意见如下：

    侯礼祥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除自首和参加国民党问题外，其他查证情况与本人交待相符。根据党的政策，不属于历史反革命，其反革命分子帽子纯属错戴。为此，县委决定：

    一、公开宣布侯礼祥同志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为错划，立即恢复名誉。

    二、本人为申诉外出上访所有路费，据实报销。

    三、侯礼祥同志曾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功大于过，同意恢复其红军待遇，由县民政局报省民政厅审批。

    四、侯礼祥同志长征途中多次负伤，其伤残至今未愈，应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由民政部门补发有关证件。 

    五、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六二年，侯礼祥同志不积极与党组织联系，并未缴纳党费，已属自动脱党，不应恢复党籍。

    红军待遇落实了，党籍问题抱憾终身

    侯礼祥落实了红军与残废军人待遇，名声一下子扶摇直上。荆州地区和江陵县的新闻单位接踵而至，争相报道。或专访，或连载，“反革命分子”变成了明星。随着新闻效应的扩大，相关单位纷纷慕名相邀，特别是教育单位，都来请侯老去给孩子们作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教育。到了学校，侯老往主席台一坐，孩子们将红领巾往他脖子上一戴，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和“过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就滔滔而出。

    当地新闻单位搞了一遍，各单位也请他去讲了一圈，侯礼祥觉得“余热”发挥得差不多了。于是，决定去找相关组织落实自己的党籍问题。他想，自己已是风烛残年，总不能带着“自动脱党”的遗憾，去见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吧。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江陵县委已经明确态度：不应恢复党籍。若要将党籍问题的“案子”翻过来，看来得上北京了。当时，杨得志、杨勇等老战友们已经调回北京，并都担任中央的重要职务。侯礼祥决定最后一次去拜见他们。一则，老红军的待遇落实了，应该去北京谢谢他们。二则，看看党籍问题还有没有“救”。

    既然要谢人家，总得要带点东西去吧。带什么东西好呢？他想，人家什么东西都不缺呀。带点吃的喝的，恐怕不卫生，反把首长弄病了说不清楚。算了，吃的喝的，地方上的土特产都不带，就带一份《关于要求恢复党籍的申诉》吧。

    侯礼祥来到北京，杨得志将军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了。杨得志接过侯礼祥的《申诉》，在《申诉》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将它转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同志。 

    他在杨得志、杨勇两位老将军的家里分别玩了几天。两位将军都在将军府里与他合了影留念，又派军用专车带他看故宫，逛长城和颐和园。回家的时候，两位将军分别送给侯礼祥不少钱物和高档军衣。杨得志还在自己最近出版的革命回忆录《横戈马上》签名，赠送给他。遗憾的是，侯礼祥与杨勇将军则是最后一次见面。一九八三年，杨勇将军去世了。

    侯礼祥说，从北京回家前，他见到了宋任穷同志，宋任穷热情地接待了他，也送了些衣物给他。

    感情归感情，原则归原则。宋任穷将侯礼祥的《申诉》批给中央组织部：“请你们研究处理”。时间是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很快，也就是宋任穷部长签字后的第十四天，即十一月十一日，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又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侯礼祥党籍问题的批复件，通知给了中共荆州地委组织部。接着，地委组织部又迅速通知江陵县委组织部，都是要求将侯礼祥的党籍问题“调查处理”，并且“结果望告”。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四日，中共江陵县委组织部给中共荆州地委组织部的相关报告称，“根据组织原则，侯礼祥的党籍不能恢复”。

    侯礼祥从北京回来之后，身体越来越差。为了看病就医方便，他要求县民政局重新在江陵县第二大城镇郝穴镇，为自己做了一栋二层楼房。从此，侯礼祥蹲在郝穴镇，很少外出。 

    一九八八年，张世春先生跟侯礼祥同志录了二十多盘磁带的音。他说他死了也要去找马克思和毛主席解决党组织问题，争取尽快恢复党籍。一九九O年，侯老跟我写了一封绝笔信，并赋诗一首。

    一九九一年冬，他去世了。我不知道他找到毛主席没有，党组织关系是否已经解决。